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报社回信的风波
作者：庞国义
记得读小学时与同学们在一起摆龙门阵，一位姓李的同学见多识广，口若悬河，“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心中好生羡慕。后来我却发现他经常站在他家对面的邮政所门前看报纸，这才知道他获取信息来源的秘密，打那之后，我也就成为邮政报栏的常客。
三年困难时期，尽管肚子缺少油水，整天饥肠咕咕，我却不管暑热霜冻，风雨无阻地跑到街道中部那间小小的邮政所门前，将张贴在报栏里的《重庆日报》阅读个遍，有时因为报纸没有及时贴出，常常一天跑几次，直到看完当日报纸内容才心安理得。
上中学时，每逢到两路口、体育场、牛角沱这些地方玩耍，必然要跑到附近的上清寺邮政总局去一趟。那里环绕办公大楼的墙上被制成一段长达二三十米的报栏，张贴着《文汇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体育报》等全国各地十多种主要报纸。我不惜花上大半天时间，在那里挨遍浏览。当有人得知我花一毛四分钱车费从石桥铺进城就是为了看一阵报纸，便嗤笑我为不可理喻的哈巴（傻子）。
1966年七月中下旬，学校宣布放假。我离开已经贴满老师大字报的化龙桥二中校园，回到石桥铺家里，天天坐卧不安，不知道当前火红的革命形势发展得怎么样了？邮局门口张贴的报纸是我了解形势的唯一来源。然而那段时间里，报纸的发行极不正常，我往往跑数趟也不见报纸踪影，非常懊恼。
八月上旬，从公路上一晃而过的宣传车广播喇叭里，得知中央发布了一个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迫切想知道全文内容，然而邮局报栏依然空空如也，直到第二天很晚的时候，才如愿以偿。以后这段时间里，沙坪坝、上清寺、江北等地发生了许许多多大事，我却浑然不知。
快到九月份开学的日子了，我突然心血来潮，提起笔来，以读者身份写信给报社，质问报社为什么不理解读者心情，把“日报”变“晚报”？为表示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还在我的真实姓名后随意添加了几个化名，贴上四分钱的邮票，寄给了重庆日报社。
第二天，有同学到家里来，约我返校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便与之一道赶回学校，准备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了。到了学校，家住沙坪坝的同学纷纷摆谈起八月十五日那天，在重庆师专广场上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学生大聚会大串联事件，闹热得很。又听说江北出了一个八·二八事件，是个流血惨案。我们整天忙乎于刻钢板、印传单，帮学校接待外地来渝串联的红卫兵，革命工作干得蛮起劲的，没想到家里却出事了，而且在我们那截街道造成不小的影响。
事情源起于我写给重庆日报社的那封信。时间大约是在九月初，重庆日报社给我回了一封信。内容是解答我的质问，说现在报纸刊登内容均以收听新华社播发的稿件为主，图片也由新华社传真过来。因为新华社播发稿太长，需要花大量时间进行编排校对，不容有半点差误，所以报纸出来较晚，没能让读者及时见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表示歉意，敬请谅解！这封回信用的是报社专用信封，“重庆日报社”几个红色字体在信封下部赫然在目。
在1966年红八月的“破四旧”的高潮中，石桥铺被改称为“工农街”（因石桥铺地处重庆市的城乡结合部，厂矿企业多，又是石桥人民公社所在地），老百姓却不买账，依然叫石桥铺。报社是按照我寄信的老地名“石桥铺生存路”回的信，编辑先生可能由于连日来学生闹事心情紧张烦躁，用钢笔手写的收信人地址，不仅将门牌号数59号错写成69号，而且把收信人的名字误写成“庞国文”，故此信件没能一次准投。
该邮递员非常敬业，他发现69号没有人叫庞国文，便挨家挨户地寻找，不料惊动了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地段居委会。先是居民小组长刘xx得知，马上报告给地段主任熊xx。本段居委会人员都知道街口只有一家人姓“庞”，目标便直接缩小到我们家。
我到学校“闹革命”去了，没有机会遇到那位敬业的邮递员。事后听我母亲讲，那天上午十点多钟，由居委会主任熊xx带队，后面跟着治保委员谢xx、居民小组长刘xx等一帮人，浩浩荡荡，带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直奔我家而来，查问这个“庞国文”是谁，与重庆日报是啥关系？
胆小如鼠的母亲见状十分紧张惶恐，虽然直接否认有庞国文此人，但还是直言怀疑是不是对方把“义”写错为“文”了？
