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每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申报、论证、筛选和目录公示等工作的有序推进，主题出版已经成为出版单位的工作重点，涌现出一大批主题鲜明、文质兼美、影响深远的主题出版物。顺应时代的发展，主题出版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主题出版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出版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也能为相关管理部门部署主题出版工作提供有益参考，更是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本刊特开设“主题出版对谈”栏目，由著名出版人、韬奋奖获得者、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院长韩建民主持，每期邀请一至两位学界或业界专家就相关问题展开深度对谈。本期为主题出版对谈第二期，特邀嘉宾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对谈主题为“主题出版的内容与作者”。
题目 | 主题出版的内容与作者
来源 | 《出版与印刷》2021年第4期
作者 | 王为松1），韩建民2）
作者单位 | 1）上海人民出版社；2）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1.00.060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王为松, 韩建民. 主题出版的内容与作者[J]. 出版与印刷, 2021(4): 40-48.
摘要 | 文章为就“主题出版的内容与作者”进行的深度对谈。两位对谈人结合各自的工作实践和学术背景，结合典型案例，从主题出版内容的分类、策划、作者资源的开发与维护以及主题出版的大众化阅读、数字化和融合出版等方面展开了深入讨论和剖析，达成如下共识：主题出版的内容既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又根植于学科学术领域的长期布局；应抓住重大时间节点，突出其内容特色；以专业学术打造出版品牌；打造主题出版作者需要出版社的引领，要注重挖掘和培养年轻作者。
关键词 | 主题出版；学术出版；融合出版；选题策划；内容开发；作者资源
主题出版是指围绕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方面开展的倡导时代主旋律，弘扬传统文化、科技文化和国家精神，探索治国理政，有助于树立正确人生观和科学价值观的出版活动。[1]近年来，各出版单位逐渐把主题出版列为重要任务。主题出版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内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新时代主题出版的核心内涵[2]。
一、主题出版的内容建构
1. 哪些内容的出版物属于主题出版？
韩建民：主题出版物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政治类主题出版物，二是学术类主题出版物，三是文学类主题出版物。政治类主题出版物与党和国家的体制机制、核心政策联系更为直接，具有权威性、政策性、导向性的特点，往往是高屋建瓴的大局之作。学术类主题出版物重在理论阐释和学术论证，内容质量主要体现在创新与立意上，体现在高度与深度上，既是填补空白的原创之作，也是传承文明、传播主流价值观念的经典之作。文学类主题出版物感染力强大，市场更为广阔，既要成为广大读者爱不释手的精彩之作，也要成为有益人生、润化心灵的向上之作，更应成为流传广泛、家喻户晓的畅销之作。例如许多党史、军史题材文学作品主题鲜明突出、情节生动感人、细节把握到位。这三类主题出版物在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性质上是统一的。
王为松：主题出版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即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需要而进行；二是围绕特定主题开展，内容范围比较集中，形式却可以多种多样。[3]51
政治性是主题出版突出的特点。对反映重大国家战略、时代热点和重大节点的重点选题，国家出版管理部门给予了鼓励与扶持，这一类选题往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譬如反映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等重大节点。但与一般的新闻宣传、政策解读等更强调即时性不同，主题出版对主题的论述还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体现主题出版内容至上的特点，需要学术权威性的支撑；主题出版导向正确的原则，需要学术严肃性的支撑；主题出版“走出去”的要求，则需要学术共通性的支撑。[3]53但主题出版物又与大多数的学术论著不同，其表达要更加生动、接地气，文学性是做好主题出版的必要条件。同时，政治性、学术性和文学性是融为一体、互相渗透交织的。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简称“人民社”）出版了刘统所著的《战上海》和《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这两部作品都是史论、史识、史实有机统一的佳作，作者采用了文学性描述，使历史图景的呈现更加生动，更加吸引人、震撼人、感染人，是属于打通文史的文化精品。《战上海》在参选“中国好书”时，虽然是作为文学类的读物参评，但丝毫不影响其学术价值。
