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1927年春末的一天，我正式拜师了。在老师家，仪式很简单，除李苦禅外，还有两个人（现已想不起姓名）。我恭恭敬敬地向老师行了拜师礼，随后，把写好的门生帖呈给老师。老师接过后，对我说了几句勉励的话。李苦禅讲了几句祝贺的话，拜师礼就结束了。随后我又去拜见了师母。
我正式拜师后的第一年，始终都是我拿去作品请老师阅批。老师对我的每件作品，每个字都是认真地批改，写下简明扼要的批语，如：“弱了”、“细了”、“平了”等，并向我讲解哪刀好，哪刀不好，哪笔的弯直和粗细应该怎样掌握，指导得很具体。但是，我每次去老师家都看老师在作画，始终没看过老师实际篆刻的刀法。因为老师篆刻多在早晚，上、下午均作画。我早就听说齐家的刀法是单刀偏锋，但一直未能亲眼见到。一次，我鼓起勇气对老师说：“老师，请您给我刻方章吧，让我看看您怎样刻。”老师欣然同意了。
1928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我把早就准备好的两方寿山石带给老师，老师拿起石头，不打样，也不用印床，左手拿着石头，右手握刻刀，边刻边讲：“刀法有几十种，总起来有十六种，但我的刀法，就是单刀偏锋一面下刀。”我聚精会神地看着老师下刀，只见老师神态自若，动作熟练，约有十几分钟，“白石弟子”四个白文字就刻出来了。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好像是昨天的一样。这方有纪念意义的名章，至今我还珍藏着。另一方老师后来刻了“淑度长年”四个白文字，印拓收在老师后来出的印谱中。还有一次，一个南纸店的学徒，来老师家取一方名章。他临走时发现，名章的边款忘刻了。于是老师拿起刀，很快就刻完，让学徒拿走了。
我跟老师学习了几年，篆刻刀法有了一定的进步。一次，老师说：“我的徒弟很多，但是在篆刻上成绩突出的只有三个。第一，是罗祥止；第二，是余中英；你是第三个。你虽然是第三个，但在女子中是难得的。”罗祥止，四川人，精于书法、国画、篆刻。1930年左右，他在四川已颇有名气。他为深入钻研篆刻艺术，千里迢迢慕名来到北平，专为向老师学篆刻。他来到北平，为了清静，不住旅店，住在庙中。白天除了去老师家，逛厂甸书肆外，没事不出门，在庙中不是画就是刻。
在他和老师接触的七八个月中，亲眼见到老师的刀法高超，对老师十分钦佩，最后，才正式拜在老师的门下。拜师会特别隆重。可惜我没参加。按规矩他是我的师弟，可是他的年岁，要比我大十几岁。因为他的功底深，所以，老师对他十分器重。他在北平呆了约两年，临走时，老师特刻“吾道西行”以赠。并对我说：“他回四川，吾道西矣。你何时回德州？你回德州时，我刻'吾道东行’送你。则吾道东矣！”
1933年，老师给了我个润例（又叫润格、润笔、笔单，指为人做诗文书画所定的报酬标准，通常写在挂出的招牌上)。老师说：“我刻一个字四元，加边款四元。我给你定每字二元”这样，我在琉璃厂的浮青阁挂出了润例。但在旧中国男尊女卑，女子受歧视。我母来是旧社会的贤妻要良母，她受旧社会思想的影响，反对我挂润例；所以，我只在淳青阁挂了不长时间的润例就撤回来了。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喜爱的篆刻作为工作之余的消遣，始终没有再挂润例。
我非常感谢老师对我的教育和爱护，他不仅给我开了个润例，而且希望我搞个印集，并为我将来的印集写了序。老师的序是这样写的：
从来技艺之精神，本属士夫，未闻女子而能及。即马湘兰之画兰、管夫人之画竹，一见知是女子所为，想见闺阁欲驾士夫未易耳。门人刘淑度之刻印，初学古人，得汉法，常以印拓呈余，篆法刀工无儿女气，取古人之长，舍师法之短，殊为闺阁特出也。余为点定此拓本后，因记数语归之。
辛未（1931年）十二月齐璜白石时居旧京越明日
乃壬申元日也时年七十又二矣
1930年，我从北平女师大毕业，在河北省遵化县第五中学教了近一年书。1931年我父亲去世，我回家奔丧。后来没再回遵化五中，而是又来到北平。这年的冬天，我在上海神州女学的老同学，这时已成了郑振铎夫人的高君箴，来找我。她说：“最近郑先生从上海来北平，应燕京大学的聘请，在该校任教，并准备在教书之余，编写中国文学史、绘面史、版画史等几部书。想请一两位助手帮助他工作。我想找你去。”我和母亲犹豫不决。我们想，事情虽然不错，是个学习和锻炼的机会，但这不是个正经职业。后来，郑振铎先生说将来打算给我在燕京大学“校刊编委会”补个名字，名义上我是“校刊编委会”的人，实际我在郑先生家帮助他工作。这样，我就同意去了。
