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景山万春亭上北望,近处是黄瓦红墙一片灿然的寿皇殿区域;目光跃过这片区域,是笔直的地安门内大街、地安门外大街,北头的端点是巍巍的鼓楼与钟楼;再往北远眺,安定门至德胜门一线(即北京老城垣)以北的大地苍茫无涯,天气好的时候,北部山岭连绵横亘,没入云天......
让我们的视线回到景山北麓,寿皇殿区域之北。景山后街与地安门内大街,构成了一个东西稍短些、南北略长些的“T”字形广场。作为其中一竖(“丨”)的是地安门内大街。
在并不宽敞的街面东西两侧,建有头顶覆盖黄瓦的红墙,被称为“黄瓦墙”;于红墙的中间位置各开一门,被称为东、西“黄瓦门”。东黄瓦门以东的胡同被俗称为“黄瓦门”(后讹传为“黄化门”、“黄花门”)街。西黄瓦门以西的胡同,由于通往明代内官监所管辖的“米盐库”(晚清改称“米粮库”),故叫做“米盐库(米粮库)胡同”。
地安门内大街东侧的黄化门街(清代更名为黄花门街、晚清至民国更名为黄化门大街),占尽了靠近皇宫的优势,是皇宫后勤的“大本营”。
为皇帝、太子、亲王制作龙袍、冠冕等服饰的尚衣监,管理皇宫事务、提供门禁设施、负责奏章递转的司礼监,以及宫用帘子、篾蕈、地毯制办的司设监等,皆设于此。
清末大太监李连英还在此地建有私宅。
皇宫的服务机构,内官监(即而今“恭俭胡同”)及其下属“油漆作”、“大石作”和“太医院”等,分处于横纵的若干条胡同内。
曾经的明代内官监,下设十个具体的工艺机构,被称为“十作”,即:木作、石作、瓦作、搭材作、土作、东作、西作、油漆作、婚礼作和火药作。
在这十作之中,油漆作容易起火,所以距离紫禁城较远。火药作最易起火爆炸,于是距离大内更远。只有石作比较安全,且石料运输不便,因而距离大内最近——与紫禁城仅隔着一条筒子河。这石作所在的街巷,便是大小石作胡同了。
大石作,主要承接宫廷建筑的石料制品;小石作,则为皇家苑囿建筑的石料提供者。明清两代的全部皇家建筑,但凡涉及石墓、石阶、石狮子、华表、望柱、栏板、丹陛等,皆由石作来办。其范围,大到御道铺石,小至金石篆刻。
昔日的御用石材比较讲究,作为大型观赏石材,多出自太湖,少部分则源于云南大理;皇家御路与桥梁之石,则来自北京西山(主要是北京房山大石窝),且以大青石、花岗岩为主。对于建筑石材而言,基石至关重要。一般的大型石材,皆为直接运送入宫后再进行雕琢。然小型的石材(建筑小品所用石材),则先行运到石作进行加工,待雕琢完成之后,再送至宫内安装。
为北京留下了一截宝贵的皇城
居于米粮库胡同东口外、西黄瓦门往北的一截红墙,你若说“这截墙曾被私人买下来过”,不知会有多少人相信?
历史还真是这样出乎人们意料:民国十年(1921),京都市政公所整修大明濠(北起西直门内的横桥,向南流经今赵登禹路、白塔寺路口、太平桥大街,折向东经今三十五中门前,再南折经民族饭店西侧,穿越今复兴门内大街,再沿佟麟阁路走向,向南从宣武门以西的象房桥下,也就是而今新华社西侧,流入内城南城墙外的护城河,全长10公里。在晚清、民国初年,已经完全沦为一条排水沟),主事者拆除皇城砖用来铺设濠面以成“盖板河”。
就在此时,宅邸位于红墙之内的民国著名文人陈宗蕃,出资买下了宅院东侧的一截红墙,从而使明初建成的这段皇城城垣被保存了下来。民国二十四年(1935)陈宗蕃的《燕都丛考》问世,且于1991年被列入《北京古籍丛书》排印出版。
借着探访中轴线上建筑的机会,笔者推荐读者们阅读一下此书,定会对了解老北京文化大有益处。
(此上分别为明万历至崇祯年间、清乾隆年间、民国三十六年(1947)的地安门附近地图)
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政区城市卷)中的《明北京城》(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44)、《清北京城》(乾隆十五年,1750)、《清北京城(二)》(宣统年间,1909-1911),这三幅地图都是其来有自的,其科学性、可信度甚高。比如第二幅地图中的编者说明:《乾隆京城全图》高14.01米,宽13.01米,比例尺为1:650。《北京历史地图集》根据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京城全图》缩绘。缩绘时已据实测图进行校正。这样的说法不一而足。