你可以将主题出版分为政治类、学术类和文学类，但政治类主题出版离不开学术的支撑，学术类和文学类主题出版也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具体到主题出版的选题开拓，我更主张从学科出发，在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的基础上开发选题。人民社始终坚持“以专业学术打造出版品牌，以社会责任引领阅读风尚”。
2. 主题出版物的内容策划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具有哪些特别之处？
韩建民：主题出版物的内容策划与其他类型出版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要考虑价值和市场两个重要变量，都要做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首先，立足特色、发挥优势。主题出版物的内容策划要发挥自身的优势。自身的优势既包括所在出版单位的品牌优势和资源优势，也包括所在地区和城市的特色优势，只有立足特色、发挥优势才能在竞争中获得先机。如人民邮电出版社是以出版信息技术类图书见长的科技大社，近年来该社立足特色资源，发挥品牌优势，连续策划了《“芯”想事成：中国芯片产业的博弈与突围》“科技改变中国”丛书、《科学与忠诚：钱学森的人生答卷》等优秀主题出版物，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目录。成功的主题出版案例基本都具备这一特点，因此主题出版物的内容策划首先应立足本单位的特色，充分发挥优势。
其次，切中焦点、热点和节点。焦点、热点和节点都非常重要。主题出版是鲜活的、与时俱进的，选题策划一定要体现出新鲜度和受关注度，让读者耳目一新是主题出版策划的灵魂。当然这个“新”是体现价值和趋势的“新”，是对接党和国家意志的“新”，是在内容设计上能引起阅读兴趣和激发购买欲望的“新”。优秀的主题出版物通常是政治性、学术性和市场性的统一，因此在选题策划时一定要切中焦点和热点，这需要策划人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与时俱进的敏感性。节点也很重要，既不能粗制滥造赶节点，也不能慢条斯理忽视节点。赶上节点无论在宣传上还是市场上都会事半功倍，更需要策划人有敏锐的前瞻意识，提前布局，务实推进，精彩从容地在节点发力。
王为松：人民社自1951年成立以来，始终把出版优秀的作品作为自身发展的根本定位，在主题出版领域更是如此。人民社的主题出版，看似紧跟时间节点，实则植根于学科领域的长期布局。
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人民社同年3月就出版了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林尚立教授的《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4]，该书主题与《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所提的内容有密切联系，且出版时间距文件下发不到半个月。
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求在扬弃继承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创新。同年1月，人民社推出了“提问诸子”丛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行了可贵的尝试。这套书的出版时间距离文件下发也只有半个月。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日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人民社在此前已经出版了《马克思的20个瞬间》，并推出配套音频“给90后讲讲马克思”。同时还出版了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王公龙教授的《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共产党宣言〉十问》，以独特视角解读《共产党宣言》。这两种图书都同步推出了配套音频党课，辐射全国读者和听众，有效增强了党员学习教育的覆盖面和渗透力，获得了相关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认可和推荐。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0周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分别出版了刘统的《战上海》和《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战上海》回望先辈70年前“战上海”的这段历史，有助于帮助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人理解和继承革命先辈开天辟地的精神和斗志，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该书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运用了近年来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单位赴海外采集的新史料，以点带面地展现了20世纪前30年的风云激荡。该书获得了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奖项。
我们选择合适的节点推出这些主题出版物，能够获得更多媒体的关注，在相关报道中占据突出的位置和更多的篇幅，起到了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
