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念先（国际世界语协会终身会员）
小院春秋
现在，我们一家在北京北海公园后门附近，恭俭胡同一个小四合院里已住了近半个世纪。 1949年全国解放，我父亲叶君健年底就从国外回归。我和母亲原住在天津，父亲归来后被调到北京工作。我们在北京无房，父亲到北京辅仁大学代课，在其闲房里住了半年。后来又在穆叔叔家借住了一年。最后只能租房而住。那时的房产主十分奸狡，谁多给他几块钱，他就让我们搬家。1952年代，我们有时一年要搬三四次家，我父亲是作家，翻译家，不断地搬家还怎样写作翻译呢？于是我父亲决定自己购置一座小房，以求“躲进小房成一统”，尽心写译。父亲奋力写作翻译，省吃俭用，攒了一点儿钱，最后买了一座只有两间房的小院。我母亲旧时积劳成疾，得了三期肺病，医生建议她搞点儿园艺，锻炼身体。我父亲又决定换一座大一些的院子，以便让母亲种些花，整理院子，康复起来。于是他又更奋力地工作，也病倒了几次――不断地写译，手臂得了网球肘炎，伏案日久，得了胸膜炎。几经加一些钱，与人换到我们今天的小院。
在北京恭俭胡同我家院子里
这是一个北京的旧式的小院，屋里屋外都是土地；窗户上糊着高梁纸，没有玻璃，冬天朔风一吹就破窗而入。父亲又下了决心，攒点儿钱就把房子改造一下，于是我们有了玻璃窗，屋里的花砖地。每年雨季之后房子就需要修补，我那时的同学和年轻时的同事都帮我家修过房子，而且是真正的“友情出演”，不要报酬，只希望大家能不时相见欢。
在北京恭俭胡同我家大门外
是什么人与我们换的房子呢？这也是很有历史教训意义：１９４９年前后，北京还有一批清朝和国民党的遗老遗少。他们继承家产，大多在北京有十几栋房子。他们吃房租，卖房子，卖古董，一辈子不工作。他们还有许多“雅兴”――提笼架鸟，琴棋书画，饮宴狎妓，甚者还吸鸦片，坐吃山空。到１９４９年前后，他们大多只剩下自己住的一栋房子，而且这一栋也保不住，于是他们就割着卖。旧时所谓四合院是三套院。我们住的小院就是最后一套院，前两套院很大，早就卖给了国防科委。我还记得那位房主的面貌，皮肤苍白，有气无力的样子。他急于把房子换过来，我们给他一些钱，他好继续生活。前房主已是“昔人已乘黄鹤去”，但现在还有后来人。现在又有人为自己和子女大其炒买房地产，幻想建立他们的“千秋基业”。现在的“雅兴”比旧时耗费大的多，如果把房地产留给不肖子孙，他们会在迪厅，按摩院，玩电子游戏，摇头丸的服用中，迅速消耗掉。我劝那些真精明强干的人，在百忙中回顾一下历史，展望一下未来，把你们的聪明才智用到教育好子女和全民族的兴盛上吧！
在北京恭俭胡同我家大门外
我们住在这个院子里还有一段插曲：“文化革命”中街道居委会为了破除独门独院，把两户人家分配到我们院住。一户是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儿一女，另一户是父母早亡，姐弟和两个妹妹四口人。他们搬来之后发现我们一家都是朴实的知识分子，与我们相处得很好。那对夫妇都是工人，比我年纪大，我叫他们大哥大姐。那时他们未上小学的孩子叫我叔叔。“文化革命”后他们都搬走了，大哥大姐仍是我们的邻居。他们的儿子已是一个烤鸭厨师，被聘到新加坡。他们在胡同里见到我还叫我一声叔叔，使我总感到任重而道远。那家姐弟妹妹中三个女孩在改革大潮中都嫁给了香港人，全家移居香港。那个经历“文化革命”洗礼，很早就承担家计的小伙子现在在香港经商，已小有成就，还为希望工程捐过款。萧瑟西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在这个小四合院里我和父亲接待过许多中外朋友和学者。他们，一些西方人，可能因受他们那里的宣传影响，总是问我：“这是公房吗？你爸爸是个官吗？”我总是耐心地对他们说：“这房子是我们自力买的，自力修茸的，自力美化的。天下过得还可以的人大多是这样啊！”他们似乎重新恢复了民主的思维。 住在小四合院里，春天修剪花木，夏天为花木除虫，秋天修整雨季后的漏房，冬天筹划取暖，加上日常家务，有时也有些疲乏。疲乏之后我们也能与家人和亲朋享受一阵，但决不可幻想一劳永逸。不愿意劳作的人视此为痛苦，但我们视此为乐趣，而且觉得这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利于了解人生，社会和世界。
