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丝厂情缘之一 路 阳 光
文/钟正国
（一）
1971至1987年，我在重庆丝纺厂工作生活了十六个年头，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岁月，留下了成长奋斗的足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是我人生的黄金时期，我走过了一条洒满阳光的金色大道。刚进厂的时候，工厂处于混乱状态，纪律涣散已成痼疾。按照常规，制绵工场在下班前一个钟头时，有五分钟的停车打扫时间。可是，许多人草草扫了几下车后，就去了洗澡堂，有的甚至跑到街上，买菜买米去了。然后，三三两两地回来，差不多半个小时才能开齐车台。初初进厂的我，不敢也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于是循规蹈矩，严格遵守制度。老师傅们和管理员都看在眼里，有几次车间主任来巡查，也正好碰上。无意之中，我落得了一个老实听话的好名声。 有一天，管理员宣布，我由梳绵工调整为跟班保养工。这个突然变故，让我始料未及。那时，梳绵工被认为是全车间乃至全厂最苦最累的工种，而保养工则是大有技术前途又很清闲的岗位。对于这个从天而降的美差，工友们都羡慕不已，而我却没感到有多惊喜，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动这个心思。当然，我只能服从安排，从头拜师学徒。师傅首先教我给机器加油，熟悉每一个转动部位和轴承位置，以及如何使用油壶；又教我更换马达皮带，怎么样剪切、怎么样用爪钉连接；还教我怎样使用锉刀、钢锯、鏨子等工具和钳工的基本技能，等等。不久后，我开始独立顶岗。每天，分上午下午两次给机器加油。我握着长嘴油壶，从一号机组开始，每一个车台每一处部位细心的慢慢的加注。尽管这样，走遍工场，全部作业完毕，不过半个钟头，一天总共个把小时，这是保养工每天最实质性的工作 。除此之外，偶尔会更换一次皮带，十多分钟也就搞定。我尝试练习钳工的操作技能，上深夜班的时候，在钳台上配钥匙，但很快发现我的近视眼根本就做不了这么精细的活路。此时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这份工作的清闲，闲得无所事事，闲得无聊至极。以前，我在梳绵机车上操作，随着机声的轰鸣，脑海里可以酝酿诗句。而现在，悠闲地坐在保养室里，心里却一片空白。那段时间，我心神不宁，寝食难安，怀念过去的工作岗位，向往以前的生活节奏。于是，我当机立断，以眼睛近视为由，向车间提出申请，这才重新回到了原工种。 这之后，车间又给我安排过材料工、记录工的岗位。鉴于头次的经历，事先征求意见时，我都毫不犹豫地婉言谢绝了。就这样，我一直在梳绵机上劳动，如鱼得水，尽心尽力履行岗位职责，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无所谓最苦最累，自我感觉十分良好。1977年，厂里给40％的职工调整工资。在班组开会酝酿时，我是第一个被提名的。这件事让我很感动，当时就下定决心，当工人就要扎根在生产第一线，决不去那些边边角角的岗位，不能脱离班组的工人群体。1972年春天，我担任了车间团支部宣传委员。给青年积极分子讲团课，介绍他们入团；负责收集稿件、办黑板报，组织开展各项活动。1974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开展学理论运动，工人理论队伍应运而生。我作为车间代表，成为厂工人理论队伍中的成员。经常参加集中学习培训，撰写大批判文章，到全厂干部大会上去发言。从此，除生产劳动之外，开始参与厂里的社会活动，在我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开始受到多方关注。1975年12月的一天，我上中班。刚接班不一会，管理员就叫人来顶我的车位，让我去厂工会找熊主席，说有事情安排。在这之前，我与厂工会从未有过接触，他们在哪里办公、熊主席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管理员见我为难，就把我送了过去。见到熊主席，他对我说：“你们班组的覃华富评上了先进工作者，需要整理事迹材料，车间推荐你来完成。” 他边说边拿出纸和笔来，指着一张办公桌，“你就坐在那里写吧。” 事发突然，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办公室里不时有人进出，我坐在那里好不安生。刚从有暖气的车间里出来，这时也感到身上好冷。 我就对熊主席说道：“我没有穿棉袄，这里太冷，我回家去写行不行？”于是，我起身往外走。路过隔壁的办公室，看见坐了一屋子的人，其中有我们车间的熟人。我好奇地走进去看，原来他们也是在写先进事迹材料。摊开的稿子上写了半页纸，题目叫《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老黄牛》， 我正愁不知如何下笔，这下大受启发，这不就是在报纸上司空见惯的通讯报道、人物特写吗？那时，我的孩子才八个月大，我们夫妻俩在同一个班组。上班时就把孩子托付给大院子住的龙婆婆照看。我先去看了一眼娃娃，给龙婆婆说明情况，还是要到夜里12点才能来接。忙着回到家里，下了一碗挂面当晚餐，然后就开始做这件事。覃华富是1971年由四川巴中县招工进厂的知青，他积极肯干，技术过硬，还担任了小组长 。我们在同一个班组，朝夕相处，这些事情当然一清二楚，这一路上我大致理了一个头绪，已在酝酿腹稿。我提起笔来，以《车间年轻人的好榜样》为题，将他如何认真学徒、刻苦钻研技术，克服困难完成本职生产任务；怎样以身作则当好小组长，团结带领大家夺高产创优质等事迹，一一罗列出来，一气呵成写成一篇先进事迹材料。草稿完成后，我一边修改一边誊抄，洋洋洒洒2000多字，写满四页稿笺纸。任务完成了，我看看手表刚好深夜12点，正是中班下班的时候。第二天上午，我提着菜篮子上街，顺便去交这份材料。到了厂工会，办公室里空无一人。我四处张望，心里有点着急。因为要忙着买菜，和爱人一起料理孩子和家务，下午还得准时去上班。我转了一圈回来，还好就碰到了熊主席。我急忙将材料送上，熊主席表情似乎有点吃惊，迟疑地伸出手来接了过去。不等他开口说话，我就告辞了。我想，要是还需修改补充的话，下午上班时再找我就行了，这时我可不敢耽搁。