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2月，本号刊发了古谷的《岁月不是歌》第一部。今天开始，本号将连续刊发《岁月不是歌》的第二部。作品记录一个底层人与同龄人在特定生活境地呼喊挣扎中的情形。
十九、进入南岸机电厂
1979年10月31日，我结束了近8年的“跳烂台”（打零工）生涯，作为正式职工编制被招进重庆南岸机电厂。南岸机电厂是重庆市南岸建筑工程队（后为公司）在中国社会历史上最为疯狂的文革初期，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要与社会主义中国打“末日战争”，中国政府号召各地大办小企业，为中苏“末日战争”后，汉民族还能继续生存发展做准备而兴办的五小企业。（五小，即小化肥，小煤矿，小水泥，小机械，小钢铁厂） 创办机电厂的领头人是南岸建筑公司三位姓张的职工：张俊成、張之先、张方厚三人。外号叫張老边（老坎）的张俊成：个头不高、头发稀疏，是个顶级优秀木匠，小学文化，被大家誉为“南建的黄荣昌”（重钢工人工程师），任何机械设备零部件，他看一眼，就能用木匠榫卯原理琢磨转换成雏形的机械构件。他指导徒弟，那位沦落到建筑业的望江工业校高才生朱希圣，画出图纸，加工出需要的机械零部件。张之先：重庆五中文革前高中毕业生，眼镜，中等个子，为人正派，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因为幺爷爷是誉满全球的画家张大千，并于1949年去了海外，所以，他不能读大学，也不能进入国有企业，被建筑公司安排在“烘炉”上打铁。外号张打铁。文革中，张之先担任反到底派“城建兵团”头目，身上留有“武斗”时的刀伤。由于历次运动都被遭到整肃，也被人叫住“张老反”（老反革命）。1967年春末的一个傍晚，“8.15”派设在上新街联合诊所的广播站控诉“城建兵团”的罪恶，张之先在距离500米一栋未完工楼房中的反到底“血旗不倒”广播站闻之，大怒，当即下楼，孤身一人，昂首挺胸前往联合诊所处去直面辩论。当此时，少年时代的我亲见张之先端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本，大气凛然，独步迈向对方的堡垒，沿途群众为他置生死于度外之悲壮情怀所感动，数十人拥載他周围，与他同行。刚走到联合诊所楼下，门前树桠咔嚓折断，咚的一声有人跌落地上，呻唤不已。原来是被8.15派抓获的反到底俘虏，趁楼下闹嚷之际，毅然从四楼跳下逃生，若不是树桠挡阻，应该壮烈牺牲。顿时，群情激奋，欲攻打诊所大楼。张之先冷静组织同去之人，背上跳楼者，在众多人的呼喊中，急急撤回自己的广播站。那晚，张之先独赴对方老巢之情形，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感！今天想来，两派以命相博，竟为保卫同一统帅，真是愚不可及。上世纪90年代，张之先南下深圳创业，获得很大成功。现在是深圳老年摄影学会会长，专门拍摄“荷花”系列和人物肖像，在世界及全国多地举办过画展及讲座，在深圳小有名气。张方厚：文革前南岸弹子石11中高中毕业生，瘦高个，宽脸，浓密的头发，人称“张毛”，据说是个蹩脚的“砖工”。他亲合力强，擅长外交，无论市面怎样紧缺的东西，他都能想办法弄回来。我进厂不久，他由副厂长接替黎海明担任厂长，后与书记不和，调往重庆腊光线厂任厂长至退休。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上级的安排下，当时的南岸区建筑工程队，在南岸海弹公路二院车站前，重庆三联柴油机厂对面的一排破旧瓦房，组建一个建筑机修小组，在修理建筑机械的同时，也制作建筑工地需要的脚手架，浮铜皮跳板。他们从一台破旧机床起步，发展到生产搅拌机、打夯机、卷扬机、井架等建筑机械设备。 机电厂最早电动机转子铝压铸机机架（张之先供图）
