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二年二月二日(1747），西藏郡王颇罗鼐去世。在他的治理下，西藏经历了二十年的盛世。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承袭郡王(史料无记载他的出生年月，应该是不大的年龄），这时的清廷驻藏大臣是傅清。遗体火化后，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召集僧俗大会，承诺沿袭父亲的政治。这是清朝中央政府非常希望见到的。
他袭郡王位后，听从傅清的意见，在藏北今纳木错，那曲远及通天河上游等要地安排亲信领兵驻守，防备准噶尔来袭。他的哥哥公爵珠尔墨特策布登本在拉萨疗养足疾，也服从傅清的命令回阿里防卫，那里也是他的封地。其父旧属班第达等一众大员也照旧供职。年底准备准噶尔部第二次来藏熬茶(熬茶是藏传佛教给寺院做供养的一种方式），他同官员办理供应接待也做得出色，受到皇帝的嘉奖。
同年，索拜再次入藏，使命是致祭颇罗鼐并调查新郡王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关于颇罗鼐家族与达赖喇嘛的矛盾后文介绍），并协助傅清办好第二次准噶尔熬茶的接待工作。索拜早在乾隆六年到十年时驻藏，曾接待过第一次准噶尔入藏熬茶。到目前为止，新郡王的表现非常符合皇帝的期望，西藏似乎平稳地进行了权力交接，有望继续维持稳定与繁荣。
乾隆十三年，傅清奉诏离藏，驻藏时间长达四年。皇帝命西藏事务交索拜办理。索拜任内办了一件蠢事，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他听信边防的误报说见千余人前来，以为准部又一次突袭。遂与藏王调兵遣将并迁移边民。此时正是清军攻击金川战事吃紧的关头。皇帝闻知，将信将疑中即命陕、甘、川地准备应急行动，甚至想将达赖和班禅内迁至打箭炉。最后确认是一场虚惊。皇帝的恼怒可想而知。乾隆静心一想，怀疑索拜中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那小子的圈套，后者以虚报试探朝廷对此事的反应，当然这只是皇帝的猜测。因为清军进攻金川失利的消息很容易从川西传到西藏。也许皇帝对新藏王的戒备心就此种下。
同年十月，索拜因办事不力被调离西藏，后继者为拉布敦。皇帝对拉布敦的要求是:如有应有指示于藏王者，“悉心指示，俾得遵循”。就是要好好地教导小郡王，象他的父亲学习。皇帝这时对新郡王仍是有期待和信任的。在金川战争进行中，他曾想将来胜利后，把金川交给新郡王管辖。天遥地远的距离，也不知道皇帝怎么会想这一出。对此，金川前方统帅张广泗持异议，此事最终以在金川建寺庙并请来西藏喇嘛主持结束。不知所建为今天的哪一座寺庙，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探。
乾隆十四年二月，金川(第一次）之役报捷。但这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战役难说是真正的胜利。战时士气涣散，将帅不和，结局却是土司的首领也没抓到。不能不在西藏上层产生与朝廷粉饰胜利的不同看法。这种对看法对之后西藏的时局是否产生影响不得而知。
大概同年上半年，乾隆又做出一次错误的决定——从西藏撤军。雍正六年，清朝领军进藏处理卫蔵战争后，留驻拉萨两千军队，由于颇罗鼐治理西藏得力，社会安稳，驻藏清军大部分回撤，到此时仅仅剩五百名。撤军的具体时间只能推断，据《清实录》，乾隆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三十日），中央收到四川总督策楞的奏折云:“西藏原驻兵五百...…然数年来安静无事，未始不赖乎此。今甫奏裁，尔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不数月而有此一举动(指藏地部署他的军队）”。可知撤军在十四年。又乾隆十五年十一月的上谕云:“嗣伊(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折奏，请撤驻藏官兵，朕以兵数原属无多，若不准其所请，转启疑忌之心，是以即伊所请行，着纪山前往驻扎”。纪山调任西藏的詔旨颁发于十四年二月丙申(十八日）。因此大部分驻藏军队撤回应该在乾隆十四年春，拉萨只象征性留下一百人左右。