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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克林:​幼儿园往事

幼 儿 园 往 事
 文/冉克林

我与共和国同龄。解放初期,我家住在解放碑帝母亭街,靠一号桥的公路边,出门就正对着从解放碑到一号桥下半城的长下坡公路,当时路上的车和行人都极少。

我们与婆婆(祖母)、姑妈住在一起。在沙坪坝读建筑专科学校的幺舅,假期也常来我家。

婆婆每次去解放碑,都要给我带冠生园的点心。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太阳天,我坐在家门口,看到对面直下坡路上,婆婆身穿藏青色府绸衫,手拿一个蛋卷冰淇淋,从解放碑方向快步走回来,当冰淇淋蛋卷筒递到我的手上时,融化的冰淇淋从蛋卷尖上漏了出来……。尽管当时我只有2岁多,但婆婆手拿冰淇淋、快步回家的画面,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清晰如昨。

1990年代的一号桥(网络图片)


还记得有一天,2岁的我独自走上公路对面的一号桥边,发现透过桥边的石栏杆孔洞,可以看到下面嘉陵江边的船。我就把头从孔洞伸出去看。
只见江边停靠着许多大小木船,有人从船上抬起东西,走过狭长的跳板抬上岸;江面上高高扬起白帆的木船,在远处的江面航行。这是我以前重未见过的风景。
当我看够了,准备把头退回来时,发现头被石栏杆孔洞卡住了,反复试了几次,头就是退不出来,急得我哇哇大哭。幸好,这时幺舅出来找我,发现我在桥上,他好不容易帮我把头从栏杆孔洞中退出来,我双耳都被擦挂出了血。
1952年左右,有财会专业学历的母亲,同时考取了银行和工厂的会计岗位,考虑到工厂的福利待遇要好些,她选择了进嘉陵江对岸的重庆第三钢铁厂。
解放初期的三钢厂叫“104厂”,属中央直管企业,以国家星期一为厂星期天,主要从事科研任务。例如:炼好一炉钢,先要浇铸成钢锭,再加热轧制成材;现在的“连浇连轧工艺”,是让炼好的钢水直接进入轧制工序,轧制成钢材,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这一工艺,就是在三钢厂研制试验成功的。还有,当年国内所有的火车铁轨垫板,也是由三钢厂生产的。
1950年,重庆钢铁公司(简称重钢)生产出了国内第一根钢轨,三钢厂生产出了钢轨的垫板,为成渝铁路建设立了头功。1952年,建国后国内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建成通车。
三钢厂作为中央直管企业,参加了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预备会,由厂长带队去北京,我妈妈是三名成员之一。当时成渝铁路虽已通车,但成都到宝鸡只有坐大卡车,还要自带棉被在车上睡觉,到宝鸡后再乘火车去北京。参会之余,妈妈去了颐和园,还在昆明湖畔拍了照片。
那时的三钢厂,职工福利待遇好,职工子女上幼儿园和小学全都免费。1950年代建设的职工医院和礼堂,是按照苏联提供的格式修建。医院是新建的两栋两层青砖楼,门诊部在礼堂的马路对面,住院部在其后面的山坡上,门诊部和住院部之间的斜坡是花园。礼堂可容纳上千的职工开大会,平时既可放电影又可演戏。电影放映机也是从苏联进口的大放映机。

 

作者上幼儿园时照

我3岁时全托进了刚成立的幼儿园,成为三钢厂幼儿园收入的第一期幼儿。周一,父亲一大早就送我们到七星岗汽车站,乘车到牛角沱,下到嘉陵江边坐轮渡,到江北的三钢厂幼儿园;周六下午,母亲下班后来接我回到渝中区的家。

三钢幼儿园最初是在观音桥,原江北区公安分局附近。刚开园时只有一个班,照顾我们的是幼师毕业的毛阿姨,她后来成为幼儿园的园长直至退休。

幼儿园每人一张带围栏的小床。我刚进园时,每到晚上就很不习惯,焦躁不安,会哭闹。毛阿姨就来坐在旁边安慰我,我抓住她的衣襟才慢慢入睡。由于白天玩得尽兴,连做梦也在玩。记得有一次,到河边耍,不慎滑倒水中,打湿了衣服,正要哭时就醒了,发现是自己尿床了。

晚饭后,我们在外面玩耍。有时候,穿着夹克衫的炊事员廖伯伯(他后来的女儿是我妹妹的中学同学),会来逗我们,他会挨个摸我们的肚皮,说:这里是豆腐,这里是肉圆子,这是萝卜干,还有面条……逗得大家很开心。

到幼儿园不久,我就患了痢疾,腹泻不止,被送到三钢厂医院住院。在住院部二楼,一间有四五个床位的大病房,我一人住,也没有父母陪伴。住院期间,由医生和护士照顾,是否打针、输液我已全无印象。医院整天都很安静,也没见到其他病人。印象很深的是,在我床边的床头柜上,有一个小铃铛,当需要帮助时就摇铃。每当我要小便,一摇铃铛,护士马上就过来帮助我。几天后,当我出院穿上鞋子的时候,感到走路都很吃力。

