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航:消失的记忆,八旬翁眼中的老重庆.下篇(44）
下篇 文革前后
17、两进“牛棚”
“牛棚”是什么地方，有文革常识的人大概都不陌生，那是看押牛鬼蛇神的去处。这样的地方，我今生有幸前后进去过两次，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那是在1966年的五月，从学习《评海瑞罢官》起，我就觉得风向有些不对，便噤口慎言，怕再来一次“引蛇出洞”。我躲脱了反右斗争，这次运动看来是走的还是旧套路，小心为佳啊。一天，我一进教室，几个团员学生就大叫：“不听张某人放毒，滚出教室去！”我就这么被狼狈地撵下讲台，逐出教室。倾刻间，风云巨变，全校大字报满天飞，大多是学生写的，有的捕风捉影，有的想当然的推理，还有的就是抛出钢鞭，从党支部那里得来的材料，说我混进革命队伍，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有的抛出我老汉的名号和官衔，这明显是领导组织的、安排的阳谋。我还沉得住气，稳起静观其变。月底，全区中小学教师集中在重钢工人大厦学习，那更使我进入了大字报的海洋，组长叫我自己去看看，检查一下自己。我倘佯在这大字报的海洋中，愈看愈觉得使人气愤。我在向党交心时所写的话，被砍头去尾，说成放毒，甚至将我的检查材料，安上时间地点和人头，揭露出来成了我的罪行。还有的说我某天专门在厕所里向某某说“三面红旗快倒了”，还有的说得更怪，好像是在睡梦说的呓语，说我在梦中大叫打倒李井泉（后来他真的被打倒，但不是我），千奇百怪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百口难辩。这时，我诚惶诚恐，真正感到大祸临头了，但表面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心里很害怕，这阵是福还是祸，是祸躲不过了，我多么盼望能出现一个奇迹，让我得到拯救，我的一家人得到拯救，我自己也知道这是痴心妄想。慢慢地，我开始觉得自己“有罪”了。再过几天，我去为小组端饭菜的资格也被了取消了，大概是怕我送饭时“放毒”，反正吃现成更好，什么也莫想。车到山前必有路。我静下心来思考我的前半辈子，我参加革命以来的所作所为，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对不起共产党的，我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也不曾获得过一官半职。另一方面，共产党也对我关怀有加，把我从一个纨绔弟子的大少爷，培养成一个大学生，成了一名人民教师，我报恩还未报答呢！这是那河水发了，这么大的汹涌澎湃，波涛滚滚的运动，运动到我头上来了。我是有缺点的，我决不是什么完人，爱出风头，爱讽刺挖苦人，爱流露少爷班子的惰性，看来，这哪里是缺点、错误，哪里是来几个检讨就可过关的事，怕要惹上大祸了，要坐监牢了。转眼进入七月，党的生日一过，我便被逐出学习小组，正式进入“牛棚”。一看棚友，大多是学校的“地富反坏右”“死老虎”，只有少数几个新运动员。上级派来的监管组长陈子新是重钢公司办公室主任，学习内容主要是《十六条》。上级正式宣布我们棚内之人是划为四类干部，“铁板订钉”定了性了。这一说法，自然是将我们与学校革命教职工和革命学生划清了楚河汉界，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自由。牛棚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每天起床，我们比别人早一个钟头，打扫过道和院坝，早操比别人多跑几圈。牛鬼们一起集中学习，集中住宿，不准回家。其他似乎也没什么不同，既然已经定性了，又听说四川的一把手，在西昌修建了许多监狱，大约那便是我的归宿。我想在这个学校七年工作期间，年年教高三毕业班，从未换过班，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升学率在全市还是算高的，升学率曾经高达过百分之八十。学生总成绩赛过育才、清华和三十五中，多次列为九龙坡区第一。七年之中，我从未加过一次工资，从未得过一次先进，从未向学校提过任何物质要求，我错在哪里呢？