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至今，我国和东盟国家在各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少儿出版领域的交流合作和童书贸易往来也日趋深入，交流日益密切，童书贸易往来总体稳中有升。
相对而言，东盟国家对我国少儿图书出口方面的形势较为严峻。因此，在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同时，我国应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少儿出版交流合作，坚守“一带一路”战略伙伴关系，助推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
影响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因素主要为外部宏观环境、出版业内部实力、自身对外交流行为和跨境合作渠道4个主范畴，并囊括了10个与之相对应的副范畴。外部宏观环境、出版业内部实力、自身对外交流行为和跨境合作渠道对实现中国—东盟少儿出版的深度交流与合作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外部宏观环境对出版业内部实力和自身对外交流行为存在一定影响，自身对外交流行为和出版业内部实力会对跨境合作渠道产生影响，进而促进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发展。
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可从四个方面展开：平衡少儿出版市场，优化外部宏观环境；打造“产学研用”协同模式，夯实出版业内部实力；构建跨文化共享价值观，促进出版对外交流；创建少儿出版产业集群，丰富出版合作渠道。
题目 | 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影响因素研究 *
来源 | 《出版与印刷》2022年第1期
作者 | 田常清1），黄凯健2）
作者单位 | 1）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2.00.007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图书贸易关联度测评及精准化走出去研究”（编号17CTQ003）。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田常清, 黄凯健.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影响因素研究[J]. 出版与印刷, 2022(1): 31-38.
摘要 | 文章通过分析我国和东盟国家少儿图书贸易现状，并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影响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因素进行梳理，归纳出外部宏观环境、出版业内部实力、自身对外交流行为、跨境合作渠道4个主要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据此构建出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理论框架，进而提出其发展策略，为双边少儿出版的发展和文化交流互鉴提供思路。
关键词 | 少儿出版；中国—东盟少儿出版；扎根理论；出版交流；文化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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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外出版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出版“走出去”助益不同文化互学互鉴，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量。[1]2021年12月，《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出版业高水平走出去，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深化出版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2]作为出版“走出去”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践行力量，少儿出版表现活跃，发展势头良好，无疑能为推动各国人民民心相通与文化交流互鉴提供坚实基础与保障。其中，东盟国家是“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且与中国的少儿出版交流合作密切频繁。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可知，在我国对东盟国家出口的印刷出版物中，编码分类为HS4903-Children's picture, drawing or colouring books（儿童图画书、绘本）的少儿类读物年占比大体呈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13.3%上升到2020年的19.4%。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分析我国与东盟国家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现状，探究影响其交流合作的主要因素，并提出相应策略，以期为深化我国与东盟国家少儿出版交流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提供思路参考。
一、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现状分析
出版业在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助推两国互联互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3]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至今，我国和东盟国家在各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少儿出版领域的交流合作和童书贸易往来也日趋深入。
1.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日益密切
