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书 李里：长篇自传体纪实文学《鼠 路》连载(15)
十八 一蓑烟雨任平生
人们都说缘份是迷信，信则灵，不信当然就不灵，而我就不信，却灵了，怪事儿。 1975年的深秋时节，文工团派我去成都出差，任务就是将当时红极一时的，由成都市和四川省两个歌舞团创作演出的三个舞蹈的舞美设计图抄绘回来，文工团要排练、演出这三个舞蹈，由我担任舞美设计。自从我告别了话剧舞台之后，就担任绘景工作，以前那个专职的舞美设计师调离文工团之后，就由我来顶替了这个角色。从此，虽然只能是算个业余角色，却在各类身份证件上，或者是啥子登记表、统计表上的职业栏里正二八经地填写：舞美设计。直至退休，怪事儿。然而，这个怪事儿不怪更不坏，这个怪事却促成了一对白头到老的美好姻缘。 四川省歌舞团的三人舞蹈《火车开进大凉山》，是我此次去成都抄图的任务之一，我把这个任务放到最后一天去完成。那天上午，我去省歌舞团找到该舞的舞美设计G老师。我们少年时期就认识，他是重庆人，1954年初中毕业考入四川美院附中，我考入演训班，在一个校园里经常见面。他附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学了舞美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歌舞团工作。 我们一见如故，一边抄图一边回忆过去，谈得很投机。图抄完了，时间到了正午十二点，我就问他W同学住在哪里。他一听，睁大眼晴反问：“你认识W？”我说：我们是老乡、初中同校不同年级，都热爱艺术，都是初中时期任教美术和音乐的F老师的爱徒，不仅认识还是好同学。当我们一块走出画室，他就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幢灰砖的宿舍楼对我说：“W就住在那楼上。”并说了具体的楼层和房间号。 我想：从1960年盛夏在重庆火车站与W同学分手以后，十六年没有了联系，更没有见面，今天都来到了省歌舞团，也站在了这栋楼下，不管怎么说，也应该去看看她，而且早就听说她事业的成就不错，是当年三个川音声乐系的高材生之一，两民歌，一美声，她就是那个美声，在省歌舞团里也声名远播，享誉省内外。 1973年我回邻水老家，听说了她的婚事。她应该是与我在同段时期结婚的，也有一个女儿，眼下我是单身汉，况且我们曾经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初恋，我多少有点心动，想去看看她的家和孩了，当机立断就上了三楼。那道房门是关着的。敲门无回应，轻轻一推，吱嘎一声，门隙开了两指宽的缝儿，我不敢推开了，又轻轻敲了几下门板，还是无回应，难道家里无人？我又不想开口叫出声来，只想看看她对十六年后的李文书是否变成了不认识的人。 我又使劲敲门，还是无任何回应，确认屋子内无人后，我才大胆推开门，站在门口打量着：屋子不大，只有几平方米。一张床既不像双人床也不像单人床，一米多一点点宽，却占了屋子的一半，床上用品全是旧的，没有鲜艳的色彩，乱七八糟一大堆。这屋子不像有人住的，尤其是不像女人家住的，我想肯定走错了门，急忙关上门，下到二楼打听、询问。因为我上楼时看见二楼过道上有人在做饭，是位女同志。我就轻声地问道：W住哪里？她正在炒菜，就用锅铲指了指斜对面开着门的一间屋子说：“住那里。”我过去一看，仍然空无一人，只见屋里紧贴窗户面对面放着两张单人床，中间摆一张条桌，一把木椅子。 再一看洗漱用具，两张洗脸帕，两个洗脸盆，还有两个竹制的书架。这不像是结了婚，还有了孩子的女人住的房。我又问做饭的女同志：“真是这间吗？”她很肯定地说：“就是这间，她们上食堂吃饭去了。”要我进屋去等。进屋后，我仍然凝感不定，便四处寻找一点能证明是W住房的蛛丝马迹。