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城内的府宅之园还是城外的郊野田园、山林别业，历代私家园林绝大多数为幽居之所，但清代北京的这座万柳堂却仅仅用于雅集游乐和育婴会事务，仅设有厨房以备酒食，不设卧房等起居设施，冯溥及其家人、友朋也从来不在此歇宿，显得非常特别。
如前文所述，亦园之建，首先是为了给育婴会提供一个聚会议事的场所。随着景致日渐完备，冯溥也经常邀请一些同僚、朋友来园中宴饮游乐，如其《集亦园复次前韵》所咏：“城南韦曲地，尺五宴凉天。凭眺山河壮，登临杖履贤。曲夸郎顾后，花绽雨声前。坐见银河泻，真堪乐岁年。”其秋日宴集诗云：“曲溪疏柳带晴光，上客遥过野径长。旋拨虬枝临废井，闲观鱼跃出方塘。平分风月能无句，领略云山好命觞。丝竹自惭非谢傅，还期休沐莫相忘。”值得一提的是，冯溥每次游园都会作诗，在一首诗的序言中声称：“予每游万柳堂皆有诗，聊以适夫性情，非云计乎工拙。腊月八日、正月八日同人复起育婴堂，两至其地，以岁事匆冗，不及作，暇日补之，以纪一时之事云尔。”
李渔《万柳堂歌呈冯易斋相国》长诗咏道：“堂开万柳胡为者？不似裴公营绿野。绿野当年只自娱，求田问舍恒情也。益都相国真名臣，但知谋国不谋身。自谓治民如艺圃，一夫抱瓮徒艰辛。人植数株分力灌，易成芳树垂清阴。所以惜财如惜宝，树人早暮筹甘霖。只今世平田野治，伊谁之力三公致。公曰非予有圣明，下则卿僚百执事。共扇和风致太平，辅臣得助匡勷志。国多乔木流清芬，郁然现出唐虞世。此时不乐需何年，一丘一壑随心置。皇畿之内有荒园，废而不耕犹石田。公出俸米数百斛，构成别业供流连。有时闭门读《论语》，有时开阁延宾贤。朝回每踏沙堤月，车过长随御鼎烟。……自辟荒园成乐土，藩篱不设门无扃。自云此地非吾掌，俸钱出自皇家帑。君恩理合公诸民，敢云独乐成私攘。”诗中将万柳堂与唐代裴度的绿野堂作了比较，认为当时正值太平盛世，冯溥舍己俸禄营造此园，并非像裴度那样仅为置产自娱，而是与民众同乐，并且善于调动众人积极参与，经营园圃如统领百僚治理天下，手段高明。
康熙朝前期，朝堂之上满汉大臣对立，矛盾重重，不断发生冲突。冯溥年事渐高，身处政治漩涡，颇感厌倦，从康熙九年（1670）起就多次上疏乞骸，却被康熙帝屡次挽留。居京期间，事务繁杂，惟有在亦园中才能稍得逸趣。对此秦松龄《亦园记》载：“公以老成名，德居政府，系海内重轻，顾常萧然尘外，有高世之志。园甫成，而乞休之书凡六七上。人问其所以成是园者，曰：'偶然耳，吾去，则将舍之，以遗之后之人。’值天子方倚重，不遂其请，于是论思之暇，则肩舆曳杖，从容而往游焉。”
康熙十七年（1678），传闻冯溥即将致仕归乡，京官文士纷纷写诗作文相赠。储方庆《万柳堂记》载：“相国冯先生之在政府也，购都城东偏之隙地为园，而名之曰万柳堂。岁戊午，先生年七十矣，将致政归，天子强留之不可。盖其视弃相国如敝屣也，而独惓惓于万柳堂。一时待诏阙廷者争为诗文，传述其事，至百有余家。先生顾之色喜，曰：吾挈是以归，一展卷而堂在焉，吾又何恋乎？先生之意以为堂藉诗文而传也。”但实际上冯溥又一次被皇帝挽留，并未离京。
