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荣 :上世纪的劳动生产竞赛

  上世纪的劳动生产竞赛

                   文/王小荣  

 

劳动竞赛是那个大搞工农业生产年代中的一大特色。全县各公社、各大队都有自己的“突击队”，比勤出工、早出工，比质量、比工率，大搞各类劳动竞赛。这类劳动竞赛，可以说是涉及到生产、生活、学习、教育等各个方面。

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解决吃饭问题，1957年南溪县委提出了“向长江要粮”的口号。南溪一中师生参加了长江滨江防洪堤修建工程，开了4公尺宽的小运河，运石7000方，还组织了突击队，每人每天运石1－4方，被县上评为滨江防洪工程模范单位，获得了奖旗和奖状，有师生7人被评为劳动模范。

1959年南溪县委提出实现“田园化”的口号。当年的12月，南溪一中响应县委号召，组织全校师生“大战牛尾坡”，开荒山30亩，还利用挖出来的各类杂草，“积造了肥山两座” 约400万斤，利用各种树叶“制造肥地”6块约20亩。并按县委的规划新种植、移栽了广柑、柠檬、柑子等果树5000株，新种植柏树10000株、桉树8000株、香蕉200株。还抢栽了大窝油菜4000堆（窝），修了800公尺的横山路。这些各类果树和其它树木，随着时间的前进，到今天已经是影子全无了。

据当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参加县上各类支援农业生产、基础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上，1958年至1960年中，南溪一中师生为宜宾各厂矿的修建单位运送砖瓦45万担、运河沙393000斤、煤110万斤，为粮食部门运送粮食14.5万斤，“有力支援了南溪的地方建设”。同时，大力完成了县委中心工作宣传任务。如1957年的“扫盲”运动中，组织师生参加仙临乡的扫盲运动，12天的扫盲工作取得了成绩，有“87%的青壮年取掉文盲的帽子”，仙临乡变成了“无文盲乡”。

1958年春节前，组织师生深入到农村院坝头，通过话剧、快板、相声形式宣传县委号召的“普种双季稻”、“推广分田扎涵育秧”的先进技术，结果“使农民打破了常规，春节过了初一就出工平整秧田”了。在1958年的“大战钢铁”中，修建了“高炉2个、炼钢炉10个、烧结铁炉30个、小高炉4个、杠炭窑3个，采了铁矿200万斤，炼铁1600斤、炼钢330斤”。运动中还利用所学的知识，自制滑轮运送矿石上高炉，创造了“24小时烧出一窑杠炭”的纪录，打破了要3天才出一窑杠炭的记录。在“大战钢铁”运动中，获得了县上的红旗，评出师生模范30多人。

学校还利用自己的农场，做了不少“科学实验”，如搞“月光花与红茹嫁接”、“茄子与蕃茄嫁接”、“南瓜与冬瓜嫁接”。还搞了“小麦和油菜丰产试验”，使“油菜亩产达到620斤”、“蕃茄亩产2376斤”。还搞了“间种”、“套种”、“密种”等，这就“充分利用了土地，增加了产量”。

1958年大跃进中，文化创作也来了一次竞赛式的“大跃进”。当时在“大炼钢铁运动”和“大闹四红”中，南溪一中师生形成一场运动式的“群众性创作高潮”。那时称为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群众也是文化创作者”。在这场文学创作高潮中，南溪一中师生就写出“高质量的电影文学剧本2个、诗歌20000首、曲艺8个、川剧6个、相声10个、歌剧15个、话剧30个”。其中，高59级学生王开达一个人就写出了一本长剧本。

这些作品“都是紧紧结合了当前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卫生事业的实际，反映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教育革命”，“歌颂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大跃进、人民公社好、教育方针好及群众运动好”。因为取得的成绩突出，获得了专区、县上奖励的红旗两面，被评为专区文化先进单位。

