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丝厂情缘之 老 厂 旧 事
文/钟正国
“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这无疑是赞美奉献精神的诗句。然而，更让人感叹的却是华夏先祖的聪明才智。不知是谁最先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也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辛，才得到了自然界这一宝贵馈赠。古代中国因此成为丝绸、桑蚕的故里，放射出奇异的光彩和迷人的技艺,引来世界多国竞相效仿。就是到了近现代，丝绸虽然早已实现了工业化生产，但中国始终保持丝绸大国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丝绸甚至成为中国唯一能够左右国际市场，拥有价格话语权的大宗出口商品，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重庆丝纺厂传承了伟大的民族精华，经过几十年的磨砺，成为了全国同类型工厂中的佼佼者。上等的桑蚕茧是繅丝的好原料，通过抽丝剥茧制成生丝；有破损、污渍的次等蚕茧和制丝的下脚料经过纺造，制成绢丝；最后剩下的短绒纤维，纺制成丝。这几种丝纤维根据不同配比，织造出各种绸缎面料，成为最终的消费品。我所在的车间属于绢丝纺织的前半部分，被称为制绵工序。原料经过破切、腐化和精炼加工之后，去掉了蚕蛹、脱去了胶质和油脂，变成了一堆松软、洁白，千丝万缕缠绕包裹在一起的絮状物。制绵的工艺要求，就是通过机器精细梳理、去除杂质，将其纤维重新排列整齐，充分延展拉伸，制成绵条，供给下一道工序—纺纱之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绵渣蛹屑，作为饲料肥料回归到农田。仓库里装满原料的大麻袋堆积如山，它们来自川东地区广袤的田野。工厂在那里设置了茧站，负责收购、烘烤、调运任务。一颗颗洁白的带有质感的蚕茧在肥田沃土中长成，带着泥土的芬芳和泉水的清新，经过工人们灵巧的双手，完成脱胎换骨物尽其用的转变，成为雪白如玉、柔软润滑的丝类制成品，再通过国家外贸公司畅销国际市场，实现交换增值，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这是一条完整的贸工农一体化产业链条，整个过程犹如江河一样，源源不断，奔流不息。毫无疑问，工厂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重庆丝纺厂有3000多名心灵手巧吃苦耐劳的工人，分成甲乙丙三个班组，按早中晚的班次不分昼夜轮流生产，为的是最大限度的多出产品。早班是7点钟到下午3:30；紧接着是中班，到夜里12点下班；再接着就是夜班了。甲乙丙三个班组按照早班-夜班-中班的次序轮转，即早班一周之后转夜班，夜班一周之后转中班，中班之后再转白班，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的作息时间，使人的生物钟紊乱，是极大的生理挑战，特别是夜班，很难睡好觉。这是刚进厂时最不习惯的事情，听老师们说，几十年了他们也没有适应。但是，大家却喜欢早班转夜班的那个星期，即周六下午3:30下班之后，要到下周一的晚上12点才上班，这意味着有两个晚上能够睡安稳觉，有两个白天可以去处理家务杂事，这个转班被称作“大礼拜。”我所在的制绵甲班，将近有100名工人，分梳绵、排绵、延展几个小组，组长由工人担任，一名干部跟班管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车台和岗位，生产按部就班的进行。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纺织工人实行统一的岗位工资制度，即熟练期考核合格，就给予相应的岗位标准工资。1952年那批老工人当时很快就拿到了62.5元的岗位标准。据他们说，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这算是相当高的工资了，感觉真的是当家做了主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加班加点、义务劳动、政治学习，大家都积极踊跃参加。那时，工厂的煤炭是由水路运到磁器口河边，卸载后搬运到工厂全靠人力承担，面对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人们仍然热情高涨毫无怨言。可是，这项政策后来却没有坚持和深化，这批老师傅二十多年来竟然没有增加过一次工资，而1962年进厂的二老工人也没有执行岗位标准，十多年来一直拿的二级工资。现在新进厂的工人实行学徒制，期限两年。第一年，享受学徒津贴17元，加上粮价补贴1.5元，共计18.5元。第二年，增加2元，为20.5元。两年期满，转正为一级工，工资30元，加上粮贴31.5元。再过一年，可以定为二级工，工资36元，加上粮贴37.5元。