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春：​刀 耕 火 种

刀 耕 火 种

文/张 春

 

 

毁林开荒、刀耕火种、广种薄收，是南江县高山地区自古以来传统的耕作方式。1960年代的生产力水平似乎并不比以前有什么提高，所以也无法打破自古以来传统的耕作方式。一大群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从繁华的城市来到这偏僻的大山里干革命，每一天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张开嘴要吃饭。为了不让知识青年们挨饿，从县里到公社到林场的所有干部们都心知肚明，唯一的出路就是毁林开荒，扩大耕地面积。

几个月前，山上成片的水香树林已被我们全部化为了杠炭。原来茂密的青山露出一片劫后的破败荒凉。场长望着那片破败荒凉的山坡，却显得格外的兴奋。他明白，那里将他是带领我们大展手脚的战场——砍出大片火地，燃起一场熊熊的大火，彻底荡去破败和荒凉，让绿油油的包谷丛林和日后收获归仓的金灿灿的玉米粒证明自己不辱使命的领导能力。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服从领导的指挥，挥舞斧头和弯刀，努力地砍！砍！砍！

 场长专程到公社铁匠铺为每一位知青都打造了一把弯刀，男生的弯刀是重量级，女生的是轻量级。弯刀的大小和重量，按体力和身高分配到人，自行保管。由于从未拥有过这种“武器”，刚领到自己的弯刀时大家都很兴奋，特别是女生们，挥舞着还没有磨出刃口的弯刀，跳起了“丰收舞”。我们几个经历了伐木烧炭的男知青，饱尝过刀斧的厉害，知道山坡上的实战丝毫没有丰收舞蹈的浪漫，只觉得她们太幼稚可笑。场长布置我们几个伐木老兵为大家磨出了弯刀的刃口，一场刀耕火种的大幕被徐徐拉开。

 砍火地的队伍像一条稀稀拉拉摆开的散兵线，从山沟的底部沿着两条山脊的连线向上齐头并进，弯刀雪亮的刀刃在挥舞的过程中不时反射出太阳的光芒。按场长的指示，除了几十株高大的松树外， 砍山人必须把山坡上一切还活着的植物，包括烧炭时留下来的树桩上发出的新芽全部斩尽杀绝，使大火掠过之后草木皆灰。

多数知青是没有砍过树的人，不知道砍树时刀口要与树干保持45度左右的倾斜，才能用力最小而砍得最深；也不知道砍稍大一点的树干要左右各开一个口子，一侧低一侧高，砍起树来才不太费力。当然，即使告诉了他们这个道理，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一时半会儿也掌握不了。许多人尤其是女生，都是弓着腰、围着树干转来转去地用弯刀横着砍树。一棵直径茶杯大小的灌木被砍了一圈又一圈，伤痕累累，中间始终还剩一个“磨心”，就是不肯倒下。

 老场员赵道新的女儿赵青莲看了，忍不住笑道：“你们是在跳舞吗？怎么围着树子转？”别看赵青莲才十一二岁，从小就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她一直跟着大人干活，耍起弯刀来比女知青强得多。

今天是砍火地的第一天，大家手里的弯刀把子都是新做成的，没有经过手掌的“打磨”，相当粗糙；再加上握刀的姿势、握刀的松紧程度、挥刀的角度都不正确，树没有砍倒几株，手掌却很快打出了血泡。疼痛的双手如针刺一般，手里的弯刀沉重无比，再也不是丰收舞的道具，昨天跳丰收舞时浪漫的情绪早已烟消云散，一扫而空。

 最让砍山人头疼的是，伐木烧炭时遗留下来的张牙舞爪的树梢和粗大弯曲的树枝。烧炭时它们毫无用处，被推向了山沟，东一坨西一堆，犬牙交错地架在山沟里的灌木丛和荒草上。砍山人必须将这些树梢和树枝砍断排除后，才能将压在其下的灌木齐根砍断并掏出杂草。这些几个月前砍下的树枝已经枯萎变硬，韧性十足。如果弯刀砍上去的角度不对，不仅不能砍断，还会把弯刀弹了回来，稍不留意还可能伤人。