下午上班时，心里还挂着这件事，可是直到下班都没有动静。不过，我自认为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果然，覃华富顺利当选，风光地去出席纺织公司的工业学大庆先进代表大会，受到表彰奖励。后来，还被推选为市总工会委员，树为青年标兵，任命为车间副主任，成为厂里最先受到重用的年轻人。后来，我才知道，覃华富是临时增补的名额。评比先进的工作进入到尾声。审查中，我们车间原来上报的人员里，有一个因为女儿没有按时上山下乡而被取消了资格。厂工会和车间商量作了及时调整。那时，整理事迹的工作已经开始一周了，厂工会要求车间赶快再派人来，我是作为救急而去的。这件阴差阳错的事情，似乎不光是成就了一个劳动模范，无意中也让我亮了相。事情整整过去了一年，1976年年末的一天，车间又通知我到厂工会去。这次已是熟门熟路，我直接去了工会办公室。见到熊主席，他第一句话就说：“小钟，你写材料又快又好。这次，公司工会向厂里借一个人，去协助筹备大会，我与车间商量好了，决定派你去。”接着又说：“覃华富又被评上了先进，你把他的材料整理好后就走。”当时，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也不知道说啥。12月28日，完成了熊主席安排的任务之后，我以借调的身份去了公司。重庆纺织工业公司工会，有四名工作人员。主席姓刘，是一位老太太；一位做文字工作的杨老师，部队转业的中年人；另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位老师，好像是分管内勤外勤工作，他们不常在办公室里。在去之前，心想“调我去帮忙筹备大会，不知道有好多事情哟。”可是，去了几天，却是一派按部就班的样子，看不出有大忙的迹象。我主要是协助杨老师工作，誊抄一些文件资料什么的。或者，外出跑腿，到轻工局、总工会去送取东西。大会前夕那几天，装订文件、接听电话、布置会场，那算是比较紧张忙碌的了。表彰大会圆满成功，接着就过春节放假了。节后上班杨老师被抽掉去了重庆麻纺厂工作组。刘主席安排我整理大会的文件资料，装订成册，做成卷宗，分类归档。虽然我是第一次接触这类工作，但是一上手也就熟悉了。归档的工作告一段落，刘主席又布置了新的任务，她吩咐道：“大会之后，各厂又掀起了工业学大庆的新高潮，你到下面去看一看，将情况收集上来。”重庆市纺织工业公司所在地沙坪坝土湾，是重庆纺织行业的大本营，这里聚集了一批大厂老厂，有名的重棉一厂、重棉二厂、重庆印染厂、重庆纺织配件厂等就在其间。我手持一份给“司属各厂工会”的介绍信，兴冲冲地走进了喧闹的厂区。我找到厂里的工会主席，说明来意，她们非常热情，如数家珍地给我介绍情况。这些基层工会干部都有一副好口才，且有好记性，她们绘声绘色地把一件件事情讲给我听，语言丰富，细节生动。我提出要到现场去看一看，她们又带着我走进湿热的纺纱工场、震耳欲聋的织布车间、宽敞的职工食堂……我还旁听了小组班前会、列席了班组学习会等等。几家工厂走了一圈，满载而归回到公司。我打开笔记本，翻看记录，对这些素材进行加工整理，写成一篇篇通讯报道，以《简报》的形式下发到公司所属各厂，报送上一级工会。不久，有几期《简报》被市总工会采纳转发，各家工厂也有积极评价。刘主席把这些情况告诉我，言谈中，不乏夸赞和鼓励。就这样，这件事成了我的日常工作。除此之外，还跟着刘主席下到厂里，就劳动竞赛、职工生活福利等问题进行调研，完成相应的专题材料。通过这些，让我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对机关事务初步有了一点感觉，自认为对这项工作还能胜任。在这期间我了解到，童工出身的刘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学了文化入了党，靠实干成长起来，曾经担任过一家大厂的副厂长。她的家在渝中区，每天早出晚归。中午休息时，总是戴着老花镜看文件，或者用一支红钢笔审阅我写的文章。实在困了，就披着一件大衣打一会盹。我的办公桌和她相对，中午也没有去处，就坐在那里抄抄写写。她不时询问我一些问题，诸如我的经历学历、父母家庭、爱人孩子等等，话语中流露出怜悯与爱惜。有一天，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小钟，你非常适合做秘书工作，如果把你调来，愿不愿意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不过略一思忖，还是点头答应了。心里想到，我从一个生产第一线的年轻工人，能来到公司机关工作，好像有一步登天的感觉。刘主席是我有生以来接触到的第一个大干部，但对人和蔼可亲，说话轻言细语，在她面前，没有拘束的感觉，没有紧张的压力，工作起来轻松愉快。况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得到她的认可，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贵人相助”吗？心里不由得暗自高兴。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刘主席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小钟，我已向公司党委书记汇报了，书记说现在还在揭批四人帮，有关人员调动的事要到运动后期才能解决。”此时，已是1977年的6月份，我在公司借调已快半年时间了。于是我提出回到工厂去。刘主席不便挽留就同意了。我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向她告辞。老太太很不舍地说了些感谢和鼓励的话，最后强调说“以后调你，一定要来哟！”我望着她期待的目光，再次点了点头。 心里揣着这个秘密，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工厂。仍然在制绵车间甲班六号车台，三班运转，顶岗生产，一切又重回原来的轨道。这以后，发生了几件大事。下半年，按照国家政策，我们夫妇俩有幸上调了一级工资，国庆节前补发兑现，每月增加了12元钱。也是在这一个月，我们的孩子进入厂里的幼儿园，又节省了十几元钱的保姆费，这一进一出，与原来的总收入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经济窘迫的状况大为缓解。车间开展“小指标”劳动竞赛，发放面盆、口杯、瓷碗等奖品。