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金花
一个风尘女性，竟成为史学界、新闻界、文艺界，以致政界瞩目的人物，这不是没有来由的。赛金花在庚子年间有没有过义举，多人持怀疑态度。齐如山曾写文指出，赛金花和瓦德西只是见过一两面而已，不可能对瓦德西和克林德夫人有什么影响。因为赛金花为了两件小事居然还求齐如山与德军说情。一是赛金花手下的刘海三，被德国当时在北京的行政机构逮捕。赛金花托齐如山去说情。 二是赛金花在卖给德军土豆做军粮时，土豆被冻了，德国军官不要。又托齐如山去说情。因此，齐如山认为，赛金花只不过是因为生意，与德国下层军官有往来，并且在德军中没什么影响力。
其实这些并不重要，首先是历史上有没有赛金花其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有！其次历史上她与状元洪成亲并携手出使欧洲是否属实？答案是，绝对属实，且有据可查。那好，最后的问题是，她与瓦德西是否相识，并在庚子年间有过接触？接触过，且证据确凿（是否有染无实据）。但这就够了，为这样一个风尘女子，大可不必多费心思和笔墨。至于那些历史真实和细节真实，上床没上床？那是史学家、八卦狗仔队们去考证的事。我们只是就事论事，吃饱了闲的，听个乐子，足矣。
晚年赛金花
虽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之说，早已经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但真正深入或投入感情地接触婊子和戏子的民众，细数确认之后并无几人。其接触者或碍于社会地位及社会影响，所表述的事实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遮遮掩掩”，总会去选些有利于自己的事例去举证。这就使得人的本来面目，变得不那么清晰可见，不那么一针见血，与真实的自己相距甚远。其结果，就是留下永久的遗憾和猜想。
我十分钦佩赛金花去世后的那个“片警”，他没有从职业上去探究死亡原因，而是从新闻价值上敏感判断。于是，他第一时间通知报馆。这就是赛金花在公众中的影响，其人深入人心。人们宁愿相信一个妓女拯救了北京，也不愿看到慈禧太后逃跑归来后的一派胡言。所以刘半农在《赛金花本事》曾说：“中国有两个“宝贝”，慈禧与赛金花，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
赛金花晚年在失去第三任丈夫之后，她带着从民国时就跟着她的保姆顾妈，蜗居在京城天桥地区的贫民窟。此时，八大胡同抛弃了她，拯救北京城的“恩人”瞬间被遗忘。可以想象，当面对北大教授刘半农的访谈，你能要求一个妓女有什么职业操守，剖析自己的内心，敞开心扉，还原历史，反省自己及他人，这可能吗？她的经历、她的学识、她的职业，决定了她之所以接受访谈的初衷（有采访费、有免费的午餐）。如此，她不胡说八道，不编造谎言，就已经很不错了。至于往自己脸上贴点金，借机表白自己“深明大义”也是情理之中的。赛金花当然也不傻，比如她明确否认与瓦德西在德国跳舞，她说我不穿洋服，且缠足（小脚女人），会去舞池跳舞吗？
赛金花晚年居住地
我们应该感谢刘半农的采访工作，是她为我们留下鲜活的采访笔记。自此以后，有关赛金花的野史不断，文艺戏剧影视作品更是层出不穷，新作不断。赛金花的妓女加公使夫人身份；三次嫁夫，三次孀居的经历；庚子年间与瓦德西的关系与作为,都使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而神秘的色彩,这就给文学家、史学家、新闻界都提供了写作、宣传、争论的生动素材和话题。赛金花在死后近百年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由于作家的价值 观、文化立场与写作目的上的差异，这段历史被注入不同的思想， 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被一再地叙述，赛金花及与她相关情节片段，在各个历史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亦属正常。
胡适在看了其安徽同乡，前北洋政府的官员许世英的回忆录后，曾经写信给许世英，指出其中关于赛金花与瓦德西的记录多源自野史，准确度有问题，因北京攻陷在先，瓦德西来华在后。
1934年，刘半农去世，赛金花也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有文字记载：只见她身着一袭黑裙，在飒飒秋风中，独自默默低头走进景山东街北大二院，在“文曲星”会聚的追悼会上，深深地向刘半农的遗像鞠了一躬，然后献上一束白花，又在无数双惊愕的泪眼下，默然离去。这段文字的描述，其雷同程度与小凤仙参加蔡锷的追悼会极其相似。（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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