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我们的1978
西师中文系
求学的前后点滴回
文/唐华生
流逝的岁月使我们真正懂得，挫折和磨难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遇到挫折和磨难须不沉沦、不颓废、不堕落，而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莫使金樽空对月”。不必羡慕他人的香车宝马、雕栏玉砌，也不必追求华裳丽饰、琼林酒宴，而要在喧嚣中寻一份宁静，在磨难中持一份淡定，在困惑中存一份清醒，在烟火红尘中学会修身养性。这样才能克服浮躁的情绪、好高骛远的心态、急于求成的“短视”， 从而实现“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努力追求和“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的良好修养。 ————题 记我是高六六届的毕业生，上大学时正好三十岁，已因“文革”辍学12载。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在经历了“停课闹革命”、“文攻武卫”和“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狂热喧嚣和痛苦磨难之后，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上大学尤其是像“西师”这样著名高校的机会。但实事求是地讲，当年我是背着两个“包祔”上大学的：一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包祔，一是已婚且在农村有“两千金”的苦衷。作者学生时代在西师校门前留影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由于父亲刚直、急躁的船工性格和不善言谈、直来直往的火爆脾气，因工作问题与工作队长意见相左发生顶撞，故而被四清工作队认为其“思想有问题”而将原家庭成份由“船民”口头宣布为“船业资本家”（1981年才根据中共中央【1980】84号文件复查查无实据恢复原“船民”成分），这样，我家就由可依靠的劳动阶级一夜之间“升格”为对立的“剥削阶级”，人生噩梦由此开启。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可在“文革”中，那些左得出奇、右得可爱、荒唐得出奇的怪事稀罕事在我们这座小城随时发生。我曾亲眼目睹当年的小学王校长及其夫人和儿子被绑着双手、挂着黑牌站在门前的板凳上“低头认罪”，脚下堆放着被抄家出来的书籍、衣被和一把长嘴铜茶壸。不过，在那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下崽打地洞”的“血统论”疯狂横行的时代，我家父母没有遭受戴高帽、挂黑牌、游大街、抄家产的专政待遇；我们兄妹虽然过着小心翼翼、老实做人的清苦日子，但也没有遭受更多的训斥、白眼、冷眼待遇，亦是不幸中之万幸了！只不过由此开始的近二十年人生曲折和政治磨难也成为我终生难忘的记忆。大学时期的作者
1969年3月10日，是我永世铭记的日子。这一天，背负着“家庭成份”的沉重包祔，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脱胎换骨”的插队知青生活。知青十年，可回顾的事情颇多，但最使我难忘的，是进城上街收粪的日子。所谓“收粪”，即社员拉着空粪船到城里码头停靠后，挑着粪桶走街串户、大声吆喝，将居民家的小粪缸（池）清理干净，然后挑到河边船上运回生产队码头，生产队再安排劳力集中转运到山上不同的粪坑备用。那时城里少有公厕，几乎家家户户都备有“粪坑”，何况社员每一挑还给一毛五分钱，也算是居民的一笔收入；社员收一挑粪并挑到船上，记工分2分，“人缘好”的社员很容易完成每天10分的任务，余下时间还可自己去卖菜、收泔水或办私事，故进城收粪这件事虽不“体面”但还是要排队轮流去的。说实话，下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何况我在家属老大，“成份”之剑随时悬在头上，我不去谁去？这些年我也“因祸得福”：因“成份”问题而没有参加搞“四清”和“文革”的资格，只能参加劳动锻炼“改造灵魂”，故相继参加了城关建筑社、学校农场、修红旗大桥和访织厂家属楼等不少体力劳动，一方面补贴了家用，一方面身体素质也有了提高，但在同学亲朋和街坊邻居前挑着粪桶沿街叫卖，开始的确放不下脸面。2008年作者（右）和同学合影
第一次收粪任务没有完成，仅是将自己家里的小粪缸舀净充数。对此，我很难受，可生产队上至队长下至社员并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鼓励我“慢慢就习惯了”。第二次再派我时，我开始改变策略：头戴草帽，专去远离街坊、同学居住的偏僻地方，试着像老农一样吆喝“有没有粪卖”，虽然声音很小，但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终于，一位老大妈喊住了我，问询后得知我是知青，因其儿子也在远乡当知青而格外惺惺相惜，不但邀我进屋喝水、挑粪，而且主动地联系了周围几家住户。她最后鼔励我的“变了泥鳅就不要怕糊眼睛”这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一次在黑沟附近挑粪下坡时，脚下一滑，一挑粪水不慎打翻在地，也溅在我的脸上和身上。