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我在搜集整理地方志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东城境内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现仅将我从各种典籍及专家、学者的著作中接触到的，有关重要或首次产生于东城境内的文化教育资源，分五个时期（100例），现将第一个时期：元、明两代（公元1227-1534年）简述如下以飨读者。
第1例：元代书肆——窦氏活济堂
北京的书肆起源于辽代。元代北京已有了固定的书肆市场，在“省前东街”（今东长安街一带），有专门刻卖医书的窦氏活济堂等在此营业。
第2例：最大的古代报时楼——钟楼、鼓楼
钟楼和鼓楼始建于元至元九年（1272年）。鼓楼初名齐政楼，取齐（金、木、水、火、土、日、月）七政之义，其址在元大都中心。明朝改建北京城后，钟、鼓二楼则成为北京城中轴线最北端的标志。现存鼓楼为明代建筑，钟楼为清代建筑，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城市报时楼。鼓楼上原有铜壶滴漏一座，传为宋代遗物，早已无存。另有更鼓25面，其中主鼓一面，小鼓24面。现仅存主鼓一面（已残破），其余小鼓已不知去向。钟楼上悬挂着特大报时铜钟一口，上铸有“大明永乐年月吉日制”的印记，重约63吨，是目前我国最大、最重的报时铜钟。
第3例：元、明、清三代最高学府——国子监
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的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位于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明初，因定鼎南京，此地改为北京府学，明永乐二年（1404年），又改为国子监。明朝以来，屡有修葺扩建。该建筑坐北朝南，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为：集贤门、太学门、琉璃牌坊、辟雍、彝伦堂、敬一亭等。辟雍为主体建筑，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为重檐黄琉璃瓦四角攒尖方殿，四面辟门，四周围以环廊，廊外环绕圆形水池，池上架有四座汉白玉石桥，通向辟雍四门，构成周代“辟雍泮水”之制。南面正门，有乾隆帝御书立额“辟雍”二字，是皇帝讲学的地方。皇帝“临雍”视学，由国子监祭酒讲经，皇帝作“御论”，全监官员、学生围辟雍四周视听。“临雍”后，由国子监刊刻“御论”，颁发在京各衙门、官学及各省儒学学习。
第4例：北京现存最早的藏书楼——国子监崇文阁
崇文阁，始建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明永乐年间重修，改名彝伦堂，至今保存完好。
第5例：一分为二的古刹——柏林寺
京都名刹柏林寺，创建于元至正七年（1347年），位于元大都中东部，是一座建筑宏伟、占地宽广的佛教寺庙。因此，明洪武元年（1368年）建北京城北城墙时，不得不将柏林寺分为南北两寺，城外为北柏林寺，城内为南柏林寺，故老北京有“先有柏林寺，后有北京城”之说。明代以后，北柏林寺逐渐衰落，南柏林寺经明、清两代的不断修缮，一直保留至今。
柏林寺位于戏楼胡同1号。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重建，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撰重建碑文。其建筑分为东、中、西三路。中路为主要殿堂；西路为行宫。行宫内有一块奇石，遇水则显现出龙、龟的形状；东路为众僧生活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胤禛为其父康熙皇帝庆贺六十寿辰，曾对该寺大加修葺，正殿匾额“万古柏林”即为康熙帝所题。
柏林寺内原珍藏着《龙藏》经板。佛教经典从唐代起称“藏”。“龙藏”则是清政府刻的大藏（即今日“佛学大丛书”之意，又名《清藏》）。经板原存于紫禁城武英殿内，乾隆年间，为印刷取用方便，故移至柏林寺，1983年移至智化寺。该藏不仅是研究佛学的宝藏，也是研究文学、历史、艺术的宝贵资料。另外，雕板本身也是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经板由梨木制成，长18厘米，宽13厘米，两面刻字，字体，工整秀劲，尤其是龙碑、佛像等版面，雕刻的极为精细、生动。柏林寺内主要建筑基本保存完好，1984年5月24日，被北京市政府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第6例：北京最小的庙——墙上庙
被称为“一步三座庙”的墙上庙，是北京奇小的庙宇，据传是于明洪武元年至正统四年（1368-1439年）在元大都土城的基础上，内外加甃城砖时镶嵌的。“一步三座庙”镶嵌在朝阳门内南侧的城墙上，三座小庙近距咫尺。天皇庙居中，雕伏羲像；地皇庙居左，雕神农像；人皇庙居右，雕轩辕像。小庙高宽皆尺许，雕像仅5寸。20世纪70年代初，城墙被拆除，上修环路，下建地铁，小庙也就消失了。
第7例：唐代刻石——云麾将军断碑础二
为了纪念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明洪武九年（1376年）由北平按察司副使主持，在其就义和被囚禁的附近建祠。今址为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路东府学胡同63号。文祠占地面积600平米，有前殿和后殿（即享殿）。后殿原供奉文公塑像，是祭祀的场所，现为陈列文公生平的展览。另外，在后殿还有唐代云麾将军断碑础二，嵌于东墙上。云麾将军名李秀，字元秀，唐代范阳人。唐玄宗时，封辽西郡开国公，卒于开元四年（716年）。碑刻于天宝元年（742年），为灵昌郡太守、大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太原郭卓然刻并题额。其后碑石即断，被人凿成良乡学宫的柱础。又若干年重修学宫，弃础杂置瓦砾间，被福建人董生发现，告知宛平知县李荫，李将其挖出，得六础。后顺天府府尹王惟俭将4个石础带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最后辗转到北京只剩两个。顺天府丞吴涵为不使这一珍贵文物再被遗弃，遂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将二石础嵌入文祠后殿东墙上，至今仍在。
第8例：全国科举考试中心——科举会场