支部书记又为何那么嫉恨我？我开始认真反思，呵！终于想起来了，我与他的不愉快绝非是政治上的，也不是业务上的，而纯粹是道德、人格上的。我鄙夷他那些缺德的烂动作，一个共产党书记，不是心怀坦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而一心想占便宜，利用职权耍流氓。他一见到稍微漂亮的女教师，便缠着人家说话，说话时，嘴巴都伸到别人脸颊上去了，真是个骚鸡公儿。我对同事说起这丑事，说得高兴时，还实地表演了一下，说“骚鸡公儿见到母鸡，翅膀都垮下来了。”书记姓宋，名济功，偕音而成骚鸡公儿。不知那个报耳神，背后告密，被他知道了，他气得发抖，气势汹汹地前来责问我，事实摆在面前，难道我还怕他不成，于是与他对掰（争论）了几句，这种拿不上台面的事，他不敢公开与我争吵，只好忍气吞声的收场。这次大政治运动来了，正是大泄私愤的好时机，他最先抛出我，划为四类干部。回头我又为书记想，在大庭广众下燥了他的皮，这是我的不对，起码这种行为就属于低级趣味，应掌我这张臭嘴，真是因小失大呵，老毛病不改吃了大亏。我没有什么现行，我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大不了判刑，也只能关几年，出狱后，书是不能教了，凭自己这一身蛮肉，下力也能找饭吃，起码可以养活自己，养活我妈妈与家人。人想宽了，心也宽了，我每天按时作息，睡觉也睡得好，吃也吃得多。一天，我收到爱人从綦江给我的一封信，说我的女儿出生了。这几个月都没回家，别人都怀疑我遭了。她来信说，女儿不要姓张，怕受爸爸的影响，跟着她姓陈，以后长大了，送与她姐姐作女儿，名字还是先前约定的，叫陈婻婻。这个我更放心了，我想的不够宽，还是爱人是知音，她的想法对路，我就更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一天，我鼓起勇气去闯闯关，想法回綦江去看看刚来到人世的小女儿。我向陈以新组长请假，说明理由，他却油盐不进，说什么也“不准”。我又找了个理由，要回学校宿舍，看看咸菜坛子的水干了没有，不然咸菜要发臭，把咸菜坛子渗好水，我立马就回来。要求就这么简单，他仍然不准，那好，我要他保证咸菜不被烂坏，不发臭，烂坏了发臭了他负责赔偿，他仍不签“同意”这个字，无奈只好折中一下，派了两个人跟着我一起回学校，办完渗咸菜坛子的水的事，立即返回工人大厦牛棚。我像出笼的小鸟得到暂短的自由，一出门，便从与学校相反的方向走去，想见见阔别两月的街景。一群游行队伍开来，冲开了两个监视的随从。他俩一个是高度近视，一个脚有点跛，这下糟了，丢失了监管对象，赶忙跑回学校去等我，等了一会儿，没有见人回来，他们惊吓得脸都青了，有急匆匆赶回工人大厦，还是不见人影，只好硬着头皮向组织汇报。陈主任得知，立即派人去学校四周的堰塘，用竹竿打捞，怕我“畏罪自杀”。九宫庙街道旮旮角角都搜遍了，出动了十几二十个人，过了一个多钟头，我在湖北味餐馆见罗先德 走过来走过去好几趟，不知他们是在找寻我，便把罗医生叫住，进来吃豆花，原来我根本未走那去，“牛棚”油水少了，见到餐馆自然要来进餐，怎会去自杀呢？这场虚惊后，我连痾屎都有人跟着，照顾得相当彻底周到。棚友中有个化学老师张行裕，揪出来定为逃亡地主，他是西北大学毕业，为人很懒惰，打扫厕所很马虎，被另个棚友李伯髦大骂不负责任。我去劝说：“我们都到这步了，还去讲什么认不认真呵！”李老师还顶我几句：“你还帮到懒汉说话，有原则没有？”这位李老师是延安鲁艺的学生，返回白区与组织失去联系，定为叛徒。他各项原则较多，为人十分古板。我定性的是“反动分子”，我不“反动”，难道还“革命”吗？我自认已被打入“另册”，反动已成事实，我对自己是反动分子“受之无愧”，我甚至还把他们怕我自杀来找寻我当成关心。“牛棚”里的生活折磨，权当成党对知识分子少不了的考验。我深信，倘使含辛茹苦能过了这关，我就可以走上光明大道，痛改这一张臭嘴，不要再自高自大。我见“棚友”们一个个拉出去批斗，心想大概要轮到我的轮子了，还偷偷练习弯腰，低头接受批斗的姿势，这说明我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批斗的，而且想在台子上表现得更好一点，应做出接受教育的样子来。现在，人人都在演戏，我不是个好演员，怎么能表演得好呢？