1978年四季度，正式实行“计时工资＋奖励”制度，一线值车工每月有8元的奖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1977年12月，我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恢复的全国高考，竟然榜上有名，进了录取分数线。或许是体检的原因未能如愿。这件事，让我兴奋和懊恼了好长段时间。不过，我的名声也在厂里引起进一步关注，因为厂宣传科张贴的红榜上，我的名字排在最前面，于是风传“钟正国考了第一名！”从公司借调回来后，我成了厂工会的常客。不时应约写稿交稿，每一期墙报都有我的诗词作品。全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开展操作能手比赛时，也被叫去当工作人员。熊主席不善言辞，每次见到他，只是打打招呼而已。到是曹均文老师特别热情，总是关心地问这问那，通报一些消息。临走时，还要拿出圆珠笔、稿签纸、笔记本等给我，说道“你是写手，这些东西用得着。”1978年5月，全市轻工系统举办“宣传新时期总任务文艺创作学习班”，厂工会选派我和王丽蓉、唐良森参加。各厂来了30几名文艺骨干，集中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四十天时间里，我写了锣鼓快板、表演唱等6个节目。其中，和王丽蓉合作的表演唱《夸能手》获得创作一等奖，由重庆烟厂的邵嘉陵老师谱了曲。在结束时的小型座谈会上，给局领导作了汇报演出，奖品是一本《怎样写歌词》的小册子和一支钢笔。回到厂里，熊主席很郑重地表扬了一番。曹老师说，“光表扬怕不行哟，还应该给奖励。”曹老师一边说一边打开身后的柜子，拿出来递到我手上。这双袜子当时值4块多钱，现在看来微不足道，可当时心里却感到一阵热乎。生产生活虽然紧张而忙碌，但眼前的一切却是那么美好。犹如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感到全身温暖，心里明亮。转眼之间，到了1978年的年末。一天，车间正式通知我，说“上级工会借调你去工作。”到厂工会进一步得到证实，我知道那一定是刘主席在召唤。时隔一年半之后，再次来到纺织工会，殊不知情况已经大变。原来的纺织工业公司从市轻工局分离出来，升格为市纺织工业管理局，下面再按门类分别成立“棉纺、织造、毛麻丝纤、纺织机械”等公司。这时，局机关搬离沙坪坝土湾，在上清寺市轻工局内腾了一层楼，作为临时办公地点。房间不够用，工会与团委、教育、宣传、知青办合用一间大办公室，仅占据一个角落，几张办公桌拼在一起。各处正在搬家，人员进进出出，完全是一幅另起炉灶新开张的样子。就在这忙忙乱乱之中，我见到了刘主席。老太太笑眯眯地看着我，没有客套话，直截了当说道：“这次机构改革变化太大，原来的班底只有李老师跟了过来，另外从组织部门调了一个年轻人，有事还没有到岗。人手很紧张，但工作却不等人。”“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筹备工业学大庆总结表彰大会，春节前召开，只有一个把月时间了。”“你的工资暂时还在厂里发，但医药费和出差费可以在局里报销。”在刘主席的具体安排下，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有上次半年的工作经历，好多事情可以独当一面地完成。老刘则从部队转业不久，果然只能跟着我干。几个人紧赶慢赶，大会总算如期成功举行。这时，机关内部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特别是人事方面。知青办公室仅有主任一个人，也是上了岁数的老太太。那时，知青下乡要求集中安排，需要到县乡去实地查看选点，主任为此一筹莫展。她见老刘身强力壮，就悄悄对他说：刘主席知道了，老大不高兴，抱怨道“我在厂里找来的人，你却捡现成挖墙脚。”看到这种情况，我的调动应该是毫无悬念的事了。那该作何打算呢？心里一时拿不定主意。带着这个问题，我主动与老刘交换意见。他很干脆地回答，“我希望留在这里工作，以后好分房子，把家搬到城里来。”听到此话，我简直惊呆了，想不到他的想法这么简单这么直接。不觉心里嘀咕道“这也太异想天开了吧，办公地点尚且如此，哪里还有你的宿舍？”不觉对他小看了几分。回到家里，我们夫妻俩商量。妻子表态说“还是在厂里好些。”这我知道，若真的调走，家里家外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忧虑的却还有另外的问题。我想，到这种高级别的领导机关来工作，一定会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是否符合条件，不得而知。从我个人来讲，进厂已经七年多，却还没有入党。虽然在1973年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党组织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在这些年里，也看到好多工人师傅，被抽调去工宣队、专案组工作，几年后还是回到了班组。我进一步想到，现在说你能干又适合做这项工作，到时如政审过不了关，又不便明说，弄得灰头土脸的再退回去，那多没有面子。想到这些，我决定不作非分之想，趁刘主席现在还没有把话挑明，不动声色地主动体面的退出。春节之后上班，老刘离开了工会，真的就去了知青办。刘主席要去参加全国总工会组织的一个业务培训班，地点是江苏扬州，时间是一个月。给我安排完工作，也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我的工作是整理大会文件资料，分类归档保存。我列出清单，打电话向有关工厂催报欠缺的资料，还出差到北碚、合川，上门去索取。大约半个月时间，这项工作就结束了。这时，我的主意更加坚定，于是就给刘主席留了一封信，当然没有说出真实想法，只是借口车间催促。临走的时候给在家的李老师打了招呼，李老师很为难地说道：“刘主席都没有回来，你怎么能走呢？”是啊，我就这样离开，于情于理都不合适。可是，我又如何去面对刘主席呢？如何张得开口呢？想到这些，我对李老师说，请转告刘主席，如果工作需要，我随时都可以来。说完，就义无反顾地走了。我回到工厂，周一上早班。中午，我去食堂吃饭。半道上碰见二车间的小罗，他是组织科的代干，很吃惊地说道：“哎，你怎么回来了呢？”看到他的神态，我也有点惊讶，“啊，怎么啦？”