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走过共青团
文/周贤民
当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保尔.柯察金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若问青春在什么地方？他带着爱情，也带着幸福，更带着力量，在你的心上。青春啊青春，壮丽的时光，比那宝石还要灿烂，比那珍珠更加辉煌。若问青春为何壮丽？他充满深情，也充满智慧，更充满理想，为四化发光。”青年歌唱演员关贵敏演绎的这首歌，象春风吹拂祖国的山河大地，唤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为理想贡献青春的热情！青春年少的我，有幸成为八十年代新一辈中的一员，青春时段从共青团走过。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我结束了重庆丝纺厂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工作后，调到重庆丝纺厂团委任宣传干事，与团委组织干事任长元（后任磁器口小学校长）一起共事，在团委书记廖兴碧的领导下，开展重庆丝纺厂共青团的工作。一男两女在同一办公室工作了三个春夏秋冬，见证了八十年代新一辈为四化建设发光的点点滴滴。
走进共青团的工作，第一次参加了重庆市团委宣传部组织的宣传干部培训班，为期一周六天，每天从磁器口金沙街乘座20路公交车，到沙坪坝三角碑转乘2路电车至两路口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上大课。组织者为团市委宣传部长姚代云（转岗后曾任九龙坡区委副书记，重庆市体委主任等职），姚代云的口才甚好，脱稿讲话的思路清晰，培训班的开场讲话不会使人打磕睡。在那个年代，不同层级的领导们讲话，经常是云雾山中，好似催眠曲。由此，姚代云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映象。
参加这次培训班的学员，来自重庆市企事业单位的基层团干部，大约有200多人吧。我所属的纺织行业有二十多人参加，重棉一厂团委的藏茜，她的父亲、母亲和姐姐都与我同在重庆丝纺厂工作，培训班里我们相处甚欢。培训结束后，藏茜向我们团委推荐了她的一个闺密，叫杨晓慧。杨晓慧文字功夫不错，普通话也标准。她的一篇“希翼美好的明天”文章，参与八十年代初共青团中央在以“潘晓”的文章，围绕“主观为自已，客观为别人”的话题，组织的青年人生观大讨论，见诸于当时《中国青年报》某一版。
我将此文章交给廖兴碧书记看了，随后廖兴碧书记又将此文章交给组织科长胡鼎华（女）看了，胡鼎华科长在党委会上，推荐了杨晓慧。杨晓慧就从制绵车间的工人，调到了宣传科任广播员，任职期间自学获取了汉语文言学大专学历，随着深圳热土的开发，到深圳一报社任记者，后又成为深圳首批特区市民。
重棉二厂团委的罗世明（后任过重棉五厂的厂长），他和我都是新三届的中学毕业生，他到过农村当过知青，当知青地点且是四川西北部松潘县下辖的诺尔盖大草原，与毛尔盖大草原相连。此地是当年红军长征走出草地，北出甘南到达陕北的途经地。我和罗世明在培训班相识后，问他下乡为何要选择去诺尔盖大草原？他说：“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诺尔盖大草原是红军长征走过的草地，更能锻炼年青人的意志。”他还说：“在学校恋爱的女朋友，也和他一起到了诺尔盖大草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至今仍未调回城市。”
上世纪的一九八八年夏，我陪同浙江海盐丝毯厂的技术人员，到开发不久的九寨沟旅游，旅游车在返回的路上，因道路塌方而改道途经诺尔盖镇时，旅游车有短暂的停留。我在镇上仅有的一条街游览了一下，不足五分钟就走完了。从红军长征一九三五年走过，到一九八九年的五十多年过去了，诺尔盖仍然是十分荒凉。又过了三十多年，现在的诺尔盖经过国家的精准扶贫，消灭了贫困，已经成为众多游人络绎不绝的打卡胜地。
培训班的第一节课，是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的前身）苏天辅教授授课，讲逻辑学。逻辑学对于培训班中的学员是一门很新鲜的学科，不易听懂。苏天辅教授开场就讲了一个逻辑小故事：“某君请客”。故事内容：某君和甲、乙、丙、丁是同一单位的同事，某一个星期天，某君请甲、乙、丙、丁来家里作客。甲、乙、丙先后到了某君家，丁却迟迟未到。这时某君说了一句话：“怎么该到的没有到，不该到的到了。”甲心想：“谁是不该到的？不会是我吧？”于是起身离开了某君家。