最后的太监袁大爷
我们家住的恭俭胡同，清朝时叫内公监胡同—意思是宫里公家的太监住的地方。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故宫后，大多太监都变得穷愁潦倒，搬到了北京的宣武门贫民区。平民百姓搬进了恭俭胡同。大家觉得自己与太监没有关系，就把胡同名从“公监”改成了具有“美德”意味地“恭俭”胡同。
只有袁大爷没搬走。 袁大爷是我们的近邻，那时已80多岁。他皮肤细嫩光亮，完全像女人的皮肤，外貌像个老太太。完全不像电视剧里的太监，一副大老爷们相，说话女声女气。过路人向他问路都叫她“大娘”，他也不解释，告诉人路后就走开。袁大爷从乡下讨了个老婆做摆设。那老妇矮个，面貌丑陋，厚嘴唇，一副平和傻气的样子，丑的可爱。她常在街上墙角下坐着嗮太阳看人，十分悠然自得的样子。有好事者问她“你老公对你怎么样啊？”她总说“他对我挺好的，就是老说对不起我。”问者哈哈大笑。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我总笑不起来。
袁大爷是幸运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原是北京郊区农村贫农的孩子，家穷的上顿不接下顿。他父母就把他送去当了太监。他当太监没进过故宫。他的工作是在故宫门外给进宫的王公贵族的夫人和小姐掀轿帘。掀轿帘就有人托他向夫人，小姐递程子告状，同时给他个红包。帮人递程子得红包，竟使他攒钱在北京买了五栋房子。他离开清宫就靠出租房子生活。他还抱养了一个儿子，儿子结婚给他生了个孙子。儿孙都是十分沉稳厚道的人，对袁大爷十分孝顺。儿子儿媳都是工人。大约1949年前五年，他收房租腻烦了，就把五栋房子都卖了，与儿孙一起颐养天年。 文化革命时有人查出袁大爷当过房产主，要批斗他。后来出了一个政策：1949年前五年无房子的人就不算房产主。论出身袁大爷是贫农出身，他的儿子儿媳都是工人，又可算作出身好的人了。袁大爷是少有的幸运的人。据说他的太监同事大多无积蓄，晚年生活都很悲惨。
旧邻黄贵貌
黄先生1960年代与我们家同住在恭俭胡同北头。他的爷爷是清宫里的管事，他也算是清末的贵族。我见到黄先生时他将近五十岁，皮肤细白，有点秃顶，戴着一幅金丝边眼镜，似乎很斯文的样子。他是辅仁大学英语系毕业生。
出了恭俭胡同北口，穿过现在的平安大道就是北京的风景区什刹海湖。所谓什刹海，是因为元明清在湖的四周先后建了广化寺、关帝高庙、火神庙、大藏龙化寺等十多座庙而得名。黄先生少年时有个庙里的和尚觉得他是贵胄，教了他一套硬气功。他学的是真气功，脑子清明、记忆好，胃口特别的好，他把气放到手臂或大腿上，那里就像砖头一样硬，用棍子使劲打，他都不觉痛。他身体其他部位似乎也是这样。黄先生夫人透露：他爷爷八十多岁时曾讨过一个二十岁的丫鬟做妾，因已无体力，竟用鸡毛掸子把那丫鬟捅死了。黄先生青少年时在家里的家教家风养成的贵族公子习惯，决定了他的一生。
黄先生建国初期在一所中学里教英语，他爱看报纸，因为脑子清明，过目不忘。他谈起国家大政方针比一般的党委书记都清晰，但他好象是在自我欣赏自己的记忆力和口才，对当时全国人民热火朝天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并不理会，总是玩世不恭地看待一切国家的号召和他人的身体力行。不久，他因为觉得早出晚归教中学不自在，就辞了职。他到一些补习学校里去教英语，有时教到一半就不辞而别。当时刚流行半导体收音机，他弄了个线路图，研究一番，竟装了几个半导体，到处去兜售；他还攒过摩托车销售。不久他又烦了。后来他认识了几个上海大资本家的女公子，他竟然以硬气功之力去给那些女公子当面首，混点钱花。
