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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乱世买黄金,盛世藏古董”。晚清同光中兴时期,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古玩雅藏风气,收藏名家众多。这些收藏家,往往具有官僚和文人的双重身份。他们在处理日常政务之余,依照各自的喜好大量收藏字画、碑帖、古书、钱币、青铜彝器等器物,同好之间还互赠品鉴交流。《潘祖荫日记》(中华书局2023年出版),既是晚清重臣潘祖荫的政务日志,也保留了他的交游鉴藏活动记录,让我们能够了解近代收藏名家的鉴藏日常。
《潘祖荫日记》,潘裕达、潘佳 整理
潘祖荫(1830—1890),字东镛,别字朝阳,号伯寅、郑庵,斋号滂喜斋、功顺堂等。谥文勤。江苏苏州人。潘祖荫出身于簪缨世家,其祖父潘世恩历事四朝,官至军机大臣加太子太傅衔。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迁侍读,入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历官大理寺卿,礼部、工部、刑部尚书等职,入直军机。文字衡校、山陵巨役、大议典礼,悉肩其任,深得中外倚重。迭掌文衡,谦恭下士,以得才、惜士为时人所称道,与翁同龢并称“翁潘”。工书法,博通经史,所藏宋元善本、碑拓、青铜器甚富,尤其以收藏盂、克二鼎闻名于世。他对晚清的学术与收藏的风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同好的友朋、门生,推动了晚清金石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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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祖荫喜神像
01
三朝老臣,中外倚重
潘祖荫自23岁考中探花后,直至卒于任上,在朝为官近40年,历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历任各部,入直军机处,是晚清中枢重臣。然而从日记的文风和内容上来看,他对晚清重大事件少有记录,偶有要事,如中法战争、顾黄从祀文庙、慈禧归政等,也是聊聊数语,甚少流露倾向性。这种谨慎的风格,或许是受祖父潘世恩的遗风影响,不议朝政、不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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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同治年日记
潘祖荫出身簪缨世家,又久处中枢,对朝章典制、官员职务任免、中枢日常政务流程则相当熟稔。他格外重视朝廷礼仪,在日记中,对陪祭、朝会、随扈等场合的衣冠穿戴记录得极为详细。如同治二年正月元旦“慈宁门行三跪九叩礼。乾清门行三跪九叩礼,补服花衣,礼毕,换补褂常服。”光绪七年三月慈安皇太后逝世,记有“摘缨”“派百日穿孝,共三十一人”。每逢陪同光绪帝祭祀,必记“蟒袍、补服”。而随季节变换,更有“换羊皮冠、黑绒领、白袖头”“换万丝帽”“换麻地纱袍褂”等详尽的记录。
他掌刑部积年,对于秋审、朝审案件相当熟悉,“批牍答简,运笔如风,无不洞中利弊”。如光绪七年闰七月初六日,“到署,看《秋审》三本,各一起;《朝审》一本,八起,实二缓六”。八月初三日,发现杨树田呼冤案件,次日,即到刑部加班,“奏朝审呼冤一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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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光绪年日记
潘祖荫甲子大寿的后一年,1890年夏,京畿暴雨成灾,饥民流徙京师数万人,并引发了瘟疫。潘祖荫当时兼任顺天府尹,每日在上朝之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赈灾上,下半年的日记中几乎每日都有设粥厂、收难民、筹钱粮,发出“水灾奈何”的感慨。六月时他已因淋雨而感冒,终于在十月初,积劳成疾,卧床不起,不得不上表请假,虽多次就诊,终不能缓解病情,最终于十月底病逝。
潘祖荫谨慎细心、勤于政务的作风,令他深得中外倚重,多次受命外出勘修皇陵、主持地方科举乡试。皇帝、太后也时常赏赐,甚至还请他看戏。笔者统计,光绪十一年起,听戏共25次,光绪十五年二月,光绪亲政,慈禧便经常听戏,命潘祖荫陪同。而光绪十六年七月初一至初七,竟连听7天戏。陪太后听戏,成为潘祖荫的一项特别政治任务,也反映出他深受慈禧太后的信任。