我反问道，可他支吾着走开了。我感觉有点蹊跷，打了饭，端着饭碗就去了组织科。见到胡科长，没等我开口，她就连声说道：“我知道了，知道了，听小罗说了。”一周的早班结束，休息大礼拜再转深夜班。那时生产任务紧，周日晚上加班。周一上午，我在家倒班睡觉。中午时分，车间派人来叫我，敲着门说：“下午两点到车间支部去一趟，书记有事找你。”下午我到厂里去。书记召见还是第一次，我想可能是谈入党的事吧。走进办公室，见到罗时萍书记。她开口说道：“你提干了，这次全厂提拔的人多，组织部门安排不过来，委托支部给你谈话。”刚听到这句话，简直惊呆了。这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一直认为这一辈子就应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我甚至怀疑耳朵出了问题，心神不定地坐在那里，罗书记后面说了些啥都恍惚了。只记得提干的缘由是，劳动工资科将下放工资计算，在车间试点。她说“你的工作就是核算工资”。书记说完，又让我到车间主任那里去。欧健民主任询问了一些情况，确定由孙道碧老师指导我，还安排了办公桌，又叫我用复写纸帮忙画了几张表格。四点多钟，我离开车间办公室回家。一缕斜阳照在身上，感觉暖洋洋的。我回顾刚才的情景，不断反问自己，“会不会听错了？”难道我真的由工人提为了干部，我的岗位不再是制绵工场的6号车位，今天晚上就不用去上夜班？想到这些，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于是，不由自主地去了管理员别宗珍的家。在那里得到了证实，才放下心来。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车间办公室，径直来到孙老师跟前。孙老师是车间的计划统计员，业务能力很强。她了解到我的珠算只会加减乘法，就把除法口诀抄出来，让我加紧练习，强调说“这是基本功”。我们俩对着桌子坐，她不时给我指点，气氛很和谐。可是，仅仅过了两三天，孙老师就不理睬我了。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她，心里害怕，不敢多问，只是埋着头练习算盘。星期六到了，上午召开全厂干部大会，200多人挤挤挨挨地坐在职工食堂。我是第一次置身这样的场合，感到新鲜而好奇。远远的有一位老师望着我微笑，但我并不认识她，只好也笑着回应。这天会议的主题是，厂党委书记报告干部队伍清理整顿情况。书记讲，经过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干部组织路线得到了拨乱反正。清除了一些不合格的人员，提拔充实了一批干部，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班子不齐不力、正职缺位、以工代干、年龄偏大”等等问题。最后，由组织科长宣布厂党委、厂部领导班子、各车间各科室领导及其组成人员名单。我听得很认真很仔细，奇怪的是，我的名字并不在制绵车间，而是在劳动工资科，这与先前的说法有出入。大会结束，我回到了车间。不一会儿，就听到走廊上人声喧哗，一个陌生人高声说道：“谢谢你罗书记，为我们输送了人才。我不客气就来接了哟！”随即只见罗书记和那个人亲亲热热地手牵手来到我面前。罗书记对我说道：“劳工科的陈科长亲自来接你了，我们也不敢留你，赶快跟她走吧！”这突如其来的场面，让我措手不及，不好意思的低着头，心里有难以述说的感动，只觉得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这是我人生路上的重要转折点，短短的十来天中，好像坐了一趟过山车，心情跌宕起伏。后来得知，这次去纺织局工会，其实是经过了初步考察的。刘主席上下通气后，亲自向我们厂党委书记点的名。可是，我却并不了解内情。由于我谨小慎微的性格，从小养成的自信心缺失，对此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关键的时刻，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地选择了退缩。尘埃落定之后，首先想到的是，我对刘主席失信了，心里不安，自责不已。找了一个机会，我去了纺织局。见到刘主席，想说出我的心思却开不了口。老太太还是那么慈祥，看着我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她鼓励我说：“在劳工科搞业务工作大有前途，一个人要精通一门业务才好！”老刘正式调入了局机关，先在知青办，后来合并到了劳动工资处，我们工作上有了交集。一年后，纺织局机关搬迁到领事巷办公，修建了办公大楼和职工宿舍。老刘如愿以偿，从李家沱搬家到城里，热情地邀请我去做客。局工会始终缺人手，最后将我厂繅丝车间的贺贵良调去了，贺的爱人也照顾关系调到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不久，他们在上清寺分到了房子……这些都是后话。三姐知道了这些变故，不无惋惜地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怎么这个道理都忘了！”人生路上的坎坎坷坷，使我错过了到上级机关工作的机会，失去了唾手可得的诸如房子这样的好处。命运之神让我留在熟悉的地方，从基层业务做起，摸爬滚打，经受磨炼。对此，我没有后悔，没有怨言，随遇而安，处之泰然，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此时此刻，是1979年的3月之初，大地回春，暖意融融。我进厂第八个年头，年满三十一周岁。刚进门，有人给我打招呼“来了，欢迎欢迎！”这不就是那天在职工食堂对着我微笑的人吗？经介绍，她是杨凤梧老师，是科里的统计员，还担任党小组长。劳动工资科是厂里一个重要的职能管理部门，负责全厂的劳动组织、劳动工资、劳动调配、工资核算等项业务工作。与各车间、各科室部门打交道，为全厂干部职工服务。陈科长此时还是副科长，是这次才提拔的，老科长童质彬即将退休，因病已不常来上班，科里的日常工作由陈科长主持。陈科长安排我和张意诚老师为工资核算员，分工合作，我负责制绵、绢纺、紬丝三个车间，人数超过了全厂职工的一半。陈科长以前就是工薪核算员，她把经手的工作交给我，她既是科里的领导也是我的老师。工资核算是一件纯事务性的工作，不紧不慢，按部就班。我们厂是每个月20日发工资，围绕这个时间点，大体的流程是这样的。