之所以没有轮到我，是因为党委还未批下来，我又交了封申请信给市委宣传部中小学教育处的杨处长，说明大字报上的许多钢鞭罪行材料是我交心的，他叫我不要忧心忡忡，好好接受改造。到了八月中旬，救我的贵人终于来了，他们是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学生，天兵天将。这个战斗团一成立，首先冲击的对象就是重庆钢铁公司，他们围住工人大厦，一阵口号，一阵呐喊，当场宣布：“解放中小学教师，不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猖獗，解散学习班，回校闹革命！”党委派来的管教人员吓得半死，作鸟兽散，我们也逃出牢笼，像鸟儿一样飞向自己的窝，我那一坛盐菜真可惜，已经发酸发臭了。返校后，学生成立的“八二八”战斗团夺了走资派的权，接收了一切行政领导，把鸡公书记也揪进了“牛棚”。“八二八”战斗团的勤务员（头头）是高三学生，这些小兄弟比较了解我，知道我不属地富反坏右，用“反动”分子来定性也师出无名，但怕放走了坏人，于是我便成了“半牛鬼”，不再进“牛棚”，分配到学校木工房上班，修理坏了的课桌椅。木工师傅郑元发是巴县二圣乡农民，五八年临时工转正，经常从乡下给我们带红苕，故他的绰号叫“郑苕儿”。他当年的转正申请是我帮他写的，我在张校长面前曾帮他说过话，所以他对我特别友善，没有把我当成牛鬼看待，他说：“不管怎么闹腾，二天平息了，学校要想把书教好，不靠你们去靠那些修铁路（指襄渝铁路下来当老师的土知青）的，他们教书只有去诓鬼。”他好心的劝我莫作急，更不能去寻短见。我邦他拉锯改料当下手，学着干起了木工活。他总说：“你黄脚黄爪的，这那是你们干的活，在这里要茶我每天给你泡好，要吃烟自己拿，我每天给你在街上，多收些传单，讲跟我听，把时间也打发过去了。明天晩点来，活路是做不完的。”这样，我就可以在休假日回綦江看望家人了，有时回来晚了，或多耽误一天半天，郑元发都帮我打掩护，木工房成了我的避风港，他真成了我的新贵人。从派斗的口水仗到木棍钢钎的武斗，发展到打死人的枪炮武装相搏，谁还管什么“牛棚”的牛鬼呢？我便在綦江长期不回校，只是领工资时才返校，这样逍遥了好久，直到我再进“牛棚”才结束逍遥。几年的文革生活，使我进入了迷茫的世界，什么党的政策，什么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什么抓革命促生产，通通弄不明白，革命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革命成果会是这个模样？我连自己认真改造，努力学习的动力都没有了。不过，收获还是有的，那就是我看清了人性的丑恶，许多道貌岸然的党员肚子里会装有这么多的坏水，真诚的人还是工人老大哥。邓小平上台整顿，各单位组成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学生也不再独掌权力了，社会各行各业日趋步入正轨。我这个半牛鬼该放何处？一派要揪，一派要保，由于没有定性，干脆再放回“牛棚”，这样，我又从逍遥的自由民恢复了半牛鬼的身份。不久，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武斗班子也解散了，两派学生都返校复课闹革命，文革进入“清队”阶段。一个个死老虎又登台挨批斗了。有一次，我被拉去陪斗，走到半路上，工宣队长叫我不去，我想这是未定性的优势，党又在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了。谁知还未回头走几步，就被一顿细竹儿稍稍打了十几下，我痛木了，又没有找到横头，便骂出口：“日妈，疯子吗，跟老子要打吗？”回头看是付军代表，一个小排长。他听我骂他妈妈，又僻头盖脑打起来，我一爪抓住竹杆，拖过来两下把竹杆折断，大叫：“八路军都不杀放下武器的鬼子，你娃是啥子解放军哟！再打老子要还手了。”这下惹毛了，各不相让，这位兵哥哥也下不了台，叫来两个战士将我死死按住。工宣队长来了，忙阻止事态的发展，说：“是我叫他不去的，要讲政策嘛。”于是，军代表与工宣队长又争执起来了，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妥协的办法是叫我在毛主席画像前请罪。