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义高：从“弱冠”到“不惑”（下）

从“弱冠”到“不惑（下）

文/江义高

我的“双补”学生 1980年代初，国家下发文件，要求各单位对本单位中1968-1980年间初中毕业的职工进行文化、技术补习(“双补”)，使之达到初中文化水平。我厂负责这项工作的(没文化的)中层领导不知怎么的，竟把高中以下文化水平的青工通通列为“双补”对象。我语文较好，被推荐为“双补”语文教员。对厂里扩大“双补”范围的事，最初我一无所知。待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结束，集中阅卷时，合成药厂的语文教员对我说：你们药机厂乱整，把不该补的也弄来补。我将信将疑。阅卷完后，我回厂找个借口到厂部查阅有关“双补”的文件，才知道我厂真的是“乱整”，把初中1965级、1966级、1967级的学生都弄来“补”了。可奇怪的是，主管这项工作的厂领导为啥不干预？上级部门也不纠偏？由于“乱整”，厂里一些1965年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师兄师姐一夜之间就成了我的学生。之前他们都叫我的名字或外号，进入角色后，就恭恭敬敬地叫我“江老师”了。大约“双补”进行到第二年的初夏，一天中午，我正在红砖楼的家属宿舍午睡，忽然有人敲门，睡眼朦胧中我开门见是李XX，他是被“乱整”弄来的1965年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双补”学生，平时有些吊儿郎当，此刻却恭恭敬敬地说：江老师对不起，打扰你午睡了，请您跟我一起到21栋去解决一个难题。我大惑不解地问：啥子难题？他不答话，拉着我的手走出红砖楼后才说，中午他和王XX、苏XX三人(都是“双补”学生)一起喝酒，喝着喝着苏XX就说，他决定去“追”金工车间的XX，请两位师兄给他“扎起”。我俩对苏XX说，你和XX之间差距太大，肯定不得行，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可苏XX不听劝，说：XX对他很有意，有次对面路过时主动微笑着对他送“秋波”。我俩再劝，苏XX便咚地跪在地上说：你们不答应给我“扎起”，我就不起来！我俩连说带拉了好几次，可苏XX依然跪着不起。现在已跪了半个多小时了。我俩再次拉他时，他说除非江老师来拉我，我才起来。所以我才厚起脸皮来找你。对李XX的话，我似信非信。XX是刚“顶替”进厂的十八九岁姑娘，身材高挑，面容娇好，是厂里顶尖的美女。不管从年龄、相貌、才德方面来讲，苏XX有此想法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来到21栋他们喝酒的房间，一股弥漫着残汤剩菜和烈酒交混的难闻气味迎面扑来，小桌上杯盘狼藉，床边坐着神情木讷的王XX，地上跪着汗湿衣衫、弯腰垂头的苏XX。我强忍着笑走上前去，拉着苏XX的双臂说：苏师兄，有话好说嘛，大热五热的，何必这么样子呢？苏XX趁势站起身来，擦着额上的汗，一屁股坐在床上。大家都沉默不语。良久，李XX说：江老师，今天这事儿请您一定保密。我点头应允。四十余年过去了，李、王、苏都已作古，我也年逾古稀，“解密”此事也无妨了。  

1974年率厂义消队员在沙区消防队参加训练留影 不当秘书，依然分到房 我在药机厂倒过“霉”，也捡过“跁和”。最大的跁和，莫过于在同批进厂的知青中最先“分房”。1978-1980年期间，我在保卫科任内勤员，干完本职工作之余，还不时帮厂部办公室干些活，如草拟给上级的申请报告，某项工作完成后的书面总结等等。大约在1979年下半年，有一次帮厂部办公室起草生产“一步制粒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因为我不知道“一步制粒”的概念，把“一步”写成了“一部”。厂长狠狠地训我说：你连这个都不懂，还能干什么？我不服气，顶他说：我是不懂啥，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该干的事嘛！他火了，大声嚷道：什么该不该的？厂里的工作都该干！我见他如此不讲理，转身就走了。不久，有传言说，我将被调到厂部办公室去接替夏XX的秘书工作。想起厂长训人的凶恶样子及夏XX在厂部办公室被厂长们呼来唤去的可怜相，我暗下决心，打死我都不去！然而还没待到调我，厂长就先于我被调走了。新任厂长平易近人，常和职工聊天、说笑。