20日之后，开始抄写新的工资表。就是按照旧工资表将姓名、标准工资金额、粮价补贴、代扣等固定项目照抄下来。只不过，要注意人员调动、工资变化的信息，及时调整到位。月底前两天，要去车间班组发放考勤表，月初又要去收取上个月的考勤表，并仔细查看，如有疑问要现场询问，因为这是计算工资的主要依据。以上算是准备工作，紧接着才真正进入计算，这主要就是考核出勤。旷工、事假扣除全工资，病假的情况稍微复杂一点。工龄8年以上的算老工人，病假仍照发工资；不满8年的，按照不同年限的规定比例扣除。有加班增班则按标准增发。陈科长给了我一张各类工资标准日工资、小时工资以及各种比例的对照表，在计算时对号入座就行了，十分方便。就这样，按人头计算出当月的实发金额。然后，按班组、车间进行汇总，并提前两天交给厂财务科，由他们发放到车间、科室，再经各班、小组分发到个人。发工资那两天，要在办公室接待来访，个别有异议的职工会来询问，如有错漏，要仔细记载下来，到下个月纠正。我有过在林场做会计的经历，珠算加减法也还熟练，接手这项工作并不困难。陈科长十分满意，很快就放了手。我与张老师对着桌子坐，可随时请教问题，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心情舒畅。时令进入六月份，天气慢慢变热。开始时，感觉疲倦乏力，继而厌食闷油等，以为是气候的原因，心里并不在意。拖延了好几天，才到职工医院去看病，对医生说：“我感冒了。”医生开了常规的药物，服了并不见效。反复几次，仍然如此，且日加严重。完全没有食欲，没有力气，站着就想坐着，坐着就想躺着，身体已十分虚弱。我心里有点慌了，家里有一本《医疗手册》，对照看好像是患了急性肝炎。我又到医院去，走到半道上，碰见一个熟人，他惊奇地问道“你得了啥子病哟，啷个一身都黄了！”边说边往后退。走到职工医院，挂号时需报出医疗证号码，我感觉我的声音可能挂号员都难以听到，于是，踮起脚尖，对着窗口用足了气力，大声地报了号。我按照《医疗手册》上的描述，向医生诉了病情，最后试着问了一句“会不会是急性肝炎？”医生让我躺在床上，作了腹部叩诊，又查看了眼睛瞳孔。然后，很肯定的说：“是急性肝炎。”一边说一边就去水池旁用肥皂洗手。医生开了一张转诊单，说道：“这是传染病，你需到专科医院去隔离治疗，赶快去吧。”随即，还通知防疫人员到我家里和办公室去消毒。我急急匆匆地来到了位于小龙坎的重庆市传染病医院，顺利地办理了入院手续，找到病房，躺在病床上，这才感到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这时，医院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晚间新闻，这天是1979年7月1日，我到劳工科才三个多月。那个时候，治疗急性肝炎并无特效药物，主要靠休息和增加营养恢复。不过，这时正在试验一种新药，我被确定为临床对象，每天通过输液用药。从进院第二天开始，连续输液28天。期间，医生护士每天都要来询问查看，收集详细数据。这引起了其他病人的极大关注，他们以为我与医院有什么特殊关系，纷纷打听猜测，其实我一点都不了解内情。或许就是药物的因素，我的症状很快就消失了，肝功能各项指标恢复正常并稳定下来。40天之后，病愈出院。在家休息了半个月，九月份重新回到科里上班。生病期间，陈科长和几位老师分担了我的工作，大家的真心关爱，让我感动不已又心存愧疚。 完全康复的身体，充满活力，我更加努力地去完成本职工作和钻研业务，争着做办公室的清洁卫生和杂事。我重新写了入党申请书，请陈科长和杨老师做介绍人，决心用实际行动做出成绩。这时，陈科长额外给我加了文书事务的担子。负责科里的会议记录、月度年度的工作计划和总结，以及一些专项文字材料。在全厂整顿改革中，又派我参加厂部组织的劳动纪律调查，参与起草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通过这些实践，我慢慢熟悉了科里的其他业务，也涉足了厂里的部分管理工作。陈科长对工作十分认真，性子急跳，她要求工作赶前不赶后，不容许拖拖拉拉，拖泥带水。她打比喻说：“这就是幺店子的黃糕，去不吃，转来还得吃。”她要求做好本职工作，鼓励成为行家里手，她常说：“打锣卖糖，各管一行”、“变了这个虫，就要钻好陈科长处处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在她的带领下，大家兢兢业业，科内工作有声有色。在这种氛围下，对于初初入行的我来说，起到了良好的潜移默化作用。第二年6月，科里又来了两名年轻人，他们是以练习生的名义选拔的。陈科长安排他俩接替我的工资核算工作，我转而跟着赵伯瑚老师学习工资业务。赵老师是资深科员，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去上海参加过劳动部举办的培训班学习，之后一直担任工资员，对工资政策了如指掌，在全市系统内名声在外，在厂里更是奉为权威。赵老师写得一手好字，无论汉字还是阿拉伯数字，笔划工整而飘逸，挺拔且俊秀，看他的文字和报表，就像是欣赏一幅书法作品，让人爱不释手。赵老师不苟言笑，一整天几乎不说一句话，只是埋头办公和一直抽烟。偶尔，待科长离开后，才和我们几个年轻人说上几句话。我成为他的学生，开始时特别的小心翼翼，有时面对他甚至于不知所措。工资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对职工从进厂开始直到退离休全过程的工资变化，进行跟踪处理。这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它关系到正确执行国家政策和职工个人的切身利益。具体到日常工作，主要有如下内容：学徒工（熟练工）初期待遇以及转正、定级事宜；职工离退休待遇的处理；在职职工调资升级；调动人员及特殊工种工资处理；起草制定并执行经济责任制；全厂奖励性资金审核和发放汇总，等等。那段时间，每年都有上百的新工人进厂，处理初期待遇和转正定级成为日常性的工作，赵老师首先把这件事交给我。我手握一份新工人花名册，每个月定期查对，完善信息，及时与车间班组联系，按期准点办理相关手续。与此同时，赵老师也教我熟悉其他业务，他不习惯耳提面命式的说教，只是交办一些零零碎碎的具体工作，让我通过操作实践慢慢去摸索体会。1979年，国家对退离休职工工资区类别进行调整，赵老师让我独立办理。这次调整，人平增加工资不足5元钱，但工作量却很大，涉及的范围达到1700多人。