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外进修杂忆
文/余 祥明
1978年3月至1979年1月，我在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进修学习。一瞬间45年岁月已经流逝，时光荏苒，令人唏嘘不已！
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百废待兴，高等教育别无二致。66年5月文革爆发，高校停止招生。在校的大学生67级只学习了三年，68级两年，69级一年，就突然停课。70年，71年开始少量，72-76年较大规模，招收初中毕业以上，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正值文革中、后期，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他们学习也受到很大影响。中国高校整体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其实更早，1951-2年，中国的高等学校就遭受一番折腾。向苏联学习一边倒，1951年开始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将已办多年，质量高声誉响的综合性大学被拆分成独立的工学院，农林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或仅剩下文科和理科的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东北大学，湖南大学等变成纯粹的工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以及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等，都成为只有文、理科的大学。而且，学位和研究生培养制度基本上被取消，只有极少数重点院校培养少量的研究生。
高校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更是受到严重打击。1952年英语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英语，几乎所有的英语专业停办，停止招生，学生改学俄语，教师改行教俄语，或者去哈尔滨外语学院学习俄语。我后来就读的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毕业于东南大学，曾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的赵维藩教授，改行教俄语。毕业于中央大学，曾任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讲师的李峻岳老师，被派去哈尔滨外语学院学习俄语。这种极端主义的做法到1956年才得到改正，各校恢复英语专业招生，但是这样折腾造成的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全国各省市很多县级中学没有英语教师，只有俄语教师，学生全部学习俄语，导致后来很多英语专业的学生是俄语考生，英语零基础起步。
凭心而论，各高校也留下一批较好的毕业生任教，但是质量水平亟待提高。而且自49年以来，中国的高校师资基本上是“近亲繁殖”，即各校，无论大小，都倾向于自己的毕业生留校任教。而且自学位制和研究生制度被取消后，留校任教的毕业生都是本科，或更低。这样的好处是，学校系科了解自己的学生，可以挑选优秀毕业生补充师资。但是后果也相当严重，师资结构是学生，老师，师爷，祖师爷，论资排辈，知识结构单一，不能吸取他校的优点长处。由于长期闭门锁国，更没有留学生，也没有国外的学术刊物和书籍可以参考学习。
基于这些问题，从1977年底起教育部委托一些水平高的重点高校举办各种形式的回炉班，进修班，以提高年轻教师的业务水平。
1978年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因为文革被中断的10年的高考被恢复，77级和78级大学生经过高考入学；国家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被动摇，云南的知识青年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来将他们的要求表达出来，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再次使的中央感觉到问题的急迫性；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 立下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点燃“星星之火，它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2月16日中美建交。