终于找到一张《参考消息》，报纸上有W的名字，虽不像她的笔迹，那定是收发室的送报人写的，这就是她住的屋子，我便安下心来坐着等。 过了五分钟，没回来，再过五分钟，还是不见人，一直等到十二点都过了一大半了，仍然没回来。我的肚了饿得呱呱呱叫，不吃不行了，想必她根本没在歌舞团内，出了远门，我还在傻等什么呢？便起身出了她的房门，又出了省歌舞团的大门，沿西大街往东走，跟着就看见老牌子刘鸡肉饭馆，一下子口中出现了近二十年前的味道，不妨进来回味儿一下，点的就是牌子菜外加清汤、一杯酒、三两饭。肚子饿了，老酒好喝，饭菜好吃，全下肚了。 一看时间：十三点过十分，就起身往我住的东大街省工会招待所走。路程很远，我喜欢走路逛街的，明天要回宜宾了，我要好好在成都玩一玩儿。边走、边看、边想：十六年不见的W同学，却没见着，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走到西大街与东城根街拐弯处的红光电影院门前，犹豫着是直走还是向右拐弯，最后决定不直走，也不拐弯，而是回头向后转，直接再进省歌舞团，不见到W同学心不甘！回头又进了W同学的住房，还是没人。我决心等，很不客气地倒在床上歇着等，由于喝了酒，很快就进入梦乡中。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闻一声很好听的女高音：“是哪个喔？！”不是惊叫，而是诧异。我起身，盯住站在门口的W，她没认出我来，我却一眼就看出是她，毕竟十六年啦！一个从少女变成了妈，一个是人却变成了鬼。我有思想准备，当然能一眼就认出来，她无一点思想准备，怎能一见如故。我故意不出声，考考她的记忆力，要楞多长时间才能认出我来。她盯住我，站在门框中一动不动，足足五分钟。“哎呀！是你呀！你呀……”她没叫我的名字，也没有激动不已的泪流。这就够了，十六年后能认出我这个鬼样子就很够了！然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她正处在家庭分离、破裂的苦痛中。我没问，她却要说，见到多年不见的老乡、老同学、长她几岁的同志哥、再加上那段初恋情，不说不行，情不自禁。 就这样，她拉着我出了省歌舞团大门，沿西大街到东城根街，又向西穿过多了巷到长顺街，走完长顺街又到了西大街，又沿着老路转了三个大圈圈儿，将她十六年来心中的欢乐与苦水细细道完。此时，天已黑尽，街灯初上，我们在红光电影院前面分手告别，她说希望我明天不要回宜宾，去望江公园，把她分居后住在父亲处的女儿叫出来玩上一天。我答应了，第二天，她早早来到东大街省工会招特所，我刚吃过早饭，正在同来学舞蹈的几个舞蹈演员交待我还要再待一天的事儿。然后，我就同W同学坐公交车去接她的女儿。车过九眼桥到了终点站，这一带是成都东郊工厂区，烟囱林立，正冒出浓浓的白烟和黑烟。我们沿着厂房外围墙下的简易车道走了很久，忽见几个孩子在沙石堆上玩沙投石作打仗的游戏，W呼叫一声，她女儿便从小伙伴儿们的游戏中跑出来了，W拍去女儿身上的沙，擦净手上的泥，牵着女儿，我们一同出了厂区，来到河边，坐木船渡河到了望江公园。 我们穿过一片竹林进入茶园，喝茶的人不少，我们忙着张罗坐下，小家伙很乖，也忙着搬来竹椅子，手脚很利索、眼快手快。人们都说女儿像父亲、儿子像母亲，我看W同学的这个女儿的脸蛋儿很像母亲，W也像父亲，一看她们就是W家的血统，基因，就不知长大后性格是不是一家人。W的女儿同我的小女儿是同年生、大月份，都是1968年的。W说她女儿在省歌舞团是出了名的小美人儿，最喜欢跳舞，摹仿白毛女、娘子军，在省歌舞团的院坝一跳，照样是踮脚尖跳芭蕾，引来演员们注目围观，鼓掌叫好。我见小女孩搬竹椅的利索劲，相信W夸她的女儿是真，不是假。女儿的归属（就是现在所说的监护权，那些年月是没有这些说法的）成了她离婚的条件，僵持的焦点，双方较劲已经三年了，互不相让，只是可怜了孩子。 