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航:消失的记忆,八旬翁眼中的老重庆（17）

上篇  抗战前后

           17、繁荣的寸滩

今天重庆两江新区的寸滩免税港区，就设在原寸滩镇上，现今的寸滩又是重庆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和物流中心，海关的报关都可以直接在这里办理。

我家是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举家迁到寸滩躲飞机的。那时，爷爷在寸滩买了一所“花园”，修筑了一个别墅大院。由于老人家为人古怪，妈妈姐姐与他难于相处，都不愿与老太爷住在一起。不得已，爸爸才在寸滩的中街八十三号佃赁了三间房，把我们安顿下来。房主人邵炳臣的邵家院子很宽大，一共有十几间房，大都租给下江人住，有一家是运输舰“同德”号的王舰长；一家是“民贵”号沈的船长，都是南京人；还有一家是“平安”炮艇的李艇长，是福建人。我们四家加上主人，住了邵家院子的前院，当街铺面是一爿酒店，为邵家自营，一般赶场时才开门。后院是一家安有五部织布机的机房。邵家的父亲是爷爷的佃户，我们又是邵家的佃户。抗战八年，我们一直住到胜利，才搬回城里。

寸滩又名回龙镇，据说晚清时，一次川江发洪水，将朝天门龙王庙放的龙船头、龙船尾冲进长江，漂流到寸滩回水沱，由寸滩袍哥的泅水能手捞起，据为己有。眼看五月端阳到了，朝天门的龙船没有了龙头、龙尾，只好向寸滩讨要捞起的龙头龙尾，愿出巨资购回，寸滩故意不干，两边袍哥几乎发生械斗，惊动了巴县和江北的县官，从中调解，勒令寸滩交还龙头龙尾，朝天门的老白龙认寸滩的老黄龙为义兄，放鞭炮唱连本木莲戏，迎送龙头龙尾，两家和好，结为义兄义弟，改寸滩为回龙镇。朝天门大码头，专门留有寸滩的揽载船的泊位，以示友善。

寸滩是临江心的一块大礁石，河水湍急过滩向下形成一个大回水沱，名叫麦子沱。水流湍急，波浪澎湃，水流过滩头进入回流，又平静如镜。这里又成了取得水文资料的理想地，很久前就设置了水文站，测量长江中游的水文。因之这个场镇便以水文站为界，分为滩上滩下两块地方。滩上一条直街各有许多小巷，从第一号算起把街分上、中、下三段，中段最热闹繁华，一共有一百多号商铺；上段也有一百多号，大都是米厂和盐糖铺；下街临河是米市、牛市、猪市和卖杂货的商铺和各种行政机关。乡镇后是一座小山，乡镇前是一条小河，小山叫学堂堡，小河叫螃蟹沟，中有一座奇特的石桥，桥中间是二、三十米见方的平台，两旁引桥对称垮塌掉了，半边形成一条甬道，俗称鸳鸯垮。相传是鲁班爷化为一个乞丐来踩桥，县官不准他通过，要垮掉他的衣服裤儿，鲁班说要挎就鸳鸯挎，于是两头引桥都各垮半边，真成了鸳鸯跨桥了。

寸滩场是逢二、五、八、十赶场，比别的场每月多赶三场，大约是贸易兴旺，故意加的。这里是一条大通道，从么滩、称砣、九龙、八角各场来的，邻水大竹渠县来的行商，到重庆都得经过寸滩进城。从山区来的多半是黄谷、鸡鸭蛋、菜油桐油，用皮篓子装货，一路上的脚力，动辄上百十来挑担子。返回的是盐糖及日用品，也用皮篓子装。人们称这些力夫为加班匠。因为这个原因，寸滩街上的商铺大半是盐糖铺和米厂，茶酒馆栈房枇栉皆是，基本上要到深夜才关门，因为远道而来的货挑子有时半夜才到，基本上成了一个夜不收的码头。

寸滩的山米，就是从渠河山区运来的黄谷，在寸滩加工而成，打米的碾房大的有十几匹骡子，小的碾房也有一两盘碾子。场上最大的米厂，算是田抱鸡母的碾房，他有十几匹骡子驼米，十几条黄牛拉碾子，圈里有上百条肥猪，工人都是好几十人，这家大生意我爸爸也有股份，田抱鸡母在重庆城的销货，几乎由我家包了。

寸滩山米进城用的是特制的揽载船运输的，短桅杆，长船舱，方便运输好拉纤，也好放米。船一上行，前舱上面四根挠片，八个人划，上滩时乘船的挑夫用扁担一起划，所以又叫水爬虫船。拉滩时除了舵工，一律上岸拉滩，所以航速几乎快过其他木船一倍。在过江北嘴时几乎是硬划上滩的，用不着岸上拉滩。米船分为三拨，为了赶早市，早晨五点钟为首班船就到了朝天门，以后每过一小时一班，往下推算，一直到把米老板办的米拉完为止。

