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服务皇家才能服务国家
上篇所说，丞相是皇家的主事人，九卿中有七卿都是具体负责皇家事务的经办人，并受丞相管理。说明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转型，仍然保留着明显的封建时代痕迹，并通过不断地延伸发展，最终形成完善的行政构架。
譬如光禄勋，职责如同皇宫的物业，但是汉朝皇帝选拔人才的方式是先让青年才俊世家子弟入宫充郎官，服伺皇帝生活工作，再外放郡县任职。汉朝最高学府太学的毕业生分甲乙两等，甲等入宫为郎官，相当于中管干部，今后仕途起点是比较高的；乙等外放郡县作署吏，今后表现优秀通过考核，可以提拔为中低层官员，但整体上升空间不大，还有很大一部分署吏大概率一生都不可能提拔为官员。署吏只能称之为公务员，不是干部身份，政治待遇和经济收入与官员悬殊是比较大的。
而入宫的郎官，工作安排绩效考评都归光禄勋管理，这样一来，光禄勋不仅仅是要干好物业工作，最重要的是替皇帝培养好这批中管干部，这个职责可谓天大。光禄勋此时从一个门房又延伸到教育和储备官员考察领域，相当于教育部长和组织部长。
又譬如太仆，名义上是皇帝的车夫，皇帝富有四海，只要是皇帝能去的地方，交通道路都归他负责，他此时要站在皇帝的角度去规划全国交通，并通过中央行政体系指挥全国郡县执行，这时候他的职权就从一个车夫延伸到全国交通部长了。
再譬如少府，管皇室的财经收入。汉朝的皇家，为了表示不与国家争利，或者考虑到要与国家切割并行，是不获取田赋税收的，而是以工商业税收，山林矿产为主要收入来源。在农业经济时代，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于田赋，工商林矿业收入少得可怜，早期皇室规模不大尚还能够富余，然而随着皇族成员的不断增加，或者说还伴随着一定的通货膨胀，皇室财政入不敷出，少府就要考虑搞创收了。如何盘活工商林矿，必然通过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引导各郡县执行，这时候的少府，也就不单纯只是一个皇宫财务总监，而是身兼工商部、经贸部、林业部和冶金工业部等等重要职能了。
中央政府以外，再看地方政府，封建时期君主是依靠诸侯治理地方，推行郡县制以后，郡太守和县令都是政府官员。武帝时期全国分为一百多个郡，每郡管理九到十个县，郡太守年俸二千石，九卿年俸也是二千石。秦汉时期尚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官员品级，所以通常大家都以年俸论品级，九卿和太守都是二千石，相当于省部级。再上一个级别就是三公，其中丞相是政府首脑，正国级，太尉和御史大夫为副国级。但是郡太守想要晋升三公，必须先平调为九卿，也就是说，就算你级别到了，没有替皇家服务的履历，是不符合晋升条件的。同样，九卿也不能直升三公，必须要外放郡太守一定时期，道理也很简单，虽然你替皇家服务了，但没有为国家服役，那也不行。
这一时期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是非常良性的，地方官员品级与中央对等，显然有利于主导地方施政而不过分受到官僚体系的羁绊和掣肘。而对于官员自身成长和发展来说，贵为九卿者，到底还只是皇帝身边的一个秘书，缺乏主政一方的经验，容易陷入华而不实的空谈，纸上谈兵容易，执政能力却是踏踏实实锤炼出来的；地方上的郡太守，要选拔为更高一级的官员，先要培养宏观视野，从务实的工作习惯中学习务虚的境界，再从地方一把手的决策位置，转变为议政辅助的身份，利于丰富自身业务水平；最后，自然是需要和皇帝走得更近，更加了解和参与到皇家的日常事务，而建立类似血缘的信任关系。
最后看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武帝以前，皇帝要求高级官员把自己的子孙送到内廷充当郎官，一方面是出于人才选拔干部储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皇帝要籍此与各级官员结成亲密的利益联盟。
武帝时期兴太学，其目的一是加强这些官员子弟的文化理论素养，二是筛选出甲乙等，进行更加精英化的教育，甲等入宫为郎官，名正言顺成为天子门生。随着武帝时期的开疆拓土以及郡县制的全面覆盖，官员的缺额非常严重，中央政府迫切需要一套稳定的人才选拔培养体系。
文景时期，除郎官制度外，还有一种无定期选拔制度叫选贤良。常见于新皇改元登基，下诏全国举荐人才，开创新朝新气象。或者时逢水旱瘟疫，代表朝廷失德，天意惩戒，皇帝也会下诏希望地方有智之士能为国所用，这也表示顺应天意。贤良选拔上来后，由政府进行策问，也就是考试，然后根据成绩来分配到中央各部门和外放郡县。但这种制度的缺陷也很明显，时间不确切，选拔数量不稳定。
基于选贤良存在的弊端，中央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定期定额的选拔制度，即举孝廉。孝指民间有名望之才，廉即各郡县下属机构中能干之署吏。孝廉是一种参政资格，而非我们字面上所理解的孝子和廉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里，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论孝敬爹妈谁比谁强还真不好界定，而对于身为公务员的署吏来说，廉洁是最基本的职业要求，是法律的底线，怎么可能拿来界定优秀者呢？所以中国古代的很多政治词汇并不能简单从字面上进行理解。
举孝廉为定例，每年选拔一次，按照各郡县户口数量分配名额，满二十万户得以察举孝廉一名，全国统一标准。这个就不像我们今天的高考招生制度，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不看你经济发展水平也不照顾少数民族，全国一碗水端平。看似很公平，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地方察举孝廉的职责义务在郡太守。前面所述，孝廉的评定标准其实很模糊，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特点，即不论什么政策都习惯用模糊化的方式去呈现，从而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举孝廉的裁量权毫无疑问完全掌握在郡太守手里，这种情况之下，太守必然会选择举荐自己家族中人，又譬如很多太守是异地任用，他们会与同僚相互交换政治资源，从而实现合作共赢的局面。
到最后汉王朝的孝廉资源已全部被官僚阶层垄断，普通人完全被排除在仕林圈子之外。当然这种现象也并非不能被当朝的皇帝所接受，因为早期的郎官制度就是皇帝拉拢官僚集团的一种赤裸裸的手段。并且从客观来说，这仍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有效的精英培育体系。
然而这种人才选拔体系稳定运行百年之后，汉朝政府的官职已完全被特定的几大家族所垄断，从而形成了我们所熟悉的门阀世族。这些官僚巨族拥有左右国家大政方针的能力，他们一旦结成政治联盟，那么连皇帝也只能俯首听命。所以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世族完全控制了整个国家，废立皇帝在他们看来也不过家常便饭。而作为国家象征的皇权变得极为脆弱，皇帝不得不寻求世族的庇护来实现名义上的统治。
秦汉时期确立的政治制度，是中国中央集权体制的开端，从世界范围来说，东西方政治体制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并籍此而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精神内核和文化传承。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