所以从此中国社会从闭关锁国，到大门裂开一道缝，即将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广州外语学院从1978年3月开始，举办了几期为期一年的全国高校英语进修班。
我们在广外学习的一年，无论在思想领域，学术交流，教学设计，教材选定，授课方式，甚至课后的谈论话题，生活方式都受到其影响，甚至波及。45年过去了，但是这一年给我的印象太深，对我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很多事情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77年1月刚留校，就被学校派去重庆市委社教工作团到农村搞社教。10月中旬刚回来，11月被系里派到四川省眉山县办短训班。78年1月中旬刚回到老家威远，接到外语系电报“速回校参加考试”，选拨考试我胜出，2月接到通知，3月初到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学习。
出发前，大学学生科孙科长托我带他的女儿孙明同行，沿途照顾。孙明是高中应届生，考上广外英语系77级。孙科长的爱人王老师在教务处师资科上班，我也认识。我义不容辞，当即答应。
社教团认识的队友，重庆师院人事处的朱远新告诉我，重师外语系傅凯琳老师也被录取。傅是重庆人，四川大学73级毕业，一年前分来，我们商量一起同行。
在火车站四川外语学院新生接待处，我与英语系73级留校的年轻老师钱进，张玉荣，聊了几句，得知钱的江津老乡蹇浩也考上广外英语系。
我们入学时，校名还是广东外国语学院。因为1970年初，按照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中山大学外语系（除公共外语部）与暨南大学外语系、外贸系一同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校名更改为广东外国语学院。因此广外聚集包括英语戴骝龄，王多恩，法语梁宗岱等一大批名教授。我们上学时，他们都还在广外英语系。我们有幸听到翁显良、蔡文显、王宗炎等老师的讲座。特别是王宗炎老师，80年代外语届有“北有许国璋，南有王宗炎”之说。广外校史记载78年11月中大，暨大的大部分教师回归原校，广外校名恢复为广州外国语学院。我们当时的学生证还是广东外国语学院，进修班所属的英语系还称为一系。正式开学前，英语系还组织了笔试、口试和听力的复试，以及同学见面会。
我们是首期，结业照片上的全称是“1977届青年英语教师进修班”，宋文老师担任主讲。第二期是78年9月到79年7月，李筱菊老师担任主讲。广外还为全国高校中年教师举办每期三个月的应用语言学讲习班，桂诗春老师主讲。西师外语系刘家荣，徐宗英老师，分别来学习过。学校还有为全国高校中年教师办的法语培训班。
英语进修班分为两个班，一共40人。10人来自广外英语系，其他来自广东中山大学，华南师院，广西大学，广西师大等，湖南师院，湘潭大学，湖北武汉大学，华中师院，武汉师院，云南大学，昆明师院，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四川，福建师大、郑州大学，开封师院等高校，每个省约4人。四川的有西南师院，重庆师院，四川师院萧明翰，南充师院曾忠禄。同学们一交流，了解到绝大多数都是71-74级学员留校任教，只有中山大学郭社是69级，年长几岁。这次学习也是原单位考试选拔来的，机会不易，大家分外珍惜。
学习篇
英语系很重视这两个班，给我们配备了很强的师资。上精读课的宋文老师，原中联部翻译，他水平高，要求严。上语音课的桂灿昆老师，早年留学美国，还有陈永培老师，也是中大外语系的资深教师。上词汇课的桂诗春老师，后来的广外院长，70年代将应用语言学引进中国的第一人。口语课教师是澳大利亚教师尼克博士，上写作课的是他妻子雪莉。
精读课
宋老师上精读课，编选的教材（油印，散页），选材广泛，有文学类作品选读，有政论性文章，传记等，内容新颖，语言难度大，新词汇多，但富有挑战性，查阅字典，和怎样查阅字典，也是很好的学习。
