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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揪上批斗会那天，是李万明一生中最痛苦，最黑暗的一天。对于开批斗会，今天的人们觉得荒诞可笑。现在没上年纪的人，没见过那种成天不干事，人斗人，人整人铺天盖地的阵势，现在想来还令人毛骨悚然。
1966年仲夏的夜晚。天上贴着的月亮，周围现出一圈带晕的耀眼光环，冷冷地俯瞰这个热闹纷呈的世界。欢叫一天的蝉，累了，趴在树上歇息；没一丝风，人像关在笼里透不过气来，闷热心烦。坐在福至镇批斗会场上的人们，身心承受煎熬，与被激发起来同仇敌忾的情绪叠加，更显暴躁骚动。很多人在心里骂。这鬼天气，开什么会，热死人了，让人简直要疯。批斗会后，游行队伍打着火把，像一条火龙摆在从会场所在地的新街，到沿江边几条老街的一线上，很壮观，引来街两边人成堆的围观。李万明等十名坏分子被麻绳绑着连成一串，由背着枪耀武扬威的几个民兵押着，走在队伍最前头。
民兵的枪是摆设，枪里没一粒子弹。紧跟在后面是煽动起来群情激愤的群众队伍，一路上，狂呼：打倒牛鬼蛇神！等等口号。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似要把地球上全部坏人消灭似的。人们在会场上汗流浃背，早就渴望出来走动透风，这时脸上涌出兴奋的笑意。围观的人以为游行的人是因斗坏人胜利而带来的喜悦。
批斗，游行，这是那个时代搞运动的一大发明。别看福至镇不大，却不甘落后，凡遇重大集会活动，不管相不相关，必有科目是要把镇上的坏分子揪来批斗，仿佛不这样做，不革命似的。那时的社会，把手无缚鸡之力的坏人成天斗来押去，显示专政力量的强大，何况今天是专门组织的批斗会哩。如今开会批谁，人们不当回事，但那时，批斗大会是很庄严的，容不得掺进半点虚伪与亵渎的成分来。
队伍游行到湖广街的巷尾，这里是全镇的背街冷巷，火把燃尽，更显冷清。再往前走出巷外，路的一面是悬崖，跨过砍下一条沟，站在小山坡上，面前站立着一座更大的山，这山叫 “大官山”。满山遍野是坟包，这里常闹鬼，阴森森的，夜晚没人到这地方来。巷尾尽头，没有路灯，往外到处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有人开溜，队伍乱了。这时，雨点般的拳头袭击在每个坏分子身上，背枪的民兵视而不见，甚至还用脚踢几下。坏分子们不敢叫，这样的场面经历过多次，越叫打得越重。李万明承受着拳头脚踢，突然堕入空中，不醒人事了。
曾经风光的李万明，竟落到如此下场，让人唏嘘！时光要是倒回15年，李万明在庆东厂是红得发紫的人物，让多少人眼红！
15年光阴，弹指一挥间。
奔腾的长江闯进泊江县，在一片宽阔的河床上变得温柔起来，江面波平如镜。江北岸矗立的几座山峦偎依在江边，深情地凝视大江东去。一千七百多年前，从贵州到蜀国的古道，在这片河域与长江交汇，润育一座古镇。早先这个古镇叫湾坝。
很多年前，一个外地的青年流落湾坝，被一家榨油坊老板收留当伙计。伙计平常话语不多，脑袋瓜灵活做事勤快，很受老板喜欢。二十年后，伙计攒了钱，出去开一家榨油小作坊。由于肯吃苦，善经营，小作坊慢慢做大，在当地方圆一二百里内都能闻到这家作坊榨出的菜油香味。尽管后来成大老板，伙计依然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凡当地建庙修桥，都予赞助，被人敬仰，在当地影响很大。伙计去世，儿子继续做大榨油坊。这对父子的故事当地人家喻户晓，为纪念这种勤劳发家精神，湾坝镇改名为福至镇，庇护全镇人福喜双至之意。
古时候，福至镇是因古道江边码头物流而兴的。以后物流衰落，手工作坊兴旺，尤以榨油、烤酒业最为有名。明清时期，福至镇是从长江边码头上岸的江船巷子、河江街、黄家巷、到湖广街形成古街道的。这几条街沿江而建，像串起的几颗珍珠，环抱着长江与碧河。解放后往火车站方向新建一条长长的街，当地人叫新街。为什么叫新街，过去的老房子都是木板穿逗房结构，墙是竹片伴泥做成的，容易着火，新街房屋是石灰和砖砌成，百姓有对解放后镇政府为民办好事新气象的颂扬。新街十字路口的背后是小官山，推平填沟形成一块大坝建有舞台，成为露天广场，当地的各种文艺戏剧演出、放电影和大型聚会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没想到后来的批斗会也在这里举行。