首先要对每个人的情况进行清理核实，遇到疑难问题，还得查证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工资档案；然后，按政策规定逐个予以调整，确定新的标准和增加的金额；最后，汇总报批、造册补发兑现。那时，没有电脑计算器，仅仅借助算盘人工操作。不久，赵老师调到企管办任职，我开始独当一面处理工资事务。1983年，国家下达调整职工工资的通知，这是继前两次给40％职工调资后的全面普调，是全厂职工的一件大事喜事。在陈科长的领导下，我认真学习文件精神，领会其重大意义及方法步骤，根据要求起草制定了贯彻实施方案。这次调资，考核是一个重点环节。一要考察职工的现实表现，这包括出勤、生产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等；二要考核技术技能，通过笔试测查岗位责任制、工艺流程、安全文明生产规范等知识，还要考核现场实际操作。在全厂的实施方案中，我作了原则性规定，把具体工作则部署下达给各车间、科室（部门），指导它们制定细则，并督促检查落实。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审核每个职工的数据资料；对调资级别、金额等作技术性处理；编制汇总报批表格和补发兑现名册，等等。这项工作历时三个月，总体进度按计划顺利进行。临到尾声，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准备一份书面材料，提供给厂长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于是，我认真进行梳理，分“调资的政策依据、具体的方法步骤及实施、前后数据对照和调资对生产工作的促进提高”等几个方面回顾总结。星期天加班，一气呵成写完5000多字的文稿。来不及给陈科长审阅，就直接送到了厂长的家里。第二天，我列席了职代会。厂长几句开场白之后，就将我写的稿子照念了一遍。之后，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表示代表们认可通过。1984年，又经历了调整偏低职工工资标准和简化工资标准等大范围内的工作，每个人的工资不断变更，全厂3000多人的工资名册频繁翻新，桌子上整整齐齐地堆了一大摞。在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如何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怎样利用分配杠杆来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已成为热门话题，工资改革已势在必行。陈科长带着我多次参加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调研活动，参与数据测算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到省、市内的兄弟单位学习取经；在厂里推行计件工资试点，强化、细化经济责任制等等。对此，厂里也非常重视，厂长、分管副厂长经常听取汇报，不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决策。各车间也积极响应，主动上门沟通情况。一时间，这项工作成为全厂的重头戏，也走在了全市纺织系统的前列。忙忙碌碌之中，我与厂领导频繁接触，与车间科室不断交流，工作得心应手，业务能力不断提升，工作业绩得到普遍认可。1981年，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的愿望得以实现。我写信告诉三姐这个好消息，激动之中，竟然没有写好信封就投进了邮筒。1982年，我家分到了厂里的职工宿舍，结束了长达八年的租房历史，房租由每月7元钱降到0.87元，等于又增加了一级工资。经陈科长的关照，得到了心仪的户型，在同等条件下，算是最好的了。新房虽然只有20多平米，但布置起来，却也井井有条。从此，萦绕在心中最烦恼的事情化为乌有。1984年，中央组织部委托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办党政管理干部专修科，通过全国成人高考，我以高分被顺利录取，开始了半脱产三年制的大专学习生活。时间进入1985年，企业全面整顿工作圆满收官，生产管理更上一层楼。六十年代华东纺织学院毕业的大学生王瑞恩担任厂长，他精通技术、善于管理、了解市场，提出了“限丝、扩绢、促绸”的发展方向，一场大规模的老厂技术改造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夺高产、创优质、争效益掀起高潮，工厂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年，国家推行的厂长负责制改革也在我厂试点，干部使用试行厂长提名和任命，一场大范围内的中层干部调整正在悄然运作。这时，我在劳工科担任科员已到第六个年头，半脱产学习刚进入第二个学年，工作繁重，学习紧张，两头忙碌。一天上午，我照例在学校上课。听完一节录音之后，不知是哪位同学起了个头，说到厂里中干调整的话题。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来。我向来对这些事反应迟钝，消息基本闭塞，光听闹热而插不上嘴。但中午回到家里，一个好朋友却传来关于我任职的消息。乍一听到，感到太过突然，因为以前全无征兆，是真是假，心里好奇而期待。果然下午上班就得到了证实。厂党委陈书记找我谈话，很郑重地说：“组织上决定任命你为厂长办公室主任。”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正在半脱产读书，恐怕难以胜任，随口就说了出来。“这我知道，但是工作不能空缺，这个职位也不能等你。”陈书记很肯定地回答。我知道，这件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硬着头皮答应。随后，陈书记谈了办公室的人事安排。现有的两名副主任，一位是我的老师赵伯瑚，调回劳工科任副科长；另一名副主任吴仲初改任协理员，协助我的工作。因为人手不足，暂时不配备秘书。“这是一副重担，我相信你能挑得起来。”最后，陈书记鼓励我说。9月21日，在全厂干部大会上，我接过厂长颁发的任命书，正式走马上任。