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钊： 迷 茫 少 年

 迷 茫 少 年

文/刘 钊

历史的时空转回到上世纪的1969年的9月，武斗结束，各行各业慢慢走上正轨，学校的复课闹革命也开始了。我这个出生于1955年的小学毕业生在失学两年后，也进入了长寿县大堡公社唯一的初中——燎原小学的戴帽初一年级班学习，燎原小学是我们相邻燎原大队的村小，当时初一只有两个班七十人左右。学校没有食堂，学生来自全公社，又要抓革命促生产，学校只有上午半天课，下午学生回队里参加劳动。

当年国家正进行的这一运动是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号称是把革命队伍中的陈伯达这类隐藏很深的阶阶敌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以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出去。上级对农村各大队生产队都派有清队工作组进驻，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有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的人员。各公社设立有问题人员集中关押点，让有问题的人集中交待问题，成立专案组开展内查外调，搞清楚一个就放一个出来，搞不清楚的就送公安局。

我父亲是大队小学的老师，开学的第五天（1969年9月5日）下午，被通知第二天早上8点到公社集中交待问题，自己带上粮食和生活用具，必须去不准缺席。接到这个通知的当晚，我们家如五雷轰顶，情绪霉到了最低点，我们都认为父亲这一去是凶多吉少。家里这一晚是特别的清静，我们几弟兄也是特别的懂事，连三岁的小弟弟也一下就成熟了，不哭不闹不撒娇。父亲跟我们说：“解放时才22岁，高小毕业就是我们村的最高学历，一直在石庙小学和本村的保国民小学（村小）教书。解放后给解放军征粮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父亲一九五二年考入长寿师范读书，一九五五年毕业后派往垫江县白家乡教书，一九五七年调回长寿县，辗转在长寿江南地区教书。三反五反丶反右和大小四清以及文化大革命都没受到过任何冲击,自己确定没干过任何坏事和犯过任何错误，这次可能是搞错了，我去说清楚了就会回来的”。好容易熬到天蒙蒙亮，母亲早早煮好稀饭，给父亲准备好蓆子被子粮食碗筷等等用竹背篼装好。吃罢早饭，父亲临行前再次给我们说相信他是没有历史问题的，这去过不了几天说清楚了就回来，叫我们要听妈妈的话。说完后背起背篼就出门去公社，我们几个站在院坝眼泪汪汪目送父亲直到转过山湾影子消失才回到屋里，真有点生离死别的悲伤感受。过后几天，外面一直在传我父亲有历史问题被弄到公社去关起了。

在惶惶不可终日中过了十来天，九月十五日左右的一天放学前的最后一节课，公社学校的负责人田仁福老师俏俏通知我过一会去他的办公室有事，放学后我来到田老师办公室门口，听到里面几个老师在议论我父亲的问题，谈话的内容好象我父亲的问题严重到可能回不来了。这又是一闷棒打在我头上，疑惑迷茫！我父亲不是跟我们说他没有问题吗？田老师转身看见我，叫我进去把我父亲当月的工资信封带回去，叮嘱千万要交给我妈。我是低垂着脑袋一片空白怎么回到家的我一概不知道。

 廖吉普解放时刚满十八岁，这个年轻地主当时还40岁差，背部丰满的肌肉被绳子捆绑分成几大块，凸起一股一股的，棍子下去好像还有弹性，整个看起来有点壮实，所以挨的下数最多。其次是现行犯张纯文，他没读过书，自己名字都写不起，啥都不懂，活脱脱一个天棒锤，这时间也只有30来岁，无心乱说了当时领导的怪话脏话而被人告密被定现行反革命，张的肌肉没有廖吉普发达因此比廖吉普少挨几錾子。

 晚上我跟妈妈讲了今天的斗争会，並把武装部长的讲话一字不落地给母亲复述了一遍。我大哥学木匠在外，在家里几个都眼泪汪汪的感觉大难即将临头，今后惶惶不可终日！又在恐怖中度过了一个夜晚。第二天早上妈妈煮了十个鸡蛋，叫我带上去公社探望父亲，看父亲挨没挨打，身体怎么样？我到了公社楼下，不敢靠近楼梯口，楼梯口有民兵背着枪站岗，我在楼下转了几圈，徘徊了一阵，最后壮起胆子要上楼，被站岗的民兵拉住问我要干啥子，我说我要看我父亲刘xx时，那个民兵把我拉去一个办公室门口，经请示一个姓文的主任同意后才准我上楼。来到关押我父亲的房间门口，门口站岗的民兵没拦我，我径直走进房去。房间里面关有8个人，都在木楼板上各自安放的篾蓆上或躺或卧，我父亲在最里面面朝墙壁侧卧着。

 首先认出我的是我们大队的叶忠诚，（解放前在重庆邮电局搞电报工作的）叶喊我父亲：刘老师你儿子来看你来了！我父亲立马翻身坐起，看见我很是惊讶！我把鸡蛋送到父亲手上，互相对视了几下，虽然没哭，但都眼泪汪汪的。同室的其他几个都很赞扬我有孝心，是第一个来探望父亲的家属孩子。

父亲把鸡蛋分给室友一人一个，他们先是推托一阵后大家都接了鸡蛋转过身去。父亲问了家里这十多天的情况，又说他真的没干过坏事，也没有挨吊没有挨打，叫我给我妈说不要耽心，过不了多久就会回家。这时楼下梯口有一个人大声在问楼上关了哪些人？我父亲立即又侧过身子面朝墙壁躺下，随着上楼的脚步声这个人走到了门口，是我们下面塆住的公社水利员杨永合，杨看清楚面前的几个人后，问最里面的是哪一个？叶忠诚回答是刘老师。杨又把我看了一眼，哼了一声就下楼去了。

父亲再次要我给妈说他真的没有问题，上级调查清楚后会放我回来的。又捱了十来分钟，在室友对我的一遍褒扬声中我告别了父亲回家。

我回家后把见父亲的经过和父亲的话详细的给妈讲了，妈妈没表现出什么，但我心里可乱了，父亲如果真没干过啥子坏事为啥被清理出来了？如果父亲真有事肯定会象廖吉普张纯文那样五花大帮挨打，我们就是阶级敌人的后代——狗崽子！将来我们弟兄还能结得倒媳妇吗？如果同学们知道我父亲是阶级敌人肯定会跟我划清界限，……我怎么办？我读书还有何用？接连几个晚上我都失眠，沉重的压力下我感到窒息！最后我决定这个初中不读了，去学个手艺将来远走天涯，躲过现实。

这一天是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时年的我十四岁。一九七0年开年后不满十五岁就夹着尾巴去学开山石匠，一打石头就是五年，一米多长的连二石我都能两个人随便抬，我长大了！                         

九月二十九日下午， 我父亲终于回来了，上面也没给出结论是啥子问题，说是还在调查，父亲还是去教书，由学校监管。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刘钊，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西南师大（现西南大学）初等教育管理专业毕业，曾任长寿某校校长，教办领导，现退休，居住重庆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