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6月1日，孙先生灵柩移往中山陵，孙夫人和孙科各在灵柩的一侧护送，其余要人跟随其后排成两排。一路上由孙先生最亲近的卫士李荣照顾孙夫人，马湘照顾孙科。那天天气很热。路途又远，我一边走一边忙着照相，感到又热又渴。后来发现吴铁城的副官给他带了许多“美国橙子”，也去沾光，渴了就去要几个橙子吃。为了不落下所有重要场面，我手里拿着照相机，在中山陵的那三百多级台阶上，上上下下跑了好几趟，那天真是给我累坏了。我受命拍摄了孙中山先生从逝世到移灵中山陵的全部纪念照片。当时聘用的摄影记者只有我一个人。拍电影的摄影师也只有一个，是为好莱坞摄影的“newseel王”。
全部照片最后由孙夫人选定了一二百张（具体多少张记不清了)，装订成册，一套共三本，装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盒子及每册的封面都装饰有梅花图案，由胡汉民题字“总理奉安纪念册”。记得我把照片送给孙夫人审定时还有杨杏佛在场。孙夫人认真看过后表示非常满意，当时就约我第二天去给他们全家拍照。当时宋老夫人还在，由我给他们全家：宋老夫人、宋家三姐妹、宋子文等人一起拍了全家合影。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这套照片由同生洗印了许多套，除孙夫人处保存外，国民党党部也订了许多，底片则一直在同生保存。我手中保留了完整的两套，解放后曾转让给李济深一套。我自己保存的这一套照片，可惜在六十年代中被销毁了。
由于我照新闻照出了名，名报的记者们都不放过我，社会上有什么活动都通知我和他们一起去，他们写新闻报道，我来照相。比如，鲁迅到工商学院（学校名称记不太清楚了）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当时他坐在一个廊子下和同学们谈话，我给他照了一张相。当时好莱坞著名电影明星飞来伯（即道格拉斯·范朋克)到北京时，梅兰芳设宴招待他，特意把我叫去照相。在北京举行的每次运动会，我都必到场拍摄体育照片。由于我很会抓拍稍纵即逝的瞬间，所以各大画报、报纸经常刊登我的作品，这样也就给同生开拓了许多业务。
我当时是几家大报纸的特约摄影记者，有《京报》、上海《新闻报》、《良友》杂志等。在海外的有纽约《华侨日报》、《新加坡画报》等，这些报纸当时在海外华人中很有影响。1976年以后，中国京剧院四团到美国访问演出，还有华侨托他们给“同生谭”带来问候。老读者们还记得我，使我很受感动。
我给《京报》当摄影记者是在邵飘萍被害之后。当时他的遗孀汤修慧女士决心继承丈夫遗志把《京报》办下去，这在当时是很有勇气的，我从心里很钦佩她，所以当她请我当《京报》的特约摄影记者时，我立刻就答应了。《京报》每周出新摄影副刊，每期都有固定位置刊登一张“社会写真”的照片，这“社会写真”的照片全部由我提供。汤女士还安排人为每张照片配一首打油诗，以抨击、讽刺当时社会的黑暗。在我的印象中，这些打油诗不少是黄少谷先生（曾任冯玉祥将军的秘书)所作。
为拍这些照片，我跑遍了旧北京城的各个角落，用照片真实地记录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其中有天桥卖艺的、街上剃头的、卖缸的、拉骆驼的……我对每张照片都拍得很认真，为了反映真实的面貌，我尽量不让被摄者察觉，以捕捉最有代表性的比较自然的瞬间。同时我也注意画面的艺术效果，如创造最佳的构图，正确使用光线等，以使照片画面有较强的立体感。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一批很有价值的反映当时社会风貌的写实照片。
上海《新闻报》在当时销售量是十五万份，社会影响很大，也经常整版刊登我拍的照片。有一次整版刊登我照的菊花。这是我在北京中山公园内的同生照相馆拍摄的，而且是头一次使用法国律密（译音）的彩色相纸。