到了1968年左右，建筑队里一个叫陈德文的职工提出，其哥哥在重庆五金交电公司当领导，有鼓风机，降温机等机电产品国家计划定点生产的权力，可配套调拨所需的原、辅材料指标。建筑工程队的领导在征得区工交部的同意，向重庆五金交电公司递交了以南岸建筑工程队机修车间名义请求给予定点，支持地方小企业发展的申请。有幸的是，在张方厚和陈德文的努力下，工程队机修车间进入了五金交电公司定点生产的考察名单，一年后，五金交电公司正式确定南建机修车间为国家机电设备的生产单位。领导安排张俊成，张之先，张方厚为车间负责人。并组织工人去重庆第三机床厂学习电动机制造工艺。有了一定规模后，正式挂牌为南岸区机电厂。直属南岸区建筑公司领导。 前排左1张方厚左3张老边右1张之先（张之先供图）
机电厂最早的冲床（张之先供图）
按市计委的规划：重庆南岸机电厂以生产小型电动设备为主，逐步发展到在职职工500人左右，能制造中型的鼓风机，降温机，为重庆工业生产配套服务的专业机电设备生产厂。我母亲是这个厂的工人，我作为病退回城知青，按政策我应该进入我母亲单位工作，然而，我在等候了近8年，直到1979年邓小平解决全部城里待业青年就业，我这个病残的老三届知青才不再颠沛流离的四处打零工，进入机电厂，成为一名正式职工。 1974年机电厂冲压组（后排右2为作者母亲）
我进厂时，国家开始“拨乱反正，发展四个现代化”，区工交部为适应国家计划需要，把四海（四公里到海棠溪）公路中段，罗家坝半山腰废弃的南岸砖瓦厂划拨给机电厂，那地盘比原有机电厂大二十来倍。
从罗家坝小学旁一条简易小公路蜿蜒向上，沿途有重庆帆布厂，重庆耐火材料厂，重庆白泡石厂。地名叫“向家坡”的一大片厂房，就是新建的南岸机电厂。这地方离著名的黄桷桠文峰塔已经不远。
机电厂的左侧是重庆南山中学，右面是连绵不断的农村庄稼地。一条小溪，流经机电厂下至到罗家坝那平缓的数百米谷地，缓缓流入长江。平坦的罗家坝是长江涨水倒灌溪流带来的淤泥和小溪上游冲积泥沙沉淀而成。枯水时节，溪流两岸的淤泥地被农民种上蔬菜；涨水月份，长江漫进的河水形成几十米宽的河面。据说，很久以前，溪流两岸曾是茂密的海棠树林，盛夏洪流，大江灌入溪中，三五（农历十五）之夜，月光激射，江波喷发作朵朵海棠状，于是，这溪流被人们称作海棠溪。我觉得，这美妙名字的溪流与我家门前的“石洞溪”一样，早已被沿途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所污染，成为臭气弥漫的污水沟。 厂劳工科的周淑萍老师办完我的入职手续，告诉我，凡新来的学工都得参加厂里的基本建设，根据劳动表现和厂里需要再安排工种。她开出劳动调派单，叫我去基建科找一个叫丁豪贵的负责人，听从他的安排。基建科，在向家坡上端机电厂大车间的门傍，一间50平米的平房里，二张办公桌和几条长条凳。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同志穿着灰卡其布中山服，埋头画图，另一位高瘦的络腮胡中年人，坐在桌前抽烟。二排右3为丁豪贵
他指着靠墙的长条凳，叫我坐下。他边看我的调派单，边说：“这一发招的几十个新学工，你岁数算大的了。”他登记了我的名字，住址与我母亲的名字。他应该就是丁豪贵，从穿着的工作服看，有些邋遢，通常从建筑工人中提拔的工地负责人，都有超强的技术和实干精神，在工人中有较强的凝聚力。听他口气，他不认识我母亲。画图的老同志抬起头，说：“大车间冲压组的老大姐，多年前就听说家中子女一个都没工作，单位一直不管。这回知青大返城才解决，要不是上面有政策，还不晓得哪年才解决，龟儿当官的，尽开后门，职工子女不管！”那老同志看了看我。那天我穿一件挺括的蓝色涤卡中山服，配的硬领湖蓝色的确良衬衫，黑色的接尖皮鞋贼亮，与其他来报到的新学工有着不同的装束。我仔细看那位为我说话的画图师傅：茂密花白的头发向后梳成大背头，一张国字脸修整的干干净净，结实的中等个子，上衣口袋插有二支钢笔，图板上正画着一张建筑平面图。 1979年5月4日机电厂部分青年南泉团日活动（张之先供图）
