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回： 《康熙大帝》“中国热”，《皇舆全揽》识华夏
张诚参加尼布楚谈判之后回到北京，开始为康熙帝讲解西学，用两个月的时间讲完欧几里德四条定律，又讲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还讲了对数，并帮助皇帝用对数表分析三角和进行乘法演算。结合讲题，他还为皇帝讲解一些数学工具，如等高仪、两脚规、半圆仪、圆球仪、刻度圆盘的用途和操作，并协助皇帝进行实地测量计算。在康熙帝的支持下编成了一部介绍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数理精蕴》，收入了张诚、白晋等人的数学译稿。
白晋来京后，很快就学会了满文，为康熙皇帝讲授几何学，用满、汉文分别编写了许多数学专著，康熙帝对此非常欣赏，并亲自为之作序。与张诚合作为康熙帝准备哲学讲稿，因康熙帝患病未能讲，而将讲稿进呈康熙帝御览。他还为康熙帝编写了一份人体解剖学讲稿，其中引用了法国医学家和法国王室科学院院士的新发现，但仅完成了一部分，后由另一位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完成。
由于白晋在皇宫中的杰出表现，康熙皇帝命他作为“钦差”重返法国，诚邀更多优秀的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帝命白晋赴欧，为了获得法国国王的支持，顺利地完成招募传教士的任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法国人了解中国的愿望，白晋写了一份报告呈送法国国王，报告详细介绍了康熙皇帝本人和有关中国的种种细节，这就是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一书中，白晋提到了康熙皇帝曾经有过建立科学院的念头：“我们用满语起草了一本小册子，介绍了法国王室科学院部分文化职能后，皇帝对这些职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平时就考虑编篡关于西洋各种科学和艺术的汉文书籍，并使之在国内流传，因此，皇上希望这些著作的一切论文从纯粹科学的最优秀的源泉，即法国王室科学院中汲取，所以康熙皇帝想从法国招聘耶稣会士，在皇宫中建立科学院。”
康熙帝在皇宫中建造一座化学实验室，制作了一批西洋药剂，康熙帝视为珍品，全部留作御用。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作迅速发展。
李明《中国现势新志》（1696年）《耶稣会士书简集》（34卷1702-1776）、《中华帝国全志》（4卷1735年）、宋君荣《成吉思汗及其中国的继承者大清王朝史》（1728年）、冯秉正《中国通史》（1777-1785年）等，都是法国人耶稣会士们的代表作，也是西方汉学奠基性著作，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先驱性著作。
冯秉正《中国通史》译成法文，共十二卷，这部译本是以《通鉴纲目》为蓝本编译的。他在译著内充实了《通鉴纲目》以外的很多其他内容，特别是在明清两代的重要历史。
据费赖之神父《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和书目》一书统计，1552-1687年间在华耶稣会士撰写或翻译与汉学有关的著作达68种，而1687-1773年间（法国耶稣会士来华至耶稣会被解散）多达353种。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促进了明末清初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重大变化，中国文化和思想传入欧洲，催生了欧洲十八世纪的“中国热”。
法国耶稣会士教育同地理学研究已有密切联系。，有一些熟谙地理学的耶稣会士在大路易学院专门教授地理学，耶稣会士学院也培训出一大批世俗的地理学和制图学专家，
从康熙47年（1708年）至康熙57年（1717年）历时十年完成全国的地图测绘工作，参与测绘工作的12人（含张诚），耶稣会士11人，法国籍8人。
公元。测绘地点。参与者
1700。京畿。白晋、雷孝思、巴多明、安多
1708。长城。白晋、雷孝思、杜德美
1709。东鞑靼。雷孝思、杜德美、费隐
1709。直隶。雷孝思、杜德美、费隐
1710。东鞑靼。雷孝思、杜德美、费隐
1711。山东。雷孝思、麦大成
1711。鄂尔多斯、黑龙江上游、色楞格河上游、哈密。杜德美、费隐、山遥瞻
1711。山西、陕西。麦大成、汤尚贤
1713。河南。雷孝思、冯秉正、德马诺
1713。江南。雷孝思、冯秉正、德马诺
1714。台湾岛。雷孝思、冯秉正、德马诺
1714。江西、广东、广西。麦大成、汤尚贤
1714。四川。费隐、山遥瞻
1715。云南。雷孝思、费隐
1717。贵州、湖广。雷孝思、费隐
1718。汇总全国地图。杜德美
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士，以雷孝思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先是塞外平原，然后是边疆，其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山遥瞻于1714年12月25日与云南染病谢世，于是雷孝思1715年3月24日来到云南接替山遥瞻。雷孝思协助费隐完成云南地图后，两人又共同前往贵州和湖广。
耶稣会士积极参与这项计划的动机有很多，取信于中国政府以求生存是其一，借着测量工作，以官方代表的身份游历更大范围的中国地区，以寻求开辟新传教区是其二。
康熙五十八年（1719）此图上呈康熙帝御览，题名《皇舆全览图》。
第八回：礼仪之争浮水面，百年禁教起波澜
礼仪之争是长期酝酿而成的。