课堂上宋老师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对作者和作品的背景及相关知识和文章的分析，讲得得心应手，他广泛的知识面得到充分体现。当时学习资料缺乏，字词典也多限于英汉，没有英文注释，学习者多只记汉译，对英语单词本身的词义了解不透。宋老师就从基本的知识入手，希望、要求我们多使用英英，或者英汉双解词典。50多年了，课程内容早已忘记，但是下面这个例子我印象太深，永远不会忘记。home （家，物资的，居所，住处）， family（家，家庭成员），初学者，往往不注意它们的区别，只记住“家”，所以容易出现用错的情况。
宋老师对国际政治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也颇为熟悉。结合课文，他给我们介绍英国的文官制度。通过学习我们得知在英国，政府与党派不是对等的。保守党和工党竞选，获胜的组成内阁，参与政府管理。文官（civil servants）即“事务官”，也可译作“公务员”，其职责是执行当时政府的政策，是政府中所谓的“非政治”的分子，不能参与党派之争。
英国每五年竞选一次，在内阁发生经常更迭的情况下，文官制度保证了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前台是两党轮流秉政，后台则永不更换，这是英国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
宋老师给我们上完课考试结束就离开学校回中联部了，甚至没有来得及与我们合影留念。
词汇学
给我们上词汇学的是桂诗春老师。他也是自选自编散页教材。学习词汇学，我们了解到全世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有3亿多，将近20亿人会讲英语。国际上所有先进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杂志，都用英语发表。英语自然而然地成为不是世界语的世界通用语言。
英语大概有50多万词汇，并且不断吸收各种语言的词汇和表达，还在继续增长。英语常用单词3-4万，人们使用的语言中，90%是普通用语，5-10%才是专业词汇，普通人掌握3-5千个就足够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英语词汇量还在扩大，以词典为例，《牛津英语词典》1989年出版第二版，收录了301,100个主词汇，字母数目达3.5亿个，二十卷，21,728页。2009年词典收录的词汇达到61万余个。
桂老师的词汇学除了教给我知识外，还给我启示。西师图书馆有很多文革前出版的，影印版的32开本英语学习书籍：世界名著的简写本、缩写本、删减本、节选本，比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双城记》《远大前程》，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艾玛》《理智与情感》，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威尼斯商人》，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等，词汇量在2000个词汇以内，供中学生和英语爱好者学习，也是经典文学的启蒙作品。我后来在图书馆借阅不少。
作为教师，口、笔英语也尽量言简意赅，简洁明了，词汇在3-4000左右，让低年级学生容易理解，接受。
口语、写作课
给我们上口语课和写作课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尼克雪莉夫妇。这是我们绝大多数同学第一次接触的外国人。他们是典型的白种人。尼克身材高大，金发高鼻，满面笑容，和蔼可亲。雪莉高挑苗条，金发碧眼，气质高雅。他们的服饰也很有特色。尼克喜欢穿粉红色和有花色的长袖和短袖衬衣。雪莉总是穿着很合身的收腰衬衣，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服装，在她身上都尽显她的优美身材和优雅风韵，尽管她也近50岁了。15岁的儿子布雷特也是又高又帅。
尼克自我介绍，他已经50岁了，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我印象如此深，是因为当时国内上大学有年龄限制，超过25岁就不能入学（注：77级，78级是特殊情况，入学年龄放宽到35岁。79级开始又有年龄限制了）。学位于我们也是新鲜事，因为49年以后，国内高校没有学位制。
尼克的口语课，不仅训练我们的口语交际能力，更多的是让我们知道了语言学习和文化不可分离，学习了不同的文化。下面一些例子我至今牢记，是因为它们对我的文化冲击/震荡太深刻。