从撤军一事可看出皇帝对处理西藏事务如此的小心翼翼，这种心态在以后对多次事件的处置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或许会一步步助长新郡王的野心。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撤军的请求是由拉布敦代为上奏，托词是：“时已平太久，无须多费人力物力驻防。”纪山未到时，拉布敦还替藏王奏请允许西藏黄教三大寺捡选喇嘛前去云南中甸地方居住。郡王这个唐突的要求未得准允。这引起了乾隆的警惕，因为康雍以来，这一带政教事务已由云南管理，郡王的请求实在说不过去，除了试图扩展势力范围没有别的解释。皇帝当然能感受到。故云：“朕观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为人不似乃父起由凡庶，受恩知感，其外虽恭谨，究未必能安静守法……恐由此滋生事端，不可不为豫防。”
大约乾隆十四年八月，纪山到达西藏。这是他第二次驻藏，第一次在乾隆三年至六年间。在此期间，颇罗鼐受封为郡王，纪山同颇罗鼐家族关系颇好。此后调任四川巡抚，清军攻瞻对(今甘孜州新龙县）和两次金川之役，都是他轻开事端引发，几次战事清朝都是劳师糜饷，名义上奏捷，其实打得相当窝囊，比如第一次金川之战，清朝耗资超千万两，调集七个省的兵力，只能以催促投降草草了结。皇帝一肚子气发到纪山头上，索性发配他去西藏代替拉布敦作为贬斥。旧地重来，境遇完全不同。纪山到拉萨的时间大约在十四年的夏天，史料无明确的记载。
拉布敦卸任回程经过成都在十月，当时回答四川总督策楞的询问云：“郡王虐使其下，且与达赖喇嘛不和，而副都统纪山到彼直至一月之后，始出接见，颇有轻忽之意。”这是拉布敦对小郡王的印象，也是驻藏大臣第一次向外界呈现对新郡王的认识。于是川督密令从四川派入西藏的粮务常明随时密报藏中情况。常明汇报了纪山初到拉萨和郡王来往的情形，纪山多次规劝郡王与达赖喇嘛及颇罗鼐的旧臣和睦，郡王一一答应。庄学和撰《金川草》(收录乾隆十三年至五十年间诗作）中《西藏纪事六首》自注云:“初，巡抚纪山以部郎(应是副都统）从军至藏，与颇罗鼐熟识，如兄弟交。后那木扎袭郡王，纪公以都统驻藏，那木扎正构达赖喇嘛之隙，与前驻扎大人失欢，抗不应召”“纪公欲以恩结之，亲诣伊穴，唤格隆(噶伦）等，命悬颇罗鼐像于堂，备礼祭奠，哭之甚哀，谓若乃我兄，今我重至，不得复见，众人皆心动，奔告那木扎，那木扎伏后帷窃听，天良勃发，不觉膝之前也，出报纪公股，相对大恸，呼公为额库(藏语“叔叔”音译），誓言公在此永无变意，以故召必应。”纪山大打感情牌，不可谓不用心良苦和恪尽职守，但后来发生的事证明这一招并没有实际的效果。
大约二人相处月余，纪山上奏朝廷说：“到藏以来留心访查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看来性情乖张，属下俱怨望，且伊又有疑忌达赖喇嘛之心，恐日久众怨愈深，达赖喇嘛亦不能忍，致生事端，请将伊兄珠尔墨特策布登移取来藏(拉萨），协同办事，以分其权，并将达赖喇嘛自藏移至泰宁安驻。”纪山对郡王的认识与拉布敦完全相同，可见真实的郡王就是这样——暴戾、自大，与达赖喇嘛不和。皇帝在十月二十一日认为纪山奏折中的两个提议甚为荒谬，“作为驻藏大臣，凡事宜果断，于小郡王应教导时即为教导，应防范时即为防范“惟视事之轻重，随机办理，岂可显露情形 转至启土伯特疑心乎?”。乾隆随之决定恢复驻藏大臣二员制度，命回内陆刚一年的傅清再次进藏与纪山共事。
回头说说七世达赖喇嘛同颇罗鼐家族关系紧张的由来。雍正时的卫蔵战争，颇罗鼐认定达赖喇嘛及其父伙同前藏阿尔布巴等既谋杀了康济鼐又想置他于死地，这并非捕风捉影式的猜疑，至少达赖喇嘛的父亲摆脱不了嫌疑，而当时达赖喇嘛二十岁，实是不好判断。迫于朝廷的劝诫，颇罗鼐和达赖喇嘛维持表面的和谐。到晚年颇罗鼐曾怀疑达赖喇嘛对他施巫蛊，致他颈生恶瘤，去世于乾隆十二年二月。达赖喇嘛欲吊奠诵经，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径直予以拒绝。十四年四月他还阻止班禅在拉萨停留从达赖喇嘛学经。历任驻藏大臣劝说，双方关系都无实质的缓解。新郡王还曾向达赖喇嘛索取黄金千两，令降神师托神示赞扬自己功劳而吞并达赖喇嘛的田产财物，一直疑忌达赖尔无尊敬之意。