邵家院子相邻一家大栈房，可以住上百多号人。一个大院子，有十几个房间，堂口可安放二三十张大方桌吃饭喝茶，十几个么师、伙房，保管山区来的挑夫酒醉、饭饱、一觉到天亮。人们称这些山区挑夫叫山丘二儿。挑夫过路、么师拉客唱到：“稀饭又滚，饭也滚，咸菜都居一啊！这里歇！”写了号安寝前，么师呼堂道：“楼上楼脚客，听我幺师办交接，小心火烛要记倒，床上抽烟要不得，洗脚上床图干净，夜壶屙屎要不得。”像这样的大栈房，已经不是鸡鸣早看天，未晚先投宿的干号栈房了，在寸滩也有十来家之多。除了黄谷就地销售外，其余鸡鸭蛋、菜油、桐油都要进城销售，空篓子返回寸滩装盐糖，因此去来都要经过寸滩，把寸滩引向了繁荣。

滩下麦子沱停泊有几艘兵舰，大致是蒋介石在抗战时最后一点海军，一艘内河炮舰叫“永绥”号，两艘运输舰叫“同心”、“同德”号，还有几艘炮艇叫“永宁”、“永安”、“太平”、“太和”，兵舰上的水兵也上岸做生意，所以寸滩在抗战时有好几家福建菜馆，“永绥”号是德国造，装备还比较先进，曾经打落两架日本飞机，国防部长何应钦还来寸滩视察过。

离寸滩五里是茅溪桥，兵公署的三十兵工厂设在这里，是生产手榴弹的专用厂，河对岸是大佛寺，是三十一兵工厂，专造迫击炮弹。两个厂都在寸滩购买生活用品，经常与当地十六分局的警察发生纠角。1941年夏天，工人与警察发生过一次大械斗，打死了一个工人、两个警察。乒乒乓乓炸了半天，才把警察吓跑，兵工厂的工人向警察局丢了几箩筐手榴弹，后来派军队才强压下去。

滩下还有一个大伤兵医院，据说是高滩岩三军医大一院的前身，有些伤愈的伤兵，常帮助附近农村收割插秧，与老百姓的关系尚好，只是和官府过不去，并不是像有的人瞎说伤兵惹事。抗战时大轰炸，大隧道惨案死的人都埋在麦子沱、黑石子河边，用揽载船运来一船一船死人，挖个大坑，一层石灰一层死人，随便埋在寸滩滩下，连个标志都没有。

解放后寸滩又改名叫“安乐”乡，是十六区政府所在地，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无瑕考证，反正没有叫几天。

今天的寸滩再也找不到往日的痕迹，要说沧海桑田是远远不够的，它的变化完全可以用翻天覆地，面目全非。

       18、羊坝滩的兴衰

从寸滩沿江上行五里便是羊坝滩。这里不是村也不是场，连么店子都不是，仅是河边一片沃土。抗日战争爆发后，成全了它一时的繁荣。

重庆大轰炸一开始，我们全家便跑到这里躲警报，投靠我的大姑父。大姑是爸爸远房的大姐，姑父王海山是这里的保长。他有一所大院子叫王家大院，正房、厢房、上厅、下厅共有二三十间房屋。其实这院子不是他的，而是租佃一家姓王的大商人的。这个王财主在上海、香港都有大生意，家景殷实，不知得罪了谁，在上海被人杀了，尸体运回重庆便安埋在羊坝滩的桥头，修了一座十分壮观的大坟，上下拜台，种上苍松古柏，四周种上四时不谢的花，坟头墓碑有一个塔式的尖顶，当地老百姓叫它“尖脑壳坟”。为了照看这座大坟，王家专门购买了这个大院，请了当保长的自家人来管理。平日根本不来这里，只是每年清明节，举家前来扫墓，祭祀。由于家道中落，近些年来得稀疏了，所以这座大院，这片沃土，都由王姑爷来支配，好像已经是王姑爷自己的产业一样了。

这大院子除了我家外，还有与王姑爷有点沾亲带故的人家也来住：一家姓王的师爷，是廿一兵工厂的会计；一家王婆婆，儿子在英国学习海军；一家唐家妈是我们原来的街邻，她娘家也姓王；一家皮姑姑，是华山玉斋馆的老板，她的娘家也姓王；一家在城开餐馆的王老板，也是他认的兄弟。几家人和睦相处，增添了快乐的气氛，扫除了对日本飞机的恐惧。几家人的孩子一大群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忘记了我们在逃难。孩子们上学到寸滩读书，一大帮孩子，开出去成了一个大队伍。一路嘻戏，一路歌声，打破了羊坝滩的宁静。