某君看到甲走了，又说了一句话：“哎，该走的没有走，不该走的又走了。”乙想：“该走的可能是我吧。”乙也离开了某君家。某君看到乙也走了，立即又说了一句：“我又不是说的他呀！”丙想：“家里只剩自己一人了，肯定说的是自已。”随后丙也离开了某君家。这个逻辑小故事把学员们的注意力紧紧抓住了，接着轻松讲完逻辑学的一些基础知识。至今这个小故事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有时应用在生活中，比如：“该来的没有来，不该来的来了；该走的没有走，不该走的走了；我又不是说的他。”偶尔在社会生活中调侃一下，乐一乐。
培训班还聘请了重庆电影公司宣传科的王敏科长（女）讲课，怎样观赏电影及影评。王敏科长的授课是用普通话，很新颖且吸引人。由于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电影市场除了复演片，新拍摄了一些国产爱情片，《庐山恋》、《爱情与遗产》、《等到满山红叶时》等，国外片也纷纷涌入中国市场，《望乡》、《生死恋》、《恶梦》等。引导八十年代的青年观其电影，寓教于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爱情观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王敏科长（女）身材微胖，中年国家干部形象。她自我调侃较胖的身材，寓意电影“影评”。她说：“同学们，从正面看我，我的身材似乎有一点胖，如果同学们从侧面看我，我的身材则还是较苗条。”把全体学员逗乐了。接着她告诉同学们，做“影评”离不开作者的世界观（立场、观点、方法）。培训结束后，王敏科长在重庆电影公司特别为学员们出了一期“影评”。我在培训期间观看了电影《爱情与遗产》，针对当时新拍摄电影中的公式化和雷同化问题，写了一篇“一点意见”的影评，有幸在这期“影评”刊出。
团市委宣传部为了提高团干部的写作水平，培训期间请了《重庆日报》的两名资深记者来上大课。一位是杨钟岫，系国民党时期和解放后的报社记者，他讲课带有浓耶的文言文成份，我和部分团干部一样，听得有点云里雾里的，因为“文革”十年中，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文言文的知识，听了他的课后，才对文言文有所了解。另一位是林梦麟，他是解放后《重庆日报》元老级记者，专写头版消息报导，他的名字经常见诸当时《重庆日报》的头版头条。他对学员们讲，写消息报导要客观、真实，不能象文艺作品那样，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同时他强调写消息报导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后来，受这次培训的影响，重庆化医集团公司团委书记景晓明（大概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吧），在百废待兴的时间段放弃了仕途，到《重庆日报》去做了一名记者。我在以后的《重庆日报》头版，经常看到他与林梦麟写的消息报导，先是林梦麟、景晓明排序，后是景晓明、林梦麟排序，最后就只有景晓明的名字。可能是林梦麟收了他为徒弟吧。
培训结束后，我回到重庆丝纺厂团委按部就班的工作，在那如火如荼的年代，和厂里的青年一道为四化建设贡献青春。
这一届团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人人争当新长征突击手”的活动，以《中国青年报》为平台，展开了青年人生观的大讨论。著名歌唱演员关牧村演绎的《假如你要认识我》 歌曲，“请到青年突击队里面来”准确反映出那个年代的青年，为“四化”贡献青春的激情。
重庆市团委书记罗淑芳（女）、王友伟（后首任重庆旅游局长）根据团中央的部署，在重庆共青团开展“百日立功活动”，该活动最早提出了用数据说话的新概念。我厂有三千多人，是以女工为主的县团级国营单位，主要车间都是以计件设定生产任务，辅助车间和后勤、科室部门以计时设定生产任务。“百日立功活动”中提出的数据说话，没有设定具体数据概念的标准和范围，在企事业单位的共青团组织，各自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向各自上一级团委报立功活动的的数据。
我厂团委书记廖兴碧，就与车间和部门的书记、主任协商，统一立功活动数据的内容。以计件设定生产任务的，用产量来确定数据。比如某一团员或青年在完成设定的生产指标后，超额指标部分就算立功活动的数据。以计时设定生产任务的，用节约生产资料和工时来确定数据，再如某一团员或青年在维护机器设备过程中，节约了多少材料或工时，材料的价值和工时的减少也算立功活动的数据。这样的算法确实有一点不当，但是它却唤发出一代青年人在新长征途中，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热情。