也就是说，要经过四年的时间才能走完这个过程。时过境迁，老工人们成家之后，大都有二到四个孩子，有的还要供养老人，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好多人家已陷入贫困的境地。我看见，厂工会的墙壁上，每个月都要公布一长串困难补助的名单。发工资这天，好多人挎着菜篮子、米袋子来到车间，家里已在等米下锅。按照规定，上夜班一天有2角钱的补助，一周共有1.2元钱，由小组根据出勤造册，夜班周结束后领取。这是除工资之外唯一的额外收入，怎么样把它用好，工人们有一个传统的好办法。大家相互邀约十个人，用抓阄的方式确定顺序，一次由一个人领取所有人的夜班费，这样一次性可拿到12元钱，就足以办一件大事。这件事俗称“打会”，我也参与其中，添置了一件的卡中山装。在年末岁初的时候，工厂往往会安排加班，就是在周日晚上增加一个夜班，按日平均工资计算加班费。老师傅们可得到2.45元，年轻人二级工1.41元，学徒工只有0.67元。现在看来这真的是微不足道的区区小数，可那个时候却非同一般。工人们奔走相告，放弃大礼拜，高兴地说去找过年的“萝卜钱”！不过，平日里也有个别人钻劳保政策的空子，三天两头地请病假，弄得职工医院里人满为患。这些人小病大养甚至无病装病，时常去排队挂号，向医生诉说所谓病情，目的是拿到病假条。绝大多数工人对此却嗤之以鼻，豁达而不乏幽默，称这些人为“演员”。我亲耳听到师傅们议论，“×××又去演戏了！”等这人回来，有人直呼：“演员，演到没有？演了几天？”又有人说：“你看他刚才那个样子风都吹得倒，现在拿到假条出了车间，连狗都撵不到了哟！”铁板一块的工资制度，繁重琐碎的家务负担，熄灭了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文革以来开展历次运动，许多党员骨干抽调到工人宣传队、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内查外调工作组，脱离了车间班组，加上规章制度名存实亡，管理松弛，车间里变得死气沉沉。更因缺煤、少电、原料不齐等外部因素，工厂时常停产，有时一天停几次，有时甚至连续停产三四天。眼前的情景与师傅们讲述的过去那种，你追我赶争分夺秒热火朝天的场面已大相径庭。时值批林整风运动期间，下班后常常会有政治学习。车间领导在台上读文件，女工们大都忙着手里的毛线活，哄着身边叽叽喳喳的小孩；男工们则有的看报纸有的闭目养神有的小声交谈，会议室里乱哄哄的。会前会后有人教唱歌曲，那时要求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就是力量》和《国际歌》，教歌的崔老师以前是厂里的经济警察，转行当了梳棉工，他有一副好歌喉，还喜欢写打油诗，登台表演曲艺节目，算得上是班组的文化人。另外还有一名转业军人，但他不幸被国民党军俘虏，送到台湾去走了一趟，到工厂后成了暗管对象。保卫科的人常常来了解他的表现情况，有人反映说，他下班后总爱上街到处转悠，不知是不是在搜集情报？那时常有群众集会游行，锣鼓喧天，彩旗飘扬，甚是热闹。有一次一位老师傅一本正经的说：“你那个鼓没有敲（kao）对，何不叫高大学来，听说他是专门学敲(kao)鼓的哟，”说完大伙都笑了起来。我听得有点莫名其妙，后来得知，几年前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分配来一名大学生，被安排在锅炉房做司炉工，师傅们调侃的就是这件事。可巧的是，在单工宿舍里我们竟然住在两隔壁，很快就认识了。他是河北人，身材高大，烧锅炉到不缺少力气，可是专业实在不对口，心里很憋屈。据说他曾经去劳动工资科，提过要求。科长客气地请他坐下，还倒了开水，很认真地听他述说。“那我们厂也没有什么值得考古的呀，”科长有点为难的样子。话锋一转又问道“你每天烧锅炉，和什么东西打交道？”“这就对了嘛，煤炭不就是古老的东西吗？埋在地下多少年、怎样变成的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呢？”科长提高了嗓门说出了一番话。他顿时目瞪口呆，知道这件事已经无法说清楚了，只好作罢。他给我讲过学校的一些事情。说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女儿也在北大读考古专业，和他是同学，还说为了弄清楚清朝晚期的某件事情，他和同学们去拜访过末代皇帝溥仪。他多次给上级有关部门去函，还给郭沫若写过信，强烈要求专业归队。后来果然有了消息，四川省博物馆派人来办理调动。博物馆的人手持介绍信找到厂政工组，一位老太太说：“我们厂人才济济，工人中会敲（kao）鼓的大有人在，你们为什么一定指名要他呢？”让人哭笑不得，还真有人把“考古”和“敲(kao)鼓”混为一谈。他离开的时候，我帮忙拿行李，送到宿舍大门口，厂里派了专车送到火车站。他给我留下一本书，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这是一本历史专著，我没有兴趣读完它，不过一直珍藏在我的书橱里。工人们约定俗成，对年轻的大学生一般不直呼名字，而是用他们的姓缀上大学两个字，即“某大学”来称呼。