清廷入关三十余年间，陆续消灭各地反叛势力，平定三藩之乱，国势渐趋稳定。就在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康熙帝决定开博学鸿词科（又名“博学鸿儒科”），谕旨声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延揽有声望、有学识的人才为朝廷效力，同时也算是对明代遗民的一种安抚。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博学鸿词科考试正式在紫禁城体仁阁举行，一百四十三人应试，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朱彝尊、汪琬、潘耒、毛奇龄、尤侗等名士赫然在列，人物鼎盛，称誉一时。冯溥积极参与此事的筹划与实施，推荐人选，并担任主考官。在此之前，冯溥也曾经担任过会试主考，但这次博学鸿词科意义更大。按照中国古代科考惯例，所取之士均为“冯氏门生”，冯溥由此成为文坛领袖，地位尊崇。
考试结束后，冯溥在万柳堂举办了一次盛大的雅集，邀请应召来京的多位名士赴宴，并请各人当场分别作《万柳堂赋》，毛奇龄的作品被评为第一，对此毛氏《制科杂录》称：“时益都师开宴万柳堂，延四方至者，命即席作《万柳堂赋》，蒙奖予第一。”《日下旧闻考》引《京城古迹考》：“万柳堂在广渠门内，为国朝大学士益都冯溥别业。康熙间开博学鸿词科，待诏者尝雅集于此，检讨毛奇龄曾制《万柳堂赋》。”
徐釚《万柳堂赋》描写当时园中游乐盛况：“于是驿驻郑庄，屐回谢傅，驰金犊而尘飞，响钿车而烟惊。陈王饰玛瑙之鞭，卫尉碎珊瑚之树。掩翠黛以翱翔，浮素波而容与。乃出南塘而走马，爰入槐里以斗鸡。绾芙蓉之绣带，被蒲桃之赐衣。温皋草浅，小苑烟霏，送珠丸于文羽，照绿帻于春枝。回修廊，步曲池，弹铁拨，响冰丝，凤笙缥缈，龙笛参差。激清商于帘幙，杂宾朋之履綦。斯诚游观之胜事，抑亦行乐之遗规。而乃沼锁鸳鸯，楼非鳷鹊。短垣低槛，不假雕琢。疏泉架壑，宛似幽居；缚槿编篱，依然村落。春水半篙，澄波一勺。萧疏异午桥之庄，浅淡映蓝田之郭。真齐物我于同观，庶等先忧而后乐。矧夫槎蘖怒茁，毛羽恬熙，仁全蜾蠃，泽满鲲鲵。芒屩葛巾，庭无主客；田夫野叟，路指东西。俯茅檐于碧涧，凌绝巘以丹梯。羌有情于露井，岂无言于李蹊。乃歌曰：飘忽兮层楼，窅冥兮方瀛。千株万株兮，鸟鸣鸧鹒；一丘一壑兮，聊以娱情。惟我相国兮，佐理升平；弹棋赌墅兮，乐彼苍生。”
毛奇龄又记：“自发榜后二日，尚未授职，益都师复修禊于万柳堂，蒙召者一十六人。酒再巡，司斟者呼'解托’。师曰：'解托有出乎？’……”当年四月二日发榜，四日冯溥再次在万柳堂举行雅集，邀请汪琬、毛奇龄、施闰章、徐嘉炎等十六位榜上有名者赴会，酒席间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气氛融洽。
自此之后，万柳堂雅集的次数更为频繁，规模更大，参与者多为饱学之士，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冯溥为核心的汉人文官集团。诸人在园中吟风唱月，评诗论文，看似超脱，实则蕴含一定的政治意义，有助于清廷笼络天下英才，实施文治。
汪懋麟《万柳堂记》称：“每月之八日，公必携宾客游于斯。”从冯溥诗题来看，他组织雅集的时间确实大多选择在每月的初八日，如《三月八日集万柳堂》：“市尘尽处径通樵，覆水桃花度石桥。鸥鹭闲情皆世外，羲皇高话永今朝。登临老手犹堪赋，祓禊良朋正见招。试问东山丝竹事，谢公墩下草萧萧。”徐釚《二月八日偶过万柳堂和益都公韵》：“缭白萦青逼禁烟，同搀醉步草堂前。新来乳燕偏多态，未放夭桃剧可怜。好景难逢寻别墅，春风每惜到华巅。破除岁月聊乘舆，挥尘休谈柏子禅。”韩菼《万柳堂记》载：“公憩于斯，常赋诗，其吟风弄月之趣，可以想见，有非文敏文章士之所及者。客来游，或和诗，公甚乐之。推公之心，盖欲与众同其所好，无有彼此之分者，其广大如是也。尚书吴兴公雅与公协趣，常以月之八日携宾朋觞于斯堂。”