从此以后，我就天天往郑先生家中跑。他家在燕京大学教师家属住宅区。我在郑先生家认识了不少名人，像谢冰心、容庚、俞平伯、郭绍虞、顾颉刚、容肇祖、许地山、朱自清、巴金等人。其中我对顾颉刚、郭绍虞二位先生更熟识，因为我和高君箴经常去他们两家，帮助顾撷刚夫人和郭绍虞夫人干些活。有一次，巴金、朱自清、冰心、陈竹隐等十五位学者和我在郑振怿先生家中照了个合影，可惜的是这个很有意义的留影，在……中被抄走，不知下落。
郑先生除了编文学史外，还和鲁迅先生合作编辑出版《北平笺谱》。我为这部资料的编辑出版，也出过一点点力。如帮助他们搜集画笺，联系书店印刷等事。1932年，鲁迅先生给郑振怿先生来过两封信，一封是商量《北平笺谱》的编辑计划，一封是研究找人搜集资料的事。这两封信后来都放在我手中。可惜，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书信，也都毁在……中。
一次，郑振铎先生对我说：“鲁迅先生求你刻个章。”我说：“鲁迅先生过去教过我，是我的老师，谨遵师命。”我选了两方普通的白寿山石，一方刻成白文“鲁迅”，另一方刻成朱文“旅集”。因为这是给鲁迅先生刻的，我精工细刻。刻完后，还特意拿给齐老师看。老师对“鲁迅”这方章比较满意，说刻得好。
对“旅集”的“旅”字，他说安排得不好。当时老师用手指着，边说边勾画的情形，现在还想象得出。后来我又拿给贺孔才先生看，贺先生的意见基本同老师一样。我听取了老师和贺先生意见后，正要把“旅隼”这方章磨去重刻，郑先生找我要章，说他准备同茅盾先生一起去上海（这时鲁迅先生已返回上海)，顺便给鲁迅先生带去。我说：“这两方章我都拿给老师看了。他说'旅’字安排得不好，我要磨去重刻。”郑振铎先生说：“我看很好，不用重刻了。”当时，边款都没来得及刻，就拿走了。
我还给郑振铎、冰心、郭绍虞、顾颉刚、俞平伯、许地山先生等刻过章。我给郑先生刻的章最多，约有十一二方，给冰心先生刻的“冰心”二字，曾受到老师的称赞。老师说：“叫别人看，谁都会相信出自白石老手。”
我不管给谁刻章，都不愿用那些名贵的石头，怕给人家刻坏了。抗日时期，我在南京，有个人拿来一方田黄石，田黄在石头中可以说是最名贵的了，有“一两田黄，三两黄金”的说法。这样贵重的石头，我不敢刻，让他拿走了。1980年，上海鲁迅博物馆的同志拿来一方鸡血石，要我刻“鲁迅百年诞辰纪念”几个字，我请他们换了两方普通的寿山石，一方刻了这几个字，另一方还没有刻，但我答应了在鲁迅逝世50周年(1986年)时，把它刻出来以示纪念。这个愿是要还的。
我也曾发现过，一些人由于缺乏历史文学知识，磨去名刻，来求我刻印。一次，一个人拿来一方磨过的旧章让我刻。这方石头，虽然是个普通寿山，但却是名人所刻。石的顶端刻有一个“丐”字，我认得这是寿石工刻的。我很惋惜，我对来人说：“寿石工是清末民初非常著名的金石篆刻家，把他刻的字磨去，太可惜了。”还有一次，一个好友拿来两方旧石章求我治印。一方已磨过，另一方刻有“北窗高卧”四字，两方石头的边款都是“文彭”。我发现后，急得直跺脚。我批评来者在磨之前，不向别人请教请教。我随后又向他介绍了文彭其人。文彭(1498～1573)，明代著名的篆刻家。字寿承，号三桥，江苏吴县人。是文徵明的长子。他继承家学，精于篆刻，留下的东西极少。他与当时的名家何震并称“文何”。因之，磨去他的刻章是个损失。
老师对我的教育很深，影响很大，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老师赠给我的东西很多，无法说全，但主要的是老师的刻苦学习精神和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老师的这些精神都集中在他的印谱上。老师每出一部印谱，都赠给我一套。他所出的每一部印谱，都有很大的影响。在今天看来，它们可以说是国宝了。但是很可惜的是我得到十来部老师的印谱，现仅存四部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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