几个月来，没有乔木树冠的阻隔，阳光直射在地面上，让野蛮生长的葛麻藤像蛛网一样，把树梢和弯曲粗大的树枝连同灌木丛胡乱地缠绕在一起，形成了一座座植物堡垒。砍山人必须用弯刀打开一个缺口，低头钻进灌木堡垒，先把支撑堡垒顶部最高的几株灌木拦腰砍断，并将缠绕其间的葛麻藤割断，降低架在空中的树梢和树枝的高度，把它们从灌木丛的牵连中解脱。然后，由众人合力抓住往下拉拽，才能将树梢和树枝从灌木丛上清除掉。

对于从未有过舞刀弄棒经历的女知青来说，面对如此复杂的场面，实在是有点力不从心。而平时体力较弱、干不了重活儿的“小个子”唐世军，此时却如鱼得水。他凭着矮小的个子、灵活的身体、穷孩子早当家的童子功，钻得进灌木丛，抓得住要害处，凡是女生们奈何不了的地方，都有人向他求助。

“小个子”自己的岗位是在老场员赵道新的老婆朱兆贞旁边，他一会儿跑东、一会儿跑西去帮忙，自己岗位上的活儿被耽误了不少。朱兆贞本来就对知青低下的劳动效率非常不满，认为知青占了老场员的便宜，平时找不到机会发泄，今天就借题发挥起来。

朱兆贞有一张十分厉害的嘴，讲起话来犹如机关枪。她说：“我们农村妇女和女知青都是评8分工分，我们干得了的活儿，女知青为什么干不了？这里也在喊'小个子’帮忙，那里也在喊'小个子’帮忙，'小个子’的活路不是就要我来帮他的忙哦？我家赵青莲才评两分工分，她都比女知青砍得快！我一人至少要顶两个人，只给我评8分工分太他妈欺负人了！老娘也要叫人来帮我的忙！”说完，把手里的弯刀一丢，就坐在地上不干活了。

说实在的，她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深山老林本来就是凭体力吃饭的地方，理所当然应该多劳多得，为什么要让干一半活的人与干一倍活的人享受相同的待遇呢？她当然觉得很委屈。

听见朱兆贞的话，知青们也觉得委屈：我们从繁华的大城市来到你们这个偏僻的穷乡僻壤，不是想来占老场员的便宜的，我们是来干革命、是来改造山区落后面貌的。刚开始，可能我们没有你们强；假以时日，谁强谁弱还说不一定。

知青们嘴上虽然不服气，可心里还是没有底气。因为现实确实是很残酷的，我们革命的成果体现在哪里？我们能用什么来改造山区的落后面貌？这是下乡以来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也许对所有的知青来说，这是无解的课题，没有人知道答案是什么，也没有人能理直气壮地回应朱兆贞的挑战。不知是谁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我才不想占你的便宜。把户口还给我，今天我就回重庆。”

身处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和低下生产力环境里，即使真有什么专业知识，其作用也是难以发挥的。更何况我们这群所谓的“知识青年”，不过是一群以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有文盲)为主的、算不上有知识的社会群体。所谓上山下乡闹革命，不过是安置城市里无法就业的年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尽管当时我们都还蒙在鼓里，以为自己就是身负重任的改天换地的先驱者。但现实的确让我们发现，自己是无力改造山区落后面貌的。

反之，我们的到来已经让原来落后的山区农民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沉重。原来只能承载五户老场员生存的山林土地上，突然凭空增加了几十个要来分食的年轻人，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老场员或多或少都与朱兆贞有着共同的不满和担心，但平时谁也不敢说出口。朱兆贞是个谁也敢得罪的人，今天更是得理不饶人，嘴皮子像打滚儿一样地越翻越快，口水沫子喷得让人避之不及。

场长一见知青与老场员之间压抑已久的矛盾快要点爆，立即出面制止：“你个狗日的烂婆娘，吃了豹子胆了？你胆敢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老子叫公社民兵把你绑了！”