在1960年2月5日召开的南溪县1959年度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文教卫生、民兵、司法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县委书记梁东来在报告中说，我县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执行“以粮为钢、全面发展”、“保证了钢铁元帅升账”，1959年各方面都取得了成绩。说去年我县遭受了多年没有的旱灾，“从春播到秋收，旱象频现发展，延续80多天。

春初，一部分田缺水影响了早稻计划不能实现”。这时，“人民公社调动了千军万马，日经继夜地抗旱抢栽，完成了任务。中稻栽插期间，全县有4万亩田因断水不能栽插，人民公社发挥大协作，出动了5000多架水车，披星戴月，昼夜不停提水灌田抢栽，战胜了天灾，完成了9万亩中稻计划”。

报告中还说，各级党委书记亲自深入第一线，“参加生产，指导生产；抓典型，树标兵，贯彻抓两头带中间，以点带面”，大搞“指挥田、试验田”，并且“以书记指挥田为核心，开展10万亩高产竞赛运动”，有力地推进了农业生产。

这些书记搞的“指挥田”及试验性的“高产田”，都“普遍获得了高产，比大面积增产更为显著”。如搞的“宜牟高产路，在同等条件下，比一般地区增产27%以上”。综合电机厂由于书记、厂长亲自深入车间，参加生产，指导生产大搞技术革新，“革新件数达685件，制成23种不同机械，提前60天超额19万元，节约12万多元，实现了满堂红”。

还在农业生产的各个阶段，开展了春耕生产运动、夏收夏种运动、双抢运动、大战四秋运动、双高竞赛运动，推动了生产。还开展了七次短期的“突击运动”，共积造肥料456亿斤。群众运动的开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你追我赶的生产高潮”。

在两次的双抢运动中开展了群众性的“双高竞赛运动”，新纪录不断出现，“创造高工效达10298人，其中妇女1483人，儿童721人”。李庄区动员群众上山安营扎寨，就地生产，“苦战三晚，生产了十万担撮箕”；留宾公社光辉管区妇女牟国群“首创一人一天栽秧27.5挑，比一般工效提高13.8倍”。

石公公社妇女组织“发动了冲天的干劲，仅在很短时间就修建好了一处三八妇女塘”。全县还有“水稻、玉米、红苕、花生等妇女生产组2851个，创造了许多高产卫星”。在抗旱中，妇女们“挺身而出，以人定胜天的决心，与男社员并肩携手，共同作战，积极抗旱保苗，补种增种，消灭三类苗”。还提出“妇女干劲大如山，移山倒海不怕难。银河定要搬下地，何愁江水不上山”的口号。涌现出如新添煤矿厂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工人黄树云、综合电机厂创造工效、节约原料的钻工车间工人杨佼文，农业生产多面手、国营农场的劳动模范陈德珍，长兴供销社一人养猪180头的养猪能手陈德全，红庙牧场的养猪旗手刘仕群，阜鸣公社茶花管区的模范保育员税开容等一群“英雄突击手”。

梁东来还在报告中提出，在1960年国民经济继续跃进中，“必须首先保证农业的大跃进”，要求所有干部和先进工作者都要带头发扬“敢想敢干、大志大勇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力培养各种作物王”的精神，要“利用一切耕地早种大窝苞谷、大窝红苕”。

还提出“每人培植200窝苞谷王、红苕王，每窝产100以上，达到窝窝成林、株株成王。小王苞谷每株1斤，中王3斤，大王5斤。”要“精心培植10斤以上的苞谷皇帝”，还要求“书记亲自动手大搞南瓜山，要求总支书记每人种1000窝，分支书记每人种500窝 ，小队长种100窝，每户社员种50窝，每窝要产南瓜200斤，要搞1000窝高产卫星。”对这些任务，“只能超额，不能减少，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梁东来书记这一“任务目标”，迅速在全县搞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窝粮”种植运动。在当年的抗旱中，县委提出“不向旱灾低头，再旱也要保丰收”的口号，在农村大搞抢栽、改种、补种、增种。以确保当年的农业生产能取得丰收。