人民社为了开发适应不同学科特点的出版工作，自2014年起，对编辑部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把原来的第一编辑部、第二编辑部、第三编辑部、第四编辑部等调整为政治与理论读物编辑中心、历史与文献整理编辑中心、法律与社会读物编辑中心、世界政治与经济读物编辑中心等，这样学科特点更加明确，提出以专业学术打造品牌，做好选题的长期布局，并充分考虑重大节点。对于人民社来说，选题开发还需要考虑两点：一是响应国家战略，二是回应时代热点。在此基础上，优秀的主题出版物自然而然就会应运而生。
3. 主题出版物近年来取得了哪些成绩？如何更好地扶持优秀的主题出版物？
韩建民：近年来涌现了大量优秀的主题出版物，既有政治类主题出版物，也有如《文献中的百年党史》、“科技改变中国”丛书等学术类出题出版物，还有如《苦难辉煌》《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等文学类主题出版物。但是，出版类的重大奖项，如中国出版政府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等，除了“中国好书”设有“主题出版类”，其他都没有“主题出版类”，更没有独立设置的国家级主题出版奖项。目前虽然有中宣部的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目录，但成书后还没有看到专门设置的国家或中央部委级的主题出版图书奖项。而主题出版是真正的人民出版、党的出版，作品既关乎世道人心，也关乎主流价值观的巩固与弘扬，更体现作者的社会责任，因此建议设立专门的“国家主题出版物奖”，以奖励优秀主题出版物。
王为松：除了前面提到的《战上海》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外，人民社近几年在主题出版领域连续获得年度“中国好书”——《五百年来王阳明》获2017年度人文社科类“中国好书”；《战上海》获2018年度人文社科类“中国好书”；《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获2019年度主题出版类“中国好书”；《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和《文献中的百年党史》获2020年度主题出版类“中国好书”，另外《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和“中国三部曲”（《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新觉醒》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
有关王阳明的出版物数量不少，我们为什么还要出版《五百年来王阳明》？《五百年来王阳明》是要讨论王阳明心学对今天读者的营养价值和作用，我们从这个角度做选题策划和编辑加工，封面设计、版式设计、书名拟定和营销方案均围绕这个思路展开。作者郦波是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还担任“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嘉宾和“百家讲坛”主讲人，因此这本书集中体现了政治性、学术性和文学性，成功地从众多研究王阳明的著作中脱颖而出。
二、主题出版作者资源的开发
1. 主题出版的作者在哪里？
韩建民：出版社的作者可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作者是出版社最重要的资源，这些作者与出版主体和出版品牌共生共长，彼此关系紧密，构成利益共同体，也是各出版社积极打造的核心竞争力。紧密层作者，和出版社有两次以上合作，彼此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这是出版社作者资源中的基础力量。松散层作者，与出版社有一次或者没有合作，但有交往，相互有合作意愿，信任感较低，这一块基数较大，潜力丰厚，需要出版社整体开发和经营。
做主题出版难，难就难在寻找优秀的主题出版作者。做好主题出版的策划相对容易，不少出版社都策划了相对不错的选题，但最后能成功的主题出版物并不太多，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找对作者。有的作者公务缠身无暇顾及写作，找两三个学生写写了事；有的作者投机取巧，抄抄编编致使作品成色不足；有的作者观念陈旧，写的文章枯涩八股，让人难读；有的作者通篇大论，空泛无力，可读性差。
主题出版作者相对于学术版块和大众版块作者往往更关注几个问题：一是对出版平台和宣传策略更为关注；二是对出版节点感受更强烈；三是对内容处理更为谨慎；四是对封面和书名要求更高。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主题出版作者的要求非常高，既要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又要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既能创新观点、深入论述，又需要深入浅出、点石成金；既要高屋建瓴，又要平易近人；既要有意义，又要有意思。这样的作者实在难找，也非常珍贵。
王为松：主题出版是个与时俱进的出版工程，需要不断吐故纳新。主题出版的作者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都有，他们的某些著作在学界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有些内容只要再作一些充实和提升，就可能成为主题出版的内容。
2. 主题出版的作者资源应该如何进行维护？
韩建民：积累和巩固优秀的主题出版作者资源，要做好如下几点。