我们在望江公园玩了一天，把她女儿送回工厂，我们就在九眼桥分手，她去川音看老师，我回住地省工会招待所，准备第二天回宜宾。我想大家一定要问：十六年后与初恋的情人邂逅，她又处在离异的僵持中，你又是个单身汉，是不是都有再牵手的打算，实话实说：当时还都没有。她说的是十六年前分手时学校对她的政治压力，毕业后在省歌舞团本是一帆风顺，却遇上文化大革命，阻止了事业的上进，还造成了一场不幸的婚姻。我听了不是同情，只有深深的同感和叹息。我回到宜宾后，还是画我的画，一切照旧，我们都没有通信和往来，只是把这个邂逅看作缘份，有缘大家再相会！逆境时期的李文书先生
1976年的秋天，我回邻水老家探亲，发生了一件事儿，是我命中注定的事儿。我大哥对我讲：W同学离婚了，年初还把女儿送回邻水，让她的外婆照看并上了小学，W的妈妈还经常带着外孙女到大哥家来玩儿。大哥还说：W的妈妈有意要W与我恢复情恋，重新组建家庭，W同学也有这个意思，问我是否也有这个想法。我一时难以回答，毕竟婚姻、家庭，还有就是子女，这是人生大事，尤其像我们这种情况，都有过一次失败的教训，虽然失败的原因各异，我还是要多多考虑。 首先考虑的还是政治身份的问题，我再也不能给家庭带来灾难了，只能是永远打光棍儿。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感情挂帅，害怕再次失败，再次跌入人生低谷。大哥就说：可以给W同学通通信，至少应该如同过去的关系那样，是老乡、是同学、是好朋友嘛！是的，大哥的话很在理。当我回到宜宾后，给W同学寄去了十六年后的第一封问候信。此后，我们便书信不断了。不同的人生遭遇、体验，却使我们有了许多相同的感悟和话题。 1976年的初冬时节，争取到了公费外出写生的美差，我同另外一个美工鲜娃儿决定上峨眉山。初冬时节的峨眉山几乎没有游人，一个礼拜内，我们上山下山，碰见的，看见的除了和尚外，就是搞林业的采种人，每到一处都是安安静静，就是猴子也在岩洞里窝着，不出来见人讨食。我们在九十九道拐那个地方才遇见一个八旬左右的老大爷，我们上山，他下山，在能够让道的拐角处相互打招呼，他说：他每年在这个时节就一个人上山来，再下山去，往返整十天。我问他：“上了金顶吗”他说：“金项的房子已被一场大火烧毁了，当然，要看到佛光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佛缘了！”这个老人不一般，他把“佛缘”说得很深沉，当时我不太懂，直到今天我都没全搞明白。 我同鲜娃儿下山后，就乘火车到了成都，我邀他一同去省歌舞团看看W，再一同吃顿饭。鲜娃儿说：他还有其他事情，就不去成都了。第二天，鲜娃儿回宜宾，我去了成都，在省歌舞团待了两天。就在这两天里，我同W同学定下了相伴终生的承诺，决定明年春节到成都，向大家宣布我们结婚了。 1977的春节在阳历的2月，过了腊月二十三小年后，我就由宜宾到成都了，当天晚上就与W同学住在了一起。还是在那栋灰砖楼房，还是在三楼楼梯正对的中央那间屋子，那才是W的个人宿舍，二楼是员工集体宿舍。还是在那张一米多点点，既不是单人床也不叫双人床的床上，我们再次相依相偎，拥抱在一起了，相结合了……整整一夜，十六年前初恋的欢乐又重演，还是那样年轻、欢快，还是那样鲜活、美丽。 到了2月14日，是西方的情人节（这个是我的主意，他们在批斗时说我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就真实地来一次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们请来证婚人：W在川音的本科同班同学、省歌舞团管弦乐队的首席小提琴，在四川境内大名鼎鼎的两个小提琴王，一个是杨XX，一个就是唐XX，我同他们的感情也挺深的。