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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算卦相面(上)

说起算卦相面,这可是一个存在千年的古老营生了。算命的方法有很多,这些方法又被美名作为一门学科;唤作命理学,亦入相术类。有学识的算命先生将算命与《五经》之一的《易经》联上关系。实际上,《周易》本身也被部分人认为是一本最早的卜筮之书,但这些往往无法通过科学验证。它的流传,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

到了西汉,则在周朝的基础上加上了五行的概念,到这个阶段,可以说占筮之道已经发展的非常完备了,就是说,从当今的观点来看,该具备的要素基本都齐全了。

算卦是一种利用个人切身资讯,例如脸与手的纹路,出生八字、姓名笔划等配合五行和八卦来预测或推断行事是否顺利和命运吉凶福祸的行为亦称指迷算命。

相面指从相貌身材能断定福祸的一种封建糟粕。相面可以称作是民间艺术,或者是民间技术,关于其是否科学,尚未有定论。

旧京的时候,不乏这种以算命相面为营生的特定人群,以至于很多老百姓都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从来这个行当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外衣,如今就让我们跟随曾经在这个行当中浸淫多年的胡道生先生的回忆来一窥其中的奥秘吧。

算卦、相面,古来就有,后来逐渐形成为一种以骗人为生的社会职业。

旧社会,有人把“卜”字看成一个马竿和一个瓢,比作讨饭的象征字。“卦”字好比是落魄的文人讨饭的象征字。也就是说凡是操此业者,如乞丐一样,只不过以此道糊口而已。封建统治时期,县太爷的衙门口是朝南开的,算卦先生可以坐在衙门口的对面,坐南朝北摆卦摊代写呈诉状。县太爷不仅不加干涉,反而以礼相待。由此可见旧社会是保护此道的。

解放以前,北京的命馆卦摊充斥街头巷尾,其中以天桥最多,最集中。宣统年间天桥初兴时,算卦相面先生就在这里占领地盘。民国四年(1915年),天桥市场七巷建成后,这里已有命馆八家,卦摊相摊二十余处;至民国七年(1918年),命馆增至二十多家;七七事变后,命馆减少,而卦摊相摊却大大增加;到解放前,命馆仍保持二十余处,卦摊相摊则有三四十处。从事这项职业的,仅天桥一地,就达百余人。当然,这些人也不固守一地,每逢“三庙”(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的庙会日),他们多前往赶庙设摊。有的还常去天津、东北等地“云游”。

下面以笔者对天桥的了解,介绍一下算卦、相面这种以宣传迷信为职业的编人行当。

算卦相面先生的来源

落魄的读书人在旧社会,算卦相面被认为是读书人的“后路”。清末民初,一些门第式微的书香子弟,因家业萧条,谋生又无所长,便将早年所学《易经》和一些医卜星相书籍加以温习,摆个卦摊或相摊赖以糊口。解放前,笔者的一位同事因小学教师工资低微,难以养家,就在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天,在天桥摆相摊。后被校长知道,遭到辞退,从此他便专门以相面为业。

破产的地主、商人和被解职的官吏职员——天桥的算卦相面先生中,田春庚、赵尚有是破产地主,白云峰1925年以前在通县做官,有名的杨铁嘴是清宫太监,杜云华原是东北的商人,王宾生的父亲开过染房,亚卧龙的家里开过饭铺,陈桂钧家里开过裱糊铺等等。

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学徒——算卦先生刘洪年先在北京荣宝斋学徒,后去东北当印刷工人,九一八事变后失业回家,在天桥从赵老道学算卦以维持生活;蔡笑陈早年当过裱画工人,张辅臣曾在药铺学过徒。他们两人早年家境都较好,读过几年书,但不爱劳动,便干了算卦相面这一行。

双目失明的盲人——旧社会中盲人有三条路:要饭、卖唱和算卦。笔者于解放后曾到盲人工厂做过调查,拿宣武区手表壳厂来说,它的第一车间就有七名盲工过去干过算命行当。其中有绰号“小神童”的叶树勋,绰号“小神仙”的王世,开过命馆的赵占礼,走街串巷的王福祥以及杨福生和古兰轩等。据说赵占礼曾给蒋介石算过命,有点名气。走街串巷算命的盲人,有的打锣,有的打鼓,有的吹笛。古兰轩当年就以算卦为主要职业,兼唱大鼓。

几种类型的算卦相面先生

算卦相面的收入差别很大,主要视其手法高低而定,大体上可分以下几类:

第一类,纯属江湖术士。他们从小拜师学艺,但未必懂得术理,全仗“使腥儿”(弄虚作假)骗钱,一般每天可收入二至四元,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其中少数人受过“好踅摸”,即得到师傅的真传,本人又有些文化,能说会道,精于骗术,堪称“大将”。他们常出入于上层社会,给富商大贾、军阀政客谈相卜卦,为这些人的争权夺利出谋划策。有时他们一天就是十几元、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收入。他们住在高级旅馆、饭店,并在报纸上登广告,雇人散发传单,自称什么“赛诸葛”、“大相士”、“神相士”……例如民国时代的灵霞子、钓金鳌、李半仙、金刚眼之流。