“百日立功活动”之后，重庆共青团对“百日立功活动”的成果进行表彰，团市委的总结报告中，有一个数据记得尤其清楚，全市团员青年在活动中创造了好几百万元价值，这些价值也是根据基层团组织报上来的数据确定的。我厂团委在“百日立功活动”的数据为二十多万元价值，受到市团委的表彰即一张纸质奖状。
还记得，那个时期全国连续四年加了四次工资，三年三个百分之四十，一年百分之二。我厂三千多人，每月的工资发放额才三万多元。这一月工资额的得知，来源于中国女排夺冠那一天，厂财务科人员从工商银行磁器口分理处，取回了五万元现金放在保险柜里面，准备第二天发工资和报销费用，其中当月工资约三万元左右，报销管理费用几千元。当晚财务科部分人员，在财务室观看女排夺冠的电视直播。第二天上班时，财务人员发现，保险柜无撬痕，五万元现金不异而飞。随后报案，作为大案市刑警队出了现场，但至今此案未破。账务科长周鸿吉和账务人员张选文，曾被刑警人员询问，成为当时工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周、张二人因病和斗殴已经去逝多年了。
多余的话，为了说清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工资很低。有些概念模糊不清，把价值和效益划等号，“利润”二字不能提。因此，在团委办公室和书记廖兴碧，组织委员任长元偶尔议论，我厂的团员和青年在“百日立功活动”中创造的二十多万元价值，足以为全厂职工发放近一年的工资，功劳很大，真有一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咵”。尽管这些数据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说明了当时国营企业的团员、青年们，在参与“百日立功活动”中，激发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
“请到青年突击队里面来”的歌声，风靡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共青团的工作，呈现出单一的青年突击队形象。“寓教于乐”成了八十年代初的时髦语言。到了九十年代，共青团的工作由青年突击队的单一化转向了另一单一化即娱乐化。当然娱乐化的工作，也能体现团干部的组织管理能力，这是后话。
面对共青团工作的转型，团委书记廖兴碧还是下了一番工夫。她首先提出一个想法，在重庆丝纺厂子弟校篮球场，筹备组织一场青年交谊舞会。此想法得到我和任长元的赞同后，向当时的党委书记李良和（已去逝多年）请示，李良和书记在五十年代做过厂团委书记，对筹备组织青年交谊舞会很支持。
有了党委书记的支持，具体还要和筹备组织舞会的有关部门联系勾通。举办舞会需要子弟校的篮球场，廖兴碧和子弟校的支部书记李文华，校长曾弟寿协商后，他们同意厂团委在周末晚上使用该场地。篮球场是简易的没有灯光，需要临时架设电线，以供电唱机播放舞曲的磁盘和照明，架设电线还需要电线相关材料。廖兴碧又和动力科的负责人潘文峰接洽，潘文峰同意增加领用本月材料计划，并派电工架设好子弟校篮球场的线路和灯光。
最后一项联系勾通，是和厂保卫科科长马和德（已去逝多年）就治安问题进行勾通。马和德是五十年代末进入公安战线工作，七十年代初，因照顾夫妻关系，从阿坝洲公安系统调入重庆丝纺厂任保卫科长。此人思想较为保守，当他知道厂团委要举办舞会时，立即找到廖兴碧商谈，以举办舞会治安状况堪忧为由，企图阻止舞会的举办。廖兴碧在与马和德勾通商谈无果的情况下，再次请示李良和书记。李良和书记明确指示：不予理会，注意掌控舞会秩序，不要发生不愉快的意外。在李良和书记的支持下，我们如愿进行举办舞会的各项筹备工作。
“文革”期间，交谊舞会与时代气息相悖，作为封资修的事物被全面禁止。一首《青年圆舞曲》“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的歌。”揭开了恢复“文革”前交谊舞会的序幕。在当时的纺织局、纺织公司组织的各类会议上，团干部都会高兴地跳起《青年圆舞曲》的集体舞。
团委书记廖兴碧预测到“文革”后在厂首次举办交谊舞会，参加人员一定很多。找来了厂武装部专职干事兼厂团委委员的张渝川（后为厂总务处长），商谈维持舞会秩序事宜。张渝川系退伍军人，有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纪律严明的军人形象。他管辖的基干民兵与团干部叠加，都是年青人，于是愉快的接受了维持舞会秩序的任务。