除了布雷特，他们在澳大利亚还有两个大一些的儿子，大女儿嫁给了一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黑人。这真让我感到吃惊：我们受到的教育一直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有严重的种族歧视，白人瞧不起黑人，黑人受压迫被剥削。就算有黑人和白人通婚，那也应该是白人娶黑人嘛，怎么会白种女人嫁给男人？
尼克讲到在澳大利亚，有钱可以商店里买任何东西。同学们有疑问，不识时务地发问，“买面包，大米，不需要粮票吗？买衣服不需要布票吗？”因为我们出生不久中国就开始使用粮票、布票等票证，因此仅有钱是买不到很多东西的。尼克一头雾水，听了我们解释，才知道什么是粮票布票。他笑道，澳大利亚买东西除了钞票，不需要其它票证。
讲到自由迁徙，我们问，如果人们都往大城市迁徙，农村就没有人了，怎么办？尼克解释，澳大利亚没有城乡差别，农村的条件不见得比城市差，比如医疗，如果农村的危重病人需要治疗，有直升飞机来运送病人。很多人不喜欢城市的喧嚣，喜欢乡村的宁静，经营自家的农场，都是机械化操作，可能比城市还好。我们算开了眼界。
尼克讲到澳大利亚的社会福利好，国民如果失业了，没有收入，可以领到政府的救济金，救济金可能比有些工作的工资还高。我们问，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工作，靠救济金生活，那不培养懒人了？尼克解释，不会，受过良好教育者，瞧不起不劳而获，都愿意自己养活自己，展示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大家问到青年男女如何交往，也需要亲戚朋友同事介绍吗？尼克说，在澳大利亚，青年男女很多交流的机会，中学，大学同学，单位同事，都有可能发展友情，深化为爱情。或者旅游途中认识的团友，乘公交车、步行上下班的同路人，面熟了，开始打招呼，认识了，交流了解多了，也可能成为伴侣。所以不需要亲戚朋友专门介绍男女朋友。我们又问，去招呼陌生女孩，不会被当成流氓吗？尼克笑了，说，首先，你不会招呼陌生女孩，招呼了，别人顶多不理睬你，转身离开，不会随便说你是流氓的。
尼克还带我们男同学踢橄榄球，讲解橄榄球比赛的规则，和怎样与队友合作的精神和技巧。
他的小儿子布雷特生病，在城里招收华侨学生为主的暨南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我有疑问，怎么综合性大学还有医学院。问了尼克，我才知道，国际上一般的综合大学都有医学院。后来与年龄大些，资历丰富些的同学聊起，才知道1951年以前，中国的综合大学也有医学院的，51年学苏联，院系调整，将综合大学撤分成单科院校，如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等。当然90年代末期，中国又开始高校大合并，回到几十年前的运行轨道，这是后话了。
这一切对于我们都是新奇的，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多姿多彩，这么阳光灿烂！文化交流，看来真的可以开拓视野，敞开胸怀！除课堂授课以外，尼克还给我们举办教学法系列讲座，使我们受益匪浅。
雪莉和写作课
具体开设写作课与否，我记不清楚了。但是雪莉在课堂上肯定教过我们如何写作：改、缩写文章，将长文章在规定数字内缩写，但是必须保留原文的主要观点内容。这样的训练，文字必须简练，表达清晰；还有怎样写文章的提纲，怎样写段落，段落须有主题句，其它句子必须围绕主题这个中心等等。结业时，她还送我一本英语写作训练书籍。
专家教授讲座
除了外教尼克的教学法系列讲座，我笔记记载，我们还听了当时还在广外的中大的专家教授，如王宗炎、蔡文显，和北京外语学院的王佐良，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及香港一些高校教授的讲座。翁显良老师还专门给我们进修班做如何上好基础课的讲座以及自身进修的建议。
这些老师给我们知识和启迪，如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英语和文化的关系，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一直深深地烙在我心里，给我以后的学习、生活、教学中很大影响，使我获益匪浅。
生活篇
70年代末期，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濒于崩溃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下，各种物资短缺，一切商品都要凭票证供应。
我去广外进修时，和5年从农村上大学一样：一个床单包着的被盖卷，一床草席，一个小木箱装完了所有衣物，一个网兜兜住洗脸盆，里面放了一个大学同学用了三年多，毕业时原价转让给我的铁壳水瓶，搪瓷杯等小件生活用品，唯一多了一个人造革的手提包。