我也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让他们都好下台，我便规规矩矩地在我自己与美术老师一起临摹的《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前，做了个标准的弯腰低头姿势。他们走时，吩咐清洁工伍阿姨来监管我，她悄悄告诉我：“张老师，你只管走，他来找， 就找我。”有人放话，我一蹓烟跑回家。我刚走，果然有个大兵来报复生事，见人不见了，便问伍阿姨是谁放走。伍阿姨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我放的，解放军就是不能随便打人，何况他是不是坏人还没有摆平顺。”那大兵不想无事找事，也就走了。事情这样轻易搁平了，可是我想起来，其实真有点后怕。这事能大能小，横七竖八我都说不脱，真理总是在强势一边。他们可以说我攻击解放军，辱骂解放军的领导，是个反军分子，而且还是现行；他们还可以说我挑拨军代表与工宣队发生冲突，也是个现行。是现行，那石登登就够我爬的了，大则可以坐牢，小则挨一顿饱打。“无娘儿天照应”，我感谢那些为我解围的同志们，我自责自己也得改改坏脾气。经过文革的大风大浪，我死不改悔的，就是自己那张臭嘴和那猫儿毛的脾气。“祸兮福所依”，正因为发生了这次小插曲，重钢党委决定趁早定性，以免把人吊起来悬起，麻烦不断，影响不好。于是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学生、教师五人小组外调。我在解放前，解放后都未出过重庆，家庭世居重庆，好调查得很。经过他们辛勤奔走，我的根根底底全都调查得一清二楚，虽说我父亲我祖父有点红疤黑迹，不够清白，可我基本上己是清楚明白的。经过研究，上报党委批准，彻底将我解放。从此，我便从半牛鬼脱胎换骨成了全人，返回教研组学习，当革命群众对待。从鬼变成人前，军代表、工宣队、革委会三方领导找我谈话，要求我正确对待，不翘尾巴。
18、急腹症学习班
文化大革命中期，我已半解放，不再在木工房打杂，可以回教研组学习和听中央文件的报告。正在此时，一天深夜，我的腰、背痛得不行，怕把邻居吵醒，连大声呻吟都不敢，只好跑到足球场去，大声喊叫。第二天诊断结果，患上了“肾结石。”这毛病也怪，痛起来要死人，不痛时跟健康人一样，我赶紧到重庆医学院治疗，恰巧病又犯了，痛得辗转反侧，各种姿势都做尽了，止不了痛，典型的肾结石，照片吃药，亦未见缓解，医生只好打了两针“杜冷丁”， 才止住了痛，并立刻叫我住院开刀，我未带盥洗用具，准备回学校去取。我四弟听说我病了，便来探视，建议我到一号桥重庆中医研究所去看看，听说那里不开刀，可以用中医治疗，叫什么中西医结合。况且，我弟媳是所长龚治贤女儿的同学，认识龚医生。提起龚医生，大名鼎鼎。他是重庆中医大国手，中医研究所所长，医术精湛，五十年代就调到北京卫生部保键委员会，是给中央首长治病的行家。文化大革命初，因大儿子在苏联留学没回国，定为叛国罪，他老先生也就被赶出北京，回到老家重庆，原单位已经满员了，就只好在草药门诊部屈就。我们找到龚医生的诊室，门庭冷落，人们并不知其高明。经过仔细检查，确诊是肾结石，如果不开刀，正好这里要办西南地区的急腹症学习班，正在找急腹症疾病例的典型。你只要带上重医的“X”光片，就可入院当典型病例，不用开刀，按中西医结合治疗。歪打正着，瞎猫碰到死耗子，我顺利地被接收住院，单等到重医拿到片子，就可住进病房。拿片子也是个难题，那时病人要照X光片，不开后门或医生发善心或医生头发昏是不可能给片子的，我已是重医的病人，确定在那儿开刀，医生正好在我身上找经验试手艺，方才允许照片。如今，想转院到别处治疗，拿走片子，休想！如何能把紧俏名贵的片子取到手呢？我一筹莫展，百般无赖，只好学孙猴子取芭蕉扇一样施行骗术。我在门诊病历上，模仿主治医生笔迹签了名要求取片看片，在重医的病历室骗出了我的X光片。拿到手，如获至宝，横起一趟直奔中医研究所交差，顺利地进入了重庆急腹学习班当试验品。这个训练班规模很大，调来云贵川藏四省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医生200多名，按急腹症状分胆结石、肾结石、肠梗阻、阑尾炎、胰腺炎和各种胃病，还有妇科的宫外孕、输卵管堵塞等，反正肚子痛的毛病都在此列。肾结石包括尿路结石共收了五个病人，各具典型性。我们编为一组，由五名医生治疗，观察，护理，共住一间病房。五个病友同病相怜友好相处，演绎出一连串精彩的龙门阵。