那时花开：赶火车

            赶    火   车

                   文/那时花开

    

      记忆中的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永远是车水马龙，乌烟瘴气。灰蒙蒙的天，南来北往的旅客行色匆匆，卖报纸的小贩，卖冰糕的老太婆，卖粑粑的妇女穿梭其中，黄牛贩子压低嗓子坚定的声音，“擦皮鞋！擦皮鞋！5角钱一双”的高昂，而这一切都在快速的移动着，像极了250帧的快镜头。

      重庆菜园坝火车站，也是无数重庆人送别的背影，是外地人抵渝的第一印象，它是重庆人心中的绝对地标。

      听说今年6月底，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暂时结束它70年的历史使命，在它原有的基础上，将诞生另一个生命-一所庞大的现代化的城际列车枢纽站。

就像生命的轮回。

      重庆菜园坝火车站的变故，让人不由得想起著名艺术家高晓华以重庆火车站为题材而创作的那副著名油画《赶火车》。

      艺术家高晓华以他敏锐的观察力，以重庆火车站为背景，以全景式的构图，描绘了70年代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赶火车的场景，真实而具有浓郁时代感的画面，极具震撼力，被中国美术界称为油画界的“清明上河图”。

       也许艺术家高晓华在创作这幅巨作的时候不曾想到，有一个与那个同时代的普通人，同样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无数次的经历了《赶火车》中的场景，目睹并感受发生在那个站台上的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悲伤与欢乐，离别与团聚。

       如果说高晓华先生的《赶火车》是一部电影情节中的一个片段，而我，则是这部电影中的女主角。

       场景一

       1971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浪潮，把我这个历史反革命的子女，两次参军政审被刷的女子，推上了开往支边云南农场的最后一班列车。

       那一天是我刚刚过完17岁生日的第二个月，在工宣队的带领下，我们拧着简单的行李，在锣鼓喧天中，排队走进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停靠在站台上绿皮车的旁边，送行的父母，兄妹、同学、朋友，黑压压的一片。

      等我稀里糊涂的挤进车厢，才想起与家人告别，好不容易把脑壳探出窗外，突然发现火车已经缓缓启动了，与此同时，站台上仿佛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指挥着所有的人齐刷刷地发出“轰”的一声，顿时惨叫声哭声喊声连成一片，还时不时冒出几声“妈妈呀”“二娃子”！像川剧中的帮腔，叫得人心都要撕裂了。我的喉头紧得令人窒息，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哐当哐当”，绿皮车渐渐驶出站台，“重庆站”渐渐消失在视线中。

       命运把我们带向那个传说中“头顶芭蕉，脚踩菠萝”的未知又陌生的地方。

       场景二

        云南农场的探亲假是两年一次，路上要走六天，四天汽车，两天火车，中间还要在贵阳中转。

       一个女生探亲回家必须要约几个伙伴同行，其中至少要有一个男生，否则你就难以回家。

      一路上下火车一般都不走车门，估计那样的话，你会即上不去，也下不来。

       上下火车的一般流程与视频同步，在此就不赘述，感谢导演的情景再现。

       与此稍有不同的是上车后最后爬进来的一定是那个男生，不然没有体力。

       有时候火车停留的时间短，最后爬上来的那个人常常成为“铁道游击队”中的飞车英雄，如果幸运，站台上的大叔也会搭把手，化险为夷。

那些年，从云南带回来的白糖冰糖，从重庆带回去的固体酱油，全家人从牙缝省出来的腊肉香肠，在探亲的时候，就是这样来回搬运的。

       场景三

      在《赶火车》的众多人物中，有一个最值得人深思的人物，就是那个女公安。

看她那犀利深邃的眼神，在人群中，在这个鱼龙混杂的时刻，分明在捕捉着什么。

       70年代，“小偷家族”盛行，一不留神，包包里的票子，手杆上的手表，耳朵上的耳环，都会不翼而飞。据说每天但凡火车到站的时间一到，两路口、菜园坝一带的小偷扒手都会如期而至，因为地盘划分不清，分赃不均而打群架也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火车没有到赶水我的同学王晓芬的钱就被偷了，急得她哇哇大哭，我们也没得钱呀，结果她只好在昆明等了三天，最后搭乘拉橡胶的货车才回到版纳。