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皇帝又提到珠尔墨特那木扎尔此前“又请将驻藏大臣所管之火尔噶锡(即霍尔四部，雍正十年青海西藏合议分界时划归西藏的三十九族，由驻藏大臣直辖，为今嘉黎，索县，丁青，比如等地）等番命伊管理。”经部臣(理藩院）参奏 ，此事决不可行。如果郡王获得此权力，朝廷则失去对通往西藏的重要生命线的掌控，彼时从打箭炉到察木多(昌都）再穿过三十九族地是通往拉萨的重要线路，调用后勤供应差役均由此，若失去控制，驻藏大臣将孤悬拉萨。乾隆进一步认识到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野心和危险性。他马上召章嘉呼图克图询问，商量应对之策。皇帝对十月中入觐的四川提督岳钟琪面授机宜，即倘若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有损于达赖喇嘛或不利于内陆，就发兵进藏，或来年(十五年）以庆贺皇帝诞辰(八月十三）熬茶名义，带兵护送章嘉抵藏，视情况废掉藏王。命岳钟琪返回成都后同总督策楞及经成都进藏的傅清密议，傅清到藏再面告纪山。可惜皇帝在这一决策的执行上犹豫不决，以致酿成最终的惨案。
大约在此时，藏中发生重大事变，郡王向纪山、达赖、班禅讼告驻阿里的哥哥发兵欲来拉萨，他已调兵防御。这自然是郡王的一面之词。达赖立马派人去阿里送信给珠尔墨特策布登，中途被郡王的人阻拦。班禅也致信郡王，劝其与其兄和睦，不听。这本是清军进藏的一个时机，和雍正六年前、后藏贵族内战，清军借机入藏一样。但皇帝犹豫不决错失良机。犹豫的原因有四：一：寄希望傅清进藏后弄清实情明辨是非后再行举动。二:认为即便珠尔墨特吞并阿里，只要不危害朝廷也可听任之。 三:寄希望珠尔墨特策布登能擒获郡王达到铲除他的目的。四:四川兵戈刚熄，再行征调担心引起民怨。皇帝在这件事上不是没有对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动杀机，从他对军机大臣的讲述中可以获知。“……自朕观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暴戾不训，狡诈叵测，留之必为患，曾拟遣策楞，岳钟琪以助渠(郡王）抵抗其兄为名，带兵入藏将其正法……” 朝廷这边还在左右摇摆前瞻后顾及进行耗时的奏折往来，西藏这边战争已很快定局。十二月中，郡王言其兄举兵七百取锡可尔城(协噶尔，今定日老县城），而十八日，珠尔墨特策布登暴卒，战斗结束，弟弟全胜。策布登到底怎么死的不得而知。这个消息次年正月才传到成都。
十二月二十八日，皇帝认为纪山命运乖蹇，走到哪里都要生事端，命令拉布敦再次入藏与傅清合作，换回纪山。
十五年正月初九，策楞、岳钟琪上疏，认为郡王素行不义，罪当诛，拟领兵三千进藏处置。皇帝认为此行过险没有同意。
珠尔墨特策布登死后善后事宜的处理上，郡王提出委任亲信管理阿里，撇开策布登之子。二月北京接到纪山上奏云:“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亲来禀告其兄病故，请办理丧事，养育遗孤，又请察议罪失。”皇帝尽管对郡王已经没有了当初的信任和期待，却一一应允了他的请求。此后郡王将儿子遣往阿里驻守，也获准允。郡王一定沉浸在巨大的胜利喜悦之中。
十五年四月四日，中枢接到傅清从拉萨递来的奏书，知道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在三月初启程到萨海(萨嘎）等处安抚战后的百姓，后返那曲阅兵。乾隆下谕旨谓西藏今已平静，傅清后于一切事务惟示宽大，不可使郡王有丝毫疑虑。随后做出人事安排，傅清留藏二年，现藏地宁谧，拉布敦召回，由已改任青海办事大臣的班第代替，纪山返京谒见后去青海接班第职，班第待纪山到任后再赴西藏。纪山因为离开的早，班第因入藏晚，都幸免于十月十三日的杀身之祸。
约在四月，傅清、拉布敦上奏云：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已获准前往萨海，而有调动部兵搬运炮位的情况。二位大臣对此的判断是“必有异谋”。可见郡王前往萨海安抚民众之是一个托口，真实原因是进行军事部署。二位大臣口中的异谋到底意味着什么，二大臣意指谋反之心。而皇帝有不同的判断，因此五月五日上谕指出:调兵不过伊自行防范，无需多虑，也无须恢复西藏驻军至五百名。又分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说：“伊身为藏王，操生杀而擅富贵，俸赐所颁，贸易所入(郡王经商），岁获重资，而且籍中朝声势，众蒙古皆与往来，可得厚利，伊更何所贪图希冀，若叛去，则全无所得，伊何所利而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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