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门周刊》2023－32期曾发表李国胜先生①关于天门方言书写系统问题的文章，题目是《天门方言qiāng-nǎng写》②。该文讨论的不是方言调查研究工作中，如何记录目标语言的问题，而是为特定方言创建规范的书写符号系统的问题。李国胜先生的文章，引起了特定区域内部分媒体和语文工作者的关注，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给出解释。
一、李国胜先生的主要观点。
1、方言书面语交流不可避免。
他说：“就我目光所及，天门人在微信上，方言词语屡见不鲜，应接不暇”。“如果回到关于地方曲艺戏剧的创作话题，并且推进一步，倘若要创作有关江汉平原的文学作品，为了追求地方色彩而必须穿插方言俚语，这作品又希望外地人阅读，又当如何着笔”？
2、方言书面语混乱不堪。
他举出了许多真实常见的例子，比如：疑问词“什么，干什么”有如下写法：耸过、耸滴、么家、么事、囊搞、枪囊搞、囊雪。他说：“作了几十年的文字匠，惭愧，一直茫茫然不得其解”。“我编一份地方刊物十多年，拜读过好多天门人写的小说散文稿，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天都遇到这样的难题”。
3、天门方言应该具有统一的书面表述。
“应该向各位乡亲坦陈本文写作初衷。不是闲暇无事，不是钻牛角尖，不是故弄玄虚，只是想集思广益，商讨如何尽可能完美地在书面用语中运用天门方言”。“几百万人使用的语言，不应该没有统一的书面表述”。“国内有个民间团体多年前就发起保护方言活动”。“粤语吴语闽南语似乎都有较为统一的方言词语书写规范”。
李国胜先生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自己的工作特点，为了促进地方文艺事业而提出的问题。他的这一问题之所以引起部分媒体和语文工作者的关注，表明这不只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许多人都遭遇到或发生过兴趣的问题。李国胜先生在文章末尾以汉语拼音形式用天门方言向广大读者表达了征询意见的愿望：
“（náng-gà-men，qāing-nᾰng-xué）”？（汉语拼音形式）
[naŋ35gɑ44mǝn·ɕ'iaŋ55naŋ11 hүǝ23]？③（国际音标形式）
把李国胜先生的话转化成汉语普通话，意思是：“朋友们（伙计们、各位同仁等），（你们有）什么样的意见”？李国胜先生溘然长逝，人们纷纷传阅他的文章。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见到相关的回应。
二、方言书写系统问题略解
1、人为创建方言书写系统存在法律障碍。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语文法》）。该法已于2001年1月1日施行。《语文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语文法》具有这些明文规定，并已经施行多年。在这种情况下，人为的或有组织的为某个方言创建统一的书写符号系统，很容易受到法律的限制。
2、文艺创作和民间交往中的方言书写。
《语文法》虽然规定了“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但并没有禁止民间交往和文艺创作中使用方言，使用特殊字符（繁体字、异体字）。《语文法》允许使用方言的情形包括：“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等等。此外，《语文法》还明确了可以使用繁体字、异体字的若干情形。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的言语交际，使用方言的频率是非常高的。既然存在合法使用方言的诸多情形，也就存在方言的书写问题。对于是否允许为特定方言创建统一的书写符号系统，《语文法》没有明文规定。解决合法使用方言的书写问题，可以依照三种情形分类处理。第一，学术研究中的方言书写。这种情形并不常见。由于现有汉字及汉语拼音方案，基本不能准确表示方言的语音形式，因此，方言调查及方言研究通常使用国际音标。语言的本质是音义统一。“词，义内而言外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天门方言中表示“象-哪么”、“象-怎样”或“怎么”、“怎样”的词，即李国胜文中所记的“（qiāng-nǎng）”，国际音标则记为[ɕ'iaŋ55naŋ11]。第二，日常生活中的方言书面语交际。诸如幽默、调侃、搞笑等等，宜由交际双方各自解读，不必规范。第三，文艺工作中的方言书面语创作。文艺作品中的个别方言用语，宜由作者确定书写形式，并作出汉语普通话的注释。为突出地方色彩，以方言为主的书面作品，宜由作者根据现成汉字在当地的文白读音关系，选用字符完成创作。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由作者本人或他人辅助，为目标作品生成相应的汉语普通话版本，以便传播。总之，不提倡人为的或有组织的为特定方言创建统一的书写符号系统。