朱兆贞敢得罪一般人，却知道得罪不起公社和政府。在一众老场员的规劝下，她只好偃旗息鼓趁势下台，不再吭声了。

在大家都不服气的沉默中，砍火地的工作继续展开。现在是老场员靠着老场员、知青靠着知青向上推进，显然是立场把知青和老场员各自推向了一方。工作面上，明显是老场员的一方推进得很快。

场长心里明白，这是老场员无声的抗议。知青安置和稳定的工作是他担任场长任务的重中之重。为了避免再起事端，必须打破双方对立的局面。于是，他又发话说：“知青从城里来不会砍山，就是要你们老场员教。你们一人带两个知青砍，谁不带今天就不计工分。”

工分是公社制度下农民获取报酬、赖以生存的基础。今天矛盾的激化实质上也是对工分的不满。所以场长的话一出口，没人敢抗拒，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状态。

“小个子”在砍火地中体现出来的优势，让大家对身高优势的看法有了全新的认识。女生陈辉彩人高马大，许多男生都不如她身高，她也经常为自己的身高而自豪。但在砍火地的时候，身高有时反倒变成了劣势。

一天，陈辉彩与“小眼镜”蒋孝祖搭手，在老场员的带领下砍山。面对植物堡垒，她不得不降低腰身、曲着腿、弓着腰、翘着屁股，小心翼翼地用弯刀开劈着前进的道路。此时，侧后方的“小眼镜”正在挥刀砍伐一株木质坚硬、株型奇怪、斜着向上生长的灌木树。他为了专心对付这株怪树，调整了几次方位，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立足之地离陈辉彩已经很近了。他砍了几刀没砍中要害，于是气愤地高高举起弯刀奋力斜砍下去，想一刀结果了这株讨厌的怪树。谁知，他的弯刀在向下挥动的过程中，被一根悬在头上的葛麻藤挂了一下在空中打了个顿后，刀锋便斜刺里飘向了位于左侧的陈辉彩俯身翘着的屁股上。只听“哇——”的一声惨叫，陈辉彩右手按住了屁股的右侧，滑倒在地上。

“小眼镜”顿时吓傻了眼，丢下手里的弯刀，一步跨向前，问道：“伤到哪里了？让我看看！”陈辉彩疼得语无伦次：“不、不……不用……不用看！不用看！”此时的尴尬可能胜于疼痛，她用左手不停地摇摆，制止“小眼镜”靠近。

听见惨叫声，周围的人一下子就围了过来。女生们看见陈辉彩拼命按住的部位，立刻明白了她的尴尬。她们赶紧驱散了男生，做了紧急处理，把她送回了林场的宿舍。至今为止，我们男生都不知道当时陈辉彩伤得如何。

在砍火地的过程中，受伤的事例不少，但日久天长都已经淡忘了。唯有陈辉彩当时尴尬的叫声“不用看！不用看！”成为了林场男生掩盖尴尬时的常用语，反复引用，经久不忘。

由于杂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所以，砍火地时一定要把杂草的根掏出来并让草根朝上，以便通过太阳的暴晒把杂草全部晒焦；以后放火烧山时，才能将植物的尸体全部化为灰烬，成为包谷生长的唯一肥料来源。

朱兆贞的强势时不时地还要表露出来，经常故意挑剔知青的工作。例如，有谁没有把草根彻底刨出来，她立马就要挑刺：“你这么留着根，还没有等到放火烧山就满地青草了，还怎么烧山？”尽管知道她是有心挑剔，但大家还是很理解她没能多劳多得的委屈，再也没有与她发生冲突。

2007年我们再回林场怀旧时，专门到她家去看望过她。大山里的生产方式依然落后，生产力依然低下，并不因为她的强势而给她带来过任何幸福的生活。她已经老态龙钟、步履艰难，过去的强势身影全然不见了。儿媳妇比她年轻力壮，早已继承了她的强势，并把出嫁以来所受的怨气加倍地还治于她。她不得不在儿媳妇的高声斥责下，干着与她这个年龄和身体不相适宜的活儿。我们唏嘘不已，每人拿出50元人民币给她，让她有点可以自己支配的私房钱。

