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海帆
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在一篇提交给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提到“一只海鸥扇动翅膀足以永远改变天气变化。”后来在演讲中他又多次提到这个说法，只不过他将文中的海鸥改成了蝴蝶，于是，这句经典而意味深长的话就变成这样了“一只南美亚马逊河流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蝴蝶效应”。
时间回到1954年10月15日的北京北海公园，这是个“风日晴和，游人无多，颇为清爽”（《许宝蘅日记》）的日子，55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俞平伯和他的几位亲友在这座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皇家园林中游玩了一整天，他根本没意识到，一场中国文化史上最猛烈的“龙卷风”将在第二天来临，而这场风暴却是由7、80年前苏州曲园的“曲池”里引发的，不过“煽风”的不是蝴蝶，而是曲池中的一叶小舟，小舟名“小浮梅”，乘舟游玩的人经常与夫人一问一答地谈论着文学和曲艺的话题，之后，此人将谈话内容编成一册有关中国小说曲艺评价的书籍《小浮梅闲话》，其中就有《红楼梦》后40回为高鹗补写的考证，这是近代“红学”最早的起源之一，而这只挥舞着“隐形的翅膀”的“蝴蝶”就是俞平伯的曾祖父，“清末高人”俞樾俞曲园。
俞樾（1827-1907）
俞平伯3岁时得曾祖父对联一副“培植阶前郁、重探天上花”，从中可见祖辈对晚辈的厚望，俞平伯7岁时即1907年，俞樾去世，去世时俞樾以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名满中国“文化圈”，但是，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半个世纪后，他的曾孙俞平伯的“知名度”比他高出不知多少倍，他因1952年出版了《红楼梦研究》而“出圈”，不但政治、文化界，就连不识字的农民都知道“鼎鼎大名”的俞平伯。
1952年棠棣出版社版《红楼梦研究版本》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工作人员大多数都下放到河南息县东岳公社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那里，60岁的钱钟书负责烧锅炉，年过花甲的何其芳是“著名的猪倌”，因为他养猪养得好，70岁俞平伯也在此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在这些人中，“知名度”最高的非俞平伯莫属，因为只要说到他，许多村民就会说“知道，知道，就是那个写《红楼梦》反对毛主席的老家伙。”
据说有一天，俞平伯劳动回来，路上被几个村民拦住，他们义愤填膺地质问他：“《红楼梦》是你写的吧！为什么要写书反对毛主席？”俞平伯慌忙不迭：“不敢不敢！《红楼梦》不是我写的，我写不出来。”村民认为他在狡辩，愤怒大喊：“大家快来，报上都说了是他写的，他死不承认，什么不敢不敢，我看你狗胆包天，有什么不敢！”正在俞平伯受困之际，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走过来“这个问题很严重，留在以后再批斗。现在想让他交代是怎样勾搭上大反动派美帝走狗胡适的。”显然，这个知道《红楼梦》作者的年轻人暂时给俞平伯解了围，但是，他却又提到胡适这只带来1954年“龙卷风”的另一只“蝴蝶”。
俞平伯（1900-1990）
如果说，开创“红学研究”的曾祖父俞樾给俞平伯后来走上这条道路埋下了种子，那胡适则是催生这粒种子发芽的人，1923年年仅23岁的俞平伯，继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后，既“唱和”了胡适的观点，又加进了自己的“思辨”，出版了奠定了他在红学研究学术地位的专著《红楼梦辩》，其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做，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作，这样，俞平伯与胡适在同一时期成为了新红学的奠基人。
历史总在偶然和必然之间摆动，若不是解放初期俞平伯“找人借钱”，可能他本人也不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还“刻意强调”他在红学上的地位，因为毕竟此时“胡奠基人”已经去了台湾，而提到红学就绕不过胡适，“沾到了”胡适，谁都没“好果子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向衣食无忧的俞平伯“囊中羞涩”了。
胡适《红楼梦考证》内页
据时任上海棠棣书店文字编辑的文怀沙回忆：1951年，俞平伯因父亲去世等原因找他借钱，他当即从预支稿费中借给俞旧币二百万（新币二百元），此时文正准备编辑一套古典文学丛刊，他就和俞平伯商量，能否将20多年前的《红楼梦辨》加上新作再版一次，俞答应并很快弄出13万字的书稿还起了个新书名《红楼梦研究》，令人感叹的是，一本研究小说的文字在那个时代竟然能成为“畅销书”，《红楼梦研究》1952年3月出版，销量一路攀升，一版再版直到印了六版，而此书的出版，不但刺激了《红楼梦》小说的销售量激增，也引起了各界尤其是“顶层”的关注，而也就从此开始，“龙卷风”逐渐形成。
就在1954年10月15日俞平伯“畅游北海”回到家的第二天即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出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是在古典文学领域与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此后，纯属红楼梦研究学术上的问题升格为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俞平伯因此突然“扬名全国”成为1949年之后最早“出大名”的知识分子。