一个印有“重庆日报社”的信封为什么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原来这与当时市内轰轰烈烈的文革形势密切相关。
在“造反有理”的当年，不少报纸被人揭发出有“炮打红太阳”的“反革命行为”，诸如透过报纸的正反两面可以看见领袖巨像被长矛直指胸膛，或者下角的大炮口径上角正对着天安门城墙之类。一时间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举国效仿。人们拿起报纸不是首先阅读版面内容，而是将报纸翻来覆去的进行透光检查，希望能找出“惊天大案”来。
重庆也不例外，为了寻找炮轰市委的钢鞭材料，天天有人拿着报纸做文章，终于发现1966年8月26日那天的《重庆日报》通栏标题底纹下，隐藏着许多相似于汉字的花纹斑点，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再经过七拼八凑，连读起来好像是“北京大红尸”几个字，这还了得？
这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红色首都的“反动标语”犹如惊雷在山城炸响，城区大街小巷立即贴满兴师问罪的大字报。当天晚上，在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外地赴渝串连红卫兵的宣传鼓动下，重庆市一万多名大中学生浩浩荡荡杀向解放西路，把重庆日报社围得水泄不通，学生们高呼口号，发表激情演讲，愤怒声讨《重庆日报》的“滔天罪行”。
经当时查证，这块从50年代起就几乎天天套用的装饰性花边模板，是《重庆日报》从《文汇报》购来的，而《文汇报》又是接收日伪报社财产得来的，图案中确实有日本北海道（北）、京都（京）、大阪（大）、江户（江）、神户（户）等许多地名的缩写字体，而头脑发热的造反小将们把“江”字误认为“红”，“户”字误认为“尸”，生拉活扯，牵强附会地拼逗出一条“反动标语”。
但是，重庆日报的解释学生们根本不采信，大家坚持要揪报纸的“黑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二天，又去报社把总编辑袁明阮拉出来戴上高帽子，一路游街押到市委大院，在那里召开了现场批斗大会，要他承认其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并指认出“黑后台”。这个袁总编无论怎样解释，都被学生们斥为“狡辩”，后来干脆一言不发，任学生们挥拳狂呼口号，严厉呵斥责骂，一直折腾到深夜才被释放回单位。
从此，往日庄严神圣的重庆日报威信大跌，更多的人天天拿着放大镜在报纸上寻找“炮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蛛丝马迹。正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重庆日报社用该报的信封给我寄来一封信，自然引起人们高度警惕，制造了一个小小的回信风波。
地段上以熊主任为首的居委会大小干部们，尽管不拿财政拨款的工资，每月仅有5元钱的生活补贴，却比街道办事处的国家干部们还要革命。他们当着母亲的面拆开信封，叫上一名邻居学生，一字不漏的对着围观的街坊和路过的人群宣读信笺上的内容。结果大失所望，仅仅是报社解释我对报社的质疑，没有发现双方有任何“反动言行”，于是悻悻收兵回营，各自归家围着自家灶台做饭，用自家的碗筷消化自己那份口粮。
回信风波给我家造成很大的阴影，老实巴交的母亲从此更加谨小慎微，一再告诫我不要去写什么文字东西，不要去贴老师和市委的大字报，不要跟到那些热衷于闹事的人裹在一起。所以整个文革运动中，我一直“无所作为”，游走于全国声势浩大的“造反”洪流的边缘，也因祸得福在文革后的历次清查活动中得以轻松过关。
那封重庆日报社信封和重庆日报社信笺写的回信，当场由尽职尽责的邮递员认定确实是写给我的，便亲手递交给母亲，以示信件准投程序完毕。
这封信在我箱子里压了20多年，后来箱子里的东西越积越多，搬家清箱时，觉得没有什么用处就扔掉了。如果坚持留到现在，也许可以作为佐证文革初期报纸生存状况的一件小文物了。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庞国义，1948年生，1985年重庆职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为重庆市文史研究会会员，先后在全国各种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章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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