我们五个人的治疗方式基本一样，早上起床后就跳绳，原地跳台阶。半小时运动后，打一针山梨醇或利尿药，喝1000毫升熬好的中药，再打一支甘露醇，然后，按穴位插电针。15分钟或半小时排尿后，用量杯测量，上午的治疗到此结束。下午又是如此作一遍治疗。晚上吃六味地黄汤500毫升。一周下来，没有人再喊疼痛了。半月一次透视，看结石活动情况，医生记录进展。我们认真按医生嘱咐配合治疗，天天如此，周而复始，就像西绪弗斯推石头，很感无味。一病友是航道站的队长，未发病时，我们便组织去朝天门航道站玩。我们与他一起去点航标灯，巡视重庆至郭家沱的航标。还有一位病友是食品公司的书记，邀我们去一字街看杀牛，其中有两人与我关系特好，一个叫朱儒宣，他是供电局杆塔厂的工人，为肾结石已经开过刀，肋巴骨都扳断两匹，结果又长结石，好在经过治疗，结石反而不动了，留在肾盂内也不再痛了。另一个叫戴明善，是中梁山轮胎厂的会计，写得一手好字，肾结石尚小，活动频繁，经常发病。一天，他厂里的革委会来找医院工宣队，要押他回厂，据说他是逃亡地主，他原本就是中梁山的人，他的家到轮胎厂没出两百米，如何便成了逃亡地主？况且，从1949年到如今已有20多年，近在咫尺的地主，竟一直没有被发现，直到现在才查出？不久，这类荒诞的祸事又降临到我的头上。我们学校革委会派人来找医院工宣队领导，诬说我逃避清队，躲在医院企图免受打击。真是笑话，我是从国家机关调到学校的，审查干部早就有结论；我是朝天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四分钱的邮票就可查我的根根底底，我无需逃避，也无从打击。好在医院工宣队队长是个明白人，他一看革委会的介绍信，上面说是了解病情，询问是否能出院，在家治疗。马上回答：“莫要假传圣旨，了解病情，成了逃避斗争，你把我们医院工宣队当成傻子，你那个革委会未必管起医院工宣队来了。”双方一争执，学校来人说医院包庇坏人，让坏人逃避斗争，愈说愈邪，我又成为坏人了。医院工宣队说狗抓耗子，学校竟然管起医院的事来了，怀疑来人身份，假公济私寻机报复，介绍信上根本没有确定谁是坏人，更没说不能继续治疗，要押回校叫军宣队来押，叫公检法来押，也轮不到你革委会来押。双方你来我往，最后闹到破口大骂，医院叫学校来人滚蛋。这场办公室的闹剧，我还是事后才知道的，医院办公室的同志问我：“这是什么老师啊，是吃牦牛肉长大的，或是从蛮国来的？真是横蛮不讲理，那里像个教书的？”我说这些人是来掺沙子的，为了打破学校知识分子一统天下，文化大革命中从修襄渝铁路施工队中，抽调一批民工，到二师、三师去学习了三个月，就分配出来当老师了，而且全部教中学，这批“沙子”弄得来几十年消化不了，使重庆的中学成了肠梗阻，成了重庆教育界的大包袱，我所在的学校就来了几十个，就是这样的人，也莫责怪他们，这些人只不过不适合做教师，从某些方面讲，他们也是忠于党，忠于领导的好人，后面有人乱支使，也就跑到外单位来出点丑罢了。从此以后，学校再没来人催我回校，我便安心治疗，很有成效的从小便中屙出了六颗绿豆大的结石。由于发生这场不愉快的事，医院知道我是个中学教师，而又热心公务，工宣队便主动请我为急腹症学习组整理医案。我在治疗的闲暇，在遵义医学院老师的帮助下，学了不少医学知识，将每个病员的医案，整理得井井有条。时光一晃，又是一个多月，急腹症学习班结束了，我们这些典型病人，离院走了很多，闲得无聊，我也开始思念学校，便主动要求出院，回校治疗。在中医研究所三个月的住院期间，除了结识了龚子贤大国医外，我还意外地与两个名人有一面之缘。一个是儿科专家张锡君医师。抗战时，他来重庆行医。为了引起市民的注意，他的轿子是个三丁拐的大轿，有三个轿夫，穿着号衣，正面是“张锡君”三个大字，背面是“大国医”三个大字，走一路宣传一路，构成重庆城一大景观。那时，他在民国路的诊所，专治生病的儿童，小时候我也曾去就诊，果然医术高明。他治病既认真又讲究科学性，凡到诊所就诊的小孩，都要编号，由他徒弟一一测量体温，并一一询问病因，查视病情，事先做到望、闻、问。等到切脉时，他双手切脉，参考徒弟做的记录，叫两个徒弟代为处方，一个人看两个人的病，引起病家惊奇，说他能捉住两根手杆要钱，是个不得了的大医生。一时传为佳话。如今，张锡君在中医研究所扫地，打扫厕所卫生，还要遭受医院的小孩的欺凌，他们用石头、瓦片砸他，吐他口水，他的生活十分狼狈。为此，我深感不平，一见这种不尊重人的举动，便出面干涉，逐跑那些顽皮无知的小孩，并向工宣队的同志讲：“解放军还优待俘虏，不要这样不讲政策。”