那时,幼儿园周边全是农田,天气好的时候,老师会带我们出去转田坎,也算小春游。一次,在外出春游时,我与张人重同学(后来又是初中和高中的同班同学)觉得没趣,就先往回走。当快到幼儿园的门口时,看到田坎下的水田里,有一个农村小孩,背了一个笆篓,在水田里摸鱼。我俩站在高高的田坎上看,觉得很新奇。一会儿,就不约而同地用小便去淋他。那个小孩很生气,马上往田坎上爬,准备上来打我们。见状,我俩拔腿就跑回了幼儿园内。

回到幼儿园,看到操场上运来了一排新到的玩具,有两人座的摇摇船,单人骑的木马、木狮。我和张人重就一人骑上一个大木马,前后摇得很高,幅度很大,很开心。

过了一会儿,其他小朋友回到了幼儿园,走在前面的同学骑上了几个剩下的玩具,多数小朋友只有羡慕地站在周围看。

过了几天,又在操场上立了一个高大的梭梭板(滑梯),要爬上好几步梯子,再滑到地面。记得有一次,我不知怎么从梭梭板上跌落下来,满脸是血,吓得大哭。老师立即把我抱到医务室去。还好,只是眼角碰破了一条口,至今仍留有一道疤痕。

进入幼儿园中班以后,我就没有住校了。每天放学后,就与同学一道离开幼儿园,各自回家。那时也没有一个家长来接,也不担心小孩会被拐。

解放初期,三钢厂的大门都是由解放军站岗,人们进入需出示工作证。我穿着印有“三钢幼儿园”字样的服装,直接跑进厂里,解放军叔叔不会拦我。进入厂区,旁边有很大一片平地,中央有一座平房,内有好几个房间和一个厨房,这是赵厂长的住家。赵厂长的儿子赵宁与我同班。他家房子外面的平地上,有一个很大的沙堆,每天放学后,我就和赵宁一道,先回到他家,然后就去屋外的沙堆里挖沟、修筑围墙、玩打仗游戏,玩得十分尽兴。直到我妈妈下班了,来接我回到她的宿舍。

这种好时光没过多久,我们就分到了住房。是位于三钢厂家属区边缘、靠近华新街的职工简易住房,在后来建的三钢游泳池旁边。我们家一直在这里住到我去沙坪坝读高中、下农村、参加工作之后。

在三年困难时期,生活十分艰难,不仅饭吃不饱,肉要一月才能吃上一次。那时,三钢幼儿园已搬到三钢家属区的中心地段——适中村。作为职工幼儿园,生活物资供应都有保证,幼儿们的中餐、晚餐,天天都有肉。这时,我的弟弟上了幼儿园,我已在三钢子弟小学读三年级了。

一天,弟弟对我说,班上有几个同学经常欺负他。

第二天放学后,我就去到幼儿园,找到我弟弟,叫他把平时欺负他的同学叫过来。当那三个同学走到我面前,看见我这个高出他们一个头的大哥哥时,不禁面面相觑。我指着我弟弟对他们说:这是我的弟弟,今后不准你们再欺负他,不然我会对你们不客气。只见他们连忙频频点头。

从那天起,这三个同学成了我弟弟的好朋友,对他很友好。一天,弟弟放学回家,把我叫到墙角,说,吃饭时,那三个同学都要主动夹肉给他;几天后他也吃不完,就偷偷地把瘦肉带回来了。他从袖笼里拿出一条条瘦肉,尽管带有些砂粒,我俩还是嚼得津津有味。

 

作者的儿子上幼儿园时照

1980年代初,我的孩子也上了三钢幼儿园。弟弟当年的小学同学,现已是该幼儿园的园长。那时,我工作的单位和宿舍,就在观音桥原江北区公安分局的后面,离三钢幼儿园不远。每天早上,我送儿子到幼儿园后,再赶到公司上班。

为了赶时间,每天早上,我都把儿子放到肩上,快步送他去幼儿园。在那食物还不丰富的年代,小孩子大都不胖,我儿子却长得胖胖的,圆圆的脸很逗人喜爱;加上性情随和,在幼儿园上课很活跃,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在班上,有一位很结实的小个子男孩,精力充沛,好动,也爱欺负同学。我儿子虽然个子比他高、比他胖,却经常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班上的老师也提醒过我们。开始,我们没在意。当次数多了,特别是有时儿子脸上还有伤痕时,才了解到,这个小孩是厂团委书记的侄儿,老师也不好多管。

有一天上学前,我教了儿子一个简单的摔跤动作,并嘱咐他说,当有同学再打你时,你就按我教的这么做。

第二天一早,我送儿子走到幼儿园大门时,遇见了周园长,她是我弟弟小学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以前的近邻。她见到我就说:“你们可可昨天把XX摔在地上,弄哭了。老师找他谈话,问他:是哪个教你的?他说是他爸爸。”周园长接着又对我说:“你要告诉他爸爸……”

我听了,只有嗯嗯地点头。事后我也没有问儿子,是被欺负时还的手,还是……。

反正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听老师说哪个小孩欺负我儿子了。

2021年2月6日


作者近照及简介:
冉克林,出生于1949年。重庆一中老三届高68级学子,1969年3月到巴县陈家桥公社插队落户。1971年进重庆天然气化工研究所工作,1974年在重庆化肥矿山工业公司,高级经济师,从事行业管理。2006年在重庆乘风航空票务服务有限公司。2017年辞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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