朱兆贞老泪横飞、感激不尽，抓住我的手，用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了，但……我还能听出……你就是张春。……你们回重庆……脱了这层苦命……皮，真是老天……有眼啊！”

那次林场怀旧时，唯一值得宽慰的是，我们知青的离去让山林免去了进一步的破坏，政府退耕还林的政策使大山逐渐恢复了山青水绿的原貌。

为了布置防火道，场长带着我们登上了与即将成为火场的山地能够相互对望的、一座长满灌木杂草的山坡上。这里的小松树、小水香等乔木刚从低矮的灌木丛中露出半米左右的树梢，几十株没有树枝树叶、光秃秃地直指青天的高大松树，树干枯萎发黄，突兀地挺立在灌木丛中，显得特别刺眼。

老场员张书文说：“这些还没有倒下的枯树，是1958年大跃进时，烧火地被大火烧过的松树。当时虽然还没有死，但气数已尽，以后还是全部死掉了。除了现在还挺立不倒的之外，其余的大部分已经先后腐败倒掉了。农民家里晚上照明用的松光，就是从那些倒掉的松树上剥取的。山上这些小松树、小水香和低矮的灌木丛，都是最近几年这面山坡撂荒(不再作为耕地)后的再生林。”

我们都不理解，好奇地问：“为什么好不容易砍出来的火地，随随便便就撂荒了呢？”张书文毫不经意地答道：“地瘦了，不出粮食，当然要撂荒。让它再荒二三十年，又可以砍成火地了。”

我在心里计算了一下，1958年到现在才七八年时间，火地从砍出来到撂荒，其利用时间最多也就四五年。按此计算，今年我们砍出来的火地，最多五年也逃不掉撂荒的命运吧？五年后，在林场这块过去只能承载五户农民生存的山林里，我们还有火地可砍吗？

放眼望向对面，特别刺眼的也是几十株高大的松树，那是我们烧炭时，因为松树木质太软不能用于烧杠炭，才保留下来的。它们枝叶繁茂，七零八落地散布在我们砍过的火地之中，似乎在与我们立足的这边山上枯萎不倒的高大松树干遥相呼应。大火之后，它们还会气数尚存吗？场长似乎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他吩咐几个爬树很厉害的老场员，立即把那些松树的桠枝尽量砍掉，只剩下树顶少量的枝叶，以避免大火将它们吞噬。

烈日当空的日子正是烧火地的大好时机。我们几个知青中的强劳力在男性老场员的带领下，组成了防火队，分别被安排到清理好的防火道上的几个重点防火区域。场长再三叮咛，绝对不能让大火越过垭口，烧到山后的国有林，否则将会引发不可挽回的巨大森林火灾。

我们从未面临过山火燃烧的场面，真的不敢肩负阻止山火烧向国有林的重任。但火场就是战场，敌人来了就没有退路，只得硬着头皮顶吧。

防火区内准备了用好几把棕树枝扎成的扑火工具，防火队员每人腰上插一把锋利的弯刀，手持一根前面带叉子的木棍，随时准备将随风飘过来的火焰和燃烧物，从警戒线推回安全区内。张书文说：“火是风的力，火一燃起就会有风；风是火的脚，风一刮起来，没有柴草的地方也会飘过一团火来。所以，风刮起来时，特别是刮起大风时，就必须特别提高警惕！”

他的话让我们摸不着头脑，却听得心惊胆战，不知所措，搞不清楚究竟是火可怕还是风可怕。好在防火道清理得很到位，天老爷也不忍心折磨我们，当天风平浪静，没有发生任何值得我们担心的意外。一场熊熊大火烧了几个小时，把砍好的火地烧得干干净净、寸草不留。场长巡视了一周，看着还在冒着缕缕余烟的遍地焦木草灰，笑得合不拢嘴。