在1963年2月纪念“三八”节的全县妇女积极份子大会的报告中说，“凡是有劳动力的妇女都参加了集体生产，妇女也经成为农业生产战线上和男子并肩作战的一支生力军”。说火箭公社光华大队九生产队的16位能劳动的妇女全部参加了送公粮队伍，“妇女李万容、苟义、陈开兰等一天就挑四次，每次80斤，在全队男女的努力下，四天就完成了全队21400斤的征购任务，使全大队完成征购任务跃居全公社第一”。

还对江南公社的妇联组织进行了表扬，说她们在“三八”前后“组织妇女大种早熟作物南瓜四万多株，集体开荒293亩”。阜鸣公社茶花大队妇联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做了许多工作，一小队的社员“叶顺发与妻子李明富不和，经常吵架，闹离婚。

后经该队妇女委员徐开群耐心帮助教育，有了很大转变，不打架也不离婚了”。妇女的思想觉悟也提高了，“裴石公社临江大队，去年一度吹起单干风，个别富裕农户要求把田土地划下户种，但由于妇女队长林锡珍坚持了集体方向，顶住了单干风，保证了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80481斤，比61年增长175%”。

顺南公社红岩一队的陈素芬，每月规划的工分是240分，但由于她“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每月达到260分，超额完成任务”；火箭公社光华四队的陈中贵，全年规划1400分，已超额完成2200分。文化公社双桥一队妇女评级劳动15人，经常出工13人，战评级劳动力的84.6%。还在广大的妇女中，大力宣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大搞节约，大部分妇女群众树立了“勤俭光荣、懒堕浪费可耻”的新风气，“紧缩开支，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去”。在用粮上，“也以作到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上。如火箭公社光华大队有30%的农户“去年还在吃前年的粮”。

在1970年10月3—17日举行的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份子、四好单位、五好个人”的“三代会”上，来自全地区各行各业的1618名代表，许多“优秀事迹”都涉及到劳动竞赛问题。

如来自屏山屏边公社麻柳大队的贫下中农徐录高，他1965年因参加修建新市国营旅馆时被木料打伤致残，左腿被锯掉了，成了队上的“五保护”。

但他自强自立，靠劳动过日，还与正常人一样参加劳动，甚至还有危险的劳动。“1967年全年做了40个劳动日，1968年做了124个劳动日，1969年做了210个劳动日。”

在1969年时，“除了分口粮外，还进了42元现金。但1969年这一年的油、盐钱等开支还是由队里解决。1970年1－8月，做了213天工，做了189个劳动日。社员说他'算得上一个全劳动力’了，总算把'五保护’的帽子丢掉了。

又如下乡到筠连县沐爱区礼义公社杉林大队的知青丰贵琼，从66年春节前就和队上的贫下中农一起，“不顾严寒，迎风冒雪，一起奋战十多天，开出了荒地三亩作为茶地种茶。1969年又同老贫农张泽符、刘金成等10多个社员，天天上山开荒，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开出了茶地70多亩”，同时“还用自己决算进的72元买了300多斤茶子，办起了队上的茶园”。

南溪县东山公社群利大队合作医疗组的余福秀说，她们在成立合作医疗小组时，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依靠群众建立起来。“社员家家户户很快送来竹子，一齐动手，因陋就简，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在一个牛栏山顶上搭起一间竹楼，贫农袁少清把自己种的草药献给了合作医疗小组” 。

“通过发动群众，全大队就有三十九户献出了八十多种药，有二十多人献出了药方”。泸县兆雅公社燕岩二队的罗明宽讲，1969年他们全队30多个男社员在贫协组长李国民带领下抢救因特大冰雹损坏的国家粮食，“ 7天中就收完了45亩早稻，并抢栽了晚稻，还抢种了12亩的晚秋红苕。秋后收了晚稻20738斤、晚秋红苕15000多斤”。

1965年8月8日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在省青联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和省学生第二届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就要求“青年革命化、劳动化”，要求“知识青年实现革命化、劳动化，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在这里的“三大革命”，指的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相应的就是有“学习革命化”、“生产革命化”、“设计革命化”、“科研革命化”、“戏剧革命化”等。