除了每月初八之外，三月初三上巳节以及清明节、浴佛节、重阳节前后也会举行雅集。其中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初三仿兰亭修禊旧制，在万柳堂集三十余人，与会者多为博学鸿词科出身的翰林，冯溥亲作五律、七律各二首，众人各作七律二首步韵唱和，之后结集编为《万柳堂修禊诗》。陈维崧《万柳堂修禊倡和诗序》载：“盖闻岁纪上除，诗咏秉兰于洧涘；春惟元已，史标躤柳于华林。都下盛洛滨之戏，千瑞安期；山阴流曲水之觞，兴公逸少。颜特进骋华文于刘宋，花在毫端；王宁朔腾玉藻于萧齐，春生楮里。三月三日，水面丽人；一咏一觞，林边名士。亦云在昔，以迄于今，则有韦曲名庄，平泉别业。黄扉上相，欣逢戒浴之辰；绿野元公，喜届祈蚕之序。莺迁郛外，高阁仍开；蝶舞花间，小车远到。裙屐簇谢庭之子弟，辎軿溢马帐之生徒。时则上阳宫外，积霭初晴；宣曲观前，游氛乍敛。天装卵色，皴成双阙之红；岫抹云蓝，滴作万家之翠。绵羽既蹁跹乎绮陌，新荑亦溶漾夫铜沟。鞭丝帽影，争窥白傅之池台；松韵泉鸣，竞和东山之丝竹。兰肴载䔩，桂醸新篘。”朱彝尊诗云：“小径升堂步屧偕，堤沙遥筑避尘霾。歌翻骤雨新荷好，地比崇山峻岭佳。露井有华滋药甲，春衣无桁挂松钗。永和会后斯游最，禊饮蓬池未许侪。”徐釚诗云：“野云遗构不知年，重集林塘此地偏。雁齿桥分沙路狭，鼠须笔倚石阑传。肯判乳燕声同涩，未许衰桃色独妍。犹幸题诗乘上巳，莫教辜负草如烟。”“小白蔫红喜共偕，暖烟迟日少阴霾。已饶曲水回波乐，况有青州从事佳。柳为遣春颦似黛，蒲因新涨短于钗。谢公屐齿偏能健，多恐群贤不易侪。”
至于其他节日的雅集，陈维崧有《清明万柳堂修禊二首》：“青沙白石林塘幽，短衫细马行相求。况逢三月正三日，乍可一年来一游。羃䍥花须粉欲湿，参差柳眼青还留。矶边鸥鸟故拍拍，曷不飞去凌沧洲。”“禊节频过泛羽觞，几年光景去堂堂。思乡最怕凭高阁，吟兴偏期托野塘。但使有光逢杜曲，尽拼无梦到濠梁。新添一雨佳无限，染得春流似碧湘。”《藤阴杂记》引陈廷敬《重阳䜩集》：“晓随丞相凤池头，晚接花茵想胜游。万里捷书频送喜，一时佳节倍销忧。松风有梦怀温树，鱼水多情羡野鸥。不尽谢公丝竹兴，边机樽俎在前筹。”“胜迹王孙万柳赊，相公清兴渺云霞。黄尘漠漠双蓬鬓，艳蕊凄凄旧菊花。见说登临犹昨日，笑怜岁月属官家。何时蜡屐陪欢䜩，也比参军落帽纱。”曹广端《春日同诸子游万柳堂》云：“春色多佳兴，花开随意间。和气吹北林，青嶂叠西山。人歌绿水上，塔倚白云间。胜游杂士隐，仙图别荆关。万柳□夕阳，群鸟倦飞还。何当移寓此，长啸步潺湲。”
邵长蘅认为冯溥既能在朝堂上辅佐天子，又能在园林中寄情山林，可谓两全其美：“公归忠孚于主，道行于时，故功成而人不惊，而公因以其休暇得寓其乐于此。入则谟谋庙堂，出则徜徉林麓，古人所愿慕而不能得者而公得兼有之。噫！何其美与！”
冯溥筑此园，不以私产视之，不设看守，不置门锁。除了文臣雅集之外，万柳堂也对其他社会阶层开放，无论士绅还是普通民众均可随意入游，颇有现代公园之风，一时游者云集，毛奇龄《万柳堂赋》曾记：“岁时假沐于其中，自王公卿士下逮编户马医佣隶，并得游居处，不禁不拒，一若义堂之公人者。”秦松龄《亦园记》亦载：“戒主者，无扃鐍，花晨月夕，四时之佳胜。车马阗辏，提壶挈榼而来者，相与觞咏而酣适，兴尽而返，不知其谁主者。盖公履道之久，其视己之勋业文章与世之轩冕缨组之盛，若云烟之去来于无有。于一园之有无，宜其不足以芥蒂于胸中者。”