子弟校篮球场预计能容纳的人数，在和子弟校的曾弟寿校长测算后，估算能容纳800余人。厂团委印制了800张舞会入场票，晚7点—9点，加盖团委印章，根据各部门团员青年的实际人数，按其一定的比例发放，各部门的党支部书记，车间主任，科长都以实际人数发放，没有留下一张备用票。
曾记得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大概是春夏之交的时间吧！人们可以穿上短袖衬衣了。宣传科的冉崇淑（后调丝绸集团公司）是厂团委委员，准备好了交谊舞曲唱片，有诸多耳熟能详的舞曲《蔷薇处处开》，《何日君再来》，《卖汤元》，《甜蜜蜜》，《红玫瑰》等。由于是“文革”后第一次组织交谊舞会，参加人员空前的多。
廖兴碧把收舞会入场票的工作交给了为人秉直的张渝川负责，舞场内的秩序由团干部负责。张渝川带领的基干民兵二十多人，下午5点钟就在子弟校篮球场的大门守候着，6点钟开始验票入场。青年们鱼贯而入地进入舞会场，耐心等待舞曲的响起。离舞曲响起还有十分钟左右，青年们不是鱼贯而入入舞会场，且是成群结队想要涌入舞会场。在秩序快要失控之时，张渝川带领曾是退伍军人的基干民兵何成建（厂消防队员），熊小林（二车间保全工）等人，大家手挽手组成两道人墙，依次验票让青年们进入舞会场。准时7点整，舞曲响起，入门处还有很多无票青年被验票人员阻止在舞会场外。
舞会预测是800人参加，由于一些不明原因和不可控因素，参加舞会人员已经达到1200人左右，超员50%。篮球场里跳舞的青年，在舞曲伴奏下，一个个比肩继踵，踩着欢快的舞步，恰似人潮海浪。团干部维持舞场秩序相较验票入场的秩序就轻松多了。但是，在维持舞场秩序时有一个禁止规定，至今还记忆犹新，颇为可笑。这项规定是不成文的，也不是硬性规定，只是口头向维持秩序的团干部传达，要求跳舞的男女青年保持适当的间距。那时港台、外国的贴面舞还没有走进国内，在舞场严重超员的情况下，青年们只能跳简单的二步舞，偶尔男女之间的身体贴得很近时，团干部就会上前提示：保持距离。后来想起这项不成文的规定，确实让人啼笑皆非。
团委书记廖兴碧，在成功组织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厂交谊舞会后，继续围绕丰富青年业余文化生活，寻找更多的方式。
当年的夏季与往年没有区别，具有“火炉”之称的重庆气温，依旧保持在38度以上。廖兴碧在团委办公会上，邀请了厂武装部干事张渝川例会。她提出了利用星期天搞一次全厂范围的划船比赛活动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决定在沙坪坝公园搞一次划船比赛，我把这次划船比赛的主题定义为：“快乐的星期天”。
划船比赛以团支部为单位，每一船人员为五人，全厂有16个团支部。设有1.2.3三等奖项，三个奖项总计金额才100多元。由团委写出开展“快乐的星期天”活动的报告，报经党委书记李良和批准后，从财务科把奖金提出来，可见当时共青团开展各类活动，基本上是无经费。当年的青年团员们参加各类活动，没有获取奖金的奢望，只有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让现代的青年团员们唏唬不已。
又是八十年代某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八点钟，沙坪坝公园榕湖岸边聚集了来自重庆丝纺厂的青年团员，大约有三百多人。划船站点停放着16只小船，每只小船里有五支桨，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公园的团支部，事前协助做好了的。参赛的团员青年，在各个团支部书记的带领下，整齐的坐在比赛的船上，等候发号令。
我曾经工作过的六车间团支部，在团支部书记夏勇（2016年因下岗耶闷、酗酒摔死了）带领四名团员和青年，参加了划船比赛。其中有一青年叫王心田（返丝工），在嘉陵江边磁器口段的渔民家庭里长大，自小生活在渔船上，划船掌舵十分闲熟。由他来负责六车间参赛船只的掌舵与划桨，真是得心应手。当武装部干事张渝川发出比赛开始的号令后，十五只比赛船在沙坪坝公园榕湖的岸边，原地转圈，相与碰撞，引起岸边观看划船比赛的团员和青年们的阵阵哄笑。唯有六车间的比赛船，尽管慢半拍，却冲出在原地转圈的所有船只，直接向榕湖对岸的比赛终点驶去。岸边观看划船比赛的团员和青年们，不断地呼喊着：“加油！加油！”旨在欢呼六车间的比赛船和鼓励其它比赛船驶出原地圈。十来分钟后，六车间比赛船到达了终点。其它比赛船大部分都驶出了原地圈，向比赛终点驶去，仍有一只比赛船还在原地转圈。岸边观看划船比赛的团员和青年们，报以更加热烈的哄笑及“加油！加油！”的呼喊声！显然，六车间比赛船获得了“快乐的星期天”划船比赛的第一名。领到奖金五十元，用于团支部开展其它娱乐活动。