有路人掩鼻怒过而怨愤不止，有人拉住我要挑水清扫，但也有两三位好人出面劝止，让我赶紧离去换洗。当我一口气冲进州河里时，劳累的汗水、羞愧的泪水和难闻的粪水交织在一起，促使我坚定了在农村完成“脱胎换骨”改造的决心！从此之后，我每次进城收粪之前先给街坊邻居打好“招呼”，沿街叫卖的吆喝声也变得更加响亮，所得工分数也逐渐提高。田地劳动，在老农的悉心指导下，耕田、挞边、栽秧、挞谷等农活我基本学会，扛拌桶等重体力活也能对付，日工分也由8分评上了全劳的10分，年终分配我实现了“自给自足”，没有享受国家相关补助。生产队分给我的自留地种的四季蔬菜还时不时接济家里，第二年我还养了一头“年猪”，虽不很大但也引起街坊邻居的夸赞，惹得税务局的陈姓同志上门来要求纳税，后因“知青政策”才不了了之。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至今我的身体素质基本尚可，课堂讲课声音也够宏亮，恐与早年多参加体力劳动和上街“练嗓”不无关系吧！二是安家农村且已有两女儿的“苦衷”。知青十年间，众所周知的原因，两次拟推荐入学（推荐上大学和读中师）都未能成行，一次石板化肥厂招工本已稳操胜券，却又被人顶替。后来，公社党委原张书记得悉后安排我到公社农具厂作会计，属拿工资的社办企业，仍是农村社员、下乡知青。对此，我感恩不已。在农具厂的六年，应该是我工作最努力、生活最稳定、心情最舒畅的六年。一方面，和工人（社员）师傅长期在一起，同劳动、共生活，他们善良、朴挚的性格，勤劳、节俭的美德和信任、大度的言行时时影响着我，使我渐渐忘却了“成份”的烦恼，故而在会计的本职工作之外，我还兼任了伙食团长、采购押车等额外任务，尽力使工作完成得较为圆满。厂里近二十位工人师傅，由于均是农民身份而没有粮油供应，但翻砂、打铁等重体力劳动消耗太大，我就尽力与邻近的肉联厂搞好关系，时不时批点高温肉、油渣等打打牙祭改善生活。可以这样说，我和他们的感情是十分真挚、难以忘怀的。回想当年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他们自发买了鞭炮燃放，晚上则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宴会”以表庆贺，大家相互祝酒，为“我们厂出了一个大学生”兴奋不已，有人为此还喝得酩酊大醉。此情此景，四十余年后我仍记忆犹新。1977年恢复高考，我因二女儿刚刚出生，准备不够充分，加之“政审”不过关，因而落了榜。到了1978年，政策的明唽，家人的理解，同学的榜样，工人的鼓励，终于使我下定“背水一战”的决心，半个月的时间吃住在厂里，下班后认真复习起已丟掉12年的功课，终于在30岁这年赶上了我们这批超龄学子的“末班车”，入读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我们被分配住在“杏园”，编入第五学习小组，有10男4女共14位四川同学：既有30余岁的老三届，也有刚好18岁的应届高中生；既有历经沧桑已结婚成家的老大哥，也有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既有带薪入学的，也有需国家给予助学金的；情况虽千差万别，但大家都有“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为中华崛起而发奋读书”的美好願望。经过“民主”选举，由我担任学习小组长，负责组织大家参加政治学习、劳动任务分配、传达相关指示等。 2008年作者（后排左一）和大学同学合影
大家在经历了短暂的兴奋和新奇之后，在学习上互相帮助，相互提携；生活上彼此关心，无话不谈。用今天一句时髦的话来讲，第五小组就是“一个团结、奋斗的集体”。二年级时，我们“乔迁新居”，搬到了新落成的“桃园”二舍209室，小组成员仍无变化，但10位男同学中，天鹏兄（罗天鹏）、龙兄（龙德云）因故迁住他处，其余陈通林、何立彬、孙锐、余志堂、曹五四、徐仲旭、雷国强和我8人仍居一室。此时，由于我担任了班上的劳动生活委员，故选举陈通林担任了本小组的小组长。通林聪慧好学，尤喜外国文学，分析作品、人物、背景、影响等洋洋洒洒，滔滔不绝；立彬青春活泼，性格外向，社交能力很强，学习之余喜好旅游交往；五四办事老成，主动善思，热心团支部工作，是一些青年同学的偶像；孙锐出身老干部家庭，但绝无纨绔子弟之恶习，生活简朴作息颇有规律；志堂来自农村基层，保持扑素节俭本色，忠厚诚实只是烟瘾不小；仲旭实乃我辈翘楚，才高八斗，知识全面，古文功底尤为深厚，围棋、书法颇有建树，且广结朋友，乐于助人，人缘非同一般；国强来自礼乐之家，承继书香渊源，勤学苦钻，为人秉直健谈。相处四年，我们关系十分融洽，相互打开水、占座位，嘉陵江边的小酌，午夜床上的“卧谈”，不是兄弟胜似兄弟般的感情。 2020年8月，作者在成都参加农工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
