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出版
作者 | 叶新1） 熊诗倩2） 翟欢3）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0.00.042
摘要 | 文章通过研究《张元济日记》中有关“商务书馆”名称纠纷的记载，并对照《申报》关于此事的报道，条分缕析，厘清“商务书馆”名称纠纷的缘起和经过，以及张元济先生如何运筹帷幄，快速化解纠纷。其中，体现出的张元济先生高超的商业智慧，至今仍值得出版人学习和体悟。
关键词 |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商务报馆，名称纠纷
1916 年三四月间，商务印书馆和同在上海的商务报馆发生了一起公司名称纠纷。和商务印书馆一样，商务报馆也创办于1897 年， 但是两者近20 年来一直没有名称使用上的纠纷，为何此次突发争执？事情的经过如何？最后又是怎么解决的？笔者结合搜集到的史料进行分析，试图还原这一名称纠纷的始末。
一、纠纷的缘起与经过
我们先来看《张元济日记》的有关记载。张元济先生在1916 年3 月8 日（周三）的“杂记”栏中写道：
闻谢宾来言，商务报馆向邮政局声明， 伊兼用商务报馆、商务书馆两名。即属梅生拟信声明，本馆略称为商务书馆，外间有相似之名称，请勿误送。[1]26
自1914 年初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被暗杀，以及继任总经理印有模1915 年11 月病逝之后，张元济开始全面负责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工作。1916 年4 月18 日，商务印书馆第157 次董事会议决议，代总经理高凤池任总经理，张元济任经理[2]。商务报馆发起的“商务书馆”名称纠纷及其解决正好发生在张元济就任经理的前后一段时间，显示了他在书业经营方面的卓越才干。
谢宾来是商务印书馆的交际科长，他给张元济先生汇报的消息是：商务报馆告知邮局，其使用的名称不仅有“商务报馆”，还有“商务书馆”。而商务印书馆的简称也是“商务书馆”，这就是商务报馆给商务印书馆出的经营难题。两者使用的是同一个邮局， 如果邮局不加区分，邮件送错，那就会影响到商务印书馆的业务往来，特别是函件、汇票的寄送事务。这引起了张元济先生的重视。在此后日记的“杂记”和“公司”栏里，就出现了与此有关的记录。
邮政局回信，复商务书馆如另有此一家， 其信不能送交本馆，云云。即属梅生起稿驳复。[1]27-28（3 月10 日）
访丁榕，与商邮政局复回商务书馆略名事，请其核阅梅生信稿。[1]28（3 月11 日）
丁榕交来代拟复邮局信稿，似未提及汇票一层。属梅生明日再与丁君接洽。[1]29（3 月13 日）
3 月12 日是周日，不上班。也就是说， 张元济连续三个工作日在“杂记”栏中有所记录。起因是3 月10 日邮局不主动分清商务印书馆和商务报馆的区别，不排除把应送到商务印书馆的信件送到商务报馆的可能，这问题就严重了。因此张元济要求丁梅生起草给邮局的回信，并拜访商务印书馆的法律顾问丁榕大律师，寻求应对的办法。但是让张元济先生担心的是，丁榕起草的回复邮局信件没有提起汇票邮寄这件事，汇票涉及金钱往来，事情重大，因此还需要再沟通。
丁榕的答复出现在张元济3 月14 日的日记：
托谢宾来持吾处来商务书馆之汇票与丁君言商。据谢君复言，邮局仍凭我处印记付款。言丁君谓，如此无从与邮局理论。又言，邮局说，商务报馆登有小说《霸王》告白，称商务报馆内商务书馆云云，本馆何以不说话。[1]26
丁榕并不觉得汇票冒领是个问题，如果是商务印书馆收到的汇票，邮局要凭商务印书馆的印记才能付款。也就是说，如果邮局把应给商务印书馆的汇票误发到商务报馆， 后者拿去邮局，没有商务印书馆的印记也不能取款，因此也没法就汇票这件事同邮局理论。按商务印书馆的意思，邮局只要把它和商务报馆区分清楚，不要错发邮件就行。
但是，邮局不想承担错发的责任，还言之凿凿地说，商务报馆曾经在报纸上登过小说《霸王》的广告，称是商务报馆内部的商务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为什么不及时声明澄清。邮局的这个态度引起了商务印书馆的重视，决定必须采取措施。张元济在3 月20 日和3 月22 日的日记中记载：