冯溥本人将此园视为自己与同僚、百姓共享清乐的场所，物我两忘，境界很高，正如王嗣槐《万柳堂记》所称：“公居城南而园在城东。入其门，则无人门焉者，上其堂，则无人堂焉者。都人士女游饮焉勿禁，池鱼薪木毁伤焉勿戒，若不知为谁氏之园亭者，其旷达又何如也。……公以为士大夫居朝宁间，修事考职，虽有余闲而无以引其志，……间尝披辋川之图画，蓝田之歌咏，非不想像而慕之，而意在明吾之所适。渠不可以不穿，树不可以不种，竭吾力而有所不惜。堂舍足以避寒暑，亭台足以延风月，而必与某园某墅较工拙焉，勿为也。凡吾之为此以自乐而已。而士大夫之来游者，岁时休暇，未尝不与吾同趣焉。因推而念之，人日居阛阓，嚣埃湫隘，一旦游于山林幽静之乡，未有不爽然自失者。长安朝市之所在，名利之所争趋，自士君子以及羁旅贩负之徒，苟入吾园一休息之，未有不陶然以乐者也。吾知人之乐必不殊于吾之乐，又安能以吾之乐不公乎人以为乐？是'独乐不若与人，与少不若与众’之旨也。以为忘物我、齐得失，于吾何有哉？”
邵长蘅《万柳堂记》也对冯溥的气度大加夸赞：“又闻公于园西偏辟屋储饩，收弃子，设义塾，掩骼胔，细至昆虫飞走，皆被其泽。而园之中游者杂遝，饮者叫呶，以及贩夫野老肩摩袂接于履席间。然则推公之意，殆将忘势位、齐物我，欲物各得其所，不仅与平泉、履道争奇，一树一石夸都人之美观已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六月冯溥正式退休，离京前同僚、门生、友人在万柳堂置酒相送，最后一次举行盛大集会。席间冯溥作《致仕将归诸同人置酒万柳堂话别漫题二律》《别万柳堂》，其诗云：“草堂万柳忆初栽，手抚新枝日几回。点黛遥从空际落，衔杯还喜故人来。不堪多病垂垂老，且使行旌缓缓催。他日烟霞逢客至，能无重问旧条枚。”
送行诸人均有赠诗，如朱彝尊诗云：“十里沙堤万树杨，秋荣犹未点新霜。小车稷下将归日，上巳城东旧醉乡。坐立部歌听总好，田园乐事话方长。千秋祖帐赢疏传，录别樽前有和章。”“白头许赐冶源闲，青史难将谏录删。此去耕渔寻旧侣，且凭丝竹解离颜。开颜浴鸟阶前水，过雨斜阳槛外山。他日从游期莫定，强留嘶骑玉河湾。”潘耒诗云：“十围官树抚垂杨，且喜婆娑鬓未霜。载酒每寻红叶墅，抽簪真到白云乡。时平补兖心还切，身健明农兴转长。最是主恩堪眷念，平泉草木丽天章。”尤侗诗云：“老臣归去宴长杨，拂拭安车带晓霜。遥指青山皆故里，回看绿野即他乡。流连丝竹襟怀远，倾倒杯盘笑语长。弟子骊歌且罢唱，君王亲自洒诗章。”秦松龄诗云：“相公别墅种垂杨，点染秋容耐旱霜。休沐近依丹凤阙，忘机久作白鸥乡。忽思田里归心遂，却忘林泉别意长。祖饯仍当觞咏处，壁间吟遍旧诗章。”
康熙年间万柳堂雅集诗赋多出自著名的文人官僚之手，连篇累章，是当时主流诗风的典型代表，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给这座名园增添了更多的文气雅韵。
图5 青州偶园佳山堂
图6 青州偶园假山
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是冯溥故乡，明代城中有一座衡王府，其东部辟为奇松园。康熙九年（1670）前后，奇松园为冯溥购得，以此为基础修造了一座新园，用作归乡养老之所。园名定为“偶园”，与“亦园”相对；正堂名“佳山堂”，与“万柳堂”相对（图5）。堂南沿墙设置一组假山，下引溪流，宛如山水长卷，平中见奇，很有张氏叠山的神韵（图6）。
偶园由此成为北京万柳堂的延续，冯溥终日在园中徜徉吟咏，如《初归游佳山堂园》：“园行策杖更扶孙，笑指松筠旧植存。老去云山欣再睹，醉来俯仰竟忘言。漫愁薄殖田无获，且喜闲居道自尊。回首尘劳筋力尽，谁知养拙是君恩。”《春日饮佳山堂》：“花树参差莺燕娇，闲云浮动欲遮桥。高峰隐约含朝雨，小阁低回听晚箫。酿就酴醵迟杖屦，翻将书传纪渔樵。东山丝竹资陶写，泉石于今足药苗。”依稀可见昔日万柳堂的风采。康熙三十年（1691）冯溥去世，享年八十三岁，谥号文毅，宅园由其子孙继承，又称冯家花园，其南半部园景至今尚存。