首先，要搭建好的平台让作者感觉在这个平台能施展、有成就，有些出版社可能一开始就有好的平台和影响力，有些出版社可能名声并不显赫，没有平台优势，这些先天条件是客观存在的。但事在人为，经过持续努力，还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领域，持续推出优秀作品，逐渐得到作者和行业的认可。如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作为一家地方社，也不是主题出版的主阵地，近年来连续推出《他日归来：钱学森的求知岁月》《中国探月工程》《为了万家灯火——中国共产党百年抗灾史》等具有科技特色的优秀主题出版项目，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也连续获得各种奖项。平台经营好了，就能吸引优秀的作者，如果不经营平台、不经营特色，选题杂乱，即使遇到优秀的作者，在短暂合作后也会逃之夭夭。这一点对非人民社的其他类出版社尤其重要。
其次，要和优秀作者深度交流。优秀的编辑在与优秀作者的交往上都有自己的秘笈，尤其是出版社的社长、总编与作者深入交流是吸引高水平作者的重要一招。这种交流既体现出版社领导对书稿的重视，也反映出版社领导的思想理念和文化修养，相互很容易成为知己，思想理念走到一起就不容易分开了。这方面的案例比比皆是，在出版史上有许多佳话趣事，这也是有些出版社总能拿到优秀书稿的关键。笔者在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简称“交大社”）社长时，和叶永烈先生的交往很值得回忆。2008年经江晓原老师介绍去叶永烈先生家拜访，后来我们逢年过节都会看望叶先生，交流讨论，互相启发，凝聚共识，孵化项目。交大社也经常请叶先生参加全国书市并为读者签名售书，足迹遍布上海、北京、宁夏、海南等地，时间长了，他充分理解了交大社的出版理念和编辑特长，非常愿意把优秀书稿放在交大社出版。那些年叶先生陆续在交大社出版了十几本图书，本来还有一本《科学之外的钱学森》已经谈定要出版，可惜叶先生2020年离开了我们。
再次，要保障灵活的机制和政策。要想吸引优秀的作者必须有一套灵活的机制，否则作者感觉到处碰壁，和出版社的合作也就是一锤子买卖。对待优秀作者，出版社在诸如稿费、进度、用纸、装帧等方面要给予作者特殊政策，和作者充分沟通，让作者有主人翁意识。作品是作者智力劳动的结晶，图书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智慧和辛勤付出，只有心情舒畅，才有更精彩的合作，作者对书和出版社的情感也会有质的变化。
最后，要重视整体设计和编校质量的加强效应。图书的封面能反映一个出版社的风貌，也能反映出版社的理念和编辑思想，因此出版社在图书的整体设计上要肯下功夫。当图书上架后，令人眼前一亮、爱不释手，不仅会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还会使作者坚定与出版社继续合作的意愿。有经验的作者还很看重出版社的编校质量，一些大社名社，编校力量强，有一整套编校把控体系，不仅可以弥补原稿的疏漏和不足，合作中也让作者心悦诚服，这样作者和出版社的关系就更加紧密。
王为松：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没有作者提供的好选题、好内容、好书稿，何谈出版？选题和作者是同时获得的。选题资源来源于长期的专业化、前瞻性布局；作者资源则依赖于长期积累和良好维护，编辑要和专家交朋友，还必须有为专家服务的精神和态度。
第一，作者和编辑像双桨船，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把心交给读者，既是对作者讲，也是对编辑讲。老一辈出版家范用先生喜欢说“做出版一定要感情用事”，说的就是要有感情的投入。
苏尔坎普出版社的温塞德（Siegfried Unseld）与大作家黑塞（Hermann Hesse）之间的关系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一家好出版社形成的出书风格与其长期以来所维系的作者群体息息相关。人民社也是经过70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服务好作者不仅仅是态度问题，更是基于对作者的了解，知道他在想什么，把他的书出成他自己想出的书，出成一本读者想要的书，也出成一本出版社要出的书。只要能找到这几个结合点，那这个作者一定会与编辑、与出版社长期合作。主题出版作者和编辑的关系就像双桨船，必须双方共同努力，船才能乘风破浪向前，假如只有一方努力，船只会原地打转。
我们鼓励编辑参加学术会议，不仅能了解学术动态，而且还是发现新的选题和新的作者的重要途径。此外，还可以围绕自己出版的重要图书召开学术研讨会，甚至可以打造学术会议的品牌，在与专家学者交流的过程中还会有大量的选题产生。
第二，提前布局，精心谋划。根据国家战略和时代热点，至少提前两年寻找最合适的作者，谋划主题出版选题。在书稿创作的各个阶段，与作者一同精心打磨，在正式出版前，请专家一同会商把关，齐心协力提高书稿质量。例如2017年建军节，刘统的“解放战争”系列出版，在书展上我们提出再过两年，也就是在2019年上海解放70周年时，希望他专门创作一部关于上海解放的著作。我们想要的不仅仅是上海解放的故事，而是要确立上海在今天两个大局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一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二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开放之于上海，开放上海之于中国，其重要意义不可同日而语。上海解放时，毛泽东主席曾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是近代中国光明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所以解放上海的意义不仅是解放全中国，对21世纪的人类史都有重要的影响。[6]因此，我们向刘统提议，能不能通过写70年前的历史，让今天的读者依然能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还有翻天覆地、经天纬地的看家本领。这一点，我们与刘统有共鸣，要做一本能够唤醒这一代人记忆的作品。这一代人的记忆里有一部电影《战上海》，于是就以这个名字命名。从这个角度，不仅写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也写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即便是像刘统这样专业学者的书稿，人民社仍采取十分严谨的态度。《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在出版前，曾召集部分党史学者一起开会，对书稿进行最终把关。这是人民社在探索中找到的一个好方法。