没有想到沿海城市也好不了多少。
广外坐落在北郊黄婆洞，白云山西侧山脚，在70年代属郊区，比较偏僻，周围都是农村。校园有一个小百货商店，和一个理发室，就没有别的铺面了。周围好像没有公交车，只有星期天学校车队的班车上午进城，下午返回学校。如果乘不上校车，那就只有自己想办法。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晚上在市区东山电影院看了电影，只有乘公交车到附近的新市镇，然后靠着月亮光，步行几公里回到学校时，已经是深夜一、两点钟了。还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借尼克的自行车进城，一个单程都要一个多小时。
当时自行车是紧俏物资，要凭工业劵购买。但是外国人，华侨，或者持有外汇劵者，在友谊商店可以购买。尼克雪莉家买了两部。我们学习结束时，他们打算将旧自行车赠送给广州的同学，好像还要取得学校外事部门的批准。
我们当时每月交15元钱给学校（我们工资35元，大概78年10月才提高到40元），与学生一样凭餐票在食堂就餐。早餐的馒头，或者米粉定量，只有清清的稀饭盛在大木桶里，不限量，自己舀。午餐，晚餐是排队打份饭，一个星期吃一次肉菜，一般是晚餐。有时候我们锻炼打球，去得晚一点，没有肉菜了，那就自认倒霉。我曾经漏掉过几次肉菜。我还因为打球，怕水瓶被打烂，特意放在草丛中。锻炼完了去取时，水瓶已不翼而飞，肉菜也没有吃成，所以我印象很深。
同学曾忠禄身体不好，带有一罐熬好的猪油，每天中午打饭回寝室，挑一坨猪油泡在热饭里，补充营养。我也从四川带来一块腊肉解馋。没有地方加工，我带到同学冼吉昌所在的华南师院宿舍煮熟，一起分享。
我们内陆供应比沿海差，一个月只供应二两糖票。在广州，糖不要票，只需人民币即可。所以大家都高兴地买白糖和麦乳精调开水喝，就像80年代初期内陆的农民手里有了点钱，买麦乳精给儿童补充营养。其实白糖和所谓的麦乳精哪儿有什么营养，吃多了对身体还有害。可见当时物资太短缺，人民也缺乏科学常识。
各种商品要票证，衣物只有少量的化学纤维类不要布票，但是价格是同类棉布产品的几倍。一般的棉布衬衣5元左右，我买了一件化纤的短袖衬衣15元，将近我工资的一半（我写过文章《一件短袖衬衣，半个月的工资》）。不过化纤倒是耐穿，再旧都不会破，我穿了十来年吧！
不仅各种商品要票证，而且经常缺货。学习英语的书籍和词典也买不到，偶尔有英语教材、资料出售，人们趋之若鹜。新华书店卖影印英国出版的英语教材《Essential English》，门前排长队，我也买了一套。学习一个学期以后，我请外教尼克老师帮忙，在只能使用外汇劵的友谊商店买了一本国内刚出版的权威的《英汉词典》，价6.5元左右，这本字典我用了很多年。还请尼克帮忙买了两瓶土陶包装的茅台酒，每瓶8元。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买的一次茅台，因为后来要么是紧俏商品，凭关系才能购买，要么两千多元一瓶，与收入相比，简直是天价，我认为性价比不高，不值得买。
宿 舍
我们当时住学生宿舍，靠近篮球场。宿舍楼有四层，楼下住学生，我们住顶楼，楼梯可达房顶，整栋楼的顶部，二百来平米的空旷地。楼梯间转右是盥洗间，过去是寝室，我们男生住了几间，再过去住有工人年轻教师和中年教师。我们寝室是第一间，有我，萧明翰（四川师院），曾忠禄（南充师院），张维友（华中师院），李兴中（郑州大学）。隔壁广西大学的刘庆宪经常过来，大家一起听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英语广播。
广州天气热得比较早，5月就开始穿单衣，短袖了。而且热的时间长，一般要到11月份才开始转凉。在寝室自学时，大家都是一身短打：内裤配背心，甚至是赤膊上阵，只穿一条内裤。真是酷暑面前无君子！尽管如此，还是经常大汗淋漓。好像当时学校没有澡堂，我们都是在盥洗室凉水一冲了事。所幸广州的夏天很长，秋天很短，冬天我们也是冲凉水澡。79年1月学习结束我回四川，还洗过两次冷水澡。后因没有洗澡间，只能露天冲凉，四川冬天气温太低，容易着凉感冒，我才放弃。
业余生活
广外和全国各地一样，师生每周末晚上在球场看露天电影，冬天也是如此，而且是国产的革命题材为主。突然放映根据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改编的黑白译制片《王子复仇记》，和文革前拍摄的彩色故事片《阿诗玛》，群情兴奋。阿诗玛的女主角杨丽坤拍摄的另一部电影《五朵金花》，文革前公演，受到全国观众一致好评赞誉。但是文革一开始，不仅刚刚拍摄好的《阿诗玛》被打入冷宫。现在这两部电影被“解放”播出，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文艺届的春天要来了！