北京万柳堂转归仓场侍郎石文桂。《藤阴杂记》载：“康熙中，冯氏将堂归石文桂。”当时文人仍经常前来游赏，开放一如往昔，但景致逐渐荒凉，外垣颓坏。众人纷纷作诗回忆昔日雅集盛况，如潘耒《重游万柳堂》：“万柳堂前杨柳枝，枝枝拂槛复临陂。开尊最忆陪游地，系马频来儤直时。天下怜才唯少傅，人间行乐只南池。而今东阁荒凉甚，独把长条有所思。”朱彝尊诗云：“乱水秋无路，箯舆入坏垣。粉销题壁字，苔浸插篱门。虫网捎衣桁，鱼床吃树根。频来曾不厌，觞咏旧游存。”吴暻诗云：“水部爱诗兼爱客，为怜春去只须臾。尚迟芍药连天赏，已见樱桃扫地无。金谷好风犹小住，平原遗迹未全芜。烦君堂背浓荫下，醉写城东序饮图。”自注：“堂为故冯相国别墅，今归石氏。”“是日宾主皆以射饮为乐。”鲍鉁诗云：“野云旧迹已消沈，故相遗墟尚可寻。曲水当年修禊事，荒池今日照禅心。空传骤雨新荷调，剩有山禽楚雀音。怪底春阴偏酿雪，手寒无那强凭襟。”
后来有权贵欲得此园，康熙四十一年（1702）石文桂在园中建造殿阁，改为佛寺，康熙帝御笔题为“拈花寺”。对此《京师坊巷志稿》引朱筠《笥河诗集》记载：“康熙中，堂归石氏，时邸贵欲得之，石召工建大悲阁，一夕成，以家祠谢贵人，乃已。自此遂为拈花寺。”《日下旧闻考》载：“（万柳堂）后归仓场侍郎石文桂。……康熙四十一年，石氏建大悲阁、大殿、关帝殿、弥勒殿，舍僧住持，圣祖御书'拈花寺’额赐僧德元，今恭悬大悲阁上。”之后此园的性质由私家园林变为佛寺园林。
石文桂后来又在寺中东部修建了一座御书楼，以供奉康熙帝御赐书迹，对此《日下旧闻考》有载：“（园中）有御书楼，恭悬圣祖御书额曰'简廉堂’，联曰：'隔岸数间斗室，临河一叶扁舟’，又有御书石刻数方嵌于壁间。”《燕都丛考》引中华民国张江裁《燕京访古录》载此楼详情：“楼三楹，结构虽小，颇有幽致。壁上悬康熙御笔，颜曰御书。楼正中颜曰'简廉堂’，有小联副之，均刻之青石。……两旁皆以石勒康熙御笔书唐人诗句，末附以跋云：康熙三十二年五月，皇上幸天津阅视河堤，蒙御书《桂树赋》。三十八年，皇上又赐御书九幅。四十二年三月南巡，又蒙赐御制诗一副，录唐诗一副。叠荷宠荣，感激无地，方将垂法万年，岂容为家宝，敬汇勒贞珉，就拈花寺之东辟三楹，贮石四壁，俾游观士庶皆得仰圣恩云。末署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石文桂恭记。由是观之，非旧万柳堂矣。”
康熙五十五年（1716），汤右曾重游万柳堂旧地，作诗描绘其景，并怀念几十年前的盛况：“小红桥上立移时，四十年来再到迟。一片苍葭迷野水，几行疏柳带荒祠。笙歌不记回灯舫，鱼鸟谁能认鬓丝。剩有怀人惆怅意，春明旧梦省郎诗。”
雍正至乾隆时期，万柳堂园景进一步颓败，桥梁塌毁，柳树陆续被砍伐殆尽，仅剩少量亭榭、土山、水池。刘大櫆《游万柳堂记》载：“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城，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日下旧闻考》引《京城古迹考》：“今其基周围一顷余，内有小土山，即昔莲塘花屿也。”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载：“崇文门外有旧园址，相传国初益都文定公种柳千株，筑凉堂暖阁，月榭风廊，颇华丽；常聚巨公朝士文人墨客，极一时之盛。今柳尽髡，惟一亭存，亦属拈花寺矣。”《藤阴杂记》载：“近则柳枯水涸，桥断亭倾，石氏石刻尚嵌壁上，无复知为益都别墅矣。壁黏履郡王七古覃字韵诗，极为盛衰感慨。”