中国—东盟少儿出版合作是出版精准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出版领域有着密切的合作，打开了中国—东盟出版合作新格局。2016年3月，中国—东盟中心、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文化网共同主办，中国日报网承办的“中国—东盟少年儿童文化交流之窗”网络专题正式发布[4]。2018年6月，中国—东盟中心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中国—东盟少年儿童书展成功举办，为促进我国与东盟之间少年儿童文化交流与出版合作搭建了重要桥梁。2019年，在第22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中国和东盟应坚持世代友好，持续密切人文交流，[5]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进一步的少儿出版交流提供了契机。同年，我国举办了“中国—东盟少儿出版阅读论坛”，东盟国家的10家出版机构代表、南亚的2家出版社代表参与了此次论坛，和我国12家少儿出版社代表就“当下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和童书出版现状”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并成立了“接力—东盟少儿图书联盟”，为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少儿出版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平台与保障[6]。在此基础上，双方进一步对彼此的童书出版资源、优势进行整合与创新，并通过中国—东盟少儿图书版权交易会，开展相关贸易洽谈与合作。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以及国家政策的引导推动下，我国和东盟国家在少儿出版领域的交流合作日趋紧密，不断深入。
2.中国—东盟童书贸易往来总体稳中有升
为进一步了解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少儿出版合作情况，通过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可获取近年来我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在少儿出版领域的童书贸易数据（见表1）。
表 1 2014—2020年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少儿图书进口情况
从表1可知，2014—2020年，8个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少儿图书进口额总体呈增长趋势，且涨幅较为明显，仅个别国家呈回落状态。其中，近7年来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少儿图书进口总额稳居榜首；菲律宾对中国的少儿图书进口额在2014—2017年间相对稳定，2018年起开始增长，2019年更是急速增长，增幅达716.71%；新加坡2019年对中国的少儿图书进口额较2018年增长近14倍，2020年小幅下降；柬埔寨2020年对中国的少儿图书进口额增长迅猛；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少儿图书进口额虽在2019年有所下滑，但2020年呈回升态势，整体趋势相对平稳。由此可见，我国的少儿图书在东盟国家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及认可，整体市场前景乐观。文莱、缅甸对中国少儿图书进口额相较其他国家偏低，后期可有针对性地着力拓宽其市场，进而深化我国与东盟国家在少儿出版领域的交流合作。
2014—2020年，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少儿图书出口额明显较少，与其进口额相比，有明显差距。印度尼西亚对中国每年保持一定量的少儿图书出口，但整体呈下滑趋势；马来西亚2020年对中国的少儿图书出口额是2017年的8倍；新加坡2019年对中国的少儿图书出口额是2014年的72倍，6年来增幅明显；泰国对中国的少儿图书出口额呈波动变化态势。由此可见，在东盟国家对我国的少儿图书出口方面，形势较为严峻。因此，在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同时，我国应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少儿出版交流合作，坚守“一带一路”战略伙伴关系，互帮互助，助推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
二、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设计及过程
本研究按照扎根理论的具体流程，在严谨的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探索影响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主要因素。
1.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并上升到理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其主要宗旨是建构理论。这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论。[7]
2.资料收集
本研究通过目的抽样，选取以少儿读物出版为长、有自身专业特色且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专业少儿出版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具体案例资料的获取方式如下：一是调研国家政府、部委网站，了解与出版相关的政策文件；二是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以“中国—东盟”“童书”“出版”“少儿阅读”等为关键词，选取与中国和东盟国家少儿出版交流合作关联度较高的文献资料，梳理其中涉及的专业少儿出版社；三是通过访问这些专业少儿出版社的官方网站，了解其与东盟国家少年儿童读物的交流合作讯息；四是通过浏览“中国—东盟中心”网站和“中国—东盟少年儿童文化交流之窗”网站，收集中国与东盟国家少儿出版方面的相关资讯。本研究通过以上方式，对资料进行梳理、整合，并确保所收集资料的真实性与权威性。
3.数据分析
为保证研究分析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在深入阅读研究资料的基础上，通过NVivo 12这一定性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文献编码工作，进而综合梳理、归纳中国和东盟国家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相关内容，提出推进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思路。
（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是打乱资料的过程，是编码工作的第一个阶段。通过所获得的文献、信息，把其中的要素进行标签化，进一步发现范畴，并根据其概念属性进行命名分类，从而形成尝试性类属，以指导后续研究。本研究通过从资料记录中提取出概念，将类似的概念进一步提取为抽象的范畴，根据其性质和特点进行范畴化命名，最终提炼出10个范畴，分别为政策制度环境、出版价值理念、出版内容价值、出版市场环境、出版产品定位、出版资源整合、出版行业教育、营销渠道创新、用户实际需求和双边文化交流（见表2）。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随机选择2/3的资料记录进行开放式编码，另外1/3的资料记录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表 2 开放式编码范畴化