丁师傅站起来递一支“南雁”牌香烟给我，我报了一个微笑，说：“我没抽烟。”他啧了一声，说：“学得好！”他把烟递给那位老师傅，向我介绍：“这是金师傅，工地上的技术员！”金师傅问我：“你以前搞什么？”我说：“做临时工，搞建筑！”“泥、木、石、钢筋、混凝土都搞过。这二年做木匠。”金师傅有些兴奋，说：“我也是木匠，后来单位搞翻砂，我做模型。”我知道木模工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工种，要识图纸，懂翻砂工艺及金属材料性能。金师傅笑了笑说：“干脆跟我学画图，我退休了好接我的班。”丁师傅对我说：“你早点来就好了，厂里基建还修二栋房子就收尾了，基建科要撤销。这样，你到工地上跟冉师傅他们做砖，修伙食团，就在办公室下面。冉师傅管现场。”机电厂建在这个地处农村的一大片斜坡上，顶端上的品字型屋面大车间，布满了各种机床，另外二栋二层的小楼是机修车间和装配车间。机修车间的楼上是技术科。这三栋房子围成的三角形空地，是厂里的停车场。厂部在斜坡的中段，是原砖瓦厂留下的一排平房，有8间办公室，每间大概30平方米。除了技术、基建科外，其他部门都在这排平房里，有的房间挂几个牌子，如：工会、共青团、妇联。厂部、支部和文书在一个办公室。其他的行政，后勤、财务、劳工、销售、供应……等等，每个房间都显得拥挤。厂部台阶前的溪流对岸是一个与上面品字形车间同一图纸修建的翻砂车间。我要去的建筑工地，在办公室门前的溪流上。在高3米，宽5米的溪流上铺上钢筋混凝土梁和预制板，盖住溪流，在两岸的堡坎上砌墙，建房。冉启诚，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子，很直的背，面容严肃。来前，金师傅告诉我，冉师傅是个技术很好的砖工。冉师傅知道我是砖工，安排我与工地上的其他几个砖工师傅一块砌墙。在这被盖上有五十来米长的三百来平方的溪流上，修建伙食团和礼堂。整个工地上有十多个砖工、石工、梱绑工及不少锻炼的新学工。师傅们是原建筑队的技术工人，年龄30多岁居多，人称老二级。（文革十年工资冻结，他们工资一直是二级）他们从各车间抽调而来。修建厂房比车间工作劳动强度大，日晒雨淋，所以大家都希望基建工作早点搞完好回车间，工作起来格外积极主动。冉师傅安排我砌墙后，在我身旁看了一会。其实，内行只需看你操作的几个基本动作，就明白你的水平高低。我做临时工多年，为了生存，特别肯钻技术，为能多挣钱，敢于竞争。无论是劳动态度和技术难度，我都不亚于眼前的几位“老二级”。我与这帮“老二级”师傅的最大区别是，他们职业性很强，凡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基本不干，而我是见事就干。当墙体砌到一定高度时，需要搭架，搭架的师傅忙不过来，我就主动去帮抬跳板。其他砖工师傅们喝茶抽烟，不理会手忙脚乱的架子工，更没有谁去协助搭架的师傅搭架。搭架子的两个师傅是一对好搭档。五官很帅气的年轻师傅，大家叫他水大哥；另一位穿一身再生布工作服，脚蹬草鞋，40多岁的光头壮实中年人，大家叫他老雷。老雷说话爱偏头，看似性格有些怪异，其实，他偏着头做出调皮的样子，正是他乐天的表现。我按照以往在外工作的习惯，帮助水大哥和老雷搬运脚手架和跳板，他倆很意外。几天后，与大家熟了才知道，水大哥是个优秀的砖工。