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特地区既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该地区历史上，魏晋时称敕勒川，隋唐时称白道川，辽金元时称丰州滩，明代因蒙古土默特部的入驻而得名。地理概念上的土默特地区大致是：大青山以南、昆独龙河——黄河以东、蛮汗山以西，长城以北的土默特平原或呼和浩特平原，其正好处于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三角形地理单元或区域。我们所谓的土默特地区是指后者。现在主要包括呼和浩特市四区、土默特左旗、清水和县、和林县、托克托县和包头市的东河区、土默特右旗等地。
土默特地区北部是大青山前冲平原，南部是河冲平原。这里地势平坦、地域辽阔、土地肥沃、四季分明、日照充分。尽管降水量少，但是土默特地区正处在大青山南坡的大断崖层下，地下水位高，有许多自流水泉。历史上曾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穷”，地下水资源丰富。
大、小黑河经此自东北而西南注入黄河，又有了大、小黑河的灌溉之便。因此，土默特地区是亦农亦牧的肥美之地。同时，土默特平原也是中原地区通往蒙古高原的必经之处，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因此，土默特地区在历史上的移民活动就比较频繁。历史时期的“人口的迁移实质上就是经济的迁移和文化的传播”。[2]（p6因为移民的到来不仅迁入了人口，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原有的文化也带到迁入地。应该说，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土默特地区的社会生活与民俗的变迁，与移民有直接的关系。
移民既是指人口迁徙的行为，又是指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的特定人口。所以移民是指人口迁徙的活动和现象。历史上的移民是指发生在历史时期人口迁徙的活动和现象。移民既是一种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历史结果。就过程而言即是人口的迁徙，是一种历史活动；就结果而言即是迁徙的人口，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例如，“走西口”、“闯关东”，既是移民的活动，又是移民的现象。历史运动的过程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移民这一历史运动过程的产物，必然是受到来自这两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来自于自然与人为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是造成移民的两大原因。前者，诸如，水、旱、风、蝗等天候所致的自然灾害，以及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与流行等人力不可控制的因素；后者，诸如，战争与屯垦、掠夺与招募、经商与仕官等人力有意为的因素都会造成大量的人口迁徙。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一般意义上讲，移民本人可以说并非是完全情愿的，总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就是说，作为普通的百姓，面对自然的变异，生活的压力，有权势者的行为是绝对无能为力的。移民活动总是一种被动的历史运动。因此，就移民的本质而言，迁徙它地无非是为了生存和发展，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不仅个体的移民如此，即使政府有组织的移民亦是如此。大量移民的迁入必然会对迁入地的环境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所谓环境，我们认为不仅指自然环境，还包括人文环境。移民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包括疆域的拓展、土地的开垦、资源的开发、经济结构的改变等，是一种直接和显性的影响；相比较而言，移民对于人文环境的影响，包括人口与民族结构的变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观念与文化的变化等，是一种渐进和隐性的影响。
具体到历史上土默特地区的移民活动，大致可以以明代为界。明代以前，在总体上和更多的时候是游牧民族迁入土默特地区。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室韦、沙陀、契丹等。他们分别从西域、漠北、东部迁徙而来。如，秦汉时期匈奴的南迁，魏晋时期鲜卑的西迁，隋唐时期突厥的南迁与沙陀东迁等，都曾有大量的人口入居土默特地区。但他们基本上都是游牧民族，以畜牧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方式。因而对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改变不大。因其社会成员的经济生活仍然是以游牧为主业，建立在畜牲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的毡房为居、饮奶食肉、寝皮衣裘为主的生活习俗而就不会有大的改变，主要是一种承接的关系。但是明代以来，迁入土默特地区的民众主要是越过长城由南而北的农业民族，并且主要是晋北的忻州、代县、偏关、平鲁、河曲、大同、左云、右玉以及陕北的府谷、神木和榆林等地的汉族农民。大量的农业移民在短时间、大数量地迁徙土默特地区，使该地区的农业人口大大超过了牧业人口。据史料记载，自明初（14世纪末期）至清乾隆初年（18世纪中期）300多年的时间，土默特地区的牧场的五分之四被开辟为农田。 “土默特地区已完成了由牧区向农区的转化” 。土默特地区的生产方式、民族结构和文化观念逐渐发生改变，随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和加深，土默特人“服食起居与汉人无差异” 局面的出现并形成，社会生活与民俗文化应该说是整个地发生了变迁。