1949年底双石市解放，大规模的建设热潮拉开序幕，经济建设急需大量建材用砖，市政府城市管理局筹建庆东大型机制砖厂。过去，生产砖瓦是手工作坊，就是八九十年代农村手工制砖那种方式。烧制的窑是土窑，就是单窑；装满一窑砖，点火用煤高温烧制，熄火冷却后搬出成品砖，再装下一窑进行烧制。这样重复操作效率很低。新建的庆东厂是半机械化企业，生产的砖是机器制作成型；烧砖的窑是环形结构一条龙生产，一边往窑里装砖，一边烧制，一边从窑里出红砖。庆东厂比手工作坊式制砖工艺先进多了。
厂址选在了福至镇。那时，政府投资建厂选址是客观的，不存在地方争夺利益问题。经过实地考察，福至镇江边的几座山峦，土层厚，土质粘性好，是理想的取土原料来源；第二交通方便，产品和主要原料煤，可从长江水运和火车运输（正在兴建的老成渝铁路通过福至镇）。再者，福至镇街上有近万人居住，周围农村物产丰富，生活有保障。
1950年，李万明中学毕业参加工作，1951年筹建庆东厂，被调来。刚建厂那会儿，厂里的文盲一摞摞的，读过几天书的人是宝贝，厂里把李万明安排在厂部机关工作。当时在厂里，大凡有文化，有头脑的人，眼睛盯着的是车间班组长，车间主任等职务；野心再大点的，盯的是厂部科长，甚至厂领导位置。人们不解，在厂部机关工作的李万明，却三番五次地要求下机修车间当电工。有人说，李万明属狗，箢箕装狗——不识抬举。
李万明前面走过，背后总有人指指戳戳，说，这就是那个不想当官的大傻逼。李万明很生气，当不当官，关你什么事，很想转身去理论一番。但他毕竟没有转过身去。几年后，李万明连这种理论的勇气都不敢有了。李万明不属狗，他有自己的理想。那时的厂矿，电力和机械安装维修，属今天人们说的高科技，很翘，想去的人挺多。只有李万明明白，想当电工，实际看上的是厂里八级电工陈师傅的技术。这在当时的双石市是不多见的。
人们后来见识了李万明的远见。转眼到1953年5月1日，一同进厂的工人大多还是普二级的时候，李万明已考上三级电工，每月工资46.50元，让一些人羡慕。拿到手中的钱才是硬通货，恨当时自己没眼光。
这天，李万明在一车间维修电机，厂党委陈书记巡视来了。陈书记黑着一张脸，本来脸就黑，眼珠子也黑，像谁借米还糠似的，看着挺吓人的。陈书记心正焦。陈书记叫陈再生，原是“二野”部队的一个营长，1950年转业到地方工作，1951年被调来组建庆东厂担任厂党委书记。陈书记是山西人，三十多岁，没文化，性子直，典型的当兵性格，不如意就骂娘，对人好的时候把你当亲爹待，有困难当裤子帮都行。这种人是直爆性格没二心，打天下时受欢迎，坐天下时受挫折，在后来的每次运动中，因性格吃过不少亏，但好歹都挺过来了。1953年上半年眼看快过去了，厂里年度进度生产任务完成还差一大截，陈书记被上司——建材公司的王经理叫去臭骂一顿，心里窝着火没处发。
公司王经理是陈书记在部队时的团长，老上级，不管王经理骂声有多高，陈书记大气不喘，不会哼一声。回到厂里，把几个车间主任叫去骂得狗血淋头。骂过之后，看着车间主任们尽了力，生产任务还是完不成，心发慌，又束手无策，恨不得像在部队时对兵一样，要工人天天上班搞突击。这套行不通，工厂不是部队，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星期天节假日要休息，这是国家规定。陈书记又忧又愁，眉头皱成“王”字，成天在厂里瞎转。
刚解放时，没有企业管理经验，上面主管部门对工厂的人员资源配置，生产任务指标的制定下达没有规范，按当时形势对产品的需求，凭管理者主观的想当然来确定的，随意性大，制定的“多快好省”生产任务指标很难完成。新建的庆东厂再是机器制砖，一班八小时出多少产品是有极限的，人再高的热情，就是使尽吃奶力气，也完不成所定高额的任务指标。陈书记心里有火没处发，找不到解决办法，一天到晚心焦发愁。
陈书记转到一车间，累了随地坐下抽烟。在吐出的蓝色烟雾中，看到一旁的电工师傅绕电机线圈。这人似曾相识，想半天，才想起，有人曾给他说，这人犟。怎么犟法，不清楚。这个电工就是李万明。此刻，陈书记没心思关心这人为什么犟，倒是看绕电机线圈的动作挺熟练的，好奇走过去，问：一天可绕多少台电机？李万明抬起头，看是陈书记，停下活，说，不瞒的话，一天可绕三台。
李万明抬头看人的眼光特别，眼光中透露出单纯、专注、凝神的神态来，这一点给陈书记印象深刻。机修车间主任曾跟陈书记说，厂里其他电工根本对电机下不了手，更不要说一天绕一台线圈了，当时派去电机厂学习，都说家里有事，就李万明一个人争着去了。一个男人老围着家转，没出息，机修车间主任摇头叹气。机修车间主任姓宋，快五十的人了，从眼神里陈书记看得出来，宋主任喜欢李万明这样的年轻人，肯学肯干，放在那里都能独挡一面。陈书记对李万明的话感兴趣，说，别人绕不了，你为什么能绕呢？李万明说，动脑子，讲方法。
