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文革前后 5、郭海云事件
一九五三年初，重庆发生了两桩影响群众生活的大事，中共西南局将这两件事通报全区，让各级政府学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注意搞好群众工作，加强各级干部的群众观点。这两件大事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是“马桑溪事件”。马桑溪位于西南钢铁公司一零一厂附近，即今重庆钢铁公司，紧靠长江和成渝铁路。因基层干部工作失误，潜伏特务趁此机会，煽动厂里的工人围攻和打砸马桑溪派出所，捆绑了民警，部分车间还罢工一天半。解放后工厂工人罢工，这可是绝无仅有的大事，后来处理得当，揪出了潜伏的特务，教育了广大工人和干部。前些年，重庆市大渡口区编写区志，有人收集记录了此事，虽然语焉不详，但也算为后代了解此事尽了一份心力。 另一件事，便是“郭海云事件”。那事发生在江北区与江北县，也是因基层干部工作处理不当，导致当事人郭海云死亡，引起了两地农民几千人的冲突，几乎发生械斗。双方的民兵都拖出枪械对峙起来，差点酿成火拼，好在领导及时出面，处理得当，最终，双方农民开了团结会，避免了即将发生的惨案。事后掀出幕后特务，群众和干部得到教育。这两件事引起了西南局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也成了教育各级干部的好教材。我亲身经历了“郭海云事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清楚，那就来摆一下这龙门阵吧，至于重庆江北区编些区誌写没有写此事，暂且不管，我只想留下我的记忆，权当一桩有意义的故事来说说。江北区是由原重庆九区、十区、十六区合并而成，管辖的地域是沿嘉陵江石马河的桂花园到长江的唐家沱、郭家沱的沿江河一带。狭长地带的深处都是江北县所管。两地的农民，曾经为了争夺肥料，经常发生口角，在头塘、寸滩还打过群架，双方关系紧张，但未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而郭海云的偶然死亡，则变成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加上特务的煽动，几乎引起上千人的械斗火拼，幸好领导处理得当，才及时平息了一次暴乱，使两地农民重归于好。郭海云是江北区大竹林村的一个民兵小队长，成分雇农，没有安家，孤独一人。减租退押反霸斗争中，他工作积极，为人正派，群众口碑甚好。因其积劳成疾，旧病复发，又患上心脏病，同村的群众凑钱叫他过河到磁器口去看病。恰在此时，重庆郊区传来通知，说是有特务化妆成要饭的叫花子，到郊区农村投毒残害群众，民兵要特别提高警惕，严防特务，并在各路口加强盘查。两件事一叠合，被郭海云碰上了。那天，郭海云走到南桥寺桥头的民兵哨卡，石马河的民兵见这人模样形同一个乞丐，长长的头发，憔悴的面容，拄根棍子，穿的也很楼搜，说话有气无力，口齿也不清楚，一问姓名、住址、成分，再加上民兵的威吓幺吼，他更是所答非所问。问他的姓名，一会说叫郭占云，一会说叫郭海云；问他家住何处，一会说住在大竹林、一会又说住在石栏桥、石子山；问他的成分，一会说是贫农，一会又说是雇农；问他去干啥，一会说是看病，一会说是过河到磁器口抓药，一会说走亲戚，一会又说买点吃的，反正漏洞百出，说不清道不明，支支吾吾让人疑惑。问凶了，他便打死也不再开口。哨卡的民兵愈看愈像通知上说的投毒的特务。他们叫来石马河乡的民兵队长盛国清，队长当即认定是抓到了特务，一阵高兴，叫民兵立即把他押送去石门乡政府。民兵说，南桥寺是石马河乡管的地界，怎么送到石门乡呢？臧国清说：“你们霉了，石马河乡要翻山，远些，石门乡插进去就到了，啷个舍近求远哟！”于是，他们押起特务朝石门乡而来。到了石门乡，新上任的乡长郑裕，初来乍到，并不了解乡情。我一看是臧国清，就说：“你们石马河抓到的特务，怎么送到这里来了？”臧国清是个很狡猾的人，辩解道：“特务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送到那都一样。”郑裕想挣表现，毫不犹豫地收了，重新问讯。此时，郭海云更说不清了。郑裕也就更坚定地相信她是个特务，我从旁劝道：“不要过早下结论，还是先派人去了解一下，大竹林又不远，谨防误会。”郑裕认为他顶了我当乡长，我这个小鬼头心中不满，故意不配合，便下令：“这样好了，你们把他送去区政府。”