（2）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Axial Coding）的主要任务是选择和构建主要类目的内容，并将主要概念类属与次要概念类属连接起来，以重新组织数据。[8]在形成主范畴的过程中，本研究充分考虑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情景特征，归纳出了外部宏观环境、出版业内部实力、自身对外交流行为、跨境合作渠道4个主范畴（见表3）。在归纳主范畴的同时，不断对比、渗透剩余1/3的资料记录，但均没有发现新的范畴，可见理论饱和度较好。
表 3 主轴式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3）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Selective Coding）主要通过把握资料的逻辑关系及系统分析，建立一条明确的“故事线”，联结各项范畴，描绘行为现象，发展理论框架。主范畴形成的典型关系如表4所示。影响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发展与成效的主要因素即各项主范畴及其对应范畴。
表 4 主范畴形成的典型关系
4.模型生成与阐释
通过上述范畴的分析，确定影响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因素主要为外部宏观环境、出版业内部实力、自身对外交流行为和跨境合作渠道4个主范畴，并囊括了10个与之相对应的副范畴。基于主范畴所形成的典型关系，总结出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理论框架（见图1）。以下对此理论框架进行阐释。
图 1 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理论框架
外部宏观环境、出版业内部实力、自身对外交流行为和跨境合作渠道对实现中国—东盟少儿出版的深度交流与合作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梳理主范畴与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关系可知，外部宏观环境对出版业内部实力和自身对外交流行为存在一定影响。中国在颁布一系列国际出版相关政策文件以及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深度对接的有利政策制度环境下，解决少儿出版市场不平衡等问题，完善外部宏观环境，出版业才能把握少儿读物的产品定位与少儿群体的真实需求，增强自身内部实力，并在准确认识文化差异的前提下进行各种出版对外交流活动，促进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发展。
与此同时，自身对外交流行为和出版业内部实力也会对跨境合作渠道产生影响，进而促进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目前已有30多所孔子学院落户东盟，在帮助东盟国家了解和学习中国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是对合作渠道的创新，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少年儿童对东盟国家文化的了解程度，真正实现双边国家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此外，少儿出版肩负着培育儿童丰富的想象力、塑造儿童正确的价值观念、打牢儿童文化自信根基、培养儿童国际视野的职责，提升出版业内部实力，才能进一步打通少儿出版的跨境合作，开拓中国少儿出版国际视野，最终促进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发展。
三、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发展策略
综上所述，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除了切实完善出版内容价值、出版产品定位等自身对外交流行为，以及创新跨境合作渠道之外，还应充分发挥政策制度、出版市场等外部宏观环境和出版价值理念、出版行业教育等出版业内部实力的基础作用，多方位切实加强双边交流合作。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平衡少儿出版市场，优化外部宏观环境
中国—东盟童书贸易往来虽稳中有升，但东盟国家对中国少儿图书出口额相比其进口额明显薄弱。在中国童书市场，来自东盟国家的童书明显较少，出现中国—东盟少儿出版市场贸易不平衡的状态。因此，在有利的政策制度环境下，平衡发展少儿出版市场是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发展的基础。首先，必须健全相关对外贸易政策。近些年来，我国少儿出版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2014—2019年，我国少儿图书累计输出版权1万多种，[9]图书贸易已不单单是传统的纸质图书产品形式的贸易，还有各类线上数据类型的少儿阅读资源和版权的贸易。我国要针对当前信息安全、知识产权等方面完善相关贸易政策与法规，维护贸易双方以及读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在《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等政策法规的指导下，加快完善中国—东盟少儿出版合作机制，打破贸易关税壁垒，加大东盟国家对中国少儿图书和童书版权的出口力度，从而平衡中国—东盟少儿出版贸易市场。在家长普遍重视培养孩子阅读习惯、对少儿读本的要求日渐多样化的今天，出版企业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精准化的市场调研，了解当前少年儿童的阅读喜好和家长的教育需求，精准定位少儿出版市场。
2.打造“产学研用”协同模式，夯实出版业内部实力
推进我国与东盟国家少儿出版领域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人才的培养无疑是双边交流合作的必要条件。在出版融合的创新背景下，复合型少儿出版人才、原创作者、插画师等的缺乏和新人培养体系的不成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10]积极打造少儿出版“产学研用”协同模式，是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与发展的坚强后盾。首先，专业少儿出版社可与我国和东盟国家多地高等学校，联合培养少儿童书创作新人。来自我国和东盟各个国家的创作人进行广泛、深度交流，结合各自的文化背景联合创作，给各国儿童带去优质的少儿图书。其次，东盟国家语言纷繁复杂，通过我国和东盟国家的高校联盟，秉持“为儿童而译”的翻译观来培养翻译人才，由出版社组建翻译团队，打破语言上的障碍。新时期儿童翻译观的目的和方法较之以往更加明确，作为成人的译者要从儿童的视角、理解和接受的角度重新思考翻译对象、翻译策略和读者期待[11]，为少年儿童翻译受他们喜爱的图书。