我常常和记者们一起活动，也和他们在一起冒过险。有一次覃振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冯玉祥将军，他带了一个记者团同去，我当时算记者团的成员，由我给拍照。冯玉样将军招待了记者团。在我们准备走的当天，因为一位姓黄的记者睡懒觉，延误了我们出发的时间，我们还未到火车站，火车站就发生了爆炸。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阴谋。我们记者团幸免于难。这件事让冯将军很不放心，他嘱咐覃振第二天一定要早开车，赶到天亮前过黄河。我到现在还记得冯将军穿着半长不短的军服亲自送我们过黄河的情景。
我对冯玉祥将军很佩服。东北沦陷后，他叫人从北京城里到南苑的路上贴上许多“亡国奴不如丧家犬”的标语。为了救国，他身体力行。他曾主张不穿长衣服，他说：每人省一尺布，全国能省出多少布？他对兵士非常好，听说他熟悉每一个兵士的名字。有一次我跟随冯将军坐火车到南口参加阵亡将士追悼会，坐的是铁闷子车。还有一次在南苑，冯将军举行阅兵典礼后，招待各国使节，请大家吃的菜只是粉丝豆腐熬白莱，而且没有坐凳，大家都站着吃。
我们的业务也涉及到了宗教界。我和班禅办事处处长罗桑楚臣很熟。老班禅（第九世班禅曲吉尼玛、1883年转世，5岁坐床，1937年圆寂）在三海瀛台对面设过坛，叫我去照相。当时好多善男信女从老远来，走一步磕一个头，一直磕到新华门，活佛从门里出来给大家洒水祝福。我给活佛照了相，活佛叫人送给了我珍贵的礼物——哈达和藏红花。
七七事变之后，我们饱尝了当亡国奴的滋味。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日本军队开进北京的情景。当坦克车从王府井穿过时，所有的人心情都异常沉痛，整条街一点声音也没有，死般的沉寂，只偶尔听见远远的几声狗叫。北京沦陷后，同生的生意就很难做了。
我们首先将一元照相馆停业了，所有的职员并入同生美术照相部，大家同舟共济，勉强维特。整个沦陷时期，我来往于北京、上海跑单帮，以支应同生职工工资及全家的生活费。当时在王府井开商店的人可能都会记得，日本浪人巧立各种名目对各商店进行敲诈摊派，比如让大家出钱订一年的报纸。谁也不敢不交钱，结果只拿到一期就不见下文了。钱还算小事，在沦陷地区生活的中国人生命是没有保障的。为了一点小事，日本人就会把人抓走，然后这个人就没有了下落。
记得有一天晚上，同生已经关门了，一个日本人非要进来照相。值班的小徒弟向他解释摄影师已经下班回家没有人照相了。这个日本人很不高兴。在他走出门时，因为同生大门上的弹簧出了毛病，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立刻返回身，硬说小徒弟对他犯态度，要把人带走。其他职工劝解不了赶快来叫我。我赶到同生赔礼道歉，请他吃饭、喝酒，好话说尽，才算把这事了了。
又有一次，一个日本人给同生打电话，没说两句话就在电话中大骂起来。我的内人正在柜台上值班，她是学生出身，当时又年轻，听到日本人在电话中大骂“混蛋”，立即回了一句“你混蛋！”这可惹下大祸，日本人随即赶来让交出接电话的人，并扬言非要把人送到宪兵队去不可。好在我弟弟当时正在场，因为他曾留学日本，说了一口流利的日语，总算想尽办法把这日本人对付走了。
当时我们最怕过日本的“天长节”。在这一天，日本兵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他们喝醉酒到大街上到处寻衅闹事，杀了人也不算犯法。有一次，一个醉醺醺的日本兵闯进同生，拿着刺刀乱刺，职工们都跑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好在我站在柜台里面，柜台挡着他，才没被他刺伤。这种事不胜枚举。
那时日本人是清早抓人，过了上午8点，大家就在心里松了一口气：“今天总算平安活过来了。”我想，没有在那个时期生活过的人是无法体会这种心情的。至于向管辖王府井地段的日本宪兵请客、送礼，更是经常的事，不然就会招来许多想不到的麻烦。我的弟弟当时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从学校毕业没多久，又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同生待了一些日子，实在气不过，就到上海参加左翼活动了。他在走之前对我说：“在同生站柜台，屎都得吃下去。”可见当时中国老百姓做买卖的艰难。