同时，他还写了张纸条，盖上公章，签好字，还故意把我也搭进去：“小张，你带民兵一起回区上，找办公室或民政科解决。”他连劝带诓，推让我这个卸任代乡长跟民兵上路。臧国清也执勤的两个民兵不情愿地押着郭海云往相国寺方向走。一路上，他们烦郭海云走得慢，要打他，我赶快挡住：“情况都没弄清楚，怎么能随便打人啦？解放军也要优待俘虏嘛！”到了大龙山的幺店子，我请他三人吃了三个饼子，喝了三碗稀饭，趁此机会，我才去看那张纸条，上面写着：“……是好人则放，是坏人则关……”郑老兄写的是啥子条子哟，写了等于不写，他可以指挥区政府？哪个来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简直不负责任。我对民兵说：“这张条子你们捡起，到了区上照直说，这人是好人或者坏人还没有下定论，把绳子给别人解开，莫凶神恶煞的待人，把棍子还给他，拄起走慢些。”郭海云缓过气来，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到了观音桥，我们每人又吃了一碗小面，继续往前走。到了区政府，找到民政科，李科长是个老区来的老干部，他细问了郭海云的情况，也看了郑裕的条子，对两个民兵说：“人的身份都没有确定，我能定他是好人坏人，我能定他是关是放，我民政科又不是政法机关，闯鬼呵，遇上郑裕这个书呆子。”他叫民兵把这个嫌疑犯送往公安局。倒霉，郭海云又碰到一个不负责任的干部。两个民兵走了这一大趟路，心头本来就不舒服，还要接着送到公安局，他们道：“送公安局还得打个条子，我们没有手续，平白无故送去，别人怎会收？”李科长说∶“打啥条子，你们乡长不是打了吗？”说着便把石门乡郑乡长的条子退给民兵。那时公安局，武装部都在董家溪，民兵又不常来区上，根本不知衙门朝那边开的。到了董家溪，见到有解放军进出的地方，他们就把郭海云送到了武装部。武装部的人接到这个红炭圆，很不舒服。王部长看了看郑乡长写的纸条，说：“郑裕指挥起我来了，他脑壳进水了，不知道我武装部只管民兵，没得监狱，关在那里？好人坏人又不由我来定。”两个民兵一听，完了，看来今天是脱不了手了，送过来送过去，不知道还要跑多少冤枉路，但他们把王部长“武装部管民兵”那句话听进去了，正好对路了，他们急忙说：“我们民兵听你的，送到就完成任务了。”说完，转身就飞跑出门，眨眼功夫，人影子都不见了。王部长没法追出去，只好把郭海云关在一个闲置的厕所里。此时，郭海云站也站不稳了，只有出气没有入气，等王部长打电话找余区长、刘政委之际，那边江北县的人，也在找郭海云。东找西问到了石门乡，说明了郭海云的身份和他去磁器口看病的目的。这下问题弄清楚了，他们找到区政府民政科，再找到区武装部，见到了郭海云，可他在厕所里眼睛都定了，来人气不过，撂下一句狠话，转身就走：“整死人是脱不了干系的，是要偿命的！”消息飞也似地传开，江北县调动了民兵，要找石门乡算账。敌特从中煽动：“郭海云是石门乡民兵捉的，在石门乡受了刑，又拉到江北区武装部打死的。”这下，有千张嘴巴都说不清了。郑裕晓得祸事闹大了，阻拦民兵集合，劝他们不要动武，可火都点燃了，哪里阻拦得了。两边山头，布满了上千的民兵，剑拔弩张，相峙对垒。刘政委得知这事后，急忙叫余区长到大竹林找江北县长和县委书记（那时，江北县政府还在大竹林），说不尽的好话道不完的不是，输了理，总得下矮桩求人啊。市委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派来一营解放军战士，在石马河一带把两边的民兵隔开，并劝告他们退走解散。刘政委见解放军己隔开了两地民兵，立即叫观音桥乡从地主没收的棺材中找付大黑漆棺材，把郭海云收殓好，要用白绸裹尸，在观音桥搭灵棚，将观音桥所有饭店包了，开流水席，所有费用由财粮科提供，叫我负责搞好接待工作。刘政委说：“现在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先把人心安定了再说。”江北区政府见事态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便通知出动了民兵的乡和村把人撤回去，并动员全部机关干部下村解释误会，准许村民前去吊唁郭海云。一时，观音桥人流不断，都到馆子里去吃水八碗，郭海云的灵柩在观音桥摆了三天，江北县的农民才心满意足地将他的灵柩运回石栏桥安葬。刘政委见事态没有朝坏的方向发展，趁热打铁组织两边乡村干部及民兵代表，到区政府开团结大会，冰消了前嫌，大家讲团结讲合作，把天下农民是一家的口号落在实处，为江北县农民收肥划定了地区，提供了方便。