3.构建跨文化共享价值观，促进出版对外交流
如前所述，内容是出版的核心要义，也是实现对外出版交流的要点所在。跨文化交流是中外出版交流的一个现实障碍，虽然在童书出版方面，受意识形态和文化壁垒的影响较低，但如何准确识别并妥善处理各国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依旧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各项少儿出版对外交流活动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跨文化交流就是不同文化以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者之间交往互动的过程，而要实现恰如其分的跨文化传播，传播者必须减少文化隔阂的影响，以寻求一种共享意义。[12]对于构建跨文化共享价值观，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双方国家可以通过“中国—东盟少年儿童文化交流之窗”等网站，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线下交流活动，依托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少年儿童之间的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推动少儿出版的发展；二是我国少儿出版社可加强对外交流，在进行童书出版创作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把握东盟国家的文化特点与属性，寻求文化共同点，构建跨文化的共享价值观，做到中国童书的本土化表达与文化创新融合。
4.创建少儿出版产业集群，丰富出版合作渠道
要想进一步发展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必须解决当前少儿出版企业在跨境合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一，产业合作较为单一，主要以各类国际书展为渠道进行推广，无法聚集并充分发挥出版产业力量。第二，对外贸易主要以图书和版权为主，类似接力出版社建立埃及分社进而直接对外投资等尝试较少。因此，积极推动中国和东盟国家出版行业跨界融合，是促进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的重心。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少儿出版企业可与IT企业、技术公司合作，实现跨域、跨界经营，开拓少儿出版产业链，打破产业边界，开创少儿阅读新领域，开发多样化阅读形态，引入VR、AR技术，让少年儿童获得多样化的阅读体验。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积极联合新媒介、新技术，建立少儿快乐阅读平台，开发各类少儿读物数字衍生品。[13]其次，少儿出版企业要做好自身专业和资本的评估，积极在东盟国家建立分社，打破中国—东盟少儿出版合作的地域局限，结合双边资本和资源优势，借鉴相关中外出版企业合作经验，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合作出版。结合技术力量、资本力量和产业力量，创建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产业集群，进一步为双边少年儿童提供丰富多样的阅读内容与形式。
四、结语
总体来说，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合作离不开外部宏观环境、出版业内部实力、自身对外交流行为和跨境合作渠道等方面的助力。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为充分发挥少儿出版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我国应积极寻求中国童书由“走出去”向“走进去”转变，并吸纳优秀的国外少儿作品，在政府政策的有力引导扶持，合作伙伴国的大力协作，以及出版企业、出版人的通力合作下，实现我国与东盟国家在少儿出版领域的长足发展和新突破。
参考文献
Title :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ASEAN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Children's Book Publishing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Author : TIAN Changqing1), HUANG Kaijian2)
Author Affiliation : 1)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angtan University
Abstract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ldren's book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and use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grounded theory to conclude four major categories that influence the communicait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external macro-environment, internal capacity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behavior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channels. According to thi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children's book publishing is established,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then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children's book publishing and the mutual culture understanding.
Keywords : children's book publishing; children's book publishing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grounded theory;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mutual culture understanding
编辑：许彤彤
审核：靳琼 熊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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