我国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奠基于隋，形成于唐，发展于宋，中衰于元，极盛于明、清，前后延续了1300余年。自明永乐九年（1411年）始，全国科举会考中心，从南京移至北京。考场均设在东城境内，它们是：顺天府院试（今交道口南大街路东府学胡同）；贡院乡试、会试（今建国门内大街路北）和紫禁城殿试（今故宫保和殿）。
第9例：北京尚存的科举见证——进士题名碑
孔庙位于安定门内国子监街13号，是元、明、清三代祭祀孔子的地方。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孔庙前院东西两侧有进士题名碑198通。其中元代三通，为清康熙年间国子监祭酒吴苑于崇圣祠发掘出土的。明代77通，清代118通。因明代将元代进士姓名磨去而刻上明代进士姓名，故元代进士题名碑存世极少。明、清两代先后举行进士考试201科，取中进士51624人。明永乐十年（1412年）以前的进士题名碑在南京国学。今孔庙存放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丙申科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的进士题名碑195座。每座题名碑都刻上了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成为研究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
第10例：北京最早的演出场所——勾栏
元代管理宫廷音乐的机构——教坊，设在元大都皇华坊一带（即今朝阳门内大街中段西南侧）。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北京街头的说书、弹唱、戏曲、杂技演出也空前兴盛。伴随着文艺的繁荣，演出场所也兴盛起来。北京早期的演出场所大都建在东四一带，并形成了胡同的名称。如勾栏胡同（民国初年改称内务部街）。“勾栏”一词是宋元时期演出场所的名称。“勾栏”的出现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标志着中国城市戏曲剧场已基本形成。“勾栏”内有戏台、后台和看棚，全是木质结构。演乐胡同是官属歌舞伎所在地，明代就称演乐胡同，一直保留至今。
第11例：北京的尼庙——白衣庵与通教寺
明代，东城境内有两座尼庙。一座是白衣庵，位于安定门内方家胡同41号。此庵是当时京师最大的尼庙，有四层殿宇及跨院。正殿为大雄宝殿，雄伟壮观。殿内供奉观音塑像和九尊娘娘塑像。西院配殿内条案上摆放着兰亭真水刻石7方（即兰亭序4方、萨湘林临书3方），是清道光年间皇宫送给此庵的珍品。
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在白衣庵曾开办过素食堂。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庵内遭损严重。据说在砸毁观音和娘娘塑像时，发现了金、银、翡翠等珠宝，存放于庵内的7方兰亭真水刻石也不知去向。“文革”后期，往日寂静的古庙已成为民居。老尼李静又回到该院居住，1987年秋病逝，享年86岁。
时至今日，此庵虽不再有佛事活动，但山门上“古刹白衣庵”五个大字，仍然清晰可见，庵内三层殿宇尚存。殿堂额枋上彩绘虽已陈旧，但明代精美图案仍可辨认。
位于东直门北小街针线胡同19号的通教寺，则是北京目前唯一的一座尼僧寺庙。该寺为明代太监所建，清代改为尼寺，更名“通教禅林”。民国初殿宇倾圮，佛像毁坏。1942年，由来自福建的尼僧开慧、胜雨师徒二人募化扩建。1943年胜雨为了培养僧才，阐扬佛教，遂成立尼众八敬学苑，专事研究戒律及大乘经典，将通教寺改为“十方尼众丛林”。
新中国成立后，通教寺尼僧最多时达80余人，1951年，寺内组织青壮年尼僧从事纺麻、缝纫等生产劳动。1958年成立第十八缝纫生产合作社，但仍进行正常宗教活动。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曾到此访问。1976年由于唐山地震殿宇遭损。1981年政府拨款重修。1985年8月30日举行隆重的开光法会，恢复宗教活动。同年，北京市佛教协会在该寺成立尼僧培训班。目前全寺尼僧40余人。
第12例：古老的乐曲——智化寺京音乐
智化寺位于朝阳门南小街禄米仓胡同5号，建于明正统八年（1443年），初为明司礼监太监王振的家庙，明英宗朱祁镇赐名“报恩智化禅寺”，是一座具有典型明代建筑风格的佛教寺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智化寺保留着一部京音乐，据说是王振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将宫廷音乐移入家庙中。后由该寺师徒相承，从未曾改动，已有28代传人，一直严格保持古乐的韵味。据史料记载：京音乐是由器乐曲（含宫廷音乐、佛教音乐和民俗音乐三部分），与唱颂音乐（多为佛事中的歌赞）组成。据著名民乐家杨荫浏、查夷平等人考证：京音乐是源于唐、宋古乐的一支，是我国现存最古老音乐之一。
第13例：明代最著名的官方出版机构——司礼监
司礼监位于今黄化门街南，现属于景山街道办事处管辖。由于明代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以后，北京便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之一。有趣的是，这位当年在北平府做燕王时，从未刻过一部书的朱棣，在当了皇帝之后，却对出版图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当时，官方的出版机构很多。如：司礼监、国子监、都察院、礼部、工部等部门，都有出版图书的记载，其中，以司礼监、国子监、都察院刻书最多。但专司刻书的机构，就只有司礼监所属的经厂了。由于皇帝的支持，司礼监下属的经厂，工匠多达上千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版机构。在北京经厂所刻的众多图书中，最令人瞩目的有《永乐北藏》、《万历续藏》、《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和《万历番藏》等辉煌巨著。
第14例：明清两代的国家档案馆——皇史宬
皇史宬位于南池子大街南口路东，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曾贮藏过《永乐大典》副本，后专门贮藏历代皇帝“实录”、“圣训”和“玉牒”等重要文件。
郑毅，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原所长，曾任钟鼓楼修缮办公室副主任，退休后于东城区地方志办公室担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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