这些人有的原来是在天桥起家,有的是在生意萧条时偶尔来天桥营业。长期在天桥开业、名望大、能赚大钱的是指南轩命馆的桂振峰,他是清末民初相界中自成一家的有名人物。后来,北京一带的许多算卦相面先生,多是他的们徒。桂振峰之后,开设“问心处”的赵某也颇有名气,他后来从天桥迁到东安市场。

七七事变前后,天桥有杨铁嘴和杨半仙,解放前有杜云华。他们的主顾全是有钱有势的人物,有时被他们“扣上”(即吓唬住),一下子就能骗到几十元。挣了大钱他们就海吃海喝,挥霍一气。这些人多抽大烟,躺在烟灯旁琢磨骗人术。

第二类,没有拜过名师,主要靠自己钻研。这类人对骗人术不甚精通。因此他们相面算卦不如上类人“灵验”,问津者较少,收入一般每天一至二元,勉强维持生活,有的不得不兼营他业。如陈桂钧就在天桥兼卖自制的避瘟散,亚卧龙的孩子做童工、卖冰棍、拣破烂。这些人有不少是半路出家的破产者或失业者。

第三类,虽然熟读卦书相书(如《奇门遁甲》、《十筮正宗》、《三元总禄》、《玉匣记》、《麻衣相》、《柳庄相》、《大清相》等等)。但只会死背条文,不会生意口,不会“使腥儿”,因而挣钱不多,行话管这类人叫“控子”。“控子”多数是落魄文人,但他们“一年控,二年相,三年四年一个样”,只要混上几年,也就逐渐熟谙其中奥妙,同前两种人一样了。

第四类,盲人。他们虽多经师傅传授,但下街的盲人,一般每天只能赚几角钱。有时几天不开张,生活很苦,还常受人欺凌。所以除下街算命,还兼卖唱。盲人赚大钱的极少。日寇侵略时期和国民党时期,只有陈半仙和杨半仙外出时能坐包月车。

总之,旧社会中从事算卦相面这一行当的人,除少数外,一般生活并不富裕,大多数比较困难,而且还遭受地痞、恶霸和军警宪特的欺压。不过他们老于世故,常能巧妙地应付过去。只有个别“本领”大的与有钱有势的人物有勾结。经济上,他们主要交纳地租、房租,不再交纳其他捐税,生活比天桥其他生意人和艺人稍好一些。

前来看相算命的顾客,商人多问自己何时发财、走好运;军政界人员多问何时高升,有无凶险;四乡农民,多是预卜丰歉,讨个婚丧嫁娶的吉日,少数失业的手工业者和破产农民求签问卜,多是想知道未来的命运。总之,这些顾客对卜者来说,都是自动送钱上门的“财神爷”。

算卦相面的骗人术

弄虚作假,引人上钩

算卦相面要赚钱,先要引人上钩。如何引,要有一套方法。最普通的卦,是算兄弟几个,有无父母、妻室,以此来“围黏子”(即吸引游人围观)。给人卜算家有兄弟几人时,算一个准一个,使人惊异不止,信以为神。其实全是骗人的把戏,今略举几例如下:

“使双簧”——相面算卦先生常雇人做为同伙即“贴靴的”,挤在人群中装作看热闹的。算卦先生当着观众的面,叫人背着他把其家兄弟几位或有无妻室写在纸条或石板上,“贴靴的”看在跟里,然后打暗号告诉算卦先生。例如卢学忠的“贴靴”人用转动眼珠打暗号,规定是左一,右二,三不动,四上,五下,行话叫“使双簧”。

“小退皮”——相面人手拿一打小纸条,冲一个围观者说:“你弟兄几人,我算出来了。”说着就往纸条上写(写时不让人看见)。写完便问:“你弟兄几人呀?”那人说:“三人。”他就说:“相对了一位,我写的正是弟兄三人。”可是并不让人看纸条。接着又相第二人,还是先写后向,直到相了六七个人以后,才把纸条拿给众人看,果然个个都相对了。其秘密就在于第一张纸条上什么也没有写,第二张纸条上写的是第一个人的,第三张上写的是第二人的,依此类推,未了偷偷在第一张纸条上写上最后一个人的。与这种把戏相似的还有“大退皮”、“翻天印”等。

“五音碑”——相面人在左袖筒里藏有一只特制毛笔。他向围观的某人说:“那位先生弟兄几位我相出来了,我把结果画在大拇指肚上,哥几个,我就画几道。”问完了亮出拇指,上面画的墨道果然正对。原来他在问之前假装往拇指上画,其实并没有画上,而是人家说的时候在袖筒里偷偷画上的。宋觉禅就用这种骗术相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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