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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邓广铭

·陈雪霁·

邓广铭与窦珍茹

  北大教授邓广铭(1907-1988),被视作宋史学界的一代宗师。“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他毕生的信条。日前,在北京大学校史馆举办的邓广铭先生诞辰115周年学术纪念展中,他丰沛的一生清晰重现:当年的听课笔记,记下了周作人、沈兼士、傅斯年、钱穆、陈寅恪等大家的见解。多年间收到的1940余信函,传递了陈寅恪、朱自清、夏承焘、杨晦、游国恩、吕叔湘、臧克家、张岱年、叶嘉莹、余英时等学者的寄语。讲授课程的毛笔钢笔手写讲义、多次修订的多部著述手稿、若干信函、报告底稿……在时间的琥珀里,生命痕迹得以保存下来——

超高分的成绩单

  1923年,邓广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省立一师在校长王祝晨领导下,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的主阵地之一,学风自由。邓广铭受到新文化、新思潮的启蒙教育,也在这里与同窗臧克家、李广田结为一生的挚友。1927年,奉系军阀张宗昌上台,撤换王祝晨一师校长的职务,邓广铭下定决心,投考北大。此后两年中,他打工赚钱,同时也与在学生罢课游行中相识的济南女师的窦珍茹结婚。

  1931年,邓广铭第一次考北大,未能成功,只好先考入辅仁大学英语系,同时为再考北大做准备。在辅仁,邓广铭听了一场题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的学术演讲,演讲者是北大教授周作人。周作人讲课北调搀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专业知识,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邓广铭连听了六次讲座之后,将周作人的演讲内容,详详细细地记录了下来,形成一份文稿。周作人看过后,评价“记录的内容不但绝少有错误,而且反把我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

  不久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周作人将邓广铭的名字邓恭三置于扉页,并将300大洋的稿费全数给了邓广铭,助他求学。1932年夏,邓广铭终于被北京大学史学系录取。

  当时的北大,名家济济:史学系的培养方案是由傅斯年等拟定的,新请来的正副教授则有孟森、钱穆、顾颉刚等人。在傅斯年的“史学方法导论”一课中,邓广铭听到了终身受用的命题:“史学即史料学”,这对邓广铭日后选择学术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时值抗日战争,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他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上的爱国志士。毕业时,邓广铭选了陈亮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获得了95分的高分,被指导老师胡适赞为:“这是一篇可读的新传记。”

 没有工资的“秘书”

  大学毕业后,因为毕业论文的出色表现,1936年,邓广铭留校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此时,日本已经占领东北,步步进逼华北,“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亡的高潮。邓广铭矢志以力主抗金的陈亮、忠贞报国的辛弃疾为研究对象。在胡适鼓励下,他写了一篇考辨辛稼轩事迹的文章,与梁启超、梁启勋兄弟的先行研究商榷。这篇初出茅庐的文章《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正总辨正》让邓广铭一举成名。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大开始南迁,撤离时规定教授和副教授可以随行,讲师、助教等学校无力负责。邓广铭未能跟随北大南迁,但在北平图书馆完成了《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

  在北大求学时,邓广铭是傅斯年的学生,二人“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山东人,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说话直来直去,绝无遮掩,在性情上确为投契”。1939年8月,傅斯年邀请他南下,于是邓广铭离开妻儿,辗转昆明、四川李庄。其间他曾受傅斯年嘱托,成为了陈寅恪的“邻居”兼“助教”。

  那时,陈寅恪眼睛几乎失明了。邓广铭就把他上课用的书拿包袱裹好,搀扶着他去上课。在昆明靛花巷,邓广铭就住在陈寅恪楼下,陈寅恪一旦有事,用脚跺跺地板,他就会上楼来。在其后一段时间里,邓广铭完成了《〈宋史职官志〉考正》,陈寅恪为书作序,赞邓广铭用力之勤,持论之慎,“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

  1943年7月,傅斯年举荐邓广铭到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史地系副教授,两年后,邓广铭即晋升为教授。在此期间,《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三部作品相继刊行。《岳飞》一作将岳飞从民间传说提升到学术高度,书籍印成发行那天,正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

  抗战胜利后,受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之邀,邓广铭回到北大,担任历史系副教授。同时,他还在校长办公室协助工作,担任一名“无聘书、无薪给”的兼任秘书。在校教职员名单上,邓广铭的职务一格,写着“校长室秘书”,薪额一格,是空白的。

 四把钥匙

  新中国成立后,邓广铭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为学生讲授《中国通史》和《隋唐五代宋辽金史》等课程。50年代是邓广铭学术生命极为旺盛的时期。

  任何事物,总要牵涉三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时、地、人”被称为历史学的三要素,这三要素直接对应的知识,则分别是“年代”“地理”“官制”;三者记载在书,由此引起了第四个相关的知识——“目录”,不知目录就找不到书。从历史的三要素出发,邓广铭提出了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职官、地理、年代、目录。他强调,研究历史必须掌握这四把钥匙。这一时期,邓广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中国史纲要》的编写,这套教材,至今仍是各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的基本参考教材。

  晚年的邓广铭,不断修订旧作。“我每有新的见解,就写成新书,推翻旧说。”《王安石》一书曾经“四写”。《稼轩词编年笺注》从1937年开始撰写,历经不同版本,到邓广铭去世前还在不停地修改,修订文字夹在书页内,整本书变得加倍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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