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凡义：荒山野窑年夜饭

 

        荒 山 野 窑 年 夜 饭

               文/曾凡义

1976年元月的一天，也就是农历甲寅年除夕，我们生产队七、八个从水库上偷跑回来想过年的人被赶出家门，含着眼泪在荒山野窑里吃了一顿年夜饭。

事情是这样的。这年冬天，全区劳力集中修鸡公塔水库，工地上阶级斗争抓的很紧，每天都有批斗的、游坝的。由于民工对这种作法已经腻味到极点，根本就调动不了积极性，大坝的进度依然像乌龟在爬行。

进入腊月后，工程指挥部突然提出了“战地过春节”的口号，又搞的人心惶惶。工地上贴满了《坚决破除过年的旧习俗》、《评“叫花子也有三天年”》的“小评论”，高音喇叭也整天叫唤。民工们心里犯嘀咕了，往年提的是“过革命化春节”，腊月三十收工，正月初三开工，还可以休息两、三天，今年怎么越来越邪乎了？

果然不出所料，一进腊月二十五，层层召开动员会，提出“腊月三十不下马，正月初一就开工”，不准任何人请假，米和菜由后方收了送上工地。大伙儿一下子全蔫了，一年上头伸长脖子盼望的三天年被惨无人道地剥夺了，敢怒不敢言，只得以消极怠工来对抗。

出乎干部意料 的是，腊月二十九早晨，工地上竟没有一个人。民工们像串通好了似的，不约而同地于半夜趁干部酣睡之际，几千人悄没声息地溜走了。等干部起来催工，只剩下几个不敢跑的“四类分子”。工地上炸开了锅，大干部骂小干部，勒令火速将逃跑的民工追回来。

我们刚刚跨进家门，就听见家里的有线广播匣子里正在播送公社革委会发布的“紧急通告”，命令各大队干部和基干民兵立即将前方偷跑回来的民工全部押回工地，不服从者就捆上工地。我们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这天晚上还没有动静。

第二天腊月三十，大清早，我正准备开大门，就听见隔壁“日弄鬼”牯牛家人欢马叫了。我索性暂不开门，侦察一下情况。“张书记，”是“日弄鬼”的声音，“您怎么提前给我们拜跑年来了？”“少废话！各人放聪明点，”张书记严肃而干脆的腔调打断了他的话，“你给我马上到工地去，不要搞的不好看。”我从窗户往外一瞅，张书记后面还跟着几个拿枪的民兵，铁青着脸，像腊月三十贴的门神。

还有一溜我们的“逃犯”同伙，都提着大包小包坐在我门前的乌桕树下，连一贯调皮捣蛋的知青柳超也来了，像刁德一似的叼着一根烟正在吞云吐雾。看样子我是最后一个了，要跟上革命形势，不要惹是生非。于是，妻子给我装了一点过年的熟菜，拉开大门悄悄地融进了这支将押回工地的队伍。

张书记清点了一下人数，说：“到齐了，快点走，前方催的很紧。”一长溜人马上路了，我们在前，书记和民兵在后，就像董超、薛霸押着林教头向“沧州”进发了。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突然柳超手舞足蹈像表演样板戏似的大声吟诵屈原的诗句。”柳超，你在叫什么？”革命警惕性一向很高的张书记质问这个平时总爱奇谈怪论的知青。“怎么？毛主席诗词也不能读吗？”柳超反问道。“我怎么没听见过？”“你没有听见过的多得很呢！咚——咚——呛！”柳超一步三晃继续表演。

“这是毛主席诗词吗？”张书记转过脸问我这个教了几天民办的“老师”，我说：“是毛主席诗词。现在最新最高指示天天有，我们是在水库上听到的。”“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嘛，”我想了一下，“说的是只要长期地奋斗不息，多么艰巨的困难也可以战胜。我也不是太懂，反正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意思差不多。”“啊，这还差不多。”张书记不再追究了。

这支队伍磨磨蹭蹭地走出村口，上了大路。这时，牯牛嬉皮笑脸地说：“张书记，你老人家就别给我们当保镖了，兔子的窝都戳了，我们还能跑到哪里去？”张书记说：“谅你也不敢！”就和那些拿枪的民兵回头去催其他队的人了。

工地离家约30里，我们蔫头耷脑地走着，有的怨天尤人，有的骂骂咧咧，比“苏三离了洪洞县”的金莲碎步还慢。在昏沉沉的太阳挨着山尖时，我们爬上了一座光秃秃的荒山，看见一个熄火多年的土窑。这时刮起了刺骨的北风，又是那个“日弄鬼”说：“到土窑里去歇一会吧。”

土窑里确乎很暖和，我们还找到了几捆稻草，躺在软乎乎的稻草上发泄心中的不满。有的说“今天偏不到工地上去，看你到哪里去找我们？”

天渐渐黑了，有人提议就在这里吃年饭吧。大伙将各人带的酒、菜凑到一起，不知是谁还点燃了一只蜡烛。在昏暗的烛光摇曳中，大伙开始借酒浇愁……知识青年柳超感叹地说：“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在荒郊野外吃这么浪漫的年饭。”

“你们是第一次，我有福气比你们多一次。”大家把目光立即转向50来岁的华山伯，“日弄鬼”说：“难道还有哪个朝代有这种稀奇事？”华山伯说，那是1939年，腊月三十，家家户户蒸的蒸煮的煮正准备吃年饭，突然噼里啪啦枪声大作，日本鬼子来了。人们立即包了一点菜就往山里跑。我们躲进一个山洞里，也是像今天这样的鬼天气，大伙围着蜡烛吃了一顿咽不下去的年饭。“他妈的，”“日弄鬼”气愤地说：“如今的干部比日本鬼子也强不了多少！”

酒足饭饱后，大伙像猪一样拱进稻草里，一觉睡到大天亮。

正月初一中午时分，我们终于捱到了工地。奇怪的是工地上空荡荡的，只有上千部板车十分整齐地排列在大坝上，像一排排准备射击的大炮，那翘起的车把手好似愤怒的炮筒指向灰蒙蒙的天空。

来到驻地，才知道今天开张不利，工地上出事了。早晨，当人们在干部的督促下怨气冲天地拉土时，相邻大队的一个叫黑哥的下陡坡时被迎面而来的板车撞伤了，顿时几百人一下子围拢来看热闹。不知是谁打了一个“号子”，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吆喝”，几千人像炸开了的马蜂窝，一哄而散了。这时候，干部们还比较识相，没有制止，实际上也制止不了。当人们将压抑已久的怨恨突然爆发出来的时候，其威力是不可阻挡的。

下午，到指挥部参加紧急会议的干部回来了，态度似乎变好了一些，对我们迟到的也没有追究，对从工地上哄散回来的也未作批评，想必他们也知道“众怒难犯”、“法不责众”的道理。晚上召开民工会，竟和颜悦色地说起了好话，可能他们是贯彻上级“疏导”的精神，不知是哪个高人想出了这个“高招”,否则，农村干部没有这样的水平。

三天后，工地才走上正轨。

     

 

作者简介：曾凡义，1946年生，湖北荆门市党史办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