厂长办公室在行政序列中排行老大，地位显赫，名称光鲜，但个中的艰难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厂长办公室不只为厂长一个人服务，而更多的是要联系上下左右、沟通内内外外、协调四面八方。它好比一个针眼，千头万绪要从这里穿过；它犹如一个磨心，大事小事都围着它转。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大楼，就面临纷繁复杂、应接不暇的人和事。先要与厂长和几位副厂长打个照面，看他们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然后才走进我的办公室，头一件事是批阅文件。迅速浏览新到的文件，确定传阅范围。再查看传阅过的，看看领导们有些什么批示？一边做这件事情，一边要接待来人来访。有人来申请使用小车、有人来联系中午的客餐、有人来询问厂长的去向……有时会突然走进一个人来，那是初次登门来联系工作的，倾听他们的来意，回答他们的问题，安排接待事宜…… 街道社区、公安消防等部门也不时会找上门来，通知参加会议、要求协助配合工作……一会电话铃响了，锅炉房煤炭告急，请求协调车队加紧运输；一会有人催促，让我带队去检查文明生产……以上这些仅仅是日常的琐碎事务，而更多更重要的则是组织安排会议、接待上级领导来厂检查指导、接待外商参观考察洽谈以及大量的有一定难度的文案工作。各种会议是工作中的常态，比如厂长办公会就是每周的例会。按照厂长确定的议题和具体时间，先要与各位副厂长协调，然后再张罗会场会务。会议中，一边观察现场情况，一边还要认真做好记录。档案室的刘老师告诉我，我的记录本按规定要进入文书档案予以保存，因此不容得马虎。会议之后，有些事情，还得形成文字纪要或者跟踪落实。那时我们厂是全市的整顿改革先进企业和出口创汇专厂，名声在外，受到各方关注，上级领导和外商来访，那也是常有的事。为了做好接待，首先要准备工作汇报或厂情介绍材料，拟定接待流程、参观路线；还要提早部署突击厂容厂貌清洁卫生和安全文明生产、安排菜品菜谱、布置接待室会议室、培训接待人员等等。记得有一次为准备热毛巾，按照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说法，就颇费了好多心思。接待的当天，更是紧张而忙碌，生怕出了半点差错。办公室人手不多，除了我和协理员老吴主任，还有负责文件收发传阅的文书一人，经管清洁卫生、收发报纸信件、保管物品、打开水等杂务的工勤人员一人，小车及大客车司机四人。没有专职秘书，所有的文案工作都压在我的身上。刚刚上任不久，就接手了一个紧急任务，市经委和市改革办要求报送企业整顿情况总结报告。原来牵头的改革办是临时机构，已经撤销，事情自然而然就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只能从头熟悉这项工作，调阅封存的资料档案，走访当事人，召开座谈会，然后加班熬夜，几易其稿，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报告送出后，得到上级的认可，我厂顺利地被评为市级先进单位。紧接着开始起草全年工作总结。我按照厂长在几次会议上的工作回顾，列出要点，拟定提纲，同时分析报表数据，收集各科室、车间的相关情况。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加紧组织文字。在这个总结中，除了突出全年生产经营和老厂技术改造的重点之外，我还以“在整党中前进，在改革中提高”为题，将政治思想工作、党的建设、群团组织、职工生活福利等方面也进行了总结，罗列了成绩亮点。在讨论稿子的时候，得到了一致的好评，认为这是一个全面的工作总结，它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全厂的面貌。这份材料，后来成为厂长在全厂职代会上的述职报告。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两次成功的尝试，让我初步摸到了套路，积累了经验，获得了成就感，增强了信心。全国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活动，重庆在市人民大礼堂召开动员大会，市长亲自讲话部署，号召全市企业积极踊跃参与，声势十分浩大。围绕这项工作，从制定全厂总体方案到分解责任书，从日常的工作简报到阶段性检查总结，从月度季度指标考核到全年成果汇总报告，工作要求一环扣一环，时间进度一步接一步，任务一个接一个。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层出不穷的材料。如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召开年会，要求我厂提供《创汇承包，为国家多做贡献》的经验材料，作为大会文件印发全国；省市人民防空管理部门来检查工作，高度评价我厂从防空洞开挖到充分利用防空设施的一整套做法，要求认真总结经验，向社会推广。于是，我赶着完成了《搞好平战结合，提高三个效益》的经验材料，我厂被评为四川省和重庆市的人防先进单位。办公室主任工作繁杂，该管的不管的事都要管，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加上还得顾及当期的学习任务，我成天深陷其中，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此时此刻，我想起了陈书记告诫的“这是一副重担”那句话来，才真正掂出了它的分量。我负重前行，不敢停歇，无法踹息，身心劳累，疲惫不堪。终于，一场疾病袭来，我被紧急送往医院，躺在了病床上。这时是1986年9月，我到办公室任职刚好一年。都说病来入山倒，可是细想起来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早在5月份的一天深夜，我在熟睡中翻身，瞬间左胸部剧烈疼痛,好像有什么东西被牵扯着一样。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反复按压，没有发现什么，就未放在心上。过了些时日，慢慢地感觉有点隐隐作痛，手会不自觉地去抚摸。记得7月1日那天，全厂组织下半年开门红活动，我从早上6点多钟就到了厂里，整天都在车间现场忙碌。下午4点多钟，我往精纺车间去，正上那一段高台阶时，突然疼痛加剧，于是停下来歇息。