只可惜毕业前我因家中遭水灾而提前离校，故未见到班上同学毕业分配时激烈竞争时的场景，也未珍藏本室室友离别前互道珍重的记忆。如今，仲旭、温惠英年早逝，孙锐、志堂、通林毕业后即与大家失去联系，贺小亮后远赴他国，周昭宜安家河北，加之立彬今不知去向，我们小组14人中，仅有6人尚通信息，恐已成为全班至今“缺编”最多的第五小组了，痛哉！说实话，大学四年，我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并不如其他同学多，主要原因是家庭的负担。平心而论，我的确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男人和父亲。上大学时，我的妻子还是一个羸弱的农村妇女，长女刚两岁半，小女尚岁余，一应农活及家务均由妻子担承，也无其他经济收入。平时倒可应付，但一到农忙季节，忙、乱、杂事堆在一起，的确令人难以面对。所以，每个学期我都要请假一周，返家帮忙料理几天，以尽丈夫、父亲之责。栽秧挞谷，种地挑粪，拉运燃媒……筋疲力尽之后，再返回学校继续学业。其次，承蒙辅导员漆建华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和厚爱，让我担任班上的劳动生活委员直至毕业。可以这样说，当时我在班上是最受人关注、喜欢的同学之一。参加劳动时，我负责借、发、还劳动工具，从未出过差错和麻烦；若有挑粪、施肥等重、脏活时，我大多是站在厕所旁舀粪水、挑粪桶；每月发放不带薪同学的饭菜票，我力争做到及时准确无误；还有办理同学的临时困难补助、偶尔发放的副食供应票证等等。那时通讯极不发达，对外联系几乎全靠“八分邮票通天下”，是我开创了“送信到人不过夜”的先例：每天下午我都要到系办公室去取回信件和汇款单，继而先送在教室的同学，然后分送到每个同学的寢室。大家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唐，有我的信（汇款单）没？”其焦急、期盼、渴望的眼神，至今仍历历在目。在各个寢室传来的阵阵欢呼声中，我仿佛成了大家的幸福之星、“救命”之神，其情其景，至今令人回味和心情舒畅。 作者在四川文理学院给大学生作辅导报告
毕业实习是师范院校学生的必修课之一。四年级实习时，我们班大部份同学被分到重庆同兴场的118中学作示教。此校地处山顶，交通不便，条件较差，同学们居住的教室窗户很多没有玻璃，既不美观，也难挡风雨。我返校后向系领导作了汇报，求得学校的支持，领了一些塑料薄膜暂解风雨遮挡之困。118中燃煤紧张，也无运输工具，我也主动请缨，经教务处协调，然后请学校后勤部门用货车免费为学校送去了一车燃煤，深得该校领导的感谢和肯定，为我们圆满完成实习任务奠定了基础。返校后，时任教务处处长的李xx老师曾找我谈话，除肯定我主动工作的积极性外，还征求我有无留教务处行政科工作的想法。考虑到我当时的特殊情况，只好委婉而礼貌地拒绝。可以这样说，特殊时期的大学四年，由于西师诸多徳才配位大师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各位兄弟姐妹青年才俊朝夕相处、帮助鼓励的求学生涯，使我不但增长了一定的知识，也培养和锻炼了自己认真细致、主动服务的能力。这四年，值了！回原达县地区人事局毕业报到后，我先是被分配到达川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上班三天后，又被告知需回达川市教育局重新分配，理由是“师范院校毕业生必须到教育第一线”。后来才得知，是教育局一位领导（她是时任地委书记的夫人）向人事局提出了改派的要求，而且是将我派到西郊火车站旁的市四中教高中。我曾找过主管教育的沙副市长和这位领导，希望将我分回市内母校达高中，或者距农村家较近的南郊达三中任教，未果，但同意年后调整。四中距我家十余里路，当年也无公交可乘，每日披星戴月，往返步行，来回奔波，久也疲惫。半年后向学校申请了一间住房，带着两个孩子住到了学校，星期六才返家，上课时托邻居看管孩子，夜深女儿熟睡后才批改作业、准备新课。坚持一年，谁知领导推翻允诺，正好云南红河县在全国招聘高中教师，开出了全家农转非、妻子安排工作的优惠条件。于是，在1983年8月，“挈妇将雏”到云南红河一中任职高中语文教师。1985年2月，又调到贵州黔南民族行政管理干部学校任教。直到1993年7月，才调回四川达县师专任教，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滇、黔两省辛劳奔波生活，开始了稳定而专一的事业追求。在达县师专（2006年已升格更名为四川文理学院）工作期间，由于党和国家重视教育、尊重人才的政策得到不断落实和更加具体，我们这些被耽误了美好年华的老三届学子才能如鱼得水、重拾信心，才能在教书育人、学术研究以及服务社会方面积极探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今天，我们在百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和谐生活的同时，更加感谢当年的拨乱反正决策和1978年向我们驶来的高考“末班车”，始终怀念和铭记西南师范学院对我们的悉心关照和培养，同时也提醒我们更不能忘记当年所经历的种种挫折和磨难！作者近照作者简介：唐华生，1948年生，四川达州市人。1966年高中毕业后因“文革”辍学，1969年下乡当知青直至78年考入西师中文系学习。大学毕业后先后赴云南、贵州中学、中专任教。1993年调回四川达县师专（今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任教至2013年退休。2003年评为教授，10年晋升为三级教授。曾任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四川文理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四川省政协第八、九届委员，达州市政协第三届特邀委员。退休后被学校返骋为“教学督导专家＂直至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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