在沦陷时期，每个有爱国心的人都会自觉地为抗日救亡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沦陷后，协和医院的许多大夫失去了工作，当时有几个著名医生：张光璧、苏启贞、方振武、祝寿山等联合开了一个“启光诊所”。有一次因为有一位早已被日本宪兵队盯梢的燕京大学的女生来过启光诊所，启光诊所的医生就全部被抓走。我和协和医院的大夫们很熟，和张大夫等人也认识。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积极参加了对他们的营救工作。经过疏通，日本宪兵队答应由同生美术照相部出面将他们保出来。记得交保的那天，我叫了一辆汽车，拉上他们几个人，由日本宪兵队押解到同生，当场打保释放。保书上写明：这几个人不准离开北京，宪兵队随叫随到，否则拿保人是问。我们在打保时，正巧梁启超的女儿正在同生，她看到这情景感动得直掉眼泪。
过了些日子，几位被释的医生决定到大后方去参加抗日工作，就来找我这个保人商量。当时我虽然担着极大的风险，但我还是对他们讲：“你们走吧，后方多一个人，就多了一份力量。”他们走后有的到了重庆，也有的到了延安。祝寿山是一名共产党员，六十年代的时候为了他这段历史，我还多次为他写过证明材料。1952年我曾因病住在协和医院，梁启超的外孙子周同轼恰恰是给我治病的主治医生。他的母亲一再嘱附他：“你一定要把'同生谭’的病治好。”看来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共产党在北京暗中进行了各种抗日活动。我的亲属中有一位便是共产党地下老党员。我利用同生业务的便利条件，在给日本兵邮寄照片时，将他们的番号、地址一一记了下来，定期转交给我党地下工作者，以便我们的部队能及时了解日军的调动情况。当时有一个姓和知的日本人和东北军阀吴俊升之子吴泰勋联合建立了一个公司，叫“和泰公司”，这个公司专门给日本人收购军用物资，他们曾签署了一份收购各种物资的合同。吴泰勋是个有名的公子哥，常来同生玩，我便抓个机会偷偷将这份合同拍摄下来，后转交给我们党组织。
沦陷时期还有一件事。在故宫内办公的“文拯测绘班”让我国著名建筑师张镈到同生来找我，因为怕战争的破坏，想给故宫这一世界上著名的建筑群详细拍照，留做资料。虽然对这件事的背景我并不清楚，但我想故宫是我国珍贵的建筑文物，在这兵荒马乱时期留下完整的资料还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我便在张镈的指点下，从天安门开始把故宫的全部建筑包括建筑的重要细部全都拍摄下来。这批照片照得非常清晰，作为资料很有保存价值，我自己保留了完整的一套。解放后我将这套片转让给了北京市文物局。
抗战胜利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向中国人民投降了，受降仪式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举行。作为摄影记者我去拍摄了整个受降仪式的经过。那天太和殿内外挤满了人，当日军代表低着头走进会场时，人群中爆发出愤怒的“呜呜”声，这沉重的声音被压抑了八年，今天终于能够面对面地向日本侵咯军倾泄出来。这套新闻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上这一重要时刻，日军向中国人民缴下了军刀，放下了军旗，日方的代表根本博在投降书上签名，写下了最后的一笔。至今想起这一切，我还是难以描述当时复杂的心情：终于打倒了日本侵略者，八年的亡国奴生活总算到头了。我将这套照片中主要的几张在同生门口的橱窗中摆了很久。
解放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所有参加会议的各省、市代表有组织地分批来到同生照相。那些日子真是喜气洋洋，同生门口摆满了汽车，门口也加了岗。记得蔡廷锴先生来到同生时还感慨地说：“同生是参加过同盟会活动的。”
后来因为新华图片社业务需要，经周扬同志介绍，1953年同生业务正式结束，同生所保存的全部新闻资料一起转给了新华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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