好了,还是回到中轴线的话题上来。请读者朋友们凝神谛视:三幅地图中的“景山北侧至地安门南侧”这片区域内,于景山后街的一“横”,与地安门内大街的一“竖”,其所构成的“T“字形路面上,有两段非常值得留意:其一,在地安门内大街的南端路东与路西,且与景山后街相交接的拐弯处,出现了东边为“L“曲尺形,西边则为“J”形的两块色标。这里的两道“丨”,北端起于前面提到的东、西黄化门的门口。垂直下来的显然要更长一些的部分,抵到景山后街的北沿。此处的两道“横”要比“丨”短许多,且被分别拖入景山后街中心点的东侧与西侧;其二,在地安门内大街的北端路东、路西,各呈“丨”字形的两块色标,直逼到皇城北垣的墙根下。这里先后提到的“两块色标”,是相对于它们旁边的街道胡同、房舍建筑(皆为浅黄色)而言的。它们采用的是杏黄色。须知《北京历史地图集》中的色标,以杏黄色来标识“职能机构”,其他颜色如浅黄、淡绿、云灰色等来标注“苑囿”、“王府”、“坛庙”等。既然这两段皆为“职能机构”,其北端一段乃是公所周知的“雁翅楼”,而南端的两块曲尺形部分,又当为何?实际上,这也是“雁翅楼”。由此看来,昔日的雁翅楼并不只有两座,而是四座。
为了进一步“坐实”这一结论,我展开了手边经常翻阅的另一幅历史地图:由位于“杨梅竹斜街路南”的中华印刷局印行的《最新北京地图》(民国十四年(1925)八月三版)。在这张老地图上,于景山后街和地安门内大街相交的“T”字形路面上,其东北角的“L”形旁,标注着“东楼”二字;而在西北角的“J”形旁则标注着“西楼”二字。这既“坐实”了此前的结论,而且在补充说明中出现了它们的名字:“东楼”与“西楼”。收藏与研究老北京地图的朋友们,可以找寻更多的线索来证明这一点。
而今我们讲中轴线北段,包括了位于地安门内大街北端的两座雁翅楼,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紧靠着地安门旧址的这两座雁翅楼,如今已然得到复建。尽管“东楼”短了一截,使得东、西楼并未实现严格对称。然而,我们也不能无视或忽视地安门内大街南端东、西两侧的另外两座雁翅楼。由于它们所处位置呈现“J”与“L”形的特点,较之地安门跟前的那一对雁翅楼,其更能体现出“雁翅”的意味来。
我们只消将思路拉回到紫禁城午门的城台两侧,回想一下那延伸出来向南排开之长廊所展现的“雁翅”,便能体会到雁翅楼的造型风格了。
位于地安门内大街丁字路口东南角与西南角、居于地安门两侧的东西雁翅楼,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进行加筑(根据奠基石上的铭文记载)。这两座雁翅楼分别建筑在拐角形台座之上。其中,东雁翅楼平面呈“L”形,西雁翅楼平面则为反“L”形。两楼皆为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四坡式灰陶瓦屋顶。
按照孔庆普(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从事北京市建设局技术工作)所留下的文字记录:两座雁翅楼南北向都是十间,东西向皆为五间,每栋建筑有十四间。南北向是每三间一通联儿,中间有门,边间为窗户。两楼的后廊下有三处单跑木楼梯。在两座雁翅楼的后面,均有一座大院子,院内种植着槐树、桑树与丁香等,中间各有一口水井。
新中国成立前期,这组建筑尚且保留,并作为北平市工务局所辖设施使用。东雁翅楼为工务局工程总队第一、二队住所,西雁翅楼则是警察局所在地。1953年4月后,这两座雁翅楼被拆除。
2004年,市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复建地安门的提案。2005年,多位文史学家提议复建地安门及雁翅楼。2012年,北京市启动“名城标志性历史建筑恢复工程”,雁翅楼复建工程便是其中一项。2013年5月,雁翅楼复建工程启动。2014年,雁翅楼项目完工。
复建后的雁翅楼,东楼四间、西楼十间。总建筑面积1041平方米,每间房长4.66米,面积大约30平方米。建筑外观主体为红色。顶部采用黑火布瓦(古建筑中的小青瓦,一般用于庙宇、殿堂等等),瓦下采用压五墨绘制有牡丹、祥云等图案。雁翅楼每间房的正面由格子窗相连,楼内以乳黄色为主。
位于地安门内大街南端的两座雁翅楼,亦拆除于1953年。待拆除两楼之后的1954年,由建筑大师陈登鳌(1916-1999年)主持设计的地安门内大街南侧40号楼、41号楼皆高质量地被迅速建造起来,且为时人称之为“中轴双塔”。而今,从景山万春亭往北眺望,此二者仍是十分抢眼的近现代建筑。
地安门是皇城北垣之正门,南眺景山,北望钟鼓楼。此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原名北安门。清顺治九年(1652)重建,改称地安门。因元大都宫城北门曾叫厚载门,所以有人把此名沿用下来,且将北安门或地安门称为厚载门。就其所在位置而言,地安门属于皇城后侧(北侧)的大门,民间常以“后门”俗称之。在此需补充一点,即东安门、西安门,并不是与北安门(地安门)同时期建造的。东安门始建于明宣德七年(1432),较北安门晚十二年;西安门则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较北安门早三年。三座城门虽说是先后建成,然其皆遵循相同的建造图纸,它们所呈现出的“相貌”可用“孪生”二字来概括。今天有人拿出这三座城门的老照片时,却很容易将三者搞混,其原因就在这里。