总之，是所有的事都可加上“革命化”这一标志性定语。

在1965年9月17日的南溪县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报告中说，全县在青年中开展“一超（超额完成各项任务）、两高（高质量、高数量）、三带头（带头推广良种、带头完成生产计划、带头严格执行技术规格）”运动。大观公社青年学愚公移山，5天中搞了青年骨干吨水田坎47根，培养、繁殖、推广了良种8种，“为普及良种起了模范示范作用”。罗龙区金竹公社幸福大队12个青年连续奋战5个晚上，搞了土改田2亩，整了干田子8.5亩。在打谷子前，在6天中就积造肥料30多万斤，并在从未种过棉花的金竹崖区种上棉花。双河一队团小组长满某树华率领9名青年用2天时间开出荒田2亩多，栽上了晚稻，金竹公社团支部在此开了现场会，组织青年参观学习，全公社仅当年就搞了水稻试验田77.5亩、种子田125亩，培养良种41500斤。

建设团支部搞了1亩玉米，收了526斤，比其它多收200来斤。支部书记李某向全组织青年4人一天打谷子2186斤，比一般社员多三分之一。大观胜家大队青年科学实验小组搞了茄子和海椒的嫁接、九谷和矮子粘的杂交、南瓜和棉花的杂交，“虽然失败了，但还要继续干”。

当时做这种“科学革命”的事大有人在。南溪城郊公社古永4队的4名青年响应团委书记的“全社团员、青年要争取在今年大生产运动中发挥突击作用，为农业大丰收立功”的号召，组织了14名本队青年在2天的时间内搞了2挑坑改田（原来是一个大坑，他们重新挑土填平，改成了田）、把1挑多年荒田恢复成水田，已经播种了6亩棉花试验田、14挑矮子粘良种试验田，还义务种植棕树100多根、1000株苦连树。

在1970年10月宜宾地区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份子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三代会）上，宜宾县古柏公社岷江式队的赵某深金的发言中说，有一天到山坡上看见几棵桐子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桐子和油菜都是油料作物，桐子树分枝多，子粒大，适应性强，如果跟油菜杂交，油菜的产量更高。

于是，他就开始了这个“科学实验”，经过四年研究，“桐杂油菜”终于取得成功，并从1963年起在全大队推广，1964年6月26日《四川日报》以《桐杂油菜诞生记》的通讯进行了报道。

1965年他又开始搞核桃与油菜杂交的实验，并在1967年收获了4000多粒杂交种子，从当年冬天试种了八分面积，1968年收获了油菜子245斤，平均亩产达到315斤，比“桐杂油菜”增产19%，出油率增加4%，这种杂交品被命名为“东风油菜”。

1965年，根据省委提出的“三年解决烧柴，七年解决用材”的口号和“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方针，南溪县多种经营办公室在当年春组织全县县级机关、企业职工、学校师生、城关居民等在附近一带开恳官山隙地，兴办了各自的苗圃，培养了松树、杉木树、柏树、香樟等11个树种，面积达到13亩，产量达到345万株。在当年的夏季又播种了桑苗六亩，产量可达6万株。

为促进生产和管理，县多种经营办公室按“苗齐苗壮（30分），及时管理除尽杂草，合理追肥（50分），领导重视、干部参加管理积极热情（20分）共计100分的评分标准，组织各单位、企业人员共20人于当年的7月12日上山，对各单位的苗圃育苗情况进行综合评分（现场评分，评委对自己的苗圃不打分），最后评出各单位的平均分。结果是“树苗管理好”的：第一名是县人委（95.6分）、第二名是县委会（89.5分）、第三名是百货公司（88.2分）。较差的是服务公司（37.1分）和水电局（38.3分）。县人委机关一共育了0.73亩的柏树苗，产量达105万株，县委、百货公司、公检法等单位，培育的香樟树苗长势很好，达到苗齐苗壮，苗高5寸以上。桑苗类第一名是南溪一中（95.3分），第二名是县人委（90.1分），第三名是县联社（88.4分），较差的是农业银行（41.2分）和市管会（40分）。