       为了预防小偷袭击，每次上火车前，我们都要在内裤上缝一个小口袋装有限的银子，这种传统一直沿袭到我们回城。

      场景四

      《赶火车》的左上角，挂着一块写着“重庆”字样的站牌名，显然，“重庆”不是它的始发地就是它的终点站。

       作为故事女主角的我，“重庆”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是一段深刻复杂的感受，是痛苦的、快乐的、非比寻常的。

      1971年，我的户口由重庆渝中区迁往云南西双版纳，失去户籍就失去身份。

       1973年，我第一次探亲回家，重庆对我而言，是一个遥远的向往，变得熟悉又陌生。当归家的列车渐渐靠近重庆，当看到守卫小南海大桥的持枪卫兵，就知道重庆离我不远了。我紧贴着玻璃窗，眼睛一眨不眨的数着窗外飞过的站牌：茄子溪-大渡口-九龙坡，直到穿过隧道后的艳阳天-看到心中滚烫的“重庆站”！

       探亲回家的日子，就像恋爱中的约会，让人觉得又快又慢。每次离家的那一天都是我的受难日，晚上的菜园坝火车站，昏暗的灯光照在孤独的站台上，这辈子怎么办？未来在哪里？淅沥沥的雨滴撒在脸上，浸进五味杂陈的心，“重庆”离我是如此遥远…

       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终于以重庆人的身份回来了！

那是十月的一天，（入学时间推迟）全家大小来菜园坝火车站接我，爸爸妈妈，弟弟和两个妹妹，阳光把站台照得清亮，广播里传来轻快的《迎宾曲》，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走出站台，走向新生活。

       那一年，我24岁，是一个“黑蛮黑蛮”有五年驾龄的女拖拉机手。

       场景五

     《赶火车》中的八十多个人物，在我看来，大多数都好眼熟，那个大爷，就吃过他的炒胡豆，给娃儿擦屁股的大妈，曾经还给了她的娃娃一颗糖；那种手提包好熟悉哟，和我当年用的那个一模一样，至于众多人那些歪七糟八戴的那顶军帽，是那个时代的标配，时髦得很。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换钱换粮票。在版纳，一顶军帽可以和傣族人换一只鸡。

      《赶火车》站台上的流动小推车，里面都是些冒着热气香气的盐茶蛋、卤鸡腿、各种零食，有时候它也变魔术式的或者是河南的烧鸡、嘉兴的粽子、赶水的豆腐干……

       场景六

      《赶火车》记录的是火车站台上的场景，现在我要讲述的是当时车厢里面的场景。

      在《赶火车》的那个时代，没有“卧铺”这一说，能够挤上火车就很幸运了。

      如果是始发站上车，可能你还可以坐上座位，但一路火车好像只有上没有下，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厕所里面都是人，简直挤爆了。

      有一次我从北京坐到昆明，三天三夜，72小时，对面三个人正面三个人，面对面坐着，第一天还好，第二天我的脚就开始肿了，第三天脚肿得发亮，鞋子都穿不进去。一直正襟危坐的我实在忍不住了，顾不得害羞，把一双脚硬塞进对面男生的腿缝里，来缓解双脚下垂肿胀的疼痛。

      还有一回，同行的王建国一上车就占到一个座位下的位置，席地而躺舒服得很，不料半夜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疾风暴雨式的水滴刮醒，抬头一看，原来是座位上的人晕车，呕吐物溅了他一头一脸。

       2003年，《赶火车》在北京以363万元的天价，创造了当时当代画作拍卖的最高纪录，高晓华也因此获得荣誉无数。包括他后来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

       现在《赶火车》这幅画在哪里？我没有查到，现在它的价值是多少，我不知道。

       我唯一知道的是，虽然《赶火车》所记录的那个时代已不复存在，但它是我们的祭青春、祭年轮、祭岁月、祭自己。它对我们而言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无价的、永恒的。

      《赶火车》仿佛将一部电影浓缩在一帧画面上，它所诉说的，成为每个人以生命见证的不可替代性。竭尽所能看见，竭尽所能在场。

       白纸黑字的历史，看似公允，却总是被有选择的记录，唯一无从修改的，是备份在每个人心里面的底片。

       而《赶火车》就是那个备份，那张底片。

       1971年8月，17岁的我离开重庆前与母亲的合影

        1971年支边前的全家照

        在西双版纳农场当拖拉机手的17岁的我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那时花开，本名张萍，重庆渝中区人，毕业于西南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原重庆人民幼儿园老师，1992年辞职，现从事幼儿教育相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