俞蛟《万柳堂》记载自己与友人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春日游万柳堂旧址：“本朝文华殿大学士益都冯公取而整葺之为别业，每当休沐之暇，辄与翰苑诸名士赋诗饮酒，以含咏太平之盛。今相距已百有余年，而公之后人无宦达于京国，莫有起而整之葺之者。榛莽接径，瓦砾塞渠，惟依依之杨柳犹摇曳于颓垣断础间，令人不禁抚今追昔而忆张绪当年也。戊戌之春，偕章子次山、郑子少白载酒而往，各赋诗纪游。”又追忆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初三著名文士李锴（号廌青山人）在此举办雅集，宁郡王弘晈也来参加：“乾隆壬申上巳，李廌青招诸名士修禊于万柳堂，宁郡王闻之，携琴酒而往，为助雅游。王以下二十二人，乡人乐君汇川与焉，因绘图以纪其盛，一时娴于篇什者争相题咏。”
嘉庆十五年（1810）夏日，名臣阮元（号云台）于雨后首次游万柳堂，作诗四首，其序称：“京师崇文门外东南隅万柳堂，相传为元廉希宪野云右丞别业，即国初冯益都亦园也。一时鸿博名流皆有题咏，后归仓场侍郎石公文桂，改为拈花寺。今池馆虽废，寺尚在。”其一诗云：“火城阑不住，付与佛拈花。今日伽蓝地，当年宰相家。风流虽歇绝，水木总清华。陈迹且休论，但催僧者茶。”
阮元于嘉庆四年（1799）和道光十三年（1833）两次出任会试副主考，道光十五年（1835）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地位与当年冯溥相仿。在阮元的倡导下，万柳堂再次吸引在京文人官僚的关注，重新成为雅集胜地。阮元本人经常独游万柳堂，或在园中举行雅集，有宴集诗云：“藉田上巳待躬耕，回向林塘曙影横。夜雨泼开春水色，暖风吹散晓禽声。客来南郭心皆远，屋对西山眼更明。记取道人载柳意，送行怀古不胜情。”
嘉庆十六年（1811）立春日，阮元召集蔡之定、宋湘、朱鹤年（字野云）等人在万柳堂设宴，为退休官员秦瀛送行，一位朝鲜使臣也在座。秦瀛作诗四首，其四曰：“阮公真好事，招集到吾侪。作赋词俱妙（座客为蔡学士生甫、宋编修芷湾），为图画更佳（朱野云工画山水）。若教传外国，亦足想高怀（高丽使者喜谈理学，不期而至）。我欲西神隐，何人碧社偕。”
嘉庆年间任内阁中书的麟庆有《游万柳堂》诗，其注曰：“堂为冯文毅相国山庄，时阮云台中丞重修，朱野云布衣种柳五百，堂空人去。”诗云：“几番风雨落花愁，幸有中丞着意修。台榭尽栽新草木，光阴全换旧春秋。伫看浓翠生千树，且聚遥青入一楼。试问呢喃双燕子，依稀王谢昔时不。”可见当时阮元曾经对此园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整，朱鹤年补种了五百株柳树。
法式善（号时帆）、翁方纲等其他著名文人纷纷来此园造访，吟诗作记，朱鹤年后来还绘有一幅《万柳堂图》。礼亲王昭梿也曾经同游，作《同法时帆游万柳堂》诗：“东山修沐地，万柳护堤栽。宸翰中天辟，僧寮四座开。”又有《游万柳堂和吴春麓祠部壁上韵》：“南苑归多暇，晴郊事远游。文星新筑园，宸翰久名楼。”
嘉庆十七年（1812）胡承珙与友人游拈花寺，作骈文《游万柳堂记》：“万柳堂者，故益都相国别业，康熙间尝招鸿博诸君子觞咏于此者也。……今者寺尚拈花，人思补柳（时朱野云处士补种柳五百株）。草色迷旧，烟痕逗新。遂以壬申二月晦日，偕同人游焉。至则女墙覆云，僧房闭日，古佛欲卧，面余网尘。哑钟不悬，腹饱苔绣。其东则御书楼也，奎章炳若，灵光岿然。相与缘桄而登，凭槛而望。户外修竹，翩随袖翻；城头好山，忽与眉接。于时野气勃发，林芳转清。山桃小红，沙荻短翠。新植之柳，含青濛濛；就残之花，缀白点点。乃复越断涧，蓦层坡，藉草成茵，荫柏作盖。胜概追古，遥情抒今，求所谓桥横并马、矶矗打鱼者，已难得其仿佛。……危楼再升，疏酌更举。观东皋之春事，延西崦之夕阳。蔬香半亩，阑入酒尊；农歌数声，妍胜菱唱。曲水浅浅，风来自波；高柯亭亭，烟脱忽暝。然后旋轸弭辔，云散而归，将以此导褉饮之先路，蹑裙屐之后尘焉。”其时寺中建筑较为破败，但尚有花木可观。