潘祖荫不同于晚清官僚的颓靡习气,出身仕宦之家,久居中枢,却能尽心尽职、竭力赈灾,堪称晚清官僚中的一股“清流”。
02
交游周遍,奖掖后进
潘祖荫三代在京为官,与祖父相仿,交游广泛,上至公卿,门生遍天下。其日记中记载了每日拜会、接见、书信往来的各层次各类型人物。他交往最深、最久的当属翁同龢了。时人以“翁潘”并称,从其日记中就能看出二人的亲密关系。
《翁同龢集》(增订本)
咸丰八年,潘祖荫与翁同龢被命为陕甘乡试正副考官,此时二人同为25岁,三个多月的共事,尝彻夜长谈,二人情投意合,翁在日记中写道“伯寅与余意气相合,真如弟昆”,这为他们此后三十余年的交谊奠定了基础。潘祖荫《秦輶日记》中存录有与翁同龢唱和的诗词。
乡试结束后,潘返京,翁留任学政,九月十九日凌晨“卯刻与叔平别于行馆”。潘祖荫在归程中思念,作《金缕曲·留别叔平殿撰》:
来时意气相投,情如手足,别时依依不舍,又担心对方身体、政务辛劳、饮食无人照料,友情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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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
潘祖荫对门生、晚辈颇为爱护,奖掖培养了不少后来的著名人物,吴昌硕便是一例。潘祖荫与吴昌硕的交游始于光绪九年。七月间,吴昌硕登门拜访了潘祖荫,潘祖荫对其刻印、行草、诗文都很认可,二人往来渐多。
之后,光绪十年、十一年吴昌硕又多次造访。吴昌硕在《石交集》中记录了这段交谊,称潘祖荫“好奖借寒畯,有一善,称道如不及”。吴的篆书、刻印最初罕被认可,是在潘的鼓励下才“不觉有感”。
潘祖荫不仅对吴昌硕的书法、篆刻褒奖有加,更是在日记中明确称赞“诗文”与艺术俱好,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对传统读书人来说,诗文是立身之本。据吴氏回忆,为潘氏治印数十方,现在还能看到的有三方:“攀古楼”白文印、“沇钟堂”朱文印和“井西书屋”白文印,后者正是潘氏日记所载,且钤于日记封底首次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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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祖荫在交游活动中,青铜器、碑帖、书画、书籍的互赠和鉴赏是重要的交往方式,也推动了晚清士人文化活动的新高潮。
潘祖荫在苏州三年,与耦园主人沈秉成、网师园主人李鸿裔、听枫园主人吴云等过往甚密,一边游园赏景,一边鉴赏文物,顺便品尝美食。光绪九年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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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怡园
潘祖荫常将所藏青铜器拓片分赠同好,其中自然不乏大盂鼎、大克鼎、齐镈等重器的身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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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大克鼎合影
潘祖荫还常以家刻本为友朋间的礼物,在日记中可以看到书籍往来。如光绪十年中秋,一日间送出《滂喜斋丛书》12部、《说文古本考》20部、《百宋一廛赋》5部、《藏书纪要》5部、《士礼居藏书记》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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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的交换显得比较沉闷,还有怡养性情盆景互赠。潘祖荫回到苏州后开发了一项新的雅好——养盆景。在金太史场住下才五日,即请“瑜伯为购松、柏、洋枫、珠兰、末利、雀梅共十盆。”三年后他回京的行李中有“木器、花卉零星四百五十件”之多。此后亲友屡有馈赠,回到京城后,门生故旧,甚至古董店商人也时常来送花。
潘祖荫但也往往拒收礼物。文小坡前来乞书,并送董其昌画,他以“向不收字画”,退还不收。又如曾景钊执小门生礼前来,“所赠宋本《国语》、鼻烟、研、《书谱》皆却之。”