一次农民械斗的大祸，由于领导处理得当，被及时扑灭了。这时，刘政委才来追究相关人的责任。他说：“追究责任不是目的，教育干部才是目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想当然办事，我们要向人民负责，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要坚决反对。”区委将此事详尽地向市委，向西南局写了报告，这也才有了通报全西南的故事。不消说郑裕吃了大亏，受到记大过处分，李科长、王部长也跑不脱，各记小过处分。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努力改进工作作风，也都是好同志。我也主动交了一份检讨，检讨我不坚持原则，办事不果断，还有点私人情绪。这事过后，我从心眼里佩服刘政委的办事干练和雷厉风行的作风，我多想能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啊！
6、日本大夫
1954年春末，我调到重庆师专研究班工作，这个研究班就是重庆师范大学的前身。那时，为了发展教育，适应国民经济的需要，教育局接收了全市的私立中学，主城区的学校开二部制上课，扩大招生，这样，师资力量倍感不足，市委决定从机关和事业单位中抽调大批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干部，集中学习备课，准备分配到全市的中学，作为师资的新鲜血液。以邓垦副市长为校长，龚灿光教授为副校长，成立重庆师范学院筹备处，借用土桥清华中学的新校舍，建立这个师资研究班，另在沙坪坝修建重庆师范学院的校舍。这批学员都具有高中和大专学历，根据爱好选学中学的所有学科，集体准备初中的教学课程，由中学的优秀教师主讲中学教材，大家集体备课。我便在进西师复学前，抽调来做行政工作。日后，这批师资都成了全市各中学的骨干教师。用革命的办法解决革命面临缺乏师资的难题，它在重庆教育发展史上可以大书一笔的。星期天，我们带着部分学员去南温泉游玩，游泳池的人都挤满了，有人就下花溪河里游，我感到责任重大，提醒他们：“这河沟水情不熟，不能轻易下河，赶快上岸。”但就在那一刻，不幸的事发生了。一个学员的脚被水草缠住了，脚又抽筋，大喊救命。我顾不得脱衣服，蹬脱鞋子就跳下水救人，砰的一声，脑壳正撞在一块隐蔽在水中的石头上，痛得两眼昏花，脑壳嗡嗡直响。但为了救人，我也顾不上疼痛了，奋力划水，来到落水人身边，他一浮一沉地挣扎。我从后面托着他的头，奋力划向岸边看，这时又有几个学员跳下水，七手八脚将那学员救上岸。爬上岸来，我用手托着头，忙说：“糟了，糟了，颈子像是断了。”放手，就感到痛得钻心，有点撑不住了，倒在岸边草地上。围观的群众都奔过来，人愈来愈多，把路都堵塞了。这时，一辆小汽车开来，刹了车。车上下来的是邓垦副市长，他了解情况后，就对随行人员说：“我们步行上十中（重庆第十中学，在坡上仙女洞），赶快送这位同志去医院。”他还吩咐秘书：“替他办理好入院手续，再回市里。”同志们将我抬上汽车，立即送往李家沱第三工人医院。骨科照片后，确诊颈椎轻度骨折，严重挫伤。由于医院条件有限，设备不全，建议转院。主治大夫建议：“最好送市民医院，那里有日本大夫。”秘书说：“好嘛，找个医生护送去。”汽车风驰电掣奔往市中市金汤街重庆市民医院，那时，重庆只有这家市立医院。邓垦副市长是重庆主管文教卫生的领导，他秘书又与医院王院长很熟，见市长的小汽车送来的病人，又是市长秘书亲自来主办一切手续，还有市第三工人医院主冶大夫一同护送，这病人非同小可，必须重视。他吩咐赶快把我抬进手术室，叫日本大夫过来看看。这时，我神智还清楚，听见三工人医院的大夫向日本大夫介绍了伤情，市民医院的骨科主任车大夫也来查看伤势。日本大夫认为我的体质好，不用开刀，直接固定颈椎，打根钢丝在骨内，抓牢上下椎间盘，再上石膏。方案定了，立即动手。上了麻药后，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夜晚醒来，我才知道住进了高级病房，独自望着天花板，头上用石膏打了一个头盔，好像戴了一顶空军帽，连上颈子，又打了一个石膏背心，只留下两只肩膀。我的正身，面部留下，露出眼睛鼻子和嘴，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受伤的四周，我成了半个活“木乃伊。”头部石膏未干，撑也撑不起来。这样一个伤兵，别人见了都被吓着，我在病床上暗自思量，天气进入夏天了，这副铠甲连同头盔这么重，怎么活动啊！