我们没有安排饭菜，酒宴，只拿出两颗奶油太妃糖，还是十八年前我们初恋的第一封信中夹带的那个牌子的上海奶油太妃糖，去了糖纸，由W亲手将雪白的，香甜的，绵软的奶糖送进他们两个人的嘴里，用她那美声歌唱演员的好听的动人的嗓音说：“我和文书结婚了，你们是我们的证婚人！”他们都笑了，唐XX用标准的成都话说：“那哪儿行啰，咋个这么简单呢，不行不行，再咋个说也要把川音的同学请来聚一聚噻，不是吃颗糖就算过去的了的了，再咋个说也要吃顿大妻肺片噻！不行不行！这个样子的婚礼，跟你们从开始恋爱，到眼下结婚，一路坎坷，十多年失去音信又重逢的心路历程一比，就太不相称啰！应该热闹一下，由我来操办主持。” 我就说：“老唐，谢谢你的好意，你说的那些都是个形式，我实话告诉你，我们连最起码的形式——扯个结婚证都免了……”他们两个人听了有些惊呀：“这个怕是免不得的哟！”我说：就是要免，我在宜宾堂堂正正扯了结婚证的婚姻，应该有法律保护吧，然而给一个人说的一句话就给搅黄了，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家，并非家庭不和，感情破裂，却还是离了……W的婚姻、家庭，结婚证也是没能保护呀……我和W就是不扯这个一文不值的结婚证，我们就是不要开什么单位证明，只请你们两个够朋友，很落教的好同学、好朋友吃颗糖，证个婚，就算完事儿。唐XX听了很高兴，嘴里还含着那块糖，笑嘻嘻地说：“那我就是教堂牧师，我用圣主圣子圣明的名义，祝你们天长地久、白头偕老、相伴一生！愿主保佑您们！阿门！”逆境时期的李文书先生
一个月后，我回到宜宾，分别请来了团内外的好朋友，就在票房旮旯拐角蜗居，对他们讲我同初恋情人结婚了。朋友们为我高兴，尤其是H弟，他和其他朋友们轮流安排我去他们家中给我办喜宴，喝喜酒。小右再次结婚，又成了宜宾的一条新闻。可这次组织上却不闻不问，也没有一个人来理麻我：咋个不来单位开个证明就结婚了呢？ 就在这个时候，文工团决定排演当时红遍全国的多幕话剧《于无声处》，要我扮演欧阳平，正面一号角色，我打死也不愿意。那怕导演是我的恩师，在我两次人生道路上走投无路时，伸出上帝之手救了我一把的董团长来给我做工作，我断然无情地拒绝了。我说：“董团长，我现在就像灶孔脚下拉出来的一条猫，全身都是灰，能演好这个欧阳平吗？”董团长语重心长地说得很好：“那不正好通过演欧阳平，把你一身的灰去掉吗！”我还是没听董团的话。 当然，要是我真的听了董团长的话，出演了欧阳平，在宜宾，我李文书肯定能大红大紫，胜过林育生这个角色的。我不愿出演欧阳平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彻底放弃了作演员的理想，一心扑在绘画上。再加上当时我正在着手创作绘制《知青之歌》油画。唉呀！创作这幅作品总是遇上这样那样的干扰，总是折腾来折腾去，因此耽误了创作《知青之歌》的最佳精力和作品问世的最佳时间。当伤痕文学的最佳油画作品《父亲》轰动后，我就放弃了继续创作《知青之歌》。我的观点：同一主题类型的作品，出在别人后面就显得雷同，就没有意思，没有价值了，必须放弃。这就是真正的文学艺术的残酷性。 也就在这之后，四川人艺通知我去解决落实右派问题。怎么解决？如何落实？是一风吹掉？还是留点尾巴？我一点不兴奋，一点不激动，平平静静地去了。四川人艺办公室的什么主任，还是那位当年打过多次交道的姓伍的主任，好象这么多年没有升多大的官儿，还是叫主任。伍主任话不多，也没拿出过去定性右派的相关文字材料，就口头上说了说，过去定右派是错的，现在要改正，改正权利不在本院这一级，在省文化厅专门成立的右派改正办公室，我们把错划材料已经送上去了，你去省文化厅右改办办理这事，有什么要求向他们提。在伍主任再三催促下我去了省文化厅右改办。