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裕炯
4月1日愚人节源于西方，是非官方认可的民间节日。这天，人们约定俗成，乐意放松心情，善意开玩笑捉弄他人。52年前的这天，我对“愚人节”一无所知，一不留神成了戴红花的插队知青。
那天，有客人来到我打工单位办公室，他叫张仁太，来自我下乡7年的小山村。我曾经是一位诗歌爱好者，他的到来，让我想起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诗教的情景。
我于1951年冬出生于巫山县水口场镇，是“老三届”初68级学生。1969年4月1日上午，下田公社的领导在水口粮站坝子召开大会，欢送水口场镇15名知青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5名知青中，高中文化2人，初中文化9人，小学文化4人。
我们是一群“土知青”，全下乡到本公社生产队。所谓土知青，是指县内安置的本县非农业人口户籍的知青，它有别于重庆、万县等大中城市下乡到专县农村的知青。土知青一般由自己投亲靠友分散安置，政府按有关规定发放一点安置费，由自己解决住房问题。
我和翁泽虎、王会林、杨仕海下乡到下田公社水口一队。
水口位于长江支流大宁河中游，是一个仅有百多户人家的小集镇，她依山面水，位于大宁河与无名小河交汇的岸边。下乡的地点与水口场镇仅隔一条小河，我们在水口一队劳动，吃住在水口场镇老家。
在农村劳动按工分计算报酬。我们最初劳动一天计8分，后来计9分，1971年，开始按整劳力计分，每天10分。有时做包工活路，一天可得10多分。以当时人民币计算，一个劳动日10分工分，约有1角5分钱价值。我下乡7年，最差的年头10分工分不值1毛钱，最好的年头值2毛多。按工分分配粮食，年终分红，除春节外，我几乎天天劳动，每年挣4000多分，一年到头除分得400多斤粮食外，年终可分几元或10多元现金。
我们4人，数我身体最弱，劳力最差，1米7高，体重不足100斤。经过几年锻炼，我能穿短裤光着身子顶着烈日在田间劳动，能穿草鞋肩挑80多斤一天走80多里山路。那年为水口粮站彻堡坎，我与3位青壮农民抬一块石头过磅有1300多斤，人均负重300多斤。
我默默劳动，不爱说话，有时间爱看看书，如实在憋得慌，就在没有人的河边吼吼歌。王会林为人诚实，做活从不偷懒。翁泽虎性格直爽，看不惯就要发表意见，不管起不起作用，有理不让人。杨仕海比较暴躁，动不动用拳头说话，和社员打过几次架。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们相约上“灯盏窝”（地名）砍渣滓（用于烧火土的柴禾），那儿是水口3队的地盘，守山人发现要收缴柴禾，杨仕海怒吼着用石头开打，吓得两位守山人落荒而逃。
一天，我们四位知青同社员一同挖山田，一位名叫张祖芬的老农民开口便道：
髽，音抓，二声，指梳在头顶两旁的发髻。老髽髽系巫山方言，指老实本分。老张识字不多，仅上过两年私塾，他会说顺口溜。这顺口溜堪称最接地气的原生态咏物诗，除去姓名，仅用12字就准确生动地描述了四位知青基本特点，着实令人称奇。
据有关专家考证，在文字还没形成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生活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将其编成顺口短语。文字产生以后，就编成顺口韵文。顺口韵文就是顺口溜，可以说诗歌起源于顺口溜。人们最早把一切文字的记载叫“志”。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诗”与“志”原是同一个字，“志”上从“士”，下从“心”，表示停止在心上，实际就是记忆。志就是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我想，老农民会作顺口溜，这大抵与黄土地充满诗歌元素分不开。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脚下的黄土地充满诗歌元素，曾产生过《诗经》和唐诗宋词。在我接受再教育的小山村，婚丧嫁娶、起房造屋、栽秧割谷等日常生活，几乎都有诗可咏有歌可唱。