我们内陆来的同学多，第一次来广州。由于学习任务紧，进城也不方便，我们去广州市区游览的机会不多。我只去过闻名遐迩的南方大厦，爱群大楼，文化公园，越秀公园等不多的景点。
幸运的是广外就在广州“市肺”之称的白云山脚下，白云山就是一座大花园，空气新鲜，环境优美。我的中、小学同学宋淑华，在中山医学院75级学习，和同学一起来学校约我一起登白云山。我们几个四川老乡一起合影。中学同学林立新，在县法院工作，和同事出差路过广州，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
参观广交会、白云宾馆
我对久负盛名的广州对外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早有耳闻。现在来了广州，一定要参观交易会址。同学郭社的太太就在广交会工作，给大家弄到一些参观劵。我有幸参观早已向往的广交会会址。
广外的李展尧同学，有学生在广州当时最高建筑，33层的白云宾馆工作。他专门带我去参观，并乘电梯登上了顶楼，我当时的的感觉是云里雾里，觉得电梯速度如飞，一下就窜上顶层！照片背景就是白云宾馆。
学习快结束时，英语系组织我们和尼克雪莉去肇庆游玩，参观了著名的七星岩。
交友篇：友情，师生情，同学情，友谊长存
这一年，不仅师资强，教材选编得好，学习环境也好，我的学业收获满满，还结交了朋友，收获了友情。
和我们同时进校的77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我通过四川老乡蹇浩与来自北京，在接待外宾酒店工作过的同学练习口语，入学前他们英语口语水平已经很高。还结识了几个四川老乡毛思慧等，没想到，多年后调动他帮我大忙，然后我们还成了同事（我写文章介绍过《孔雀东南飞，人生中遇到的那些贵人》）。好像蹇浩毕业后去了美国，在高校工作 。
来自重庆市中区的柏桦，我也很熟。他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任教几年，我们还见过面。后来断了联系，最近从西南交大网页上得知他现在是著名诗人，文学院教授。
我还认识了76级的几个川籍校友。没有想到，世界就是这么小。94年经朱建成老师介绍，我去广外学习法语。广东工大的张杰老师，76级校友，原来78年进修时我们就认识了。她和先生冯耀庭是同学，朱老师是他们年级的辅导员，也是多年的好友。后来，我们三家还聚会过几次。
78年9月，广外第一批，也是全国第一批应用语言学研究生入学。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73级毕业的王初明从桂林考来。进修班亓鲁霞是王的川外同学，刘庆宪是桂林人，与王也熟，他们来往多，我同王初明也很熟了。王初明后来留校，又去英国留学，香港读博士，回校后他先在学院，后来在大学语言研究所任博导。97年我调广外英文学院，在校园就经常见面了。
情深意长的师生情
可能因为我课堂上比较积极，不怕出错，喜欢开口，所以和尼克雪莉交流较多。我们79年元月中旬结业放假。前面提到，雪莉送我一本写作书籍。笔记还记载我在重庆3月12 号收到尼克从澳大利亚寄来和同学的合影。15号收到他寄来的一本小书《风格的要素》。这本书是美国康奈尔大学英文系教授威廉·斯托克于1918年初版，他的学生著名散文作家怀特将其重新编修、补充后出版。一上市便名列畅销榜，问世至今，已近百年，历久不衰，全球畅销逾千万本，美国大学生人手一册的英文写作经典。
大约80年上学期，尼克雪莉又应邀到桂林广西师院举办3个月的教学法培训班，给我发来邀请。但是系领导因我去广外进修过，改派75级留校的周文清去。3个月后周文清回来，告诉我，尼克雪莉很遗憾，没有能见到我。但是他们托文清带回一份大礼送我：他们专门为这次培训购置的日本产爱华牌的带收音机的卡式录放机，只用了3个月，几乎还是全新的。我很感动，当时重庆普通人只有砖头大小，只有录放功能的录音机，价格在100来元，将近我两个半月的工资。这部录音机有收音机功能，体积和喇叭比砖头录放机都大一倍，价格在300元左右，我半年多的工资。这部录音机我用了好多年，对我的自学和教学起了很大作用。
我后来调动几次，但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95年尼克寄来他和两个儿子的照片。97年我调广外不久，大约98年收到尼克寄来雪莉去世的讣告。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我难过了好久，想到她与我们同学到相处，她对我的帮助，送我的写作书籍......祝愿她在天堂安息！
进入21世纪我们通过电子邮箱联系，一直到2010年代。但是后来发的信息没有回复，再后来发的邮件被自动退回，就断了联系。算来尼克应该94岁了，祝他健康长寿！
浓浓的同学情