右改办主任自我介绍姓任，他的态度到是和蔼可亲，同伍主任所说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好像是对了口径的，最后我还是提出了同样的三点要求，任主任的回答还是同伍主任一样的不置可否，啰啰嗦嗦，没有明确的态度和答复。 我心里在默默地念诵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随后不久，W同学从省歌舞团转行调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我也从宜宾文工团调重庆歌剧团（即现在的重庆歌剧院）任美术师。平常在市中区八一路（歌剧团本部）居住、上班，周末就回北碚的西南师范大学的家中。 1996年，我退休了，永远离开了那个让我十分留念、却又十分厌恶的以前的保安路，现在的八一路。 再后来，传来许多好朋友早逝的不幸的消息。最让我痛心的那就是H弟，H弟从精神到物质对我都是有大恩的好兄弟。前面已提到几事，最后补充一点：H弟祖籍是江浙，母亲参加新四军，与作乡村教师的生父不同信仰而早年离婚。母亲随军进入解放后的宜宾并定居，与同一组织的继父结婚，并把H弟从老家要来在宜宾读书，并参军，后转业到宜宾文工团。H弟之所以对我这么好，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他的继父在宜宾地委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被打成右派，所以他对右派的人格是尊敬的，了解的。 他的继父文革时死得很悲惨，是H弟深夜一个人用板车将继父遗体拉去火化的。那时我帮不上他，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很小，母亲在病中，只有他一人用瘦弱的身体将继父送走，含着眼泪轻声叫一声：父亲，一路走好！H弟身心疲惫，肝上有病，在八十年代初期，为了使文工团员们能多挣上一些钱，四处巡回演出，H弟打前站，联络、安排相关的演出事宜，疲于奔命，走乡串镇，常常是一个人独行，生活无规律，饱一顿，饿一顿，终于积劳成疾，患上肝癌绝症。我与他见的最后一面，是在成都作曲家兰X老师家里，知道了他的劳累和疾病，他很坦然面对，还用他特有的江浙普通话说：“文书，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着，一定要完成自己最初的心愿，一定要见到最后的光明……” 讲述者简介：李文书，1937年生于四川邻水，自幼喜爱绘画，1954年考入西南人民艺术剧院从事舞台美术师工作，1957年因一幅讽刺漫画被划成右派，送长寿湖监管劳动改造，吃尽不少苦。1980年平反后调入重庆市歌剧院任舞台美术设计，1996年退休。 退休后，在长江三峡大坝截流前，多次步行、跋涉、往返三峡区域写生、拍照，积累大量原始风貌创作素材。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当代油画家李文书长江三峡风景画集》二册。于2015年4月逝世。 李里，籍贯：四川邻水，现年66岁，汉族，四川师大汉语言文学毕业(自考)。1972年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当知青；1975年参加工作；1998年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为作家张扬先生《第二次握手》举办的《读书时光》节目，有文章在《读书》杂志等刊物发表，2001年企业破产后自谋职业；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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