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运的“昨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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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锤说史”

感谢各位读者老爷的一路支持！虽然

名字不“BT”了，但是内容依旧“BT”！

明天是2月1日，是2018年春运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这时候，最重要的交通信息就是车票、船票以及飞机票。在列位读者看官刷票的空闲，大锤给大家讲一段，关于春运的“昨天的故事”。

每一张票都代表着一条通向家乡的路，在春运即将开始的日子里，大锤在历史的碎片中为列位读者看官呈上，那些多年以前的“春运”的样貌。

严格来说，中国古代的春运并不是现代社会我们这种春节期间大批人员返乡的情况。不过，古代确实有春节新年的放假制度，比如唐宋两代春节是7天假期，清代春节假期可以到1个月之多，有假期就有返乡过年的可能，这便是古人所面临的春运了。

虽然有春节假期，对于古人特别是客居他乡的人来说，由于当时交通条件限制非常大，因此虽然有假期，春运经常也完成不了。盛唐时期的诗人王湾，有一年春节就是在镇江北固山下度过的。他家乡是洛阳，距离镇江约800公里，纵使王湾走当时最方便的大运河，即经过邗沟转通济渠到洛阳的路线，由于大运河水浅，河面运输繁忙，王湾到达洛阳至少也需要20多天，一来一回已经出正月了。

王湾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运不成只能思乡，于是王湾以一首《次北固山下》与千里之外的家乡人一同过年，这首诗是这样的：“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隋朝诗人薛道衡，比王湾还要惨一点，他是山西人，隋初在江南做官，相距上千公里，一年正月初七，思乡的他作一首《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唐代诗人戴叔伦有一年春节是在旅途中度过的，除夕当晚在驿站守岁，他的《除夜宿石头驿》写道：“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这些诗人们把自己春运不遂无法回家过年的郁闷灌注于笔端，写进了历史。

当然，无法通过春运回家的人们中，也有乐观的。比如徐霞客，这位明朝地理学家、著名古代驴友，曾经一次性出远门周游四年之久，1639年腊月二十九，他抵达云南鸡足山，一想到春节将至，回乡无望，老徐也不免“凄然”了一会儿，不过除夕当晚他跟当地山民煨芋头煮蔬菜之后，也忘却了思乡，非常快乐，自称“度除夕于万峰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

进入近代之后，特别是中国出现了铁路及公路等运输方式之后，接近现代意义的“春运”出现了。

民国时代的春运，已经跟现代春运有点类似的地方了——1927年，广东就推出了在农历腊月二十六到二十八日加开“临客”列车一次。1934年，京沪线也推出了过年期间加开返乡列车。

1928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推出命令，强令不准春节期间放假，提倡要过公历新年而非旧历新年，称之为“废旧立新”。（关于这一故事，请参见大锤的前作：新年元旦，是如何成为中国节日的）因此，大年初一都要上班，但是，春节的团圆是如此有诱惑力，以至于返乡过年的春运人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虽然当时民国铁路运输的运力极差，跟今天运力无法相比，但是依旧人满为患。民国时期出过一本小说，名字叫《平浦列车》（李同愈著）中就写道：“日子离新年只有一礼拜了，谁不想回家里快快乐乐吃一顿团圆饭？拉车的也好、做伙计的也好、做工的也好，既然大家都有一个家在乡下，一到残年，就本能地想回家去。”这本小说里还描写了春运列车上的盛况：“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挤法，连针插不进一枝了。”

对于什么叫车厢里挤到针都插不进，另一位民国时代的作家程瞻庐描述得更加细致，他描述说，当时的一节三等车厢里可以坐5层人：最高一层，人们直接坐火车顶上；第二层人，爬到座位上方的行李搁板上趴着；第三层人坐在座椅靠背上；第四层人坐在座位上；第五层人坐在过道的地板上。

程瞻庐写道：“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我懊悔爹娘给我多生了一只脚，以致现在没有摆处……”

纵使再挤，却也是幸福的，因为车上拥挤的人们，毕竟买到了回乡的车票。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民国时代的作家梁实秋的买车票心得：“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忧。”女作家冰心1929年12月回家，12月14日订票只能买到19日以后的船票，而且还是比较贵的“官舱”，而为了去天津坐这一班轮船，她因为买不到从北京到天津的一般火车票，还去买了高价票。

民国硬卡式火车票

冰心那趟回家，从北京到上海用了4天，这就算不错了。鲁迅1919年年底从北京回一趟绍兴老家，路上需要中转4趟火车外加1趟轮船，此外还要雇人力车、轿子等种种其他交通工具，鲁迅的这趟春运完成用了将近一周时间。

比鲁迅春运活动还费时间的是文学家吴虞，1922年他从北京回老家成都，全程用时25天，花费了200银元，这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当时北京市民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半的生活费。这样的春运费用，在民国时期可不是大多数人能够承受得起的，作家沈从文1930年代在北京，从不回家过年，沈从文解释说从北京回湘西实在费用太高超过预算，怕回得去回不来。

1934年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达园合影

纵使如此，春运回家的脚步依旧纷杂不息，因为所有人都明白：票再难买，路再艰辛，也是值得的。因为过年了，一定要回到那个我们当初出发的地方。在那里，有家，有爱，有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