有一天，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我说：我们厂小，保卫科用不着三个人，把你调到厂部如何？我对他有好感，听了他的话，委婉地谢绝道：不行，我家住双碑，不可能晚上陪你们开会。他听后轻轻地“啊”了一声。那时住房非常紧张，我婚后一直与父母兄弟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里。我女儿出生后，挤得实在没法，只得在老婆工作地双碑附近租了间农民的小屋居住。不久，基建科的人着手在家属区靠油脂公司一侧的围墙边搭建房子，说是建“电视机房”。因那时电视机刚问世，一般家庭买不起，厂里决定把工会那台24寸的黑白电视机安放在那里，每天晚上放给职工家属看。电视机房建好后，有一天，分管后勤的厂领导告诉我说：厂里决定把“电视机房”分给我住，但必须完成每天晚上义务给职工家属放电视的任务。我听后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我居然分到房子了！临到搬家时我才知道，那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隔成了两间，大的一间约十三四平方米，是厂长家的厨房，小的一间约十来平米才是分给我住的电视机房。然而不管怎样，我分到房子了，而且还“发”了一台电视机！那几天，我乐得满脸是笑。我住进电视机房不到一个星期，厂长就找我谈话，正儿八经地要调我到厂部去当秘书。我说：厂部不是有夏秘书了么？他说：你管这么多干啥？明天就到厂部来！我坚决地说：不！我不愿意当秘书。我对自己颇有“自知之明”。首先，我是个骄傲自负、自尊心极强的“犟拐拐”，很难听进别人的批评意见，绝对接受不了训斥的语言；其次，我活泼有余、严肃不足，爱说爱笑爱打闹，高中时同学们给我取的外号“猴子”就很传神；第三，我可以任劳，但绝对不能任怨。这些性格决定了我不适合当秘书。加之，我在保卫科同“头儿”和同事都处得不错，没必要跳槽。至于之前“帮”厂部办公室涂鸦点这样那样的文字，纯属个人爱好：我觉得把那些语无伦次的口述或杂乱无章的书面语言，经过自己的思维整理成逻辑严密、层次清晰、表达准确的文章，是一种乐趣，我是冲着这乐趣而“帮忙”的。厂长见我如此不给他面子，气吹了，比前任厂长还凶地嚷道：你说不愿意就不愿意么？我一点不虚地答道：是噻！厂长气得一时语塞，稍顷，他咬着牙说：不干？也行，那就把房子退了！我听后一愣：我分房子还有这些玄机？我有点虚了。可瞬间，我又雄了起来，一点不畏缩地面对厂长的目光，回应道：退就退！说罢，气昂昂地走了。然而，一天过去了，两天、三天过去了，始终没有人来逼我退房，也没有接到调我当秘书的调令。这电视机房，住稳了。 突然的幸福和无奈的冷板凳 我当“安技员”两年多后，一天，厂领导以“调整办公室”为由要我把办公桌搬到劳工科去办公。劳工科的科长缺位好几年了，只指派了一名“临时负责人”负责日常工作。我的安技工作与劳工之间没有交集，除共用一间办公室和一张考勤表外，大家各干各的相安无事。1983年9月，我去万县参加省医药工业公司召开的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回厂后才知道，在我去万县开会期间，厂里宣布了任命我为“劳工科代理副科长，负责劳工科工作”的决定。这突然来到的幸福让我惊讶不已！我怎么就糊里糊涂地“当官”了呢？几天后，新任命的厂办副主任、之前的设备科副科长李XX，来我家串门。我与他聊起我对自己的升迁毫无预感的事，他狡狤地问我：真的么？我说：真的！他说：你这么聪明的人难道就没有想过，之前在设备科待得好好的，怎么就让你搬到劳工科去了呢？我这才恍然大悟，领悟到厂领导的良苦用心。尽管我在任“代理副科长”之前就在劳工科待了将近一年，却从未过问过劳工科的工作，之我年轻缺心眼，不善处理人际关系，故而上任后遇到了较大阻力。几个月后，我被抽调到“企业整顿办公室”，这是为了应对上级企业整顿验收而设置的临时机构，我在这个机构里负责与劳动人事有关的“劳动定员”工作。这没有什么可干的，只是按上级规定的各种人员在企业的占比，将其填在规定的表格里，以应付验收罢了。科里的工作那么忙，怎么把我这头儿抽出来干这个呢？我觉得奇怪。没多久，有关系特别好的同事悄悄告诉我说：你得罪了厂领导，被弄来坐冷板凳了。我这才回过神来，细细地反思我上任后的行为。是的，我上任后有两大失误，一是对劳工业务不熟，有次回答领导提问时开了“黄腔”；二是对领导的关系户没有照顾好。加之其他方面的原因，“坐冷板凳”就在情理之中了。对此，我认了。但不服的是，那年的3%奖励晋级中，我们同一批提为“中干”者人人有份，唯我落榜。