另外，当时还在第一山通过人造的方式造幼林，种植了桐子树、松树，这些幼苗长势好，各单位在当年的7月18日（星期日）再进行了追肥、除草，按“松树主要是除草，每窝铲一尺宽，桐树苗每窝铲一尺五左右”的标准进行管理。

1965年时，因为“国家安排在我县的重点建设单位对河沙、卵石的需要量大”（修建南山厂红光厂长庆厂），为保证在长江洪水到来之前抢运沙石，南溪县支援重点建设领导组在5月10日晚的动员会上，各单位报了参加劳动的人数，会上要求在5月长江洪水到来到之前，全县城机关、企业、学校、居民全力抢运沙石，城关镇出足劳动力1000人负责沙石生产、搬运和在紫云宫河岸码头的起运（每天150—200立方米）。

机关、学校、手工业系统、厂矿负责新建的东门码头的起运，每天150—200立方米，船由县航运社提供，挑沙石的工具如萝筐、扁担、竹蓝等由参加劳动的个人解决，如确实无工具的由厂方解决（在一居委会领用，使用后如数归还）。

为避免劳动时打涌堂，县支援重点建设领导组对各单位参加劳动的具体劳动时间作了安排：县级机关（包括党群、政法、文卫系统等）同城关各公私合营单位，参加劳动的时间是13日上午和14日下午。城关手工业系统同二厂负责的是14日上午和15日上午。南溪一中负责13日下午和16日上午。南溪一初中（校址在李庄）15日赶到县城劳动时间另行安排。每天劳动时间是上午7—12点、下午1—6点，各单位领导要把这件事当作“完成政治任务”来完成，亲自上阵，服务指挥。

对学校的教师，那时有一句十分响亮的口号是“加强自我思想改造，实现劳动化、革命化”。1965年宜宾地委提出行政人员每周要劳动1天的要求。根据当年的4月18日宜宾专区文教局统计，全专区152名校长、支书、教导主任（老、病、孕妇除外）开学以来参加1539天劳动，平均每人劳动10天多。

当时，根据上级要求，全专区各校除种了棉花试验田（共101.54亩，平均每校1亩2分）外，还有不少学校种植了蔬菜（包括在农场），组织教师支农。在这场运动式的劳动竞赛中，学校行政领导有的深入到厨房去顶班劳动，让厨房工人休息，有的学校领导还组织师生一起掏粪、打扫街首。

教师熊某希文说，“我出身在剥削家庭，要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丢掉怕脏惜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当年的宜宾地专文教局经验交流专题会上说，宜宾五中钟某骆南还带领高三学生到国营商店站柜台。隆昌师范校卢某军以前因病很少参加劳动，现在与教师一样干重活、脏活。

教师们说：“校长参加劳动，药也少吃了，医院也不进了。劳动能治病”。叙永一初中领导积极带领师生开官山1亩4分，种了棉花，挑抬石头卵石100多方，积极施肥30多万斤。

富顺一中领导带领教师下煤井劳动，教师们说，“下井9小(时)半，胜读10年书”。隆昌五中校长、教师为云锦公社社员挑粪去，社员反映说，“解放前我们到金夹湾（前富顺一中），要给校长倒屎尿罐。现在的校长把大粪给我们挑到队里来，这真是毛主席教育的好干部”。

      这种全社会的劳动竞赛，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1959年8月16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定》，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

    全国总工会在当年的第八届执委会第六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向全国职工发出“掀起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实现1959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的号召。这样一来，诸如技术表演比赛、展览会、现场会、先进经验推广会等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在全国各行各业上迅速开展了起来。

作者近照及简介：

王小荣，四川宜宾南溪区人，1984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物理系，中学高级教师。爱好读书、游山玩水、集邮，收集地名邮戳、各类文史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