一位贫下中农教导我们：“人一辈子为么哩嘛，还不是为两巴。嘿嘿，连两巴都不晓得，亏得还是知识青年，两巴就是嘴巴、鸡巴。”
这说法虽粗俗，却与2000多年前孟夫子的经典名言“食色，性也”一脉相承，有异曲同工之妙。千百年来，靠土刨食的人们为“两巴”终身劳苦，由此产生的众多笑话、山歌对初学写诗的知青受益匪浅。
提出“两巴”论的社员叫张仁悌，他祖上几代都是贫下中农，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期间，逃荒湖北娶妻生子，于1970年返迁水口一队老家。他身体瘦弱，出工不出力，因见多识广，头上有个哥哥，被人们称为“二老爷”。每当“吃烟”（劳动两三小时后集体休息10多分钟）时，他裹上一支叶子烟装进铜烟袋，用火镰打火点上，巴嗒几口直流清口水便来劲了，于是讲讲笑话或吼吼山歌，赢得众人喝彩。
不吃饭难以活命，不交合面临绝种，“两巴”相比，谁最为重？当然，“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他讲的一个故事虽然荒唐可笑，却足以证明伟人名言千真万确。
一个小伙子结婚后喜欢那一口，早睡晚起，干活路没精打彩。他老头儿一气之下把小俩口锁在屋里，说不吃饭看你能坚持几天。两天过去了，当妈的怕饿坏儿子、儿媳，偷偷准备了一点炒面。第三天清晨敲窗叫儿：“炒面、炒面。”儿子说：“妈呀，强（音抢）面（勉强的意思），强面我都奈不活哒。”他一首“穿号子”山歌，曾引起知青思想共鸣：
包谷成熟期间，为防止土猪子和贼人夺取劳动成果，队上安排人夜宿野外值守。记得一个晚上，我和张维德、龚正平负责守小河边一大片包谷林，坐在草垫竹席铺上，我请他们唱山歌。龚正平是个毛头小伙，他劲昂昂地唱了首五句子歌：
张维德20多岁了，已到谈婚论嫁年龄，他唱了《十杯酒》，歌声如泣如诉，讲述了明天将成为别人新娘的小情妹与她相爱的情哥哥饮酒话别。歌者嗓音不好，却唱得十分动人，月光下可见眼里闪着泪光。我知道他与同住农家小院的一位女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同上学，同劳动，彼此相好。终因家境不好，女孩成了别人的新娘。
真没有想到，小山村充满诗歌氛围。因为有了诗歌，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苦并有滋有味活着。
我曾参与张维桃家土起瓦盖房屋建设，上梁时土匠师傅杀鸡祭梁，口中念念有词，念的是通俗易懂的赞梁诗。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对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张维德结婚我参与闹房，居然即兴说了个四言八句。
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同张仁万守保管室，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他喜欢上了她。他是回乡知青，上过初中，根红苗正且劳动优秀。她家住水口场镇，下乡水口一队，眉清目秀且人品不错。为此，我曾写过一首七言诗。后来，她参加工作成为一名法官夫人。
1973年除夕前几天，我步行120里山路，来到巫山县城幺孃家，歇了一晚上，雪花纷飞，次日清晨我急着要回水口。幺孃一家人要留我在县城过年，我执意要走，幺孃煮了碗鸡蛋挂面，临行又给了我三元钱。
本来，父亲是要我来巫山找幺孃家借点钱买过年货的，我实在开不了口。幺孃家住北门坡57号，上有老下有下，一家八口仅靠幺姑父教书一点微薄工资维持生计，自家解决温饱都成问题。
雪越下越大，走旱路大雪封山难行走，只好改走水路了。走水路得步行几里去罗门峡口乘宁河木船去水口。
与我相比，父亲算是老知青，同是取消非农业户口，我们称“下乡”，他们称“下放”。1959年开始饿饭，为减少城镇人口供应粮食，政府开始将不少非农业人口下放农村。当年水口场镇约三分之一人口下放农村。
我家6人，祖母、父母及我们三兄弟，父母下放农村。隔壁邻居罗开文一家6人，祖父母、母亲及三兄弟，三兄弟下放农村。下放农村没有安置费，也不要求去农村劳动，只是开会宣布一下取消非农业户口了事。那年头饿死了不少人，县境发生多起狼吃人、人吃人事件。取消非农业户口，让住街的人无法获取一点供应粮，后果严重。