当安技员时，我的工作是出色的，若不“代理”这“副科长”，晋级的概率极大！为此，我沮丧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跨世纪的作家梦 上小学五年级时，我的作文《春到嘉陵江》经语文老师的推荐，登上了《少年先锋报》，得了1.34元的稿费。从此，我便对写作有了兴趣。上初中后，我的作文常常代表井口中学参加所在片区32中、江溪中学、二塘民中的校际交流。到药机厂工作后，在参与厂团委举办的《共青团报》编辑工作之余，还不时在一些报刊上发表点豆腐块文章。最让我得意的是，在参加1984年重庆医药工业公司成立20周年纪念的征文大赛中，我的散文诗《我是自豪的烧成工》获得了大赛特等奖，这使我在重庆医药工业系统扬了名。此后，便有朋友介绍我加入沙区文学协会、清泉文学社等群众性文学团体。在这些文学团体主办的刊物上，我陆续发表了一些散文、诗歌、短篇小说等作品。那时，我十分崇拜作家，心目中的他们都是头顶光环的“高”“大”“上”。可在见过彭斯远、傅天琳、莫怀戚等名家后，觉得他们也平平常常“不过如此”。见了沙鸥的“墨宝”后，甚至产生了“失望”的感觉。后来，一个我一向认为“不怎么样”的文友被市作家协会吸收成为了会员，我不服气地想，他居然都成了“作家”，我何尝不可以呢？于是，我的作家梦在这样的“背景”下滋生了。现在想来，当初的我实在是浅薄、无知、狂妄，可这的确是我“作家梦”的“动因”。之前我也发表过一些作品，但那仅仅是为了好玩的“小玩艺儿”。为实现我的梦，我决定来一个“大动作”。我岳父是个“国术”高手，他曾经讲过一段他年轻学艺时从师傅那里听来的明朝时武当山道士与朝中的东厂太监冲突的故事。我便以这故事为素材，着手创作起长篇武侠小说来。那时，我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11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晚上待老婆孩子熟睡后，我便打开台灯写一两小时。如此拼搏一年多后，一部18万多字的《武当喋血》脱稿了。厂里的同事陈XX得知后，将其推荐给了市民革下属的“团结出版社”。该社的编辑按流程初审后，很感兴趣，给我提了两点建议，一是书名太血腥，要改；二是篇幅稍短，可增加5万字左右，以便出版后改编成上下两集的电视剧。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当时正是盛夏，酷热难耐，无法静下心来修改。待天气稍凉，我按要求完成修改后，恰逢《河殇》引发风波而使不少出版机构遭到整肃，团结出版社被“整肃”掉了,且国家明令禁止武侠类文学作品出版。我近两年的心血白费了，犹如当头挨了一棒。大约两年后，言论有所放开，出版管理也松了一些。《清泉》杂志社(内刊)试着以连载的方式，刊发了我的这部作品，以“江武”为笔名，题目改为《同诛锦衣卫》。刊了两期后，见没人理抹，便大胆连载起来。为此，我高兴不已。然而，连载将近一半时，《清泉》因自身问题停刊了，我的这部小说再次遭到厄运。此后不久的1991年5月，我由药机厂调到市医药局工作，每天挤公交车上下班，且陷入了比厂里工作时烦琐得多的行政事务，实在没有时间做文字游戏，作家梦就此搁浅。旧梦重拾是1998年7月，我调离市医药局，到《中国药业》杂志社任副社长之后。虽然依旧每天挤公交车上下班，可一个“副”头衔让我有闲可偷，有精力再玩笔杆儿。于是，我又试着向一些刊物写稿投稿。尽管最初“死”的多“活”的少，但我一点不气馁，坚持不懈地写，坚持不懈地投。终于渐渐打开的局面，《龙门阵》《章回小说》《中华传奇》等知名刊物不时刊发了我的纪实散文、中短篇小说及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我也从中悟出一些道道，写得比上世纪八十年代顺手了。值得一提的是，《龙门阵》主编郑红老师，对我的文章特别青睐，有段时期几乎是投稿必发。经过七八年的努力，我终于在省级以上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五六十万字的作品。2006年，重庆市作家协会吸收了我为会员。我的入会介绍人，一个是笔名阿蛮的卢元辉，另一个是原双桥区药监局局长陈明信。我的作家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初起”，到本世纪初“成真”，足足历经了20年。有朋友说我是“大器晚成”，有朋友说我是“范进中举”。管他的哟，成了就好。 《半计件工资制度好》 我被任命为劳工科代理副科长之后，虽遇到过困难、历经过起伏，但最终还是逐步把“代理”和“副”这两个定语去掉了。