结业时，刘庆宪邀请萧明翰，我，王志云（贵州大学），廖彩莲（福建师大），颜秀娟（广外）到桂林游玩。我们一起登湖南衡山，再转桂林，住在刘庆宪家，参观了象鼻山，七星岩，独秀峰等景点，然后大家分手告别。萧明翰，王志云我们三人去贵阳。王志云带我们游览贵阳花溪公园，麒麟洞。然后我和萧明翰告别王志云，回四川老家。
多数同学从此没有再见过面。我和萧明翰保持联系。听说刘庆宪改行去大学外事处任职，廖彩莲，颜秀娟都去了国外。王志云在英国留学多年，获博士学位回国，担任贵州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多年。
我们寝室五人中，郑州大学李兴中，听说80年代初期就去了美国。南充师院曾忠禄，因为有国外工程做翻译的经历，后来就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毕业分来广州暨南大学做了博导。我儿子参加广州市区中考，怕清早郊区打的士不方便，耽误考试，还在他家借宿。他后来去了澳门理工学院任教。
华中师大张维友，两度出国留学归来，担任外语学院院长多年，博导。我85年2月从重庆乘船过长江三峡回上海外语学院，维友早早就赶到武汉码头等我，接我去他学校的家尽地主之谊，很热情。90年我们一起参加教育部的会议，维友还约上我一起去拜访北外许国璋教授。我退休后住在校外，无事不去学校。张维友到广外做客，他请东道主邀请我作陪。我也特意赶去，会会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大家一直保持联系。
四川师大的萧明翰，自贡人，我们算老乡了，寝室又是上下铺，我们的交往更多。他82年去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89年回师大。90年代末期他女儿从中科大毕业，去美国读博士，来广州办签证，就住在我家。他后来每年就在四川师大和湖南师大两边带硕士，博士研究生，再去美国与太太女儿享受天伦。2004年我在英国华威大学进修，肖明翰在剑桥大学做研究。我特意去剑桥与他会面。疫情前的2019年，好不容易他在川师大，我在成都陪伴母亲，约好来我家会面。然后他回美国与家人团聚。疫情特殊，我们只能每年的各种节日用电子邮箱互致问候。
88年10-12月我在爱丁堡大学应用语言学系补习87年迟到缺的课程。广外同学黄国文，被派来读博士，因此我们又同学一学期。11月底，我还请他和受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正在做高级访问学者的桂诗春老师，李筱菊老师参加了我的学位授予典礼。黄国文在爱丁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去威尔士大学再攻一个学位。
95-6年回国时，他选择去了中山大学，做了多年外语学院院长，博导，后来调去华南农业大学。我调到广东后，去华南师大看望同学冼吉昌。他在美国留学回来，一直担任大学外语部主任。他当时准备调到深圳。他先去深圳外语学校做副校长，后来调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任副校长。中山大学外语学院郭社，我也经常见面。他为我的工作调动，鼎力相助，我写文介绍过。（见《孔雀东南飞，人生中遇到的那些贵人》）
进修班原广外的同学分别调动、出国，只剩下傅文燕。她留学归来，一直在广外坚守，先后担任过两届副主任/院长，分管教学，和抓年轻教师的培训。亓鲁霞80年代初考上广外的研究生，后留校任教，去英国留学。90年代末期去香港读博士，回来后一直带硕士、博士研究生，搞科研。97年我调广外英文学院（即原英语系），进修班的40个同学，就只有我们3人在广外工作。
进修班的同学陆陆续续回来探望母校，看望同学。2000年前后我在亓鲁霞王初明家见过云南大学的周宝娣，她也去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外语学院院长多年。在校园，还见到和亓鲁霞王初明一起散步的邓小敏，她刚从美国回来。97年我们全家去桂林旅游，我去广西师大见过她，她告知我，师大的章成同学80年代就去了美国。
78年一起去广外上学的孙明毕业分配到西师外语系，我们成了同事。后来去了美国读研，学习电影。重庆师院傅凯琳，我们经常见面，她90年代去了加拿大。
广外进修的一年，对我不仅印象深刻，而且对我影响颇大，以致调动到广东，又回广外，度过教学生涯中最愉快的17年。44年过去了，很多往事历历在目，写下这些杂忆，怀念青春岁月，怀念老师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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