民俗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或民间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联，并有指导和规范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作用。一般而言，民俗主要包括物质民俗、社会民俗、仪礼民俗和精神民俗。物质民俗主要指人们的吃、穿、住、用、行以及生产活动方面的习俗；社会民俗主要是指人们在交往中形成的各种共同体及其相关的民俗事象，如，家族、亲族、村社以及乡规民约等；仪礼民俗包括人生仪礼与年节习俗，如，婚丧嫁娶、生日满月、年关节日等的礼节和习俗；精神民俗包括人们的崇拜、禁忌以及民间文学、竞技和艺术等方面的习俗。民俗是一种带有地区性和群体性的一种民间文化或大众文化，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变迁，其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于明清以来土默特地区来说，移民是该地区民俗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是主要原因之一。
土默特地区农业经济方式的开始与扩大，使原来建立在游牧经济为主的物质民俗首先发生改变。自明代以来大量移民的迁入和农耕经济的发展，牧场变为农田，牧民成为农民。土默特地区的经济方式：由游牧为主而半农半牧至农耕为主。以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民俗，诸如饮食，包括食物与饮品等；服饰，包括服装与饰品；居住，包括居所的式样、材料与布局等；用品，包括生产与生活用品，及其制作材料与工艺等；交通，主要是交通工具；生产活动，包括生产方式、生产管理和生产礼仪等都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以适应农耕生活。
以汉民族为主的其他民族人口的大量迁入，使该地区民族结构，以及以血缘为纽带人生隶属为主要关系的部族社会民俗，如婚姻关系、居住格局、村落结构、称呼称谓、乡规乡约等，以及仪礼民俗方面的变化尽管不像物质民俗变化得快，但也紧接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移民的到来，使当地的人口和族群结构，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发生改变。在土默特地区改变最早和最大的是居住格局，即村落的形成和发展。土默特地区的村落是从明代的“板升”开始的。应该说“板升”就是土默特地区最早的移民点。移民的增多，“板升”在土默特地区大量出现。据史籍记载：“自丰州滩以西至黄河三百余里皆板升所据。”随之，土默特人也开始住入“板升”，并形成村落。居住格局发生的变化，人们的社会关系与交往关系必然变化。原来土默特地区以血缘为纽带人生隶属为主要关系的部族社会，逐渐为村落社会所替代，特别是移民与土著杂居村落的出现，更促使人们在社会交往方面的礼仪与习俗的改变。
移民文化观念的植入与渗透（前期主要是汉民族，后期包括满族、回族等），使原有的精神民俗渐渐发生着变迁。精神民俗方面，包括祖先祭拜、自然崇拜和原始宗教的内容和方式，表现在生产、生活、出行和饮食等方面的民间禁忌，以及民间文化、语言等。移民对于精神方面的影响，相对而言不是那么径直，因而所发生的改变也比较缓和幽曲。因此，共容是它的基本特征。比如，在宗教信仰方面，在土默特地区的乡村，往往是“佛殿龙王庙”皆有的现象普遍存在。还有语言的变化，民间艺术的变化等都具有这样的特征。
移民对于土默特地区社会生活与民俗的影响是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加深加大，是个渐进的过程。在明代，土默特地区的移民主要是晋北的汉族，因而其社会生活与民俗主要受到汉族，确切地讲，主要受到晋北农耕习俗的影响。这个影响是随着经济方式的变化而在各方面逐渐展开的。这种影响在总体是比较有限的。这一方面移民的数量相对来讲是少数。据史料记载，明代土默特地区的汉人一说五万；一说十万，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蒙古贵族的家奴。而当时土默特地区的蒙古族大概在四十万左右。而且当时的汉人主要集中在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周围，呈现出一种以呼和浩特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态势。更重要的一方面，明代土默特地区在政治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这样对于原有的社会生活与习俗有政治保护的作用。还有，明代的移民除了自发迁入，更多的是土默特地区有权者的有计划、有目的地主动地人口掠夺。如，明嘉靖年间，阿拉坦汗“岁略华人以千万计”，以解决所需的农牧业劳动力、手工业匠人等问题。所以，移民到了这里一方面对本地的社会生活与民俗给与影响。同时，有相当多的移民也本地化，即蒙古化。于是明朝官方称之为“汉夷”。与“真夷”，即蒙古族不加以区别。如，万历十一年，兵科给事中陈亮条陈朝廷说：“板升夷（华）人，众至十万。”