黄先生胃口特别好，少年时代吃过，见过，有一种不能自控的贪吃美食欲。他得到钱就上饭馆。朋友托他办事，给他一些钱，他走到街上，鬼使神差地就走进了饭馆，很内行地大吃一顿，然后就不再与那些朋友照面了，当然，后来他也就没有朋友了。
黄先生有两个女儿，都皮肤白皙，面目清秀。可能她们还有些格格的身份感，都很好强，对人矜持，功课一直是班上最好的。但是因为有个脑子“清明”、胃口特别好的爸爸，她们都不得已、又明智地初中毕业后都上了中专，以求赶快自食其力。不久，她们都工作了。她们每月发了工资黄先生都立即向她们要钱。她们不给，他竟然把她们按在地上，骑在她们身上，把钱抢过来，然后立刻去饭馆品尝美食。街坊闻知此情都愤愤不平。
黄先生的妻子也是大家闺秀出身，建国后学了绘画和刺绣，一直在一个工厂里作高级刺绣工。她很能干，也很好强，而且很好面子，但是黄先生的脑子和胃口太不给她面子。她隐忍了多年，总希望黄先生的脑子更清明一些。后来她实在忍无可忍了，向一些街坊倾诉了黄先生的作为和黄先生的家风家教。她与黄先生离了婚，带着两个女儿搬到别的地方。文化革命中因黄先生家原是京郊农村的大地主，被送回了农村，后来就不知去向了。黄先生大概已经作古了。“先生”者，按字面的意思是先我们而生的人，我希望不再产生这样的后生。
庞先生与肖志宏
我见到庞先生时他已接近60岁。他是小地主家庭出身，1930年代到武汉进了俄文专科学校，学俄文，后来一直在出版社做俄文编辑。那时他受俄国革命影响，参加了革命工作，入了党，娶了妻，生了一个儿子。不久旁先生遇到当时某地一个县太爷的女儿柯小姐，柯小姐长着一副螃蟹盖子脸，大大咧咧，任性，会撒娇。旁先生一下子被她迷住，向他献殷勤。更妙的是，他把原配和儿子送到延安干革命去了，离了婚，脱了党，与柯小姐结了婚。柯小姐因旁先生是二婚，在家一直骄横，说一不二，在家什么家务都不干。使旁先生苦中作乐了一辈子。文化革命中我们见到了旁先生的前妻。她前妻找他来证明一些自己早年的情况。令我们惊异的是：他前妻椭圆脸，秀气端庄，大概建国后一直是个领导干部，有个派头，比其现妻强多了。我们都十分欣赏和尊敬旁先生的前妻。庞先生有个女儿庞娓，文化革命中她开始时很左，自愿去了最艰苦的地方下乡插队。后来受不了艰苦，求其父母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弄回北京。从此以后他就对其母亲言听计从。
且说，我们胡同有一位我的同辈肖志宏。他父亲是开油盐酱醋店的小老板，人十分踏实。肖志宏像他父亲，从小学到中学毕业，一直是标准的好学生，功课很好，最后考上了清华大学。1967年肖志宏大学毕业，突生奇想：自己是中国顶尖大学毕业生，一定要找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孩为妻。他认准庞家是我们胡同的知识分子家庭，就开始热烈追求庞娓。 庞娓母亲在家什么都不干，肖志宏到她家什么都干，包括给庞家姥姥送葬。但庞家死看不上他这个油盐酱醋店老板的儿子，坚决未把女儿嫁给他。肖君被分配到甘肃，也就遗憾地赴任去了。
庞太太是一心想把女儿嫁给出身好又时髦的人家。肖君离去后，正是文化革命中期，社会上重家庭出身，庞太太就把女儿嫁了一位贫农出身，复原军人，工厂厂长。后来发现，那厂长的身体竟是功能缺失。旁娓与之离了婚。改革开放开始，知识分子受到尊重。庞太太又把女儿嫁了一位工程师。工程师当过右派，正拟在形式转好的情况下，做些贡献。庞太太却要求他和女儿常去给她干活。工程师无可奈何，只好与庞家女儿离婚。不久，中国出现了许多企业家，庞太太又把女儿嫁给了北京郊区某县的一位武装部长，兼县某公司的懂事长。庞太太从此一直在兴奋中，但她女儿却一身病。