第三，重视读者需求，契合重大节点。无论作家还是学者，均有自己的写作思路，但对作品是否符合读者需求，能否与重大节点相契合有时会考虑较少。出版社则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才能使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充分发挥出来。如有一年有一本重要书稿，出版社想赶在当年上海书展首发，当时，从正常的出版时间节点来说是赶不上的，通过不断沟通，最终赶在书展开幕当天首发，首发当日的零售量就达到1万册，成为书展的热点。
第四，出版社引领，挖掘年轻学者。主题出版的作者在不断涌现，打造主题出版的作者群则需要出版社的引领。尤其在年轻学者中挖掘主题出版的作者，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马克思的20个瞬间》的作者全部是上海市委党校的80后学者，我们宣传的热点就是“80后给90后讲马克思”，因为他们知晓年轻人容易接受的语言和表述方式，用贴近年轻人的语言和方式讲述马克思的经典故事，自然能够收到良好的市场反响。
3. 主题出版如何做好作者的激励？
韩建民：对作者而言，最大的愿望和激励就是作品成为传世之作，泽及后世。像《苦难辉煌》《战上海》《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这样真正优秀的作品，其语言的力度与特色集中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力度和特色，只有具备精深的学术造诣与高超的创作能力才能产生。优秀作者和优秀作品都是非常难得的，也是值得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肯定和表彰的。
王为松：主题出版物兼顾双效，这是对主题出版作者最大的奖励，也是对从事主题出版工作的出版社、编辑的最大肯定。不存在没有经济效益的社会效益，做主题出版的宗旨，就是要在市场上打下烙印，在读者中留下口碑，这正是对作者的最好激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李颖，在其著作《文献中的百年党史》获得2020年度“中国好书”后表示：“作为一名专业党史文献工作者，唯有继续深怀敬意和敬畏，再接再厉，不断推出更多更好更有社会影响力的通俗党史读物，让其'飞入寻常百姓家’，才无愧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三、主题出版在大众化阅读以及数字化、融合出版方面的探索
1. 主题出版如何做好大众化阅读？
韩建民：主题出版做好大众化阅读是非常必要的，如何把重大的政策和高深的理论变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作品传达给更多读者是主题出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目前在大众化阅读方面有若干探索，如既要“有意义”，还要“有意思”；既要有“高度”，还要有“温度”；既要讲“道理”，还要讲“故事”；既要谈“志趣”，还要有“风趣”。这些探索在近年主题出版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值得肯定和鼓励。
王为松：做主题出版也好，做出版也好，尤其是针对大众市场的，需要做到两个兼顾：一是坚持学术性，如果没有学术性，主题出版物是行之不远的；二是注重大众性，有了学术的基础，还必须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我们今年做李颖的《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就充分考虑了大众性。在建党100年时系统讲述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的图书很多，如何来叙述这段历史呢？从1921年到2021年，我们选取每个年度的一个珍贵文献文件予以呈现，这个角度有异于其他讲述党史的出版物。策划时注重两点：一是文献必须是珍贵的，100个文献连贯起来，构成波澜壮阔的100年党史；二是既要把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通过一个个点串连起来，同时在每个点上，即每一年上都有一些知识点。注重大众性就是在从选题策划到编辑的整个过程当中，能够充分考虑到不同年龄读者的需求，这样开发出来的作品才能得到广泛认同和喜爱。
2. 主题出版在数字化和融合出版方面有哪些探索？对这两方面的发展有哪些建议？
韩建民：近年来出版业的数字化趋势明显，但对主题出版来讲，数字化还未取得应有进展，真正面向新型市场主动策划的优秀数字出版物还是凤毛麟角，而这一块是非常有潜力和前途的，也是主题出版走向青年读者、走向国际的突破点。要做好数字化主题出版物，必须在充分研究主题出版的内容特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字化的优势，发挥数字出版的功能和特点，把党和国家意志赋能数字出版，让读者心有所及、情有所依，在兴趣和快乐中加深对主流价值的认识和感情。在内容策划上可以借鉴“穿上军装”H5等形式上的创新，让读者感受惊奇，耳目一新。