3、创建统一的方言书写规范存在技术困难。
除了我们上面所讲的法律障碍之外，要为特定方言创建统一的书写规范，也存在着操作技术困难。首先是代表方言选择困难。李国胜先生认为，天门方言是400万人口的共同语言（方言）。也就是说，使用天门方言的人口，除天门市160万人口之外，还包括周边市（县）与天门邻接的240万人口。这种代表方言的选择方法是不可行的。不是天门方言代表了周边区域方言，而是天门及周边区域都服从更大的方言。天门人认为天门方言代表了域外方言，域外市（县）也会认为他们的方言代表了邻接地区的方言。那么，邻接部位的文艺工作者，就会面临两种甚至多种书写规范。就天门辖区内部而言，也可以划分为四个次级方言区域，即竟陵方言、张港方言、胡市方言和蒋湖方言④。如果以竟陵方言为代表创建书写规范，那么，其他区域的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就需要学习竟陵方言，这又不利于反映他们自己的地方特色。其次是字符选择困难。要为一个方言创建统一的书写符号规范，通常是用现成的通用汉字，而不是重建字符系统。为特定方言重建字符系统，肯定属于违法行为。如果使用通用汉字，那就是说现成汉字必须携带天门方言的语音语义信息。我们知道，汉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到《语文法》颁布施行之时，汉字的形音义关系久经演变实现了巩固定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人为的对汉字进行信息附加，不能看作是文明的进步，也势必造成更多的交际障碍。其实，汉字在汉民族人民长期的使用过程之中，自然的携带着不同方言区域的方言语音语义信息，无需我们对它进行强制的改造。最后，是推广普及困难。如果我们真的煞费苦心，为特定方言创建了一套规范的书写符号系统，那么就涉及到推广普及问题。如果我们给通用汉字附加上方言的音义信息，刻意面向社会去推广和普及，不论是面向少年儿童还是面向地方文艺工作者群体，都是与国家推广普通话和推行通用汉字的政策背道而驰。
三、天门方言和地方文艺。
1、天门方言区域的划分。
天门是一个拥有160万人口，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现代化城市，深入研究天门方言，有助于地方思想文化建设，有助于理论语言学的发展，有助于推广普通话。到目前为止，天门方言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传统民间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一阶段的研究以民间研究为主，使用的方法是传统方法。语音描写使用注音字母或汉语拼音。留存的成果较少。其二是现代学术阶段，20世纪80年之后。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官方及学术机构参与，使用理论语言学手段，语音描写采用国际音标。这一阶段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较早的成果是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的《天门县志》所载《方言》（以下称《县志方言》）。《县志方言》由天门师范高级讲师严肃完成初稿，后经湖北大学副教授田作申改写而成。其次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的《天门方言研究》（以下称《方言研究》）。《方言研究》的作者是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绍则遂。以上两个专著均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堪为天门方言研究的蓝本。天门市群艺馆主持编撰的《天门民间故事集成》、《天门谚语集成》、《天门民间歌谣集成》系列著作，搜集了丰富的天门方言语汇。该成果“天门方言语汇三集成”⑤因“资金紧缺”未能面世。李国胜、李君等人主编的《竟陵文学》，唐本庆等人主编的《天门山》等地方刊物，以民间故事的形式，保存了大量天门方言信息。天门市教育局、天门市地方志办公室、天门师范学校、天门市教师进修学校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天门方言也是部分高等院校语言研究的对象，近些年的成果比较丰富。1989年版《县志方言》把天门划分为三大方言区域，即竟陵方言区、张港方言区、胡市方言区，1991年版《方言研究》及其后著作均因袭此说。这一划分是不切实际的。天门市域内还存在一个蒋胡方言岛⑥，约2万人口。蒋湖方言虽小但不是土语。天门其他方言属北方方言西南亚方言，而蒋湖方言属北方方言北方亚方言。