我当时八九岁，亲眼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水口小学操场捡起一节粪便吃下；亲眼看到寄居大昌东坝外婆家的弟弟在水塘边抓到一只小青蛙活吞下。而罗开文的祖父母、母亲相继被饥饿夺去生命后，他与二弟逃荒湖北，幺兄弟走不动，被孤儿院收养。历史的车轮行至1970年代，不少人勤俭持家，仍难填饱肚子。
我在农村是整劳力，样样活都能干，我父亲在水口街上刻章理发，多少有一点收入，缘何父子连一点过年货都无钱购买？实在想不通且羞愧难言。
我劳动表现不错，又爱学习，招工、参军与我无缘。一同下乡的知青，有的参军、有的当工人、有的推荐读书去了。我试着写过一些“新诗”，其中有《青春中的苦闷》寄给县宣传部，引起一点反响，有关情况反馈到下田公社，我居然被推荐参加工农兵学员大学招生考试。考得较好，但终因出身问题被拒之大学门外。原来，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有关管杀的，政审过不了关。虽然祖父被处决时我还没出生，但谁让你出生在这个家庭呢？
大雪纷飞，四山皆白，为了能乘上船，匆匆赶路。不意肚子疼痛，得方便一下。蹲下思索，有了写诗的感觉。方便完毕，身上只有一张白纸，哪里舍得使用，只好就地取材，以石片、野草应付。立起身来，触景生情，感慨万千，掏出纸笔，匆匆记下：
赶至罗门峡口，已无客船，只有一条下田公社的货船，我愿意帮忙拉船，免去船费。雪花飘飞，船家让我穿上草鞋，赤裸下身下河拉纤。初时冷得上牙巴直叩下牙巴，不一会儿浑身发热。我脚蹬石头匍匐前行，上气不接下气地吼着“红军不怕远征难”歌曲，别人以为我神经有问题，自我感觉良好。当晚夜宿双龙，次日傍晚拉纤至水口。
又是一年春草绿，直到1975年10月，为大规模解决知青问题，全县招收318名（俗称“318”）工人，我有幸离开生产队，成为一名供销职工。
2002年10月，因所在单位破产解体，我来到县城打工。
9月19日，我应邀去重庆市化龙桥文化中心参加获奖诗词颁奖会。没有想到，我的《国风》在2015年重庆市“诗词飞扬党旗飘”征诗活动中获一等奖。这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市诗词学会、市楹联学会、华龙网承办。
全面免除农业税，全民解决温饱，这执政党了不起的业绩必将载入史册。《国风》通过农民种田不纳税愉快劳作场面，再现了“帝尧之世，击壤而歌"的盛世风貌。《国风》如下：
这是我至今唯一献给党的颂诗。诗贵有感而发，我的做人原则是宁可沉默，不说违心的话。《国风》并非空穴来风，她源自社情民意。共产党执政57年，于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不少农民发自内心赞扬党的政策。种田不纳税，还有补助，只要人不懒，种的粮食吃不完。
我的一位叔丈人73岁了，还劲昂昂地种地、放羊，编歌歌唱党的好政策。由此想起"帝尧之世，击壤而歌"的太平盛世。孔子称六十为“耳顺”，党执政57年堪称“耳顺”，“耳顺”也可表示党现在能听不同的声音。什么风可以让诗词飞扬党旗飘，我想，这风应是源自《诗经》的《国风》。
自《诗经》及其《国风》诞生两千多年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及伟人毛泽东，都没有完全解决大众吃饭问题。直到本世纪初，共产党基本解决全民温饱，这不争的事实有口皆碑，必将名垂青史。
不必讳言，我的《国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反映的社会状态并不全是事实。当下农村，对党的政策感恩戴德，愉快劳作的绝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人，而大多数年青人外出打工，不少土地无人耕种，长满野草。如果去年张仁太找到我，我或许写不出《国风》。
张仁太来自我下乡7年的生产队，他今年60岁，父子二人。我下乡的生产队属三峡工程四期蓄水淹没区，大多数农户已外迁本市铜梁县，只有少数农民就地后靠安置。他上半年打电话给我，说他老婆长期生病，这些年打工的一点钱全部塞了药罐罐，今年住院还找人借了钱的。他的老婆原先吃低保，后来因他同村干部发生纠纷被取消了，他想请我帮忙恢复他老婆的低保并解决一点困难补助。