正好碰上巡回医疗服务的代医生，他给了我几颗去痛片，并叫我一定要尽快去医院看病。过了几天，我到了医院，医生开了照光单，不巧那天停电，无法诊断病情。后来，因事务缠身，一拖再拖，两个月时间就过去了。这时，病情已明显加重。每天下午发低烧，晚上睡觉盗汗，疼痛频繁并加剧。我意识到，一定出了大问题。9月初的一天，趁外出办事的机会，顺路就去了沙坪坝结核病医院。医生听了我的叙述，当即就上X光机，之后又照了片。医生说“你别忙走，我把片子冲洗出来看看。”过了一会儿，片子出来了，医生指着说道：“你的肺部已大面积感染，肋膈角大量积液，很可能是结核性胸膜炎。”医生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本子来，接着说道：“你这个病要到歌乐山的结核病医院去治疗，我给你开张转诊单。”医生又问我有没有人陪同，告诫道，一路上要小心，避免摔跤或碰撞，如果积液破裂，整个胸腔都会感染，那后果就严重了。这时已过了中午12点，我小心翼翼地往厂里走去，一只手提着胸片袋子，一只手托着胸部，明显地感觉到里面的液体晃动。来到职工医院，直接找到陈大明院长。陈院长正在吃午饭，他急忙放下碗筷，一边听我述说一边查看片子。随后又取来一只针管，慢慢从胸部刺进去，吸出了300毫升积液。操作完毕，陈院长很郑重地对我说：“结核病医院的诊断可能性较大，如果保守一点的话，在厂里试试抗结核治疗就明白了。”“不过也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去医院更稳妥一些。但是，不能去歌乐山，即使是结核性胸膜炎，也不会传染人，而肺结核是开放性的，很容易就被传染上了，我送你去大医院吧。”当天下午，陈院长送我到西南医院，住进了呼吸专科的一间两人病房。按照医院的程序，首先是查清病情。做完常规的血液、照射检查之后，还要做胸膜活检。这天上午，主管的刘医生带着一个学员来到病房。搬来一张椅子，让我面朝靠背坐下，手枕着头趴在椅背上，脱掉上衣，整个背部半躬着暴露出来。他要从背部扎一支空心针管进去，再用特殊的带铲头的钢丝去取出胸膜来。刘医生把这些都告诉学员，并让学员操作。从怎样消毒到如何进针，指导得很细致。他特别强调进针的力度，说“要把握一定的力度，不然进不去。但又不能过猛，怕的是刺穿胸腔。”也对我说有一点胀痛，但不会流血。从医生来病房拉开架势开始，我就紧张起来。趴在椅子上，屏住呼吸，脚趾手指抓紧，一动也不敢动。手术开始了，先有一点刺痛，接着胀痛。感觉得到针管已进入皮下组织，缓慢地向前移动。刘医生不断地提醒“慢一点慢一点”，又询问学员手上的感觉。房间里出奇的安静，时间仿佛停止了。我全神贯注于刘医生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最害怕胸腔被刺穿。终于，听到说“到位了”，进针停止。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之后，刘医生对我说“马上要取胸膜，搅动时会有一点疼痛的。”果然，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但尚能忍受。“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白色的。”刘医生急切地说道。顷刻之间，我觉得身体变成了一片羽毛，轻飘飘地往下坠落。眼前一团漆黑，只有顶上有一丝光亮。四周静寂无声，只听见远远地传来医生叫我的名字，我想回答，却发不出声来，就动了动手指表示回应。不知过了多久，我苏醒过来，这时已躺在床上，衣服裤子被汗水湿透了。医生询问了几句，收拾东西就离开了。一会儿一位护士走了进来，说是要静脉注射葡萄糖，我一看到她手里的大针管，就害怕了，坚决表示拒绝。无奈，她只好将针头拔掉，把葡萄糖液体倒出来，让我喝了下去。 下午，一位老医生来了解当时的情况，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不该当着病人的面教学。”晚上，刘医生来到病房，安慰了几句，说“好好休息，隔两天再做。”我静静地躺在床上，身体仍然发着低烧，胸部还是隐隐着痛。气息奄奄，无可奈何，只能听从医生的安排，不过回想起上午的情景来，已没有那么害怕了。第二天下午，刘医生急匆匆来到病房，兴奋地说“不用再做了，昨天那片胸膜检验已找到了结核菌，可以确诊了。”于是，开始对症治疗。抗结核药物通过大剂量的输液进入体内，症状很快就得到缓解，最明显的就是不再低烧了，人一下子就感觉舒服了不少。白天有了精神看书学习，晚上还到医大的电影院去看电影。胸部积液慢慢吸收，肋膈角逐渐清晰，疼痛已不明显。这次住院又是四十天，出院后继续服药治疗一年，每个月到医院复诊检查。那时用了链霉素针药，曾出现耳鸣、头晕的症状，还好医生及时进行了调整，没有造成后遗症。后来得知，当初医院怀疑我患了肺癌，安排住进了癌症待查病房，胸膜活检就是为了找到癌细胞。这件事在厂里广为流传，我的师傅着急忙慌地来医院看望，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同病房的那个病人，确诊为肺癌，那段时间正在做化疗，其痛苦不堪，家属忧虑焦急。我每天耳闻目睹，除同情之外，设身处地思量，令人不寒而栗。回家休息三个月后，于1987年元旦节后上班，重新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上级主管部门来厂里抽调干部，经推荐考察，决定调我去机关调查研究室工作。陈书记又找我谈话，说：“上级机关调人，只要你愿意，我们只能无条件输送。”我点头答应。十月下旬，我告别工厂，调往重庆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机关，又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生活。 （系列文章载完） 钟正国，重庆人，生于1947年。1964年初中毕业即上山下乡去达县专区平昌县社办林场，1969年插队落户。1971年11月招工进重庆丝纺厂，1984-1987年在职读电大。1987年调重庆市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至2007年退休。近年在本号发表多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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