“快乐的星期天”划船比赛结束后，我用比赛过程中所拍摄的胶片（120相机拍摄），在厂保卫科的暗室冲洗、放大出来十吋的像片。借用《解放军画报》《人民画报》图片宣传模式，在厂团委的专用黑板报栏出了一期，以“快乐的星期天”为题的黑板报。当时，此宣传形式新颖，在全厂范围引起热烈的反响，随后厂工会、车间、职能部门及子弟校等，凡是有黑板报专栏的都效仿图片宣传模式，简单明了且喜闻乐见。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共青团的主要工作范围，从建国后就一直以青年突击队的形象，展现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中。
那个年代人们熟悉的大寨红旗，以郭凤莲为首的“铁姑娘队”，跟着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曾为国务院副总理），改造昔阳县“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穷山恶水，抒写当代“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铁姑娘队”的姑娘，最小年纪只有十六岁，她们充分发扬了共青团青年突击队的模范作用。
还有现在的河南省林县（现林州市）旅游胜地“红旗渠”十分状观，勘称“人造天河”而闻名世界。当年的青年突击队长郭福贵带领团员、青年，积极参与林县十万人苦战十年时间，建成的“红旗渠”。这项巨大工程硬是劈开太行山，引入漳河水，建成约1500公里的“人造天河”逶迤在太行山脉。空政知名演员吴京安在饰演电视剧《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中的孙二旺，就是一名爆破敢点火，凌空除险敢上的青年突击队队员。
八十年代初期的共青团工作，主要以发挥青年突击队的作用为主。厂团委书记廖兴碧思想较为解放，在注重丰富青年文化娱乐生活时，不忘共青团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完成企业的各项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嘉陵江迎来百年不遇的洪水，超过历史警界水位。重庆丝纺厂厂区除了子弟校外，生产车间、后勤辅助部门、职工医院、仓库等全部被洪水淹没。这次洪水来临和往年的涨洪水不同，其特点是上涨速度十分的快，有点使人措手不及。
我家住在磁器口金沙街临溪巷的清水溪边，那一天的清晨六点多钟，洪水已涨到家门口，与我家相邻的几户邻居都准备搬家了。我姐夫吴柱蓉（厂供销科长）的家比我家的位置约高一点，往年的洪水都未被淹过。因此姐夫在上班前，就向我们招呼，中午在他家用餐。我当天也要参加四川省党校（沙区歇台子）的招聘考试，故没有参加搬家事宜。搬家事宜全由其妹妹周贤慧（二车间职工）和妹夫周建华（一车间管理员）揽去，在他们各自车间同事的帮助下，搬到了磁器口金沙街公交站附近，归属于重庆丝纺厂的俱乐部。下午考试完毕后，我回家惊奇的看到姐夫家也搬到了厂俱乐部，洪水已经涨到了公路上。随后我家和姐夫家及相邻的邻居们，又再次搬家在重庆丝纺厂子弟校（现百年世家楼盘）的空余教室里。
洪水漫上公路后，丝纺厂的整片厂区涉水约1米左右，生产车间相继停产。厂区附近的家属住房，因为都是私房，各自选择就近高处挪动。当天傍晚，磁器口金沙街公交站至劳动路公交站的此段公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人群中的人们，脸上没有喜气，个个脸上挂着的是焦虑或释怀。这样的街景持续到晚12点左右，才恢复到往日的夜深人静。
十六日清晨，洪水放缓了上涨的势头，整个厂区全部处于淹没状态，党委书记李良和（已去逝多年）涉水站在大门口留下焦虑的表情。当天上白班的工人仍然准时到岗，耐心地等待洪水退去。不久洪水慢慢消退，车间工人们拿着扫帚清除洪水淹没地方的淤泥，然后陆续开工恢复生产。
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需要青年突击队去做。一车间精练工场旁边的水池，约30米正方形，深10米左右吧，洪水退去后垒积了约近1米厚的淤泥。此水池的水长期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供精练工场洗凈原材料和锅炉房用水。由此必须清除淤泥，储备清水才能恢复生产。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计划经济存有的，捆绑企业的绳索没有松绑，企业不可以有外用工，只有少数在编临时工，为供销科使用。厂团委书记廖兴碧主动向党委书记李良和请战，接受了清除水池淤泥的任务。