王姑爷虽然是保长，但形象并不高大光辉，他是个驼背，有人专门为他编了首顺口溜，见到他就唱：“远看迎客接彩，近看接待亲家来，上坡像游龙戏水，下坡像乌龟爬沙，坐到像老狗向火，睡到像弯丘黄瓜。”王姑爷听了，也不冒火，还说编得好编得像，可见他是个非常豁达的人。他一个大家庭，有五个儿子，十几个孙子，一大片土地都是自己种，农忙时才雇几个“山丘儿”，算来还是个自耕贫农。由于王姑爷是个种菜能手，这里离镇离城都近，四季都有大量蔬菜瓜果上市，自家又有一支菜船，送菜进城，收粪回乡，日子过得十分自在。王家几乎不种田，把田改为鱼塘和藕塘，田坎上的樱桃树都有百十株。他的菜比别人早上市，他用火炕育秧，茄子、南瓜比别人要早个季节，下江人拥入重庆，他最早种上雪里红和番茄，这些菜都是从下江来的新品种，他可以卖独门冲。每到收菜的时候，我们都去帮忙，在土里打闹，快乐得如同过节。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城里人来这里更多了，王姑爷看准了商机，约我爸爸出资，他出人缘，在桥头建了一座砖瓦厂，又到城里收购轰炸后的烂木料搭建了十几幢房子，佃给逃难的人。这时，政府又在羊坝滩建了抗战新村，竹子做的房架，泥巴糊的墙壁，盖的土瓦，垒的土砖，一建就是几十栋，大多是军政机关的家属宿舍。江北嘴的商人也纷纷租地自建安身之所，做生意的照做生意，自然形成了一条街道。爸爸正愁资金没出路，便叫幺爷爷张瞎子带起他的捆绑匠队伍，大修捆绑房子，又雇人打土墙，在山上、山下修了许多仓库。由于王姑爷尝到甜头，活动了一个联保主任来当，他大儿子也当上了自卫队长，掌握着基层政权的实际权力。

王姑爷利用我家的财力和他的人缘，硬是把羊坝滩开发成了一个热闹的乡镇，陡然增添了上万人口，自然，他便成了一方的财主，自己有砖瓦厂、有仓库、有街房，又大做蔬菜生意，还开了酱园、咸菜作坊，日子火红起来，让不少人眼热眼红。

羊坝滩桥的对面，绿树丛荫中有一栋西式洋房，是高家花园。高家也有来头，是个做外贸生意的大老板，说来也有一段故事。

高家原是重庆城里做猪鬃、桐油生意的大商人，那时猪鬃、桐油是战略物资，供应英国、美国作为制刷和制漆的重要原料。高家在印度、美国都有分号。高老板原是高家的一名小厮，在高家拿烟倒茶，跟班跑腿。由于长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脚手伶俐，很得主人喜欢。战前，高家出了大事。高大小姐在华西大学读书，与男朋友发生了关系，有了身孕。男友是川西某大军阀的公子，另讨了门当户对的妻室。高小姐受辱回家，只好将实情与父母讲了。家中不幸，女儿受辱，生怕丑事传出伤了面子，只好叫家中小厮来顶替这事。大小姐与家中小厮也有接触，渐生好感，为了掩人耳目，只好屈身就下了。高家招赘小厮入了高家，又送他去学堂读书，培养他成了今天的高老板。一肥遮百丑，今天谁敢翻他旧账呢？只不过人们背后嚼舌根摆龙门阵才说起高家往事。这些龙门阵还是我听偏棚，断断续续从王姑爷那里听来的。

为什么谈高家的事呢？因为王姑爷的幺儿，中学毕业后，考入了成都中央军校，成了国军军官。他与高小姐的私生女结了亲。这样，王姑爷与高老板便成了儿女亲家，这才串联起这个故事的。

羊坝滩这段长江，水势平缓，滩头正好形成码头，因此，抗战时在这里修了两座大油库，过往轮船正好在这里躲飞机和加油，这更增加了羊坝滩的重要性。

抗战胜利后，下江人走了，羊坝滩新村也成了人去村空的死镇。逃难的江北嘴居民回城了，这些街道也自然成了关门闭户的死街。不过，土墙房子的仓库和捆绑房子的住宅也好解决，拆了卖砖瓦，卖木料，自生自灭了。

我家在这里只住了一年，便搬去了寸滩，我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充满童趣的羊坝滩。

羊坝滩萧条了，却并未影响王姑爷的生活，大船烂了还有三千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且，王姑爷还可以重操旧业，去种他的新鲜蔬菜，生活照样过得很滋润。

土改时，王姑爷评为贫农，只理麻了他当保长的事，被关了两年，刑满后就在劳改农场就业，作为劳改农场的蔬菜技术指导，他把自己的种菜本领献给了国家。1965年退休回家，得到善终。

如今，王家大院已没了踪影，成了寸滩保税港区集装箱货栈，渝新欧大铁路的起始站，便从羊坝滩开始。羊坝滩已经今非昔比，连地方的地名都消失了。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下期连载）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张汝航，重庆人，生于1931年。50年代中期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重庆清华中学（重庆市第九中学）、重庆第三十七中学任教。晚年投入成人高校教学，桃李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