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 忘 的 暑 假
在许许多多的暑假中，最让难忘的是1972年的暑假。那时，我12岁，小学四年级。 在大竹新店公社下乡的三姐春节没回家而在六月底搭车回来了。 没几天三姐又要搭车回农村。临走前一天问我到不到她那里过暑假？ 尽管离期未考试及放暑假还有半个多月。但对从未离开过苦苦的家而换个环境过别样暑假的我来说是特别高兴的事。 于是，下午放学时给老师请了假，又向好同学借了条红领巾，回家带上衣裤，整理好书包，在第二天中午12点多钟，在江北红旗河沟的“川粮”车队基地里与三姐爬上了装满粮食的带拖挂车的货车上。 车上已有几个知青姐姐。车蓬下有限的空间只能让大家或坐或爬。 七月下午的太阳好像将车蓬烤化似的，酷热、烂路的颠簸加之灰尘扑面将我们反复折磨。好在前蓬卷起的，热风能穿车蓬里而过。 看到知姐姐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还能谈笑风生，她们面对困难的勇敢坚韧也给苦难的我作了榜样，也加入到苦中作乐的旅行中。 在烈日下，两百多公里的山路竟走了八个多小时，那渴，那饿，更那胀混在一起，难受极了。在城外三叉口一下车，知青姐姐们不顾一切冲进老包谷林去了…… 第二天，再经班车步行后终于到了生产队。原本不是“红小兵”的我，为了让三姐高兴，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进村。 那时，红领巾才刚恢复佩戴，农村小学当时的红小兵配戴的是胸牌。 一进村便被人围观了，多年不见的红领巾出现在山村里，这本身就是一件大新闻。 好多小朋友投来羡慕的眼光，有的甚至用手来摸。我干脆解下来让小朋友们好好见识见识。就这样，我成了小朋友们偶像，他们叫我“红领巾”，而大人们却叫我“小知青”。 在这四五十天的暑假里，天一亮，小朋友们便聚在家门外等我，听我讲重庆的新闻，与我下河沟里摸鱼，上山捕鸟采山货等。 小朋友们中有一个与我年龄相当而要好的小朋友，叫赵胜云，外号叫“嗝儿”，是个脚有残疾的人。但他也是个娃儿头，走路不行，但爬树行。 三姐的家住在老院子里，院后全是一大片碗口粗的竹林。 “嗝儿”与小伙伴们带我爬竹子林。先前不知其乐趣，爬上竹梢才知道妙趣多多，竹子是密密挨着，在竹梢上行走有腾云驾雾的感觉，如要走快，便身斜竹歪，直到远处另一竹腰上，那种感觉爽极了。 “嗝儿”更是个“竹上飞”，每次不是从下往上爬，而是到悬崖边用竹钩钩竹直至竹梢，他说这样省力更刺激好玩。 不落雨的竹林，便成了我们的天堂，尽量伤痕累累，但我们乐此不疲。 下雨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听我讲重庆的故事，我也听他们乡下的趣事。 他幺爷爷在解放前是一个“棒老二”，是当之无愧的“竹上飞”。官府抓不住他，是他有独门的逃生术。他在竹林里，多处将几棵竹子捆绑在一起后再用绳子拉在地上，只要他跑进预先准备好的地方，抱住竹子便砍断绳索，即马弹射出好几十米远，然后又继续弹射。那时的官后奈何不了他，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丘之貉。到了人民政府时，幺爷爷的那一招不灵了，被乱枪打死在竹林里了。 在那短短的四五十天里，是我苦苦童年里最快乐的时光。“黑崽子”也能戴红领巾，没有歧视，能与小伙伴们自由交往。 我真有点“乐不思蜀”了。好景不长，该回重庆上学了，三姐一直在打听搭车返渝的事。书包里的衣裤随身带着，小伙伴们也做好为我送行的准备。 八月底的一个赶场天的下午，三姐突然拉我到了公社的粮站，将我交给了一个姓张的司机，因为他马上要运粮到重庆。就这样，来不急与小伙伴们告别便匆匆离去。 我一个人又爬在装满粮食的车箱上。车动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望着远方夕阳下的那座山，望着那山下的竹林，仿佛看见“嗝儿”他们在向我招手告别。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作者简介：彭新建，1960年生，初中毕业，就业于重庆四方制造有限公司。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我的我们》及散文、诗词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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