在名正言顺地当了两年科长后，其机构职能也由单纯的“劳工”扩大为“劳动人事”，工资管理、干部管理、安全技术、职工教育都纳入了我的工作范围，人员也由劳工科时的3名扩大为7名(其中1名为调研员)。作为“科头儿”，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工资管理”上。那时“大锅饭”现象很严重，虽然实行了奖励制度，但仅仅按甲、乙、丙三个等级拉开1元钱的差距；工资调整主要以工龄为依据按上级文件的规定“齐步走”，只要不犯大错误，都能按时晋级加薪。为此，职工普遍缺乏上进心，都想脱离生产一线去干轻松工作。有一次，一个车间主任和我聊天，说起工人不好管，劳动效率低的事来。我说，你认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他不假思索地说，现在的“按劳分配”是假的，只有搞计件工资制才行。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当时实行的八级工资制是建国初期的1950年代形成的，在那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保障职工基本生活、稳定职工队伍的确起了重要作用；可是到了1980年代，它已不适应形势的要求而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了，必须进行改革。但搞计件工资又不可能，该怎么办呢？不久，我的一位在深圳打工的同学回渝对我说，他的老板为留住技术骨干、提高效率，规定每个员工在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得到每月120元工资后，超额部分以计件方式发给超额工资。他技术好，每月都超额完成任务，实际收入每月200元以上，最多的一个月得了320多元。他的话给我了启发，经过一番思考后，我设计了将职工现行标准工资的70%作为“固定工资”，另30%作为与生产任务挂钩上下浮动的“计件工资”。我认为，这种方式不违背国家的基本工资政策：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出勤上班就可以得到工资的大头而不影响基本生活；而另30%就可以用来发挥调动职工积极性的“经济杠杆”作用。每季度末，由劳人科对各车间进行考核、各车间对下属班组进行考核、班组对职工个人进行考核，这样一来，车间、班组都有了考核分配的权力，人就好管了。我将此方案向厂领导汇报后，厂领导不同意，认为工资制度的政策性很强，如果职工因完不成任务而少得了工资，既违背了国家政策，还可能引起职工队伍的混乱，从而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厂领导不同意，这方案只能搁置。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1986年6、7月份，重庆市劳动局在一些企业推行“工效挂钩”改革试点，将企业工资总额与效益结合起来上下浮动，对纳入改革的企业，国家原则上不再下发工资调整的“红头文件”，由企业根据效益和职工工作情况确定其工资的增减。这不仅挑战了“八级工资制”，还给了企业较大的内部分配权力，是解决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重大举措。我厂被主管部门重庆市医药管理局列为了试点企业。此前我设计的“半计件”分配方案，与劳动局的改革精神完全合拍。于是，我再次向厂领导提出了在我厂实行“半计件”工资制度的请求，这次厂领导表态说，可以将方案交职代会讨论。那天，我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在职代会上向大家介绍了本厂劳动人事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国家工资制度改革的宏观政策，特别是“工效挂钩”后分配制度的变化，以及在本厂实施“半计件”工资制度的具体办法和好处。听了我的发言，仅有40%的代表赞同这一方案，大多数代表则认为这方案把国家“给予”职工的工资“克扣”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优越性没有了。有的甚至质问：搞这一方案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想把工人阶级队伍搞乱？