夏天流汗多，怎么擦汗，怎么洗澡，如果长了疹子，长了秋疮，那又怎样办？人说伤筋动骨一百天 ，这一百天怎么熬……想着想着，真使人发愁。第二天，邓垦副市长还惦记着我，亲自来探视，并鼓励我好好养伤，他说：“治病是第一位的，其它都不要去想，能带伤救人，是个好干部。”他还送了很多营养品，免不了叮嘱医院：“给他最好的治疗，需要什么直接找我！”邓副市长都如此关心，医院怎敢马虎大意，白天夜晚，护士们像走马灯似的来回问询，渴了茶壶放在嘴上，咳声嗽都会惊动值班大夫，流质半流质都喂在嘴里，大便小便端屎端尿，经佑得真下细，美中不足的就是孤单一个人在床上，没有人跟我摆龙门阵。第四天，我看也不痛了，石膏也干了，可以站起来了，我便坚决要求回大病房。大夫犟不过，同意我迁到大病房。日本大夫来查房，我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向他敬了个军礼。那日本大夫深深地鞠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连说：“不用谢，我赎罪，我赎罪。”从护士口中打听，才知道这日本大夫叫山本由纪夫，是个日本的中佐军医，1945年投降后曾在长春工作，尚未遣返回国。他调来重庆已有一年，中日尚未建交，两国交涉就在年底，他将作为最后一批战俘遣送回国。为了挣表现，他工作十分卖力，每天都是两三台手术。每次查房，只要我谈到感谢二字，他都要来那套老花样：“不用谢，我赎罪，我赎罪。”接着又是一个九十度的鞠躬。大姐知道我受伤的消息后，从成都急匆匆赶回重庆，给我带来好些吃的，还在书店为我买了普希金的抒情诗集。她在四川大学读二年级了，学习最紧张的时候跑来看我，手足之情使我感到温暖。继后，妈妈爸爸，弟弟妹妹也来看我，研究班的学员也成群结队的来慰问，我简直应接不暇，似乎成了个大伟人，接受最高的礼遇。被我从水中救出来的那位叫林仲豪，一家人都来看望，说不尽的感谢话，他还要叫人来专门看顾我，被我拒绝了：“用不着，我除了这身装备外，里里外外的零件都是完好的，作为同志加同学，再说感谢就见外了。”我的手术是成功的，只等结骨痂，平日里，我与健康的人无异。我本是闲不住的人，每天起床为医院打扫清洁，为清洁工拖过道，为病人打水、送茶，做这些小事来打发时间。女护士们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铁甲武士。”但我的顾虑也应验了，由于天气热，身上长满疹子，痒得东搔西抓，十分狼狈。同房病友给我削了一根竹签子，教我捅进石膏缝子内搔痒，一不小心把皮肤捅坏，发炎，成了浓疮，痒痛难忍，医院只好用苏联进口的镇静针给我镇静皮肤，这种药很稀有，我拒绝打，痒起来时，就去干活，以转移注意力，或与病友们讲故事，讲重庆掌故来转移疾痛。但后来，我实在熬不过了，浓水从石膏缝中流出，有些发臭了。到了第六十天时，我坚决要求日本大夫给我把石膏打开。没奈何，日本大夫与主管医生车大夫商量后决定，打开看看，把感染的发炎的脓疮治一治，不对头就再上石膏。他们用锯子，用刀剪，打开了石膏，取去了头盔，我的头发长得很长了，汗泥与污物沾结在一起，只好剃个光头。身上的热疮果然溃脓了，敷石膏确实无法治疗。通过照片，我的受伤处已开始结骨痂了。这下好了，不用再打石膏了，日本医生只管全力给我治疗热疮。我洗了澡，一身轻松，配合日本医生，注意颈部的保护，扎上绷带，极不方便的盔甲终于取掉了。经过吃药、打针、敷料，热疮好得很快。我在医院一共呆了两个月零五天。出院时，我再次感谢日本大夫，他还是老一套：“不用谢，我赎罪，我赎罪。”这是一种真诚的回答，我的致谢也是真诚的，他的谢罪也应该是真诚的吧。日本人也不都是坏人，日本军人也不是个个都是死心塌地的军国主义份子。若干年后，我参加了民革，见到车大夫，他也是民革党员，我们还成了好朋友。我问起日本大夫，他说，早回国了，从此再没听见他的消息。(未完待续，敬请关注下期连载）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张汝航，重庆人，（1931---2023.1）。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重庆清华中学（重庆市第九中学）、重庆第三十七中学任教。晚年投入成人高校教学，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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