到了清代，特别是在康、雍、乾三朝移民大多是政府行为，因而数量激增，远远超过了土默特地区的原居民，据研究，土默特地区的蒙古族人口，清初在二万以上，乾隆年间达到六万多，清末降至二万以下；而汉族人口清初情况不祥。随着清政府大规模招民开垦大粮官地，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汉族人口就增至四五十万；清末达到六七十万之间。因此，土默特地区的社会生活与民俗的变迁不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比较大。当时移民成分仍然是以晋北以及陕北的汉族为主要群体。但随着乾隆初年绥远将军衙署建立后的清军驻防，满族旗人规模性地移居土默特地区。同时，也来了不少回族在此经商而定居的人口在清代达到五千左右。移民民族成分的多样性，对土默特地区的社会生活与民俗的影响也是多样化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代满族旗人的移居尽管人数不是特别多，大概在一万左右。但其影响比较大。因为，随着清政府统治的确立和加强，土默特地区社会生活与习俗的变迁受到政治的和统治民族的影响较大。比如，服饰与发式的改变就带有政治的强迫性。在居住民俗方面，满族一进两开的居所格局对于晋北风格的连锅顺山炕的居所格局带来了冲击。还有，政府性的垦荒行为，使土默特地区的农业化的进程加快，形成了自南而北的扩展态势，大概到乾隆年间土默特地区基本成为了农业区。
民国时期，不仅移民仍在增加，而且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数代也相继出生在土默特地区，成为土默特人。移民及其后代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原居民。“本省蒙旗，与汉俗接近者，首为土默特”。土默特地区的社会生活与民俗基本趋于内陆化，而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在民俗文化的变迁过程中，一方面，各民族不断汲取和借鉴别的民族的优秀民俗文化，移植于自己原有的民俗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各民族的民俗文化通过交融和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变为各民族共同的民俗文化。因为，“民俗可以说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混合，因此，移民既要保持并传播迁出地原有的风俗习惯，也不得不加以改变，以适应变化了的物质条件”。
土默特地区民俗文化变迁的情况大致如此。可以具体归纳为有三种情况：一是，移民原有的民俗文化主体保留而部分发生变异，其主体民俗主要是晋北汉族的农耕民俗。二是，当地民俗文化主体保留而部分发生变异，其主体民俗主要土默特地区原居民，即蒙古族的游牧民俗。三是，移民迁入的民俗文化与当地居民的民俗文化，即晋北汉族的农耕民俗以及其他民族的民俗与蒙古族的游牧民俗在长期的交融、影响和碰撞中形成一种既非是移民民俗，也非是当地民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民俗文化。比如：在生产民俗方面，土默特地区农事是主要的生产活动，但是蒙古族在饲养业方面，特别是对于牛羊的饲养情有独钟，他们不论在饲养技术、规模，还是在对牛羊的喜爱程度，都超过了汉族。
在居住民俗方面，土木结构的平房在土默特地区是比较普遍的，并多以连锅顺山炕为主，显然这是晋北的风格。但是，房屋的朝向偏东南，这与北方游牧民族以及蒙古族的习俗有关。在屋内的陈设，汉族多以大红躺柜为主要陈设，蒙族是以立柜为主要摆设。
在服饰方面，尽管短衣逐渐代替了蒙古袍，但汉人“男女均喜用白手巾缠头”。这一习惯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土默特地区的农村一些老者还保持着，而蒙古族喜欢戴帽子。还有，寝皮衣裘古老的习俗现在的农村还存在。
在饮食方面，饮奶食肉原有的习俗与结构被改变，但移民受蒙古族的影响，普遍喜欢饮用砖茶。这一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在社会民俗方面，土默特地区蒙古族的称谓：父亲称阿爸（简称爸），母亲称额吉（简称吉），兄称哥哥，姐称格格，父亲的哥哥称大爷；弟弟称伯伯，哥哥的配偶称姐吉，等等。显然，有的称谓受到了汉族，乃至满族的影响。
在婚俗方面，土默特地区的汉族聘姑娘送亲的人数是有定数的，同时送亲人的身份也有明确的规定；而蒙古族聘姑娘送亲的人数是不固定的，凡是亲朋好友愿者都可以前往。
在丧葬方面，蒙古族受汉族民俗的影响，葬式逐渐由野葬改为土葬，但在葬俗方面汉族要披麻戴孝一身白，蒙族只系白布腰带；汉族在葬前有送行、到五道庙上香等仪式，蒙族没有这样的仪式，等等。
在语言方面，在晋陕北部的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了土默特地区的特有语言中，许多词汇保留了蒙古语的词汇。特别有意思的是形成了许多蒙汉语的混用的情况。比如，土默特地区的村名，多有某某板升村之称。正因为如此，所以就形成了一种“风交雪”的特有的民间艺术。
实际上，移民不仅是“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所以说，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徙。”所以，土默特地区原有的社会生活与民俗文化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居而发生变迁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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