我只是个打工佬，有什么能力帮他？只好劝他同村上搞好关系，争取慢慢解决有关问题。后来听说，他的老婆跳楼自杀，我心里一惊，五味杂陈。几天前，他来到我打工单位办公室，说蓄水后好田都淹没了，种一点田，野牲口多，讨不到收，只够糊口食。他老婆怕拖累他俩爷子，各人走了。他常常头皮发麻，脑壳发晕，腰酸背痛，四肢无力，去县医院检查有脑梗病，没钱住院只拿了点药。他现在奈不何干重活，不想拖累娃儿，希望我能帮他吃上低保。他说娃儿今年24岁了，没有文化，在外打工只够自己花。他们现在连住房都没有，还是租的别人的房子，没有条件说儿媳妇。
中午我请他吃饭，他先吞了一把药才动筷子。听了他的讲述，我头皮发麻，帮他吧，没有能力；不帮他吧，如他家再次发生悲剧咋办？我打电话找来两位居住县城的水口老友，他们愿意协调当事人同村上的关系。我思考再三，决定厚起脸皮给曾在我打工单位任职、现为求助者所在乡镇的某镇长写封求助信，有无效果难说。
求助信内容如下：
某镇长：您好！我原先下乡的水口一队（现为水口村四组）有一位村民叫张仁太，家庭十分困难。他的妻子王由珍今年八月因病无钱治疗，跳楼自杀。他本人已年满六十，体弱多病，不能干重活，难以养活自己。他只有一个儿子，现在外打工，仅能糊个口食。他们家属就地后靠安置移民，原住房垮塌无力重建，现租住别家。请您根据实际情况按有关政策能让他本人吃上低保，并能给予一定困难补助。
谢谢！
裕炯拜托
2016年12月9日
往事如烟，人生不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想我水口场镇一同下乡的15位土知青，虽然后来14位安排了工作，但其中10位经历了破产下岗，而今已有4位因病离开人世。我们知青家庭生活虽然清苦，但与大多数乡亲相比，日子还稍微过得好一些。想想我水口这位乡亲吧，他同大多数人一样，属于社会低层小老百姓。
他对生活的认知不过是“生下来，活下去”。他对生活目标的追求仍局限于“两巴”。现在，只要人勤快，不生大病，嘴巴问题算是解决了。而对另一巴，因为穷，他不奢望提高生活质量，找个老伴共度余生。只希望儿子经过几年努力，建两间房，娶个媳妇，能延续香火。他说老婆就是没看到儿子娶媳妇死不闭眼。
阿弥陀佛！
愿乡亲们健康生存，祝乡亲们后代发财兴旺！
附录：
一、水口场镇知青
水口场镇首批下乡15名知青，均落户下田公社所属生产队。分别是：陈学莲、龚正萍（高中），陈学芝、翁泽虎、毛合清、陈继华、陈继富、王会林、方裕炯、龚正英、叶祖秀（初中），龚正惠、夏忠恕、梁裕太、杨世海（小学）。
回城后就业：陈学莲、龚正萍教师；陈继华人事局干部，陈继富医生；王会林机械厂工人，龚正英丝厂工人；毛合清食品站职工，陈学芝、方裕炯、叶祖秀供销社职工；夏忠恕、梁裕太、杨世海搬运社工人。龚正惠未安置。除陈学莲、龚正萍、陈继华、陈继富外，其余已安置知青均经历破产下岗。
15名知青尚健在11人，龚正惠、叶祖秀、龚正萍、杨世海已相继因病去世。
二、 巫山县知青
据巫山县政协委员会2007年5月编印的《巫山文史资料》载：巫山共接纳知青4365名（1964年接纳413名），其中重庆市1735名、万县市493名、巫山县2137名。
截至1981年底，巫山安置知青1704人，外地（渡口、阿坝、凉山、甘孜）招工安置知青1408人；285名知青参军，636名知青考入大中专学校（高校96人、中等专业学校540人）。县内外安置插队落户巫山知青3112人，安置率占71%；另加参军、考入大中专学生921人，共计4033人，安置就业率达92%。
三、重庆市知青
据《重庆知青简史》（贺岩策划、曾义生主编）载：根据《四川知青史》的资料统计，重庆地区1969年至1978年下乡知青总人数为592,151人，其中重庆市区426,216人，江津地区84,774人，涪陵地区34,121人，万县地区47,040人。另加1964年至1965年重庆上乡下乡知青两万余名，重庆市（含直辖后各区县）总计上山下乡知青62万余人，其中重庆市区近45万人。
2016年12月17日于巫山县移民局初稿
2020年3月18日于重庆广厦城修改并加“篇前语”及文末“附录”
作者近照及简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