俞平伯写《红楼梦研究》，是用红墨水在旧作上涂涂改改，并用浆糊和剪刀剪剪贴贴而成的，当时他绝对想不到，他的这本书，会引出铺天盖地而来的印刷品。据统计，仅从1954年12月到1955年12月期刊发表论文222篇，报纸发表论文240篇，篇篇都“像投枪像匕首”，对准“胡适反动哲学遗毒”的“活靶子”俞平伯，与此同时，俞平伯也每天奔波于各种座谈会、批判会的现场，仅从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的1个多月里，这种会开了110多次，关键在于会上批判他的人有很多都是他的朋友、先生当然还有学生，可尽管俞平伯压力巨大，但和后来的人相比，他还属于“不幸中的万幸”之人。
各种批判论文的书籍
见过俞平伯的人都觉得他在和蔼可亲、实诚心善中透着坚强的意志和任性，这除了他家传深厚和是学问大家的原因之外，还有几个因素，首先他很明白对他的批判真正的“靶子”是躲在台湾“批不着”的胡适，正因为此，毛泽东在那封重要的信中也给他留了活路，他在信中提到“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
而正因为“留了活路”，在经历全国大批判的时期，俞不但没有被“开除公职”，还于1956年晋升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看病可以去好医院，进城有车安排，看电影还坐前排，工资也涨了；其二，虽然因大批判俞平伯突然落到“门前冷落车马稀”境遇，但是他几位在京的苏州籍同窗或者学长、知己，都在第一时间前来安慰他，这几个人也不是一般人，他们是王伯祥、叶圣陶，当然还有后来也“批”他的顾颉刚，落难见真情，亲友的不离不弃也鼓励了艰难时期的俞平伯。
“姑苏五老”（左至右）后排：叶圣陶、章元善、俞平伯,前排：顾颉刚、王伯祥
而人在困难的时候，真正能让自己心宽的还只有靠自己，相比胡适，同为红学家的俞平伯对政治并不热衷，所以，在被政治“震”了一下之后，俞平伯干脆开始“自己找乐”，1956年8月，他在时任文化部长副部长丁西林和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帮助下，第二次在北京发起昆曲社，这就是北京昆曲研习社，而在二十年前，俞平伯在北京发起的昆曲社名“谷音社”。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俞平伯因为昆曲竟然地过了几年“安安稳稳”的日子，从1956年到1964年这8年中，俞平伯结戏社、聚戏迷、唱昆曲、编“节目”，不但在家里唱在戏社唱，还去长安大戏院、和京剧院等公开场合演出，甚至还参加了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演出，而在此前在文联大礼堂汇报演出《牡丹亭》的时候，侥幸没有被“打成右派”的“著名知识分子”俞平伯竟然没有还在演出前登台讲话，台下观众中坐着周恩来、陈叔通、郑振铎、叶圣陶等各界人士，而这时的俞平伯，从“被批的红学家”转型成了对昆曲的传承和发扬以及对《牡丹亭》的改编和排演“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其实，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坚持以自己的内心为主，保持一颗平常心态，这也是俞平伯的“家传”。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当年也是在“受批判”之后，离开“河南学政”的官位回到江南，潜心于学问40余年，才有了写下500卷煌煌巨著《春在堂全书》和培养了包括章太炎、吴昌硕等一大批著名弟子的“骄人成就”。
苏州曲园
俞樾在苏州的故居曲园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曲园占地2500平米，因在园内居住区西北有空隙之地如曲尺状，俞樾则取老子“曲则全”之意，将小园取名“曲园”，1954年，俞平伯“与时俱进”，将此园捐献给了国家。
实际上，俞樾虽自号“曲园居士”，但他却常说自己是浙江湖州德清人，而且在世的时候，也经常往返于江浙之间，因为在曲园建成之后4年，即1878年，其弟子和友人还为他在杭州孤山修建了一座“俞楼”，此楼和附近的西湖诂经精舍都是俞樾在杭州进行“学术交流和教学”的场所，也是俞平伯少时成长的地方。
杭州西湖俞楼
在俞楼中有副对联题跋中提到了一个叫“彭雪琴侍郎”的人，他就是俞樾的好友，湘军水师提督彭玉麟。彭玉麟既是修建俞楼的“赞助人”之一，也是俞樾的亲戚，他把自己的长孙女彭见贞嫁给了俞樾的孙子俞陛云，也就是俞平伯的父亲。
可是，俞平伯的母亲却不姓彭而是姓许，原来，彭见贞嫁给俞陛云才三年就去世了，于是，俞樾按照“优先考虑俞许联姻的原则”，他把他自己的二女儿俞绣孙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外孙女许之仙嫁给了孙子俞陛云，这样，俞陛云的姑姑俞绣孙和姑父也成了他的岳母和岳父。
许之仙就是俞平伯的母亲，所以她既是俞平伯的母亲还是她的表姑，而让“俞许”两家“联系的更为紧密的”是，俞平伯本人也娶了他的表姐许宝驯，许宝驯是俞平伯舅舅许引之的女儿，他这个舅舅其实也是他的表叔----
俞平伯与夫人许宝驯
其实，俞、许两家联姻数代，如果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全都说明白是相当复杂的，因为，许家也是杭州清末的名门望族，那这个家族中都会有哪些留名于近代史的人物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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