道光十八年（1838）阮元致仕，离京前应拈花寺僧人觉性之请，为故园题“元万柳堂”之匾，悬于御书楼上。清末震均《天咫偶闻》载：“今寺中尚存御书楼，阮文达榜曰'元万柳堂’，以神谶体书之。”
阮元回到扬州江都县，也自筑一园，仿效北京万柳堂种植万株柳树，定名为“南万柳堂”，南北遥相呼应，成为园林史上的佳话。梁章钜《归田琐记》曾载：“邵伯湖之北数十里，有仪征师别墅，在水中央，四围种柳数万株，每岁长夏必于此避暑，自题为南万柳堂，以别于京师之万柳堂也。”梁氏另作咏南万柳堂诗：“南北平分万杨柳，主宾晤对几桑榆。”
道光间钱泳《履园丛话》记录北京万柳堂遗址景象：“万柳堂在京师广渠门外，今为拈花寺，余尝往游数次。……然昔之所谓莲塘花屿者，即今日之瓦砾苍台也。”并引成亲王永瑆诗云：“居人犹自说冯家，指点荒亭带残堵。”
清末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中有同治十年（1871）四月十四日游万柳堂遗址的记载：“至万柳堂，廉野云别业也。子昂有图，今无，吕才补之，阮元记之，存壁间。康熙中冯溥得其地，募人种柳五株，即为地主，傍城堤上，柳阴浓绿，今无一存矣。堂左有楼，石廷桂摹刻仁皇御书于上，盖后归石氏也，今为拈花寺，无可观者。”
《燕都丛考》引李慈铭《桃花圣解庵日记》，记载其清末景象：“伯寅招集夕照寺，为万柳堂补柳，索赋长歌……（寺）墙外环以杨柳，野景萧寥，女墙掩映，南望荒亭一二，踌躇榆槐，即冯益都万柳堂也。……傍晚游万柳堂，已为佛寺，门垣俱圮，仅存御书楼三楹尚完好，阮文达题'元万柳堂’四字八分书。楼上中间有石刻'简廉堂’三字，为圣祖御书。两旁壁间皆嵌石刻诗，楼外有阑，眺望甚美，春夏之间，应弥佳耳。楼西为大悲阁，尚藏绢屏一扇，为朱鹤年野云所画《万柳堂图》，阮文达书赵文敏所赋《廉园》诗于上。”
李慈铭另作长诗记录了此园的盛衰沿革：“仁皇御宇滇海平，词科大举罗群英。相公翘材启东阁，城东驿骑纷将迎。竹坨词赋西河舌，迦陵乐府湛园笔。吐茵唾地千万言，虞赵有知应失色。庭前万树堆绿烟，柳花乱扑春酒船。几辈朱衣引驺唱，两行红烛斗新篇。平津老去珠履散，佛火钟鱼一朝换。幸逃马厩坏朱闳，留得书楼映宸翰。仪征太傅重停车，山人补柳传画图。亭台倾尽寺田鬻，东风一一摇纤株。侍郎退食命俦侣，载酒招提共延伫。疏畦便插千万枝，顷刻浓阴满庭户。俯仰何胜兴废哀，眼前无数菜花开。荒池水碧犹依旧，更补新荷听雨来。”
《天咫偶闻》载：“京师园亭，自国初至今未废者，其万柳堂乎？然正藉拈花寺而存耳。……今寺中尚存御书楼。……朱野云为之补柳作图。今寺僧颇知修葺，补栽花木甚盛。然园地多碱，实不宜柳。野云所补，既无存。潘文勤又种百株，亦成枯枿。惟池水清泠，苇花萧瑟。土山上有松六株，尚是旧物。”
《古今联语汇选》记载：“京都万柳堂，系元廉希宪别业，后属冯益都相国，为士民游赏之地。中有联云：钦相公燮理余闲，过此寻春，指点野云别墅；缅名士宴游高致，曾经消夏，听歌骤雨风荷。”这副对联将廉氏万柳堂与冯氏万柳堂混为一谈，所述内容兼含元清两代雅集典故，应为清代后期所题。
图7 上海“小万柳堂”图
图8 孙兰荪绘《沪滨百景·小万柳堂》