医院制止了这种行为，张医生也得到了起码做人的尊严。他得知是我出面为他说了话，见到我时便向我做一个竖大拇指的手势，我也心照不宣地祝福他平安度过这一场大劫难。另一新闻人物是韩素音医生。她是个世界性的国际友人。她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比利时人，英国国籍。丈夫是印度人，工作在美国。韩素音的故乡在四川德阳，重庆是她青年时生活的地方。她数十次访问过祖国，此时她来到重庆，拜访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中医研究所老早的房子，就是韩素音医生早先的故居，如今成了一座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医疗机构，她很高兴，专程前来走访，市接待单位为韩女士在中医研究所组织了一次座谈会。上级怕出漏子，叫医院早作准备，组织病员发言，并审核发言。我有幸选为发言之一，还安排我去帮助其他发言人准备。为了追求最佳效果，我还不厌其烦地精心准备了一场预演。诸事准备妥当，专等韩女韩女士莅临之后，要巡查病房。事前，每张病床都患上了新的床单，地板擦得一尘不染，可照出人影，病员的衣服也焕然一新。她一进病房，就给人一种静宓的感觉，白衣天使们更是一个个笑容可掬，看护有加。韩女士见后十分满意，她哪里知道背后是麻子打哈欠——全体大动员，搞了三天大扫除，忙得病人死了都没人手抬去停尸房，还是请老护士与表面的应付顺利通过，天衣无缝。座谈会开始了，市革委、卫生局革委、医院革委的领导们热烈地致欢迎词，指定发言的病员们一个个像背书似的背发言稿。轮到我发言了，便用英语说了句：“欢迎韩女士的光临，我们感到无比荣幸。”这句话未预先设定，让在座的领导十分吃惊，好在还算得体。接着，我讲了急腹症学习班的收获，讲了中国缺医少药的落后现状，讲了中西结合治疗是中医改革的好方向，讲了毛主席对中医的关怀……，这些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认真备了课的，中途，韩女士打断了我的发言，问我自己的疗效如何，我答道：“吃了三个月的苦药水，每天折腾两次的体育锻炼，打出来六颗绿豆大的结石，还有黄豆大的两颗留在输尿管里。”我认为照直说也不伤大雅，可在场的领导们还是紧紧地捏了一把汗。果然，我的发言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出了毒虫漫天飞舞，但都是内心的真话，有的老工人病员说伙食不好，菜里油星星都莫得，有的又提死人子在病房里没有人抬，还是病人来抬的，还有的说护士医生恶得很，动不动就训人……，会场上一时炸开了锅，工宣队忙出面制止，座谈会也就开到这里，草草收场，下去再谈“斗、批、改。韩女士对我微微一笑，竖起了大拇指。这个插曲结束了我三个月的住院生活，返回学校时，清队已近尾声，我被革委会打发去重钢大轧车间劳动，并预先对车间打了预防针：来车间劳动的都是学校不听话的刺头，要好好打整一下，让他们规理伏法。于是，我被指使专干重体力活，周身骨头都像散架了。每天上班，我总要带上两副龚治贤医生开的草药，用炼钢盅盅装着，放在热钢板上，在班上吃一副，还带一副回家吃，一天两副。一个月后，某日，我在家想解小便却解不出来，使力一挣，痾出来几颗结石：3颗黄豆般大，还有一颗桑葚般大。我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但尿道已经划破了。第二天，我请假跑去中医研究所报告好消息，把4颗结石交给医生，拿了一大包消炎药回家，完成了我的第二次住院。如今，我那四颗结石宝贝，大概还在中医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吧。 作者简介：张汝航，重庆人，（1931---2023.1）。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重庆清华中学（重庆市第九中学）、重庆第三十七中学任教。晚年投入成人高校教学，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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