农商部批准，本公司声明“商务书馆” 及“商务馆”为本馆之略称。本日接到批回。[1]34 （3 月20 日）
奉农商部批，本馆“商务馆”“商务书馆”， 准备案。[1]36（3 月22 日）
这两则日记记载都是在“公司”栏里出现，也就是要在公司会议层面讨论的事情。商务印书馆的必要措施就是要请到农商部的“尚方宝剑”。对商务印书馆关于“商务书馆”和“商务馆”是本馆的略称，农商部的批复是照准备案。张元济3 月23 日的日记记载“叔通拟稿，至商务报馆信”[1]26 。而对方的答复见第二天的日记“商务报馆复信，语多无赖”[1]37 。对于商务印书馆公司层面的去信，商务报馆的复信并不当回事，而是胡搅蛮缠，看似企图浑水摸鱼。而从3 月25 日的日记记载“叔通复商务报馆。即夕又有回信， 用律师出名”[1]38 看，商务报馆还出具了律师函，似乎并不忌惮。
既然商务报馆不想就此了结，放弃“商务书馆”的名称使用权，不怕把事情闹大， 商务印书馆第二天马上在《申报》头版上发表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声明”：
本馆开设二十年，外间习用，无论函电、汇票，向系略称为“商务馆”或“商务书馆”， 曾由本馆具禀农商部奉批：据上海商务印书馆禀称，据实声明“商务馆”或“商务书馆” 即为商务印书馆之略称，请准予备案等情， 应即照准等因，合行登报声明，特白。[3]
查《申报》的过往报道，商务印书馆并不是“商务书馆”的最早使用者。1893 年5 月25 日至31 日的《申报》曾连续刊登一则广告，提到“英文商务书馆”开设，但后来并无下文，想来是无疾而终。
而商务印书馆早在1900 年5 月5 日在《申报》刊登的广告中就出现了“商务书馆新增《华英字典》大本皮壳，一元”的字样，也就是向广大客户和读者说明，商务印书馆也称“商务书馆”。其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字典》的封面及书名页都印有“商务书馆华英字典” 的字样。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中，类似这种在书名中直接出现“商务书馆”字样的书籍不止一本，比如1913 年《商务书馆华英音乐字典集成》，该书出到了第十版。
因此，正如商务印书馆在1916 年3 月26 日在《申报》刊登的声明所说，“商务书馆” 确实是商务印书馆多年来所用的略称，而农商部作为主管部门也予以备案。商务报馆还不想善罢甘休，那就必须昭告天下了。
商务印书馆在《申报》1916 年4 月1 日（头版）、4 月2 日（二版）、4 月4 日（二版） 以及4 月20 日（头版）刊登同一条声明：
上海商务印书馆声明“商务报馆”与本馆无涉
上海商务报馆并非本馆所办，另是一家。如有购《商务报》及函询属于商务报馆所办各事，请径寄函商务报馆可也，特此声明。[4]
如果说 3 月 26 日的声明是商务印书馆声称“我是商务书馆”，以上四天的声明就是直接点出“商务报馆不是商务书馆”，它与商务印书馆无关。如果有购买《商务报》或者其他事情，直接寄信给商务报馆就好了。我不是商务报馆，你也不是商务书馆，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
与此同时，虽然邮局的具体办事人员糊涂、敷衍，但是必要的沟通工作也要着手进行，以督促其履行正确的投递职责。因此张元济在 3 月 29 日的日记中写道：
发邮局信，告知本馆略称“商务馆”“商务书馆”，已经农商部批准。丁榕拟稿，由我签字发。[1]40
在《张元济日记》中，5 月 3 日的日记是关于此事的最后记录：
对商务报馆总经理声明两告白。告仲翁，前件应改，后件应多登。[1]55
商务报馆终于作了澄清。经过一番你来我往，最终以商务报馆的收手而告终。如果再查阅《申报》此后的刊登内容，我们会发现，商务书馆的称呼时时出现，而大家也认为它就是商务印书馆的略称了。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文件中也用过“商务馆”名称指代商务印书馆。比如《江苏省公报》1913 年第 138 期刊登了“江苏省行政公署批第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原具呈人上海商务馆经理夏瑞芳）”的批示，再比如《福建公报》1914 年第 741 期刊登“批商务馆经理印有模禀送单级教授要项请转饬分发由”的批示。就报纸而言，上海的《时报》1919年 2 月 13 日曾刊登过题为“商务馆寄宿所开办夜校”的消息，正文中用的则是“商务印书馆”的全名。