潘祖荫的交游,饭局自然是最日常的方式,形形色色,有推辞的,也有送酒席的。菜品中“烧鸭”当是心头好,日记中“吃烧鸭”至少有13次,有10次集中在光绪十五年,一至三月就吃了7次,有做东的,也有应邀的。吃烧鸭有个常见的地点“壶天”,这是潘祖荫在东华门外租住的客房,他在这里小憩、会友、用餐、请客、读书、住宿,几乎如自家。
03
富于收藏,法眼如炬
潘祖荫富于收藏,核心是古籍善本和青铜彝器两大宗,此外还涉及古陶器、古钱币、碑帖,以及鼻烟壶等。光绪年间几乎每日都有古董商上门求售,还有大量的友人送来鉴赏。他精于鉴别,能看出造假的依据,甚至不看原物即知作伪。如:
收藏古董耗费不菲,买卖双方免不了讨价还价,若古董商人狮子大开口,索价过高,就会引起潘祖荫的反感,不准再提。如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潘祖荫的碑版收藏甚多,经历战乱而散失不少,又无编目,故为世人所知者甚少。著名的吴湖帆藏《四欧帖》,学者陈麦青考证有三件来自潘祖荫。在潘氏日记中常提及所藏《四欧碑》,只是未注明版本信息,也可作为递藏的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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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祖荫旧藏《虞恭公碑》
据潘静淑(潘祖荫侄女)云《虞恭公碑》为《四欧碑》之冠。潘祖荫曾喜临此碑,多次集字书联赠与友人。如光绪十三年五月十六日,荣禄送惠山泉水,他报以《虞恭公碑》集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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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静淑跋文
潘祖荫对碑版的鉴别同样敏锐,曾寓目两本《娄寿碑》,其中一种经诸名家递藏、题跋,但他细看后认为是伪本。如同治二年七月三十日:
潘祖荫收藏碑版具有开拓性,东至朝鲜、西至新疆、南至云贵,视野不局限于中国,以其敏锐的古文字眼光,放眼世界。他在日记中有三处有关埃及古文石刻的记录:
潘祖荫曾委托张荫桓、刘瑞芬等驻外使节寻访埃及石刻,1888、1889、1890年先后得到有三种。其中“卡诺普斯(Canopus)碑”最为壮观,为张荫桓从美国翻模运来的水泥复制本,拓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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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卡诺普斯碑”拓片
潘祖荫在早年入直南书房时,曾被允许进入懋勤殿观看书画。据潘文协统计,潘氏于同治二年四五月间在懋勤殿观画13次,寓目书画110件。在这一时期炼就了他品鉴书画的法眼。虽然他说“不收字画”,但是唯独“酷嗜”钱松壶的画(钱杜,字叔美,号松壶),于光绪六年以“八喜斋”的名义特地请善书的门人徐琪手书上板绿印了钱杜的《松壶先生集》,他在序中说:“荫酷嗜松壶先生画,所收亦最多。先生诗画,非食人间烟火者所能也……太史书画篆隶皆工妙。”他在日记中记载了留心钱杜画作,如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潘祖荫一生富于收藏,不仅在当时成为“座主”,至今仍是热爱文物的学者、收藏者眼中的标志性人物,但他在给吴大澂的信中流露出了内心的幻化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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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潘祖荫日记》,四十余万字,时间涉及1858、1863、1865、1867、1873年,1875年至1890年。记载了潘祖荫经办的中枢政务、皇陵勘修、地方科举、灾民赈济等工作,以及他金石书画鉴藏和日常交际活动。本书由潘祖荫研究专家汇集现存的稿本《滂喜斋日记》《潘文勤日记》,印本《秦輶日记》《沈阳纪程》《东陵日记》《西陵日记》《己丑恩科乡试监临记事》七种,按时间顺序编排,与潘祖荫后人共同整理,精心点校而成。
内页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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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一北;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