日本禁教后，许多传教士从日本来到澳门，他们习惯于日本的传教方式和关于上帝的称谓，对利玛窦的传教方式提出批评。……而利玛窦的继承人、在华耶稣会会长龙华民，也持有反对意见。
1633年，多明我会士范玉黎和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来到中国不久，他们发现耶稣会传教士允许中国教徒为孔子和祖先举行祭拜仪式，二人对此深感不满。
礼仪之争的争端主要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关于天主一词。（2）关于尊孔。（3）关于祭祀祖先。
1693年，当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福建宗座代牧主教颜珰介入此事后，反而倒是情况更加恶化。
颜珰是一个非常偏执保守的人。他在实地考察了中国的礼仪情况后，于3月2日发布主教通谕，禁止信徒使用“天”和“上帝”的名词来指天主教徒所崇拜的神；禁止在任何教堂中悬挂“敬天”字样的匾额，已经悬挂的要限期摘下；……禁止教徒出席当地每年举行两次的尊孔和祭祀活动；废除在家内供奉的灵牌，改变祭祀死者的习惯性做法；反对援引儒教经典解释天主教教义。
康熙皇帝在耶稣会传教士闵明我、徐日升、安多、张诚奏折上御批：“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钦此。”
1704年11月20日，在经过长期的审查之后，教皇克勉十一世宣称有关中国礼仪的争论是其做教皇以来“第一件要紧事”，于是批准了教廷宗教栽判所权威起草的声明，作为谕令发布。
“1704年谕令”。谕令明确禁止来华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用“上帝”和“天”来称呼上帝，而肯定了“天主”这个词；禁止在教堂里悬挂带有“敬天”的匾额；禁止教徒参与祭孔和祭祖的礼仪；禁止在家设立写有灵位、神主等字眼的牌位。
1704年谕令的颁布，等于宣布中国的天主教徒必须背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无理干预，是西方教会长期以来对待异质文化的一种倨傲心态和极端排他性的充分体现，也是对100年来耶稣会适应路线和取得成绩的全盘否定。
针对罗马教皇“1704年谕令”，康熙帝先礼后兵，实行“领票制度”的反制措施。
《康熙帝致罗马关系文书》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
《康熙帝西洋版画像》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馆藏
1705年12月4日多罗主教抵达北京，12月31日，首次觐见康熙皇帝。
主教先生在所有场合均受到了最高礼遇。皇太子（自注：皇子胤祐）在其花园里亲自作陪。
由于康熙皇帝对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早已洞悉，他判断特使来华肯定与此事有关，便派人打听多罗出使目的，并亲自询问道，特使远涉重洋，势必奉有重要使命，说自己有必要了解这一点。多罗闪烁其词答道，他来中国指向代表教皇感谢皇帝陛下，因为陛下很乐意保护基督教和传教士。康熙皇帝对多罗的态度感到不满，但仍对其十分优礼。
关于皇帝向教皇送礼的事情。多罗挑选了他的助理沙国安负责运送，康熙皇帝认为有他未派使者运送礼品，要比由多罗的侍从押运并呈送礼品更为体面，因此，他命白晋神父以皇帝使者的名义前往罗马。礼部派人将礼品装箱后把钥匙只交给白晋一人。多罗向白晋要过钥匙交给沙国安而不许他将其交给白晋。
康熙帝得知后显得极为不快。……
6月29日，康熙帝第二次接见多罗，态度已大不如前，并一再盘问使华目的，……康熙帝一再表示如果反对敬孔祭祖，西洋人即很难再留居中国。
多罗见无法回避，于是提出就中国礼仪问题由颜珰代为回答。……7月22日，康熙皇帝命颜珰往热河行宫。……觐见时，颜珰不会说官话，只能用福建方言，于是康熙帝命传教士巴多明翻译。康熙帝指御座后四字，问颜珰是否认得，颜珰称只认识其中的一个字。康熙帝又问，你七月初所写儒家与天主教不同之点，意义何在？颜珰不能回答，康熙帝大为不悦。
8月2日，康熙皇帝亲笔谕曰：“（颜珰）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次日又谕：“颜珰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需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
8月11日，多罗请准离京，康熙皇帝立即照准。8月下旬多罗南下，12月17日抵南京。
同日，康熙帝下谕驱逐颜珰及浙江代牧何纳笃等出境；……并开始领票制度，命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领票，要求必须永远不回西洋，并声称遵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方可领票在中国居住传教。
这一年，康熙皇帝南巡，在扬州、南京、苏州、杭州、临清等处均接见教士，赐宴及物品，并谕曰：“领敕文之后，尔等与朕犹如一家人了。”对凡不愿领票的，一律驱往广州天主堂居住。
当康熙皇帝到达南京前，多罗已赴广州，康熙帝以多罗拒交教宗任命状，下令将其押解澳门，并命白晋、沙国安回京，收回赠送教宗礼品。教皇特使这次来华以失败告终。
“礼仪之争”暴露了文化背后的政治之争、主权之争。
“礼仪之争”对中国的统治秩序和国家安全形成了威胁，最终，清朝统治者对来华天主教会从优容转为厉禁，康熙皇帝制定禁教政策，开始了中国全面禁教。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禁教令之日起，到1844年鸦片战争后被迫解禁，这场禁教长达127年，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个时期。史称“百年禁教”。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