2、天门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方言研究的学术基础是理论语言学。但是，方言是非常复杂的现象，方言研究也必须与实际相结合，需要深入调查，掌握详细的方言事实。拙作《天门方言研究简述》（以下称《方言简述》）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尝试。《方言简述》运用理论语言学的方法，对《县志方言》和《方言研究》两个成果进了分析比较；运用共时语言学的方法，对天门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了扼要描写，对天门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征进行拓展研究。《方言简述》得出了关于天门方言的一系列结论。首次主张天门方言区域划分的三分原则不切实际，提出天门方言区域的四分原则，即竟陵方言、张港方言、胡市方言和蒋湖方言。首次举例证明了天门方言与普通话的句法差异，否定了《县志方言》“天门方言句法与普通话完全一致”的观点。首次发现胡市方言的元音鼻化现象。发现了天门方言音节的元音失去振动及多音词连续轻声现象。发现了天门方言形容词重叠兼具曲折、远指代词多次重叠等语法手段。《方言简述》初稿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主要内容曾被改写成《张港方言记》，刊载于刘文龙主编的《张港镇志》（2013版）。2014年2月，《方言简述》分上、下两篇发表于《大天门论坛》（文学版）。《方言简述》关于天门方言的考察虽然比较全面、系统，但均属于相当简略的工作。天门方言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3、方言书写与地方文艺事业。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社会成员表达和传播思想意识的言语活动规范，是社会成员在社交实践中约定俗成的通用符号系统。汉语是汉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约定的社交符号系统，是汉民族人民表达和交流思想意识的通用言语规范。但是汉民族人口众多，分布广泛，汉语也就自然的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地域变体，即狭义的方言。思想意识的表达、交流和传播，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创建和推行民族共同语，是汉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汉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为了解决共同语和方言的矛盾，民族先贤至迟在3500年前的商代即创制了成熟的至今仍然部分可识的文字系统（甲骨文）。秦始皇帝一统中国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使汉字系统成为民族共同语的法定载体。可以这样说，汉字在汉民族统一发展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术界通常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思想意识是无限丰富的，而我们并没有无限多的汉字。的确，汉字的书写形式并不区别语音，但是，每一个汉字都有读音。虽然汉字系统中存在着大量同音字，但是，汉语集团言语交际的辨义手段还是语音。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它的表意功能是有限的。在“书同文”的强制政策之下，无论哪一方言区域的书面语都必须使用汉字，这起到了相当于现代推广普通话的作用。通用汉字同时也可以荷载方言信息。使用方言创作的作者，仍然是使用通用汉字记录言语，只需依照方言的发音及语义去理解或表演就行了，这也是各地方言中大量存在所谓“文白异读”现象的原因。李国胜先生列举的许多例子，其实是有着它本来的通用汉字书写形式的。根据《语文法》的精神“推广普通话，推行通用汉字”，并没有阻碍地方文艺创作事业，也不妨碍各地域社会成员日常的方言言语交际。地方现代文艺工作者、语文工作者，基本具有解决方言书写问题的办法和能力。
李国胜先生提出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他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是严谨的，他希望广大读者参与解决问题的愿望是真诚的。本文不主张为特定的方言创建文字书写规范，只是一管之见。欢迎各位同仁批评指正，并继续参与讨论。
2023年8月12日
上图为家园平台小编正在编辑框编辑作者毛汉琼发来并委托推送的原创学术论文《李国胜方言书写问题试解》。任何抄袭和不经同意的转载都是可耻和卑劣的盗窃行为！本平台将诉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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