记得是十七日的下午，廖兴碧组织了30多名团干部和青年，突击清除水池中的淤泥。武装部干事张渝川的重叠身份和我，自然在突击队行列里面，团委组织干事任长元，因参加团市委组织的活动故没有参加突击行动。突击队里还有何成建，熊小林，他们系团委委员兼任团支部书记，又是复员军人。一车间、五车间的团支部书记邱平，万孝英（女）分别组织部分团员、青年，利用休息时间参加突击行动。
在清除水池淤泥的突击行动中，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事情。首先是张渝川，他说：“在天津当了四年多兵，掏海盐就掏了四年多。”于是他据其经验，在厂库房领用了十几个铁桶和绳索，把绳索系在铁桶环上，做好掏淤泥准备工作。水池下面十来人，负责往铁桶里装淤泥，水池上面相对应也是十来人，负责将水池中的淤泥一桶一桶的拽上来倒掉。水池下面以张渝川为首的十来名团员、青年，个个身穿当时流行的短网球裤，赤膊上阵，浑身上下沾满了淤泥，从事最为艰巨的突击环节。
其次是何成建，他近1.8米的身高，在那个年代应该是鹤立鸡群，少见的身高。他引领部分身强体壮、胳膊有力的团员、青年在水池上面，将铁水桶的淤泥拽上来倒在排水沟里，一桶一桶又一桶，不知其有多少桶。这种活由于持续的时间较长，显示出此活的繁重与劳累。再次是万孝英（女），带领其车间的一群年轻姐妹，来到水池旁边，为掏淤泥的团员、青年们送水、送餐、送鼓励。有一种社会俗语：“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万孝英（女）这一招，确实卓见成效，团员、青年们在嘻笑风声的干活过程中忘却了劳累。这次清除水池淤泥的过程，从当天下午1.30分至晚11.30分结束，长达10小时之久。上白班的工人，上中班交接班的工人、上夜班交接班的工人，他们在交接班路过水池时，看见团员、青年们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的风姿，纷纷投来赞誉的目光和真诚的评语。党委书记李良和则对团员、青年们说：“一定要为你们记功！”。后来，厂团委为团员、青年们记功，发了一张“抗洪抢险救灾立战功”的奖状，其它什么也没有，精神鼓励而已。它和当下的记功、奖励不可同日而语。
重庆遭遇一九八一年的涨洪水，是建国后最大的一次洪水泛滥。长江、嘉陵江沿边的企业和居民住宅，被洪水淹没呈现一派汪洋景像，企业自救和财产报损是当时的权宜之计。
战胜洪水灾害后，重庆市团委（未直辖）和四川省团委，分别对抗洪抢险救灾中的团员青年进行表彰。团市委表彰的十几个名额，全部给予车间部门的团员青年，厂团委专职人员廖兴碧，任长元和我都未有参与评选。当时，古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思想观念，会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并支配其行为。
团省委表彰只有一个名额，廖兴碧提议给予五车间团支部书记万孝英，在万孝英退休时享受了5%的退休金。与此同时，团市委还对抗洪抢险救灾的单位进行表彰，青工部特别组织撰写抗洪抢险救灾中的先进事迹材料。我写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事迹材料，廖兴碧在表彰大会上作了发言，收到很好的效果。后来在团市委开展的“后进青年帮促活动”中，厂团委组织后进青年到南桐煤矿体验工作环境时，南桐矿务局团委书记对我说，你们的事迹材料写得真好，感同身受。南桐矿务局团委书记的话让我甚感欣慰。
时光回溯到一九八二年初夏，我回到曾经工作过的车间担任党支部书记，告别了三年多的共青团生活。离别共青团的工作之际，映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参加原重庆市纺织局团委组织的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结束时，与会人员跳起具有时代意义的79版《青年圆舞曲》。“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千万个青年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每逢回首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的情景时，使人怦然心动、心旌摇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告别了共青团，走进新的工作岗位，一生无悔青春从共青团走过！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周贤民，68岁，原重庆丝纺厂宣传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