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苏格兰城市规划师格迪斯提出了国际化大都市的概念之后，他绝不会想到这个词会在一百年以后的中国西安会激发出一浪接一浪的遐想。
比如近期发布的西安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题目就是—“奋力追赶超越 决胜全面小康 加快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还有规划的修改、各项工作的目标、各种讨论的议题都指向这个愿景。
5年前的西安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西安就首次公布了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时间表”，当时的计划是这样说的：“预计到２０１６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基本框架，到２０３０年时初步建成特色鲜明、功能基本齐备的国际化大都市，到２０５０年则全面实现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
其中详细提出“到２０１６年，优势产业支撑带动作用明显增强，文化建设成效明显，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社会管理安全有序，城市交通拥堵有效缓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８０００亿元，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国际化主要指标有较大提高，一些优势领域基本达到国际化城市的水平，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基本框架”，对比如今的现实看来，差距还是不小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国际化大都市”？国际大都市的概念最初是由苏格兰城市规划师格迪斯于1915年提出来的，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如今在国内的提法也出现了许多种，比如“国际大都市”、“国际性大城市”、“全球性城市”、“世界中心城市”，这些提法常让人晕头转向，其实从广义上说国际大都市与国际化大都市是一个概念，但从狭义上说，国际化大都市是城市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国际大都市是城市国际化的中级阶段，而世界城市是城市国际化的高级阶段。
对于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义，迄今为止国际上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有两种：分别由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和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研究总结，国内也有几种代表性观点，这些解释和认定标准都大同小异，核心思想就是：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就要看这个城市对世界社会各方面的运转有没有很强的影响力，反过来世界社会各方面运转对这个城市有没有明显得依赖性，而要想实现这两点则需要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实力在该城市大量聚集，同时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方面与国际上实现很大交流。这样的城市自然会成为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
但“国际化大都市”概念在国内流传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个误区，就是错误理解和强调“大”。中国人在长期农耕文明的挥之不去影响下，对这个“大”字非常情有独钟：充大头、好大喜功、张嘴就是要做大等等。比如像这样的语句：“西安不大 陕西难强”。
这话其实逻辑错误非常严重，它将大和强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并且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大并不意味着强，大而不强的情况可以说比比皆是，清末民国时中国够大吧，可惜却是积贫积弱。
而且，“国际化大都市”中的这个大，意思实际上指的是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世界影响力大、重要程度大，简单说就是非常强大。所谓强大，实现的逻辑也是先有强，然后才会大；或者说先有强自然就会大。
但在如今充斥于陕西各界的这些“大西安”、“西安不大 陕西难强”等声音中都潜藏着一种认识，好像只要大就能强、甚至只有先大了才能强，可笑亦可悲。
因为从大小来看，西安已经够大了。2016年的数据因为一时没有找到，就先看看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数据。
西安当时以440平方公里排名第16，比GDP排名靠前很多；今年代管西咸新区以后，公开提法是“西安建成区面积从451.38平方公里扩大到548.6平方公里”，估计建成区面积排名一下子可能会跃升到近十。
以此来看，对于西安来说“大”已不是什么问题，而今年西安GDP是6257亿人民币，即便加上收编西咸新区过来的二百来亿能算到6500亿左右，排名也只能能从27冲到25。香港是国际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但其城市建成区不到200平方公里，人口约700万，两厢对比，西安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而不强”的现实。
西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的一段内容对此就做了全面总结：“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我市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和差距：对照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工业不强、开放度不高、县域经济发展滞后、民营经济发展不足、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较弱、金融业发展不够、国际化水平不高、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充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与资源优势不匹配、开发区体制机制不顺、同质化竞争等问题突出，工业和民营经济不强、总量偏小依然是我们最大的现实。对照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期盼，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高，减霾难、治堵难、治脏难、办事难、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民生“九难”问题依然突出，强化依法治市、加强社会治理和提升城市品质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对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两个责任”落实不够，干部队伍在思想解放、精神状态、服务意识、工作标准等方面，与“追赶超越”要求还有差距，纠“四风”和反腐败仍需持续发力，全面从严治党任重道远。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其实2013年全国两会上也早已有了“西安强陕西才强”的观点，当务之急是先做大还是先做强不言而喻。
盛行于西安的这种不抓紧埋头做强一味急于做大的思维是如何演变形成的呢？2009年6月出台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首次提出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当时的背景是全国喊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已经近200个左右，对于这种愈演愈烈之势一些专家质疑，中国地少人多、生态环境接近承载极限，需要这么多大都市吗？如此大规模造城运动，又会带来多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新华社、人民日报屡次刊文对这种不切实际的一窝风予以剖析，“新华视点”调研发现其中三大问题突出即：定位过高、速度过快、用力过猛，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正在累积。
但西安方面却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提到的几句话奉为至宝，各路解读蜂拥而出大家嚷嚷着：“这下子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成了国家战略了”、“继北京、上海之后中央明确要求的第三个国际化大都市”、“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是国家给的定位”等等，此后“大西安”就成了“大西安人”人人挂在嘴边的名词。
即便是国家对西安做了定位，但定位和现实发展还是有所不同，定位不过是一种殷切期望或者说任务目标，并不是说给你定了个什么位你就变成了什么。就比如某人对自己的孩子从小定位是当个音乐家，为此也付出心血培养，但最后孩子长大成了杀人犯，定位再高有意义吗？十多年前国家还给西安明确定位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呢，甚至最高领导专赴西安“吹响了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十五、六年过去了，结果如何呢？
其实所谓“大西安”情结骨子里是一种懒汉思维：既然是你国家给我这样定位的、你国家的战略，那你国家就多出力、多干些嘛，我就负责多圈些地，搞大，当然卖地的钱也都得留下，经济发展就这样被偷换概念金蝉脱壳成了圈地运动…真是懒人自有懒招，换个定位接着聊。——《调查清样》
附：国际化大都市的代表性释义：
1、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将这一概念解释为，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他认为世界城市应具备以下特征：
①通常是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②国家的贸易中心；
③主要银行的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 ④各类人才聚集的中心；⑤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
⑥不仅是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⑦随着制造业贸易向更广阔的市场扩展，娱乐业成为世界城市的另一种主要产业部门。
2、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七项衡量世界城市的标准：
①主要的金融中心；②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③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地；④第三产业的高度增长；⑤主要制造业中心(具有国际意义的加工工业等)；⑥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尤指港口与国际航空港)；⑦城市人口达到一定标准。
国内代表性的观点有二种：
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国际大都市，是指那些有较强经济实力，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服务功能，一定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总部，并对世界和地区经济起控制作用的城市。
另一种观点将“国际大都市”分解后认为，国际化指的是大都市的性质、功能和地位、作用。表现为三个特征：
一是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位列世界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之一，对世界经济有相当竞争力和影响力；
二是经济运行完全按国际惯例，并有很高的办事效率；三是第三产业高度发达，综合服务功能强。大都市，指的是其规模、容量和结构、形象。
也有三个特点：
一是除了城市本身的人口面积外，还要有向外延伸的广泛空间即经济区域，称大城市连绵区；
二是除了城市据有跨国公司总部外，还要有庞大的企业集团、中介组织和相当的资产存量、要素存量和内外贸易额；三是除了城市的一般基础设施外，还要有显示现代化的公用事业、商住楼群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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