其实,与这三座城门同样厚重、敦实的,还有紫禁城神武门以北的北上门。
此外,尚需提示一下读者:按照北京城主要建构“东西对称”的原则,世人常以为东安门与西安门必是以皇城的中轴线为轴,从而形成严格对称关系的。其实不然!紫禁城的西侧,不是有个“珍贵”的“内三海”(北海、中海、南海)么?若是以中轴线为轴,则皇城的东半部要比西半部略窄一些。又因为要“照顾”金鳌玉蝀桥(跨越北海与中海之间)以西延长线上所建造的西安门,所以西安门会比东安门往北凸出不少。许多游人站在紫禁城的东华门外,知道东侧不远处便是东安门旧址所在地(目前已规划为街心公园);然站在紫禁城的西华门外,却根本找寻不到西安门旧址所在地。游人首先遇到的将是中南海的东门(即西苑东门),此时绕路朝西、往北,才能“找”到西安门的老地盘。
地安门是砖木结构的宫门式建筑,面阔七楹,单檐黄琉璃瓦歇山顶,中央三明间,方形门廓辟为通道,设朱红大门三对扇,左右各留两梢间为值房。
昔日的地安门是何模样,且看民国廿五年(1936)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所发表的评论:“北平的街道像棋盘似的依照对称原则排列,精华可以说全在天安门大街。它的宽广、整洁、辉煌,立刻就会使你觉到它象征着一个古国古城的伟大雍容的气象。后门大街恰好给它做一个强烈的反衬。它偏僻、阴暗、湫隘、局促,没有一点可以让一个初来的游人留恋。”这便是民国时代的地安门,一座从“天界”走向“人间”的地安门及地安门外大街。此时,一道贫富两重天的“命运之门”为古都的民众们呈现,只不过,居于门内的,是汉族新贵;而站在门外往里眺望的,则是失去了贵族身份的八旗子弟们。
其实,早在民国十四年(1925)8月,内务部已将地安门东西侧的全部皇城城垣,以三万元优惠价格对外出售。于是,地安门变成了一座孤零零的古建筑。1954年11月,为改善地安门附近的交通状况,市政部门将地安门进行拆除。
由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社会知名人士对拆除地安门存在质疑,有关部门遂于1955年将地安门拆除所得的门窗、柱子、过梁、柁、檩等构件编号造册,并连同砖石及琉璃瓦等构件运往天坛,计划在天坛内坛北侧原样复建地安门及雁翅楼。但由于天坛内坛发生火灾,堆放于此的地安门及雁翅楼建筑木质构件全部被烧毁,复建地安门和雁翅楼的计划遂终止实施。拆除所得的建筑材料后来用于修建天坛北门。
地安门外,东有南锣鼓巷居住区,西有什刹海风景区。这两个地带的王府、巨宅,以及居住在此的达官显贵自是不胜枚举。被呼为“北衙门”的提督九门步军统领衙门,就在地安门北一里地处(帽儿胡同西段)。在京的朝中要员,与外埠进京办事的大员,有些在地安门附近居住。他们所图的,是由地安门出发,绕景山山麓至神武门的上朝路线之近便。选择这条路线的官员人数颇多,每逢上早朝之时,地安门门洞外,北以钟鼓楼方向而来者,东北两侧由皇城北墙根的狭路向内集聚者,华轿连连,车轮滚滚,马声嘶鸣,一时间从三面涌来,竟出现车毂相击的景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国变”之际,日本军队由朝阳门攻入北京,烧杀抢掠一路席卷,其攻占至鼓楼城头。守卫皇城的部队在地安门与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拼杀。日本兵居于地安门外大街两侧的铺面房顶向下射击,清军则完全暴露在毫无掩护的街巷之上。在枪林弹雨之中,清军士兵伤残惨重,然其以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保卫清室帝后顺利出京的防线。
北京历史文化研究者张次溪曾回忆起昔日地安门外大街的荒芜衰败景况:“(地安门外大街)向皆土路。土道皆高于便道数尺,两旁屋宇多在其下。土厚辙深,车过尘扬,不能睁目。”这是因为商户住家皆以煤火取暖,炉灰尽往街面倾倒,而市政管理部门又存在渎职、低效等现象所造成的结果。
2012年6月,北京市东城区委、北京晚报社、东城区图书馆与北京出版社结集而成《我与中轴线》一书。在书中,长期居住在地安门一带的老住户们,大都深情回忆起地安门昔日的风貌,小孩子们如何于街边观看骆驼队,夏季的傍晚又是如何在地安门门洞处乘凉等,很是感人。只是,曾经的地安门已然不在了。
(本文动议来自北京文史界前辈杨良志先生,且由杨先生撰写了相当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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