文革时搞武斗，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不畏牺牲，冲锋在前，有大哥风范，受大家拥戴，尊为大哥。又因为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水，叫他水大哥。工地上没有专职的架子工，他主动做了这个工作。老雷这人谁都可以指挥他，看似有大局意识，其实是为人随和。一问，原来是退伍军人，当过翻砂车间的主任，常为车间工人挣福利，当官的讨厌他，他辞了车间主任，自愿到基建科当个架子工。每当我给他们帮忙时，雷师傅不停说着感激的话。他说，他不会砌砖，帮不了我，心里过意不去。我觉得老雷这人很善良。修房的进度很快，一个月后，伙食团和礼堂的墙体都完成了，礼堂的跨度大，空间高，按图纸要求浇铸混凝土大梁，丁师傅和冉师傅都是小学生，对钢筋热胀冷缩延伸等性能不懂，不敢下料。我在外面干过类似工作，主动要求计算、下料并制作异型钢筋弯头。冉师傅很高兴，觉得我技术全面。经常给领导反应我的优点，厂里广播也表扬我。厂支部朱书记来工地上找我谈话，叫我好好干，说我会计算，待基建任务完了后，安排我去财务科搞成本核算。雷师傅听说我以后要去财务科上班，偏着头警告我：“不要去坐办公室，当干部要少吃几斤粮不说，同等的级别工资要少二块钱。”他还说：“就凭你现有技术，就该拿技工工资，我跟冉启成说了，叫他去给劳工科反应，月底就给你拿一级，一年后升二级。不知厂里同意不？估计没问题。”雷师傅的话，让我联想到在社会上打拼，全靠技术吃饭。老话说“家有千金，不如身有薄技”。我觉得，应该学好这个厂的机械电器技术才是今后的出路。我去找朱书记：“我想学技术，进车间当个技术工人。”朱书记：“好啊！年轻人想学技术，好啊！”我有些不自然地说：“按我现有技术，实习期满是否可以拿二级工资？”朱书记微笑着说：“劳工科已经给我汇报了，我们会按考虑的，好好干。”果然，当月，我的工资表上是一级，还把上月的给补发了。我没像其他学工那样要学三年，一年后，我与单位上有5、6年工龄的师兄们拿上同样级别的工资。上世纪80年代的雷师傅
午休时，工地上的师傅们都爱打扑克牌，输赢在一包纸烟左右，我不打牌，大多时间去工会办公室看报，或者在一个角落看小说。那时，国家恢复了高考，解禁了许多中外名著，整个社会上学习，读书成风。我爱看外国小说，如法国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雷师傅也喜欢看书，他看各种文艺杂志上的短篇小说。
“扎雨班”时，我倆经常坐在一块看书、谈天。他不像我，追求看书的数量和速度，对于作者要表达的哲理和故事中的逻辑结构不做过多的思考，他往往看一段文章后，要对文章的内容提出很多问题。他认为，文章中的不少内容不符合实际，是作者编造的，作家在忽悠读者。大家说他钻“牛角尖”。他常常和别人辩论，如果我帮他说，他会偏着头露出天真的笑容。厂广播说，区工会职工教育机构要开办一个机械制图班，厂里鼓励年轻人去报名。雷师傅建议我去报名。他说：“这个厂的各类技术师傅们大多数是从建筑行业转业的“半吊子”，你掌握的建筑技术，在这个单位很普遍，而且，厂里的基建工程完工后，你那技术就没用了，不如趁现在年轻，学点机械制图，说不定将来在机电技术方面，比那些“半吊子”强得多。”我觉得他说得对，这个厂属于机电行业，以后我进车间，按机械电器图纸制作产品的地方很多，掌握识图和制图是必须的。古谷，本名苏玉新，1952年生，大专文化。1969年下乡忠县当知青，1972年病退回城，从事过多种职业。退休后致力于纪实文学写作，任中华知青作家学会理事，出版有纪实文学《摊子口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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