春播与夏收在交替中进行，被称为“双抢”季节。我们烧完火地便兵分两路，强劳力被调去抢收豌豆、小麦、燕麦、洋芋等夏收作物，妇女儿童则开始播种包谷。

为了抢在下雨前尽量多地播种包谷，第二天，播种的队伍又像砍火地时那样，排成一条散兵线，从山脚出发，往山上挺进。烧过的地面铺满了一层黑白相间的灰烬。每人手握一把锄头，腰上拴了一个笆篓，笆篓里装着桐子油浸泡过的包谷种，在火地里播种。

据说，偷吃包谷种的松鼠非常厌恶桐子油的气味，桐子油还可以保证包谷发芽出苗时所需要的养分，成为唯一经过“人工施加”的肥料。一天下来，桐子油沾着黑色的草木灰，把妇女儿童们都变成了京戏里的花旦，抓包谷种的手就像黑猩猩的手一样黑得油亮油亮的，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在火地里种包谷，前两年，原生土地是不用翻挖的，这让我们非常吃惊：不翻挖的土地非常板结，包谷能正常生长吗？老场员的回答却是非常肯定。播种的人只需要用锄头在有土层的地方啄开一条小口子，从腰上挎的笆篓里抓出三四粒包谷种，丢进啄开的口子里，就算完成了播种，这比砍火地轻松多了。但散兵线必须保持稳定不乱，因为在布满灰烬的原生土地上是看不出哪里已经播种、哪里还没有播种的。如果散兵线乱了，就难免造成重复播种或漏种的情况。

保持散兵线看似简单，其实不易。因为散兵线上既有比较平坦的坡地，也有陡峭的坡坎。面对缓坡，播种前进的速度很快，反之则很慢。女知青们经常被这种情况弄得伤透脑筋：前进快了，旁边的伙伴会被落下，造成漏种或重复播种；慢了，又会被朱兆贞之类专门挑刺的家伙说你偷懒或没本事。而且，陡峭的坡坎上只要有土层也必须下种，不能绕过去。攀爬陡峭的坡坎非常艰难，更何况在攀爬的同时还得不断地用锄头啄开一个个口子，伸手抓几粒包谷种扔进去。女生的攀爬能力限制了她们的速度，往往会被越落越远。落后还意味着危险：大火烧过的山坡上散乱的石头大多已经松动，其他人越往上，落石的危险就越是增加。女知青中好多人都经历过落石的威胁，吓得半死。好在每次都是有惊无险，小伤小害不断，却没有发生过致人重大伤害的事故。赶在夏至前，总算平安地把包谷播种完毕。

前面已播种的包谷地里，还没等到后续包谷播种的结束，便迅速地长满了青草，大大小小的树桩也急不可耐地吐出大丛的新芽，毫不客气地淹没了出土不久的包谷幼苗。人们播完最后一粒包谷种后，根本没有丝毫喘息的余地，立即返身投入薅草的劳作之中。头道草还没有薅完，前边薅过草的地里，二道草又以争分夺秒的速度，更加疯狂地与包谷苗争夺着几十年一遇的草木灰提供的养料，薅二道草的劳动日程又被安排得满实满载了。在这双抢的季节，清晨5点起床，晚上9点星星点灯才收工回家。白天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夜里腰酸背疼，辗转难眠。体力的透支，让知青们苦不堪言。

回想那一年，那么多的人，那么辛苦地砍火地、烧火地、下种、除草、收割、烘干、脱粒等等，最后，包括小街子分场在内，全林场知青加老场员(带家属)共七十来号人，人均大约也只分得二三百斤干包谷。

除开原有耕地外，大胆地估计，当年刀耕火种收获的包谷总产量也不会超过2万斤；按当时的物价水平计算，1斤包谷价值7分5厘人民币(0.075元)左右，合计总产值也就不到1500元(包括所有的物耗和人力成本在内)。

当时，一个公社干部平均月工资大约30元，一年工资大约360元。仅仅四个公社干部一年的工资，几乎就能够买到近2万斤包谷了。

几十个人毁林开荒、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代价，后人无论如何也是无法理解的！

作者近照及简介：

张春，生于1948年。1964年从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到四川省南江县关路公社的社办林场。1972年底回城，退休于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