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上从澧阳黄桥搬到宾家台西南，筑台而居，世称汤家台。
生了大丫头忠信、二丫头道莲、三丫头道珍、四丫头道芝后，第五个孩子即将临盆之际，祖父对传承汤家烟火已经不抱希望，草草备了一片家纺土布，做好了服从命运安排又生一个丫头的准备，跟往常一样日出作日落息。
公元一九三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庚午年冬月初六）这一天，一个男童在汤家台呱呱坠地，汤家上下，顿时喜气洋洋。祖父感觉扬眉吐气，人生有了意义，汤家有了希望。第三日按习俗“报喜”，广发喜帖。第十日，汤家台上广布彩旗，大宴宾客。严冬的寒意，被热腾腾喧天喜气，扫得无影无踪。
少时，父亲被视为掌上明珠，娇生惯养，真是含在口里怕化，捧在手里怕飞。长到八九岁时，祖父豪爽交了学费，安排大丫头二丫头三丫头四丫头轮流接送金贵男童上学、放学。自知没有上学资格的四个丫头，对这个金贵弟弟倒是格外亲，服侍这个弟弟比服侍自己还周详。四个姐姐的肩和背，成为我父亲的游乐场。
卢沟桥枪声响起，国家山河破碎，百姓命如蝼蚁。一九四三年澧县两次“跑日军”时，为避免与日军遭遇被掳去或者杀害，父亲被迫中断上学。祖父撇下四个丫头，独自带着父亲东躲西藏，乱世中成功保全金贵儿子的性命。
祖父开酿酒作坊，家境倒也算殷实。祖父言传身教，又开始教辍学的金贵儿子酿酒。父亲觉得饶有趣味，学得入脏入腑。甚至在六十岁重开酒坊时，父亲竟然还能酿出清冽芬芳的酒来。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蒋家王朝大量发行面值为壹万元的金圆劵纸币，疯狂掠吞民脂民膏。忽然有几天，赊有酒账的买家纷纷主动前来还账。收了两麻布袋金圆券，祖父大喜过望，感觉一生功成名就，无限幸福就在眼前。
半夜三更时分，父亲背着两袋金圆券出发，步行赶到津市银行兑换新币。天亮时，眼睁睁却看见银行门口贴着金圆券作废不予兑换的安民告示。
看着家中辛苦劳作、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财富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祖父捶胸顿足。人生际遇，全家命运，像被无情秋风横扫的树叶，在严寒时节哀嚎纷纷。
一九五一年，父亲二十一岁，正是雄姿勃勃，意气风发的年纪。他用一顶大花轿，将时年十七岁的母亲娶进家门，实现了汤家台与宾家台的再次联姻。
自结婚起，父亲就不再是以前那个金贵娃，不再是以前那个公子哥。上有双亲日益老迈，下有儿女一个接一个来，中间还有一个正在用功读书且成绩优异的亲弟弟。家庭千斤重担，只能靠父亲这根顶梁柱拼命死扛。
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中，佃户、雇农和贫农分得了地主的田地，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终极梦想，父亲与获得新生的千千万万民众一样，焕发了满腔热忱，他抛弃了酿酒作坊，积极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的生产运动中。
不久，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响应公社“一大二公”的号召，父亲把栖身挡风的房屋板壁也拆下来交归公社，成为合格的社员。父亲当了出纳，专管钱粮进出，饭票发放。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热火朝天。
这一年上半年，眼看着长期忍饥挨饿的祖父快不行了，父亲又弄不来额外的食物。我母亲心生悲悯，瞒着丈夫，决心冒着偷窃被抓的风险救公公一命。
某天收工后，母亲半夜摸黑潜入蚕豆地里，偷了一满筲箕去壳蚕豆藏在家中。第二天，趁着在家给小孩煮食的机会（当时公社有规定，有小孩的家里可以生火给小孩煮食），母亲煮熟那一筲箕蚕豆，端给公公食用。不曾想，大饥之人突然大饱，祖父反而丢了性命。
这一年下半年，父母三岁的二女儿和两岁的三女儿，口中叫着“妈”，叫着“饿”，声息愈来愈低，同一天饿死在母亲怀里。
父亲心性贞廉，生性实诚。当时的父亲，恐怕连想也没想，只要多给家里几张饭票，就可能救他生身父亲的性命，就可能救他亲生女儿的性命。
三个亲人饥饿而死，父亲醐醍灌顶，大梦初醒。像我这样心性的人当官，上养不活父母，下养不活儿女，我不是当官的料！从此父亲决不“当官”（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只一门心思、踏踏实实劳作养家，还利用工余时间起早贪黑，下河捕鱼，上山狩猎，饲养家畜家禽。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不随波逐流甘做“逍遥派”，决不卷入任何派系。他拼一身力气，先后到津市的湖拖（后称湖桥，现为车桥）、澧南的滟洲搞副业，挣得的绝大部分钱上交生产队计公分；剩余零钱苦撑全家老小八张嘴吃喝用度，还有四个孩子念书的各种花销。
父亲也偶尔奢侈一回，搞副业从城里回家时，顺便买回来一个搪瓷杯子，或者一个搪瓷脸盆，令社员们羡慕不已。此时，父亲的千般愁绪，万般苦楚，瞬间都消融在社员们啧啧称赞中，邻居们艳羡眼光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进了湘西北。澧水饱含春天的暖意，终于坚冰融化，欢快地潺潺流淌开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父亲生活和生产的河北大队，先分队成组，后分田到农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家庭人口多达八口，家里分得了责任田二十余亩，还有一头水牛，打稻机和其他重要农具。
为尽可能多产粮食，父亲铆足干劲，苦事陇亩，精事稼穑。特别是“双抢”农忙季节，一家男女老少冒着炎炎酷暑，全都下田劳动，抢收抢插。分产到户的第一年，父亲交清了粮谷（国家任务），还清了超支，囤了口粮，卖了余粮，杀了年猪，添了过年新衣裳。
父亲读书不多，但他懂得读书对人生的意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父亲教育儿女时经常引用的名言，也是我至今乐于读书的启蒙。搭乘高考春风，五哥、姐姐和我先后通过高考，这在我们大队（村）、我们公社（乡），都是少有盛事。闲来聊天时，每每乡邻说到“你家里三个大学生”之类的话时，父亲就油然笑容璀璨，心花怒放，腰板挺直，骄傲澎湃。
为了把五个儿女抚养长大培养成才，父亲遭过多少罪孽，流过多少血泪，受过多少委屈，遇到多少白眼，这本账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其实，父亲年少时候是公子哥，父母疼姐姐护，是最吃不得苦、最受不得穷、最拉不下脸面的人；但为了儿女们，人世间一切苦难加身，他都心甘情愿。
公元二00六年八月十二日（丙戌年阴历七月十九日），我趁着周末从县城回家看望父亲。没想到从不生病的父亲，当天冠心病发作突然去世。而在前一天，父亲还乐融融地和大哥、五哥一起喝酒的呀，真是人生无常！
父亲去世，他的人生历程再也无从追问，他的喜怒哀乐再无从发掘；汤家台陷入万古空寂，从此再无传奇。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父亲虽是一介平民，但他的一生，是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一生，是忍辱负重默默奉献的一生。父亲性情高洁，人格纯粹，品德高尚；他以邻为友，与人为善，待人坦诚，乐于助人，他人缘极好，口碑极佳，可堪我们后辈膜拜的楷模！
（2022.6.12于黔阳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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