清末无锡名士廉泉（1868—1931）字惠卿，号南湖、岫云，于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次年在北京参与“公车上书”，后担任户部郎中，光绪三十年（1904）冬辞官南归，移居上海，在曹家渡建园居住，题曰“小万柳堂”，并自号“小万柳居士”，其妻吴芝瑛号“万柳夫人”。又于杭州西湖岸边建造别墅，也题为“小万柳堂”，即今蒋庄之前身。无锡廉氏奉孔子弟子廉洁为初始祖，以廉希宪为二始祖，这两座小万柳堂主要延续了元代廉氏万柳堂的主题，都种植了不少柳树，与清代冯氏万柳堂也有间接的亲缘关系。从历史图像和照片来看，上海小万柳堂为西式洋楼花园（图7，图8），而杭州小万柳堂则保持中国传统园林风貌（图9）。
图9 徐一达摄“西湖蒋庄即廉南湖之小万柳堂”
至中华民国时期，北京万柳堂故园风景更加荒废，御书楼尚存。张江裁《燕京访古录》载：“左安门内拈花寺者，其东侧有小楼三楹，清初益都相国冯公之别业也。……自石氏改建佛寺之后，一片荒芜，人迹罕至，不复昔年雅集之乐矣。余居拜袁堂，与万柳堂相距百步耳，故时时往游焉。万柳堂上悬一额，颜曰'元万柳堂’，下款'戊戌阮元留题’，字体俗鄙，寺僧云旧额已毁，此乃他人仿书者。堂壁悬《万柳堂赋》，检讨毛奇龄作也。……余扪碑庄诵，抚景兴怀，不胜惆怅。时寺僧在余侧，愀然似有感伤者，曰：'吾髫岁即来此守寺，今已六十年矣，香火盛衰，历历如睹。当光绪十六年，洪水为灾，此楼倾欹，几欲堕水。曩道光初年，朱野云处士补种垂柳百株，其存者可十围，为水冲去，千条万缕，今无一存，岂不可悲耶。’言已涔涔泪下，呜呼。……人世富贵之荣光，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矣。”
新中国成立后，万柳堂旧址完全湮没，已经无迹可寻。
自唐代以来，北方私家造园一直存在豪门园林和文人园林两大分支，前者追求富丽恢宏，后者偏重朴素雅致。
清初北京的王熙怡园是前一种风格的代表，以层台飞楼、金碧辉煌著称，充满富贵气息；而万柳堂则是后一种风格的典范，以简洁的山池柳色取胜，表现出强烈的文人气质。万柳堂的造景手法非常疏朗大气，尤其是造园大师张然所掇假山以及植柳万株的景象，意境深远，与18世纪之后中国园林偏于繁琐堆砌的模式迥异。此园同时兼有公园的性质，完全向外界开放，在讲究园林私密性的古代社会显得尤为可贵。园中举行的各种雅集活动和相关诗文在清代园林史、政治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样值得珍视。现在万柳堂虽已不存，但留下大量的文献记录，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其艺术成就和文化价值理应得到进一步的挖掘和认知，以铭记前贤，启迪后世。
作者简介
贾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一级注册建筑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外建筑史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本文发表于《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3、4期。
《建筑史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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