在激烈的争论中，我反复向大家阐述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以及深圳、珠海等改革前沿城市的工资分配现状，说明这是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是今后工资分配的主要形式。有代表又提出：这方案只针对了有生产任务的一线工人，科室及后勤人员该怎么办？这使我发现了方案的缺陷。我当即表态说：对于方案不完善的地方，我将作进一步的调整。那天的讨论虽激烈却没有结果，只得休会。休会期间，为完善方案，我一面学习相关政策和外单位的经验，一面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了业务科室与服务的生产车间的生产任务挂钩，综合性科室与全厂的生产任务挂钩的基本思路。对于后勤人员，则按“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确定其分配系数，按系数计发“计件”部分的工资。一个星期后，职代会复会。我将细化后的方案详细向代表们作了介绍，表示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使之更趋于合理。尽管仍有不少代表持反对态度，但最终，方案在吵吵嚷嚷中得以通过。于是从1987年元月起，我厂开始实行“半计件”工资制度。在执行此方案的初期，由于职工的抵触情绪及方案自身的不完善，操作起来困难不少。在1987年前两个季度末结算时，总有因种种原因完不成生产任务而得不到“足额”工资的职工找到我闹，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还扬言到我家去吃饭。我顶着压力，一面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一面不断修改完善方案，同时不折不扣地执行方案。我的行为得到领导和大多数职工的支持。从第三季度起，我厂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现象渐有改观，对人的管理难度逐渐变小，“多劳多得”原则得以初步体现，“责、权、利”逐渐明晰，劳动效率逐渐上升。年终结算时，全厂的经济效益较上年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按“工效挂钩”原则，工资总额也有相应幅度的增长，绝大多数职工的个人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大家初步尝到了“半计件”工资制度的甜头。之后，职工中说怪话的少了，要求照顾轻工作的少了。此后，这方案成为我厂相对稳定的内部分配方案执行了17年之久。在实施“半计件”方案之前，我曾一度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常以行政命令压人。执行此方案后，为解决执行中的问题，我逐渐学会了做人的思想工作，根据在工作中的体会，我写出了论文《劳动人事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被市劳动局主办的《重庆劳动》以“卷首语”形式发表。1990年3月，我出席了市医药局企业管理协会举办的企业管理学术交流会。会上，我发表了根据我厂近三年来实行“半计件”工资制度取得的成绩而写成的论文《半计件工资制度好》，受到了评委会的高度赞扬，认为是有理论、有实践、有成绩的优秀论文。“半计件”这种方式也被市劳动局列为重庆市企业内部分配的模式之一。此后，便有不少行业内外的企业来厂调研学习，还有记者来采访。我还不时受上级指派，参加一些有关劳动工资分配改革的经验交流会。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与贵州董酒厂的同行交流时，这位同行很幽默地说，他们那个地方的小地名叫“三岁娃娃当保长——懂公事(董公寺)”的情景。 戏言成真 大约是1990年12月的一天，我与金工车间的朱XX、夏X以及我的八弟一起，去大田湾体育场看足球赛。开赛前，我们在一起漫无目的地闲聊。聊着聊着，朱XX突然很认真地说，江师兄，继续好好干，争取二天像李XX那样混个处级干部当当。我笑答道，莫开这些玩笑，厂头的人听到了影响不好。他说，我不是开玩笑，现在厂头的人哪个不称赞你嘛！朱XX是与我一批进厂的知青，上进心强，技术精湛，后来成了一名技师。