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民之根本。对于生活在农村的老百姓，原来是专职种田，很少出门，土地把他们圈定在家乡。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政策像号角唤醒了年轻农民的封闭意识，从20岁到30岁，甚至到40多岁、50多岁的农村男劳力都纷纷外出，跑到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建筑工地、第三产业等用工单位打工，做临时工。在沿海地区“人满为患”以后，又有大批务工者、经商者、创业者、下海者、后来又加入了数以千万的大学毕业生，都卷入了这个几亿人的流动大军，他们的流向不仅是沿海，也深入到西南、西北、东北、华北、中南、华东任何一个城市和地区，这样的滚滚人潮流动起来，比汹涌的江河还要猛烈，像冲天的大浪冲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如果流动的人群是常年流动的，或是按计划流动的，就像长流水一样，那还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这样，人流的巨浪是集中在一年中的几个高潮，还不刚是民工流，学生流，还有探亲流，旅游流，自由流都加入了进来，这几个高潮最大的是春节流，现在叫做春运，长达40天，全国海、河、路、铁、空所有的交通工具总动员，日夜加班还不能满足需要。
其次还有几个长假和小长假，如清明节，“五、一”节，端午节，暑假，国庆节，中秋节等等，这些节假日的人潮集中流动，也不比春运人数少。这样大规模的人潮集中流动的天数在全年约有110天，差不多占全年的三分之一。这种激流猛烈地推动了中国的交通、铁路、航空、航运业的发展，推动了路桥、轨道、航道的建设，也给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猛烈的催化作用。但是，在出行中也带来了很多的忧思。
忧思之一就是安全隐患增多，人身安全系数降低。近几年，公路的车祸几乎天天都有，铁路的车祸并没有杜绝，航空的安全相对好一些，航运业相对稳定。现在在高速公路上出行，等于把自己随时拴在危险线上，因为在高速路上行驶的车辆太多了，而大多数司机行车的安全意识相对低，还有在高峰季节疲劳驾驶，无证驾驶，新手驾驶，自家驾驶，大小车辆，客货车辆，公私车辆全都搅混在一条线上走，就好像煮了一锅车粥，非常烫人，只要稍不留神就要出乱子。汽车旅行，车祸猛于虎，不宜作长途旅行和夜间旅行，跨省区的旅行要尽量不坐汽车，而要选择铁路或飞机。
忧思之二是治安管理难以跟上，出现异常混乱的局面。在铁路车票紧张，一票难求的情况下，全国比较大的车站都出现炒票热，在窗口买不到正常票价的票，买不到当天的票，买不到坐票和卧铺，而在票贩子那里，却应有尽有，只不过要高出窗口2—3倍的价钱。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黄牛党”？票贩子为什么那么神通广大，肆无忌惮？根据分析，炒票现象是内外勾结、亲朋勾结、路政腐败的结果，在这种内部作祟，外部猖獗的情况下，最吃亏的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无职无权无钱无关系的民工和一些自由旅行者。从2009年开始，铁道部在南方一些车站试行了火车票实名制，把火车票与身份证合起来使用，情况有些好转，但还是有人用假身份证来买票，企图再来炒票。为了彻底杜绝火车票的炒票现象，我们建议把火车票的纸质票也改成电子票，多实行预订制。但现在的预定票也有问题，预定的票都是无座票。预定的日期还可以延长，多实行返程票制。对于大学和大型企业和较大的民工工地可实行送票上门制或定期开行民工和学生专列，这样混乱的治安局面会有所改观。
忧思之三是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无法与飞速发展的高速列车票价“与时俱进”。为了发展铁路建设，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修建高速铁路，今后大城市与周边小城市以及大城市之间也许都可以用高速铁路连接起来。高速铁路由于运行速度快，开行班次多，不允许拥挤，服务态度好等优点，可能要大大缓解铁路运输紧张的压力，也可能让铁路治安走向正常化。但是，由于现行的高铁高价，让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和民工还是望“高”兴叹。因为他们的现行收入低，如果一个月工资还不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一年来回跑两趟，就要花掉两三个月的工资，他们还舍得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提高民工的工资，或者用工单位要报销他们回家的火车票；二是要适当降低高铁的票价，让普通的民工能坐得起高铁。当然，高铁因为造价高，票价可能难得降低，但是像做生意一样，买的人多，薄利多销，不与高价少销殊途同归吗？
忧思之四是民营企业老板能否把民工回家和上工的路费列为生产成本。国营企业和单位都有为工人和工作人员报销探亲假工资和路费的先例。可是大多数民营企业既不解决民工的探亲假工资，也不报销回家和上工的路费，民工的工资又不高，他们要花自己的工资回家和上工，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本来就是生产的成本，应该纳入计算。现在在外当保姆的雇主都要解决她们的路费，少数私企也有报路费的规矩，为什么一些“家大业大”的民营大企业和建筑工地就没有这个规矩呢？
让国家和政府多为老百姓的贴身利益考虑一点，让社会都来解决老百姓的出行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