前不久，肖君回北京探亲。他气色不太好，他告诉我甘肃工作和生活条件不好，他工作不太顺利。但他脸略微放光地告诉我：他在甘肃结婚了，其妻的爷爷曾是黄埔军校的高级教官，是高级知识分子。只有中国有“高级知识分子”这么一说。基辛格说：“那些一贯致力于真才实学的人，我们叫他们知识分子”。非这样的人只应是识字分子或某行人员。清华啊清华，还有别的大学，你们要致力于培养头脑清明的人啊。
歌曲作者陶先生
陶先生是殷实的商人家庭出身，早年她家一些亲戚移居了美国。陶先生喜欢音乐，进了个音乐专科学校，学做歌曲，发表过一些应时的歌曲。他在我们胡同住了几十年，胡同里可能有人会唱他的歌曲，或还觉得与他这位艺术家住在一个胡同里十分光荣，没人理会他是殷实的商人家庭出身。直到改革开放前，他虽然未与胡同里任何街坊深交，但走在胡同里，见到相识的街坊总是点头微笑，打招呼，给人印象还不错。
且说，他的一个女儿在亲戚的帮助下去了美国。女儿去后两年，陶先生到美国去探亲。他不懂英语，自然无法与说英语的美国人交流，也看不懂美国书刊。他只能与华人交往。说穿了，一些流落番邦的美籍华人也不过是在美国混饭吃，在白人为主的天地只能是二流人物，但他们和陶先生的女儿总归成了美国人了，似乎在世界的人种中也变成了first (第一) ？ 陶先生似乎有所收获而归。 归来的陶先生完全变了。他在美国买了一件格尼短外衣，几乎四季都穿在身上，让人羡慕。 更明显的是，他走在胡同里见到街坊再也不打招呼了，好像街坊都不懂英语，他懂英语。我也懒得与他说说英语，是出于人道主义。他走在胡同里还总歪着头，做出对街上的一切很不理解的样子。“很不理解”与英语 ” hemiplegia” (半身不遂) 发音相似。他后来真的半身不遂了。
我的师傅
1976年到1980年我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做外文技术资料翻译工作，每年下车间劳动锻炼三个月。我在底盘车间劳动，跟着李师傅学开铣床。李师傅是一位开朗，朴实，勤劳的女同志，那时四十多岁。她耐心地教我开铣床，后来还教我开半自动车床，转床，冲床。我都学会了，也加工了许多零件。在厂里我还做过翻砂铸造，24小时连班的热处理和汽车总装工作。各工种的师傅，工程师都对我很好，他们的工作讲究测量计算，数理化，客观性，因此他们大多十分朴实。他们十分尊重我这个懂外文的人，在这些体脑并用的人面前，我总感到惭愧。我为我知道了用具和工业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而兴奋，人也老实多了。我后来进入社科界也不敢一知半解，道听途说，凭一辈子经验，三寸不烂之舌胡说。我鄙视那些不了解生产，也不真了解世界，盲目崇洋，自视高人一等，妖言惑众，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中国需要求实的，有真知灼见的人啊。
后来我发现李师傅住在我家对门的北海夹道里面，我们是街坊。李师傅的爱人周师傅1960年代到陕西支援三线建设，李师傅仍留在北京，周师傅每年回京探亲一次。现在周师傅已退休回到北京。我非常喜爱两位师傅，在胡同见面就聊聊。李师傅还不时把她自认做的好的包子，粽子送给我们。我一直从情感上觉得那确实是最好吃的包子，粽子。我们恭俭胡同南口外是景山公园和故宫，北口外是北海公园和什刹海湖风景区。许多人穿越我们胡同，骑着不同的电动自行车，三马车，外地游客也常经过，不时还有外国人。我和周师傅都爱在胡同边看人。一边看人，周师傅一边给我讲他在三线的生活：在冰天雪地平整土地，建厂房，安装机器，生产竞赛。他从来不说艰苦，总是一副得其所哉的样子，这使我更尊敬他。我们胡同还有一座小学，常能看到家长们用不同的车辆接送那些小学生。我们俩都喜欢小孩，看着那些小孩欣喜，产生着遐思。周师傅不久前去世了，李师傅显得更苍老了。知道他们的人不多，但他们给我们国家生产了许多实物。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爱护他们，不要以为自己不干体力劳动就高人一等。实物生产是最重要的，否则那些官僚，“雅士”，“现代派”就会成为饿死鬼。