李万明对电机各型号的结构了如指掌。陈书记想了想李万明的话，对着呢，干事就是要讲方法，扔掉烟头，问，如果方法得当，一车间能否完成生产任务。陈书记心里时刻纠结着这个问题，随口说出。这个问题李万明真想过，说，现在一个班的生产量已接近饱和，要提高很难；就设备而言是能保障的，要想完成任务只能从生产时间上去想办法。这话陈书记爱听，一下来了精神，眉头上的 “王”字不见了，凑近又问，有什么办法？李万明说，现在上一班的人有余，可以想办法变成一班半，就是加一个中班，把8小时变成12小时，可增加完成任务的一半。后来，李万明后悔说这话，要是早知道以后会给自己惹麻烦，他才不会说呢。但这些话陈书记听进去了。李万明说，把一班的主要工种人员补上分成一班半，辅助工种差的人员，从勤杂人员中抽补；还不够，发动厂部机关人员每周半天参加一线生产劳动。
陈书记一拍大腿，哎呀，这是好办法，指着李万明说，给你两天时间写一个方案。李万明摊开两手，说，我一个电工，怎么去搞这个。陈书记毋容置疑地说，怎么不可以搞，定了，我去给你车间宋主任说，两天时间你什么不用干，弄出方案来，否则，你这个电工不用当了。就这样，李万明被赶鸭子上架。其实，李万明这个办法很多人想过，难在具体到班组，到每一个工序人员的调度，就糊涂了。比如：机制出砖这个工序技术最强，每班（八小时）是8人，开1.5班要12人；很多人理解为，要不一班8人，要不两班16人，都好安排，问题是开1.5班要12人，人员怎么调度难倒了人。李万明的方案里对机制出砖工序的工人是这样安排的。安排16人，混合编组使用，新编进的4人半班4小时，另半班4小时要转换干另外工种的活；其它工种人员安排由此类推。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人，一个班要干两个工种的活。
那时，厂里的工人只要听说是干工作，积极性很高。要是现在，听说要多干活，对出幺蛾子的人不恨死才怪。
厂务会研究方案时，陈书记把李万明拉到身旁坐下。会上提的问题，李万明作答。参会的领导这才明白李万明解决难题的办法，一致决定新工作法先行试点。厂里把开1.5班的方案叫新工作法。在一车间试行新工作法时，前两天工人们不适应这种方式，有点乱，以后生产就正常了。看着完成的生产指标节节攀高，陈书记心里比吃蜜还甜，有意栽培李万明。想，先调生产计划科当副科长，以后安排去那个车间当主任，以后的以后再说嘛。
谁知，把人叫到办公室，从来对人都是板着脸的陈书记，眉开眼笑地说完，李万明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死活不愿意。陈书记气得，指着李万明的脑袋，你小子，榆木疙瘩，不识好人心，有人转弯抹角跟我说，想当官，我还没让呢。咳，陈书记尽管咬牙切齿，但没有把话说出来，天下有这种不想当官的人，真是搞不懂。
在五十年代初，学技术是时尚，想当官的人不多，真正想当官的人多时，是从文革时期开始的。当社会公共权力和利益趋于集中，想当官的人就多起来了，甚至不少人削尖脑袋要混进当官的队伍里，这是一种时尚。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官的人不是为名，是直接奔着权力和利益去的。
陈书记上火，想骂人，瞪李万明两眼，强把火压下去。这种情况只有在顶头上司面前才有过。陈书记一字一顿地说，你去当生产计划科副科长，就三个月，把新工作法推广以后就完了，你是我老爹，行不行。话都说到这份上，李万明不敢做声了，再说，不是讨骂吗。
三月后，新工作法实施，厂里圆满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陈书记在全公司会议上介绍经验，王经理在会上号召大家学习庆东厂的这种精神。陈书记脸上风光，长脸，得意，打心眼里喜欢李万明这人，年轻聪明，肯动脑。陈书记想变卦了。回到厂，李万明多次找来卸官回去当电工，这令陈书记老大不高兴，好心被当驴肝肺，老说忙，避而不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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