王为松：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出版需要将传统出版的终极产品变成现代出版的毛坯产品，把好的内容通过IP经营，通过音频、视频、周边文创产品的开发等，形成一个更大的组合效应。主题出版要走入大众，特别是走入年轻读者，必须积极探索融合出版模式，比如通过文创产品的开发将红色文化的理念传播出去，读者再通过主题文创产品来认识主题出版物，这是对主题出版物的全方位立体的传播。
例如，人民社2021年推出了《光荣之城：上海红色纪念地100》，这是一本上海红色纪念地寻访指南，图文并茂地讲述了100个上海红色地标背后的历史故事。为便于市民“按图索骥”前往参观，书中还逐一记录各红色遗址与先烈故居的现今地址、特征与样貌，带领读者回望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奋斗足迹，感悟上海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感受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该书还推出了面向青少年读者的手掌书《光荣之城》，开本更小，也更便于携带。此外，还专门为“00后”“10后”青少年设计了打卡路线。《光荣之城》作为“百年百章”上海市红领巾学党史争章地图活动配套用书，与争章地图彼此呼应，采用适合青少年特点的红色研学路线，以生动的形式为青少年讲述党史。
又如《这里是上海：建筑可阅读》一书，共收录了上海地区56处知名建筑，以图文并茂、中英文双语的形式，介绍这些建筑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时代意义，展现上海城市形象，助力“上海文化”品牌建设。为了让读者以多样化的方式打开这部建筑大书，我们在蜻蜓FM、喜马拉雅等音频平台推出该书的有声版，读者可以通过收听音频领略上海的建筑魅力；同时，还推出一系列线下活动，包括策划都市行走特别活动，以主题月形式邀请专家学者讲述上海建筑，配合“一楼一套餐”为上海建筑度身定制专题文创等。
针对刘统的《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人民社也开发了很多文创作品，如与上海英雄金笔厂联名推出“人民·英雄”联名款火种钢笔，按照当年毛泽东主席从遵义出发时提的小马灯原型开发了小马灯，寓意革命火种继续照亮前行的道路，这款马灯在平时也可以作为夜灯使用，深受读者喜爱。
在融媒体开发方面，人民社与东方卫视、阿基米德、字节跳动、抖音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尝试与美团合作，读者购买了人民社的图书，在3～5千米的距离内，可在半小时内随餐送达。在“十四五”期间，随着媒体融合转型发展的深化，人民社将面临更多选择与探索。
参考文献
Title : The Contents and Authors of Theme Publishing
Author : WANG Weisong1), HAN Jianmin2)
Author Affiliation : 1)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 Institute of Convergence Media and Thematic Publishing,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Abstract : This article i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contents and authors of theme publishing. Based on the two discussants' own working practice and academic backgrounds, they had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classification, planning, author resource development, author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popular reading, digital publishing, and integrated publishing of theme publishing, and reached the following consensus: The contents of theme publishing are not only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policies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but also rooted in the long-term layout of the research fields. The major moments should be emphasized to distinguish the content features. The publishing brand is built with professionalism and academic nature. Publishing hous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scovering, developing and guiding for young authors to cultivate the authors of theme publishing.
Keywords : theme publishing; academic publishing; integrated publishing; subject planning; content development; author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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