热爱数学的方义侠
义侠原住在东北的佳木斯，父母都是中学教师。他酷爱数学，一心想考入北京大学的数学系。1960年代初，他来到北京。他哥哥是工程师，住在我们胡同里，他就住到了哥哥家。他第一年考北大，因外语成绩差，没考上。后来又考了几次，因非本届生，还是没考上。于是他流落在北京，继续钻研数学，甚至幻想直接考入中国科学院。他开始给一些中学生补课，打工挣钱，在我们胡同租了一间小房，很本分地搬出了他哥哥家，他哥哥一直有些过意不去。他省吃俭用，勤奋地钻研着最新的高等数学，反复演算，还写心得体会。离他家两个门住着一位女青年小林，是中学物理老师。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就认识了。小林有时找义侠讨论一些物理计算题，义侠总能给她圆满地算出。小林对义侠有了好感，家里做什么好吃的，她不时给义侠拿来点。她还给义侠屋里挂了张世界地图和两张世界名画。他们有时还一起谈谈世界文学名著。他们成了朋友。小林的父亲是化工学院的数学教授，听说小林交了个朋友，就让小林陪着去拜访了义侠。教授看了义侠演算的题和心得笔记，不断点头。后来又把义侠请到家聊了几次，还吃了一顿饭。林教授决定把义侠推荐到化工学院当老师。经化工学院另外几位老师一起鉴定，最后义侠成了化工学院的数学老师。半年后，义侠和小林结婚了。这是数理的结合，珠联璧合。不久，文化革命开始，义侠被送到干校去劳动锻炼，他觉得接触到一些生产实际，认真地干活之余就到无人处去演算数学题。他还写了一首诗勉励自己：
我本是痴世外人，因为文革入红尘。愿从生产劳动里，练我数术绘彩云。
文革后他又开始讲课，并且讲的是最新的各种复合函数，人工智能的算法，结合一些物理实务，学生们很喜欢他的课，觉得学到了真本事。前年他作古了。他的学生有的进入了航天领域，有的在研发人工智能。他因没上过大学，一直未被评为教授。一些能把学生教廋的人因上过大学，早就当教授了。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是无愧我心的，是无怨无悔的。想起他我就总想起一首咏鹰的古词里的两句话： 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风高，此际偏思汝。
叶念先（1943－ ） 湖北省红安县人，在北京二外学习科技英语翻译，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之子。1966－1971年在国际书店工作。 1971－1976年到哈尔滨第二工具厂任科技和管理资料翻译。1976－1980年在北京汽车制造厂任技术与管理资料翻译。1980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从事社会学和科学管理研究工作。1953年学世界语，1999年参加北京世界语协会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任北京世界语协会会刊《绿满京华》（Verda Pekino）主编，出任过北京市世界语副秘书长，秘书长，监事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现为国际世界语协会终身会员。1985-1986年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社会学系作访问学者，研究发展社会学，并在英国学习了科学管理。主编过《社会学词典》和《社会科学词典》。写译过大量社会学的文章，约100多万字。在政法大学，广播学院，文化书院等高校，企业及咨询机构讲授社会学和科学管理，经常参加各种社科论坛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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