我参加工人理论队伍，到宣传科听理论教员魏大学上课。魏老师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说到“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革命……”回到车间给工人们传达，翻开笔记本照本宣科，“魏大学给我们讲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课”，我开始说道。我念着念着正感觉很别扭，这时一位老师傅站起来问道：“究竟是魏大学说的呢还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哟，我啷个听不明白呢？”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全场一片哄笑。工厂位于嘉陵江边，平日里站在车间往外望，眼前是一片宽阔的河滩，江水在远处静静地流淌。可是每年到了夏秋季，几乎都会泛滥成灾。1981年，更是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7月15日上午，江水已经涨到了厂房脚下。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口瞭望，只见洪浪翻滚，奔腾咆哮，宽阔浑浊的江面反射出太阳耀眼的光芒，让人感觉异样而胆寒。16日上午，洪水开始涌进厂区，大门、中门的低矮处已不能行人，到下午4点多钟，工厂绝大部分区域已成一片汪洋，最深之处已及半人多高。所有的机器设备浸泡在水里，煤场、渣场任由洪水冲刷。仓库里有几百吨绢纺原料，一只只麻袋包子随波逐流。木工房里的三百立方原木，用铁爪子相互拉扯码成一大堆，洪水袭来时产生巨大的浮力，房盖连同梁柱基础被连根拔起，随着激流涌进主河道，木工车间荡然无存……其实在几天之前，市里有关部门曾发出汛情公报，预计长江寸滩最高水位193米，嘉陵江北碚水位208米，长江洪峰流量85000立方\秒。14日，厂技安科用小黑板公布了这些信息。不过仅仅只是照抄照转，没有进一步弄清楚磁器口地段最高水位将达到多少米？厂区的海拔高度在什么区间？当然就更谈不上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了，只是被动地等待灾害的到来。工人们更是一头雾水，许多人把最高水位理解为平地起水，有人气急败坏的对着小黑板吐口水：“呸，涨200多米，那不是滔天大洪水吗？怎么可能嘛，一群哈儿！”洪水退去，为清除淤泥、翻晒原料、清洗机器设备、修复管道线路等等，全厂职工足足忙碌了半个多月，这才恢复正常生产。之后，有人在墙壁上标出了洪水位，这也算是亡羊补牢，为此，我写了诗歌《水位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中国向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挺进的过程中，重庆丝纺厂不可避免地患上了“老国企综合症”，虽经多方救治，但最终难逃厄运，被迫破产关停。昔日那灯火通明、机声隆隆、车水马龙、人流如织、热气腾腾的景象随之销声匿迹。厂房旧址搁置多年，机器设备锈迹斑斑，管道线网摇摇欲坠；部分车间被出租，变成了摩配库房、化工作坊、装配场地，荒草丛生，垃圾遍地，一片狼籍，破败不堪，让人惨不忍睹。又过了几年，摇身一变成了高档房地产项目，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被冠以“沙磁巷”的名号招摇于市。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以前还名不见经传的重庆磁器口，却慢慢兴旺起来，如今已闻名于世。每逢节假日，特别是农历春节期间，各路游客蜂拥而至，把那一条条窄窄的街巷填得水泄不通。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人山人海、人满为患，火爆的古镇旅游，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古镇磁器口的兴盛和百年老厂的衰亡，似乎在诉说着一条真理：世间万物，兴衰成败，此消彼长，新陈代谢，这是一条铁定的法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领略它的无情。在古镇摩肩接踵的人流中，被那热闹的气氛所笼罩，我也莫名地兴奋起来。但是，我还是不时地向小溪对岸张望，寻觅老厂昔日的身影。此时此刻，老厂旧事桩桩件件浮现眼前，一种难以诉说的悲凉在心中弥漫开来。 钟正国，重庆人，生于1947年。1964年初中毕业即上山下乡去达县专区平昌县社办林场，1969年插队落户。1971年11月招工进重庆丝纺厂，1984-1987年在职读电大。1987年调重庆市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至2007年退休。近年在本号发表多篇作品。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