二、四点认识
回溯商务印书馆和商务报馆名称纠纷解决的整个过程，笔者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 高度重视，多方着手
从 1916 年 3 月 8 日突发纠纷，到 3 月26 日商务印书馆在《申报》发表声明，不到20 天的时间。在这期间，商务印书馆与邮局、商务报馆交涉，向本馆法律顾问丁榕咨询，向企业主管部门农商部提出申请。张元济与陈叔通、谢宾来、丁梅生等分工协作，工作有条不紊，做到心中有数，有助于纠纷得以顺利、快速解决。
2. 听取律师的专业意见
丁榕律师是商务印书馆的法律顾问，也是张元济先生的好朋友，经手过不少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的案子。在此案中，张元济担心寄给商务印书馆的汇票被冒领，丁榕认为即使商务报馆手头有邮局误送的汇票，没有商务印书馆的印记，也取不了钱，消除了他的担心。另外，丁榕还为此拟定公函，很好地履行作为商务印书馆法律顾问的职责。
3. 品牌无小事，商场即战场
“商务印书馆”“商务书馆”“商务馆” 都是商务印书馆使用的名称，代表其长期形成的品牌，享有良好的声誉。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史来看，某些如商务报馆之类的企业，想借名称“傍大牌”，以混淆视听、浑水摸鱼。如果商务印书馆高层特别是张元济先生对谢宾来的报告未加注意，或虽然注意了却不够重视，“商务书馆”的名称就会被商务报馆趁机窃取，给商务印书馆造成损失， 甚至可能会影响它的经营业务。在农商部确认不仅“商务书馆”，而且“商务馆”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名称之后，商务印书馆及时在《申报》上发表声明，以正视听，强化了大家对商务印书馆品牌的认识。
4. 高超的商业智慧
张元济先生于1902 年底进入商务印书馆，最早负责的部门是编译所，充分展示了他在书稿引进和编译方面的才能。1916 年4 月，张元济正式担任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当时， 张元济本可以升任总经理，但他不愿意与官府直接打交道，因而屈居商务印书馆创始元老高凤池之下，但全面接手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业务。从《张元济日记》来看，他对公司的每项业务都要发布指示，表现出卓越的经营管理才能和高超的商业智慧，不愧为商务印书馆前期的掌舵人。在本案中，张元济做事有条不紊，毫不拖泥带水，与相关人士充分合作，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就解决了名称纠纷。整个过程中体现出张元济高超的商业智慧，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值得出版人不断学习和体悟。
参考文献
[1]张元济 . 张元济日记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 张人凤，柳和城 . 张元济先生年谱长编 [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426.
[3] 上海商务印书馆声明 [N]. 申报，1916-03-26(1).
[4] 上海商务印书馆声明“商务报馆”与本馆无涉 [N].申报，1916-04-01(1).
（作者单位：1）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2）3）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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