对于他的恭维，我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那段时间我常常听到类似的恭维话。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一些“诡异”现象：到局机关办事时，常有与办事不相关的处室人员主动同我打招呼；参加局系统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大会时，常有陌生面孔向我行“注目礼”；一次在缙云山参加局系统劳工科长会议期间，明显地察觉到同行们在背后议论我。我想，这可能是我不时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吧。至于朱XX说的“混个处级干部当当”的话，纯属天方夜谭。药机厂就这么一个小型企业，其中层干部不可能连升三级到“处”的。至于已经是处级的李XX，他不仅有在大型企业当过中干的经历，而且是在医药局筹建之初就内定为处级的。不过，就在这段时间的一次局系统组织人事干部会上，一位局领导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位局领导说，近年来，我们组织人事干部队伍中涌现出了不少敢挑重担、能挑重担的优秀人材，只要有机会，我们都要用起来的。他说过这话没几天，一个中型企业的组织科长就调到另一个中型企业去任副书记去了。我在组织人事干部中也算有点“名”的，会不会调到诸如制药九厂之类的小型企业当个“副厂级”呢？1991年5月中旬的一天，厂领导找我谈话，开门见山地说，市局要成立集体企业管理办公室，拟调我去任副主任(副处级)，负责办公室工作。我一听就懵了！厂领导接着说，现在是征求你的意见，去与不去，一周内作出答复。我回过神来的第一个反应是：朱XX这“乌鸦嘴”不久前的戏言居然成真了！ 绿叶对根的情意 厂领导找我谈话后，我认真地考虑起“去”与“不去”的问题来。问老婆，老婆说：“随便你。”这不置可否的回答让我犹豫不已。一方面，我女儿还小，小学都未毕业，家庭需要人照顾；另一方面，那时普遍存在“提级不提薪，粮食定量少几斤”的现象，粮食定量可以不计较，可要养家糊口，薪金多少是必须考虑的。那时，机关的待遇不如企业，不时有不愿到机关工作的复退军人托关系找到我这“劳人科长”要求到药机厂来工作。既然如此，我在企业干得好好的，何必图个“处级”虚名去机关呢？厂领导找我谈话后的第三天，医药局副局长张XX(我后来的顶头上司)来药机厂检查工作。我私下找到他，询问局里的工资待遇情况，并明确表示：如果到局里工作达不到我在厂里的工资标准，我就不去了。他告诉我，到局里后可保留我现有的工资水平，且每月另有60元的“廉政津贴”。我一听就乐了：60元，是我现有工资的40%！我当即表态：“去！”在翌日的例行中干会议上，厂领导宣读了局里下达的《关于江义高同志任职的通知》，并对我的升级表示祝贺。在热烈的掌声中，我有些羞涩。当晚，厂部办公室安排了几桌酒席，请中层以上干部赴宴为我送行。席间，大家纷纷举杯为我的“升迁”表示祝贺。组织科长还说，江义高同志调升局机关工作是我厂的光荣！这语言这场景，让一向活泼得近乎吊儿啷当的我顿时拘谨起来。厂部欢送之后，劳人科、保卫科的同事也联合为我送行。形式很别致：因保卫科兼管“武装”，便以“民兵训练”的名义，到杨公桥16部队的打靶场去玩手枪，每人3发子弹。那天，我的成绩很差，还不如我老婆的上靶环数。玩过枪后，再去沙坪公园照相、吃饭。行政科科长邹XX与我关系不错，又是我老婆的上司，他也组织了部分行政科的同事送我。一连几场饭局下来，我有点累。在药机厂工作了整整20年，如今就要调离了，心里不禁五味杂陈。惆怅中，我想起了《绿叶对根的情意》那首歌。我虽不喜欢毛阿敏沙声沙气的唱腔，却欣赏王健那含意深刻的歌词。在我到局里报到的头一天中午，我走进了厂广播室，请广播员小刘点了那首歌献给全厂职工，以表示我对药机厂的情意。然后，请她朗读了我的告别辞。如今30余年过去，我已经记不得告别辞的完整内容，只记得最后一句是：再见了同志们，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的医药事业锦上添花！（全文完） 

作者近照及简介：

江义高，生于1949年，重庆一中高68级学生。1969年2月到1971年3月在开县民主公社共和大队3队当知青；1971年3月到1991年5月在重庆制药机械厂工作; 1991年5月到1998年7月在重庆市医药管理局工作; 1998年7月到2010年3月在中国药业杂志社工作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