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四年的初春,还在上高中的静秋被学校选中,参加编辑新教材,要到一个叫西村坪的地方去,住在贫下中农家里,采访当地村民,然后将西村坪的村史写成教材,供她所在的K市八中学生使用。
学校领导的野心当然还不止这些,如果教材编得好,说不定整个K市教育系统都会使用,又说不定一炮打响,整个L省,甚至全中国的初高中都会使用。到那时,K市八中的这一伟大创举就会因为具有历史意义而 被写进中国教育史了。
这个在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举动,在当时就只算“创新”了,因为“教育要改革”嘛。文化革命前使用的那些教材,都是封、资、修的一套,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被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们统治着”。
文化革命开始后,虽然教材一再改写,但也是赶不上形式的飞速变化。你今天才写了“林彪大战平型关”,歌颂林副主席英勇善战,过几天就传来林彪叛逃,座机坠毁温都尔汗的消息,你那教材就又得变了。
至于让学生去编教材,那正是教育改革的标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总而言之,就是贵在创新哪。
跟静秋一起被选中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是平时作文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这行人被称为“K市八中教改小组”,带队的是工宣队的邓师傅,三十多岁,人比较活跃,会唱点歌,拉点二胡,据说是因为身体不大好,在工厂也干不了什么活,就被派到学校来当工宣队员了。
学校的陈副校长算是队副,再加上一位教高中语文的董老师,这一行七人,就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向着西村坪出发了。
从K市到西村坪,要先乘长途汽车到K县县城,有三十多里地,但汽车往往要开个把小时,绕来绕去接人。K县县城离西村坪还有八、九里地,这段路就靠脚走了。
静秋他们一行人到了K县,就遇到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西村坪赵村长,说来也是个威威赫赫的人物,在K县K市都颇有名气,因为村子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又有辉煌的抗日历史,所以赵村长的名字也比较响亮。
不过在静秋看来,赵村长也就是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很瘦,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背也有点弓了,脸像也很一般,不符合当时对英雄人物的脸谱化描写:身材魁梧,脸庞黑红,浓眉大眼。静秋马上开始担心,这样一个人物,怎样才能写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形像呢?看来这教材真的靠“编”了。
话说这一行七人,个个把自己的行李打成个军人背包一样的东西,背包绳的捆法是标准的“三横压两竖”,每人手里还提着脸盆牙刷之类的小件日用品。
赵村长说:“我们翻山走吧,只有五里地,如果从河沟走,就多一倍路程。我看你们几个----,身体也不咋地,还有几个女的,恐怕----”
这七位好汉异口同声地说:“不怕,不怕,就是下来锻炼的,怎么样艰苦就怎么样走。”
赵村长说:“翻山路也是锻炼哪,走河沟还得趟几道水,我怕你们这几个女的---”
几个“女的”一听到别人叫她们“女的”,就浑身不自在,因为“女的”在当地话里,就是结了婚的女人。不过贫下中农这样称呼,几个“女的”也不好发作,反而在心里检讨自己对贫下中农纯朴的语言没有深刻认识,说明自己跟贫下中农在感情上还有一定距离,要努力改造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赵村长要帮几个“女的”背东西,几个“女的”一概拒绝,谁那么娇贵?不都是来锻炼的吗?怎么能一开始就要人照顾?赵村长也不勉强,只说:“待会背不动了,就吭一声。”
走出县城,就开始翻山了。应该说山也不算高,但因为背着背包,提着网兜,几个人也走得汗流浃背,赵村长手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背上也不空了。三个“女的”有两个的背包都不见了,光提着个脸盆等小件,还走得气喘吁吁的。
静秋是个好强的人,虽然也背得要死要活,但还是坚持要自己背。吃苦耐劳基本上成了她做人的标准,因为静秋的父母在文化革命中都被揪出来批斗了,爸爸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妈妈是“历史反革命的子女”。静秋能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享受“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的待遇,完全是因为她平时表现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时时处处不落人后。
赵村长见大家有点苟延残喘的样子,就一直许诺:“不远了,不远了,等走到山楂树那里,我们就歇一会。”
这个“山楂树”,就成了“望梅止渴”故事里的那个“梅”,激励着大家坚持走下去。
静秋听到这个山楂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不是一颗树,而是一首歌,就叫<<山楂树>>,是首苏联歌曲。她最早听到这首歌,是从一个L师大俄语系到K市八中来实习的老师那里听到的。
分在静秋那个班实习的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女生,叫柳盈,人长得高大结实,皮肤很白,五官端正,鼻梁又高又直,如果眼睛凹一点的话,简直就象个外国人了。不过柳盈的眼睛不凹,但大大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的眼皮不是双层,而是三、四层,这让班上的单眼皮女生羡慕得要死。
据说柳盈的父亲是炮二司的什么头头,因为林彪的事情,被整下去了,所以柳盈的日子曾经过得很惨。后来邓小平上台,她父亲又走运了,于是就把她从农村招回来,塞进了L师大。至于她为什么进了俄语系,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那时俄语早已不吃香了。
听说解放初期,曾经有过一个学俄语的高潮,很多英语老师都改教俄语去了。后来中苏交恶,苏联被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居然想“修正”一下马列主义。先前教俄语的那些老师,又有不少改教英语了。
静秋就读的K市八中,跟整个市区隔着一道小河,交通不太方便。不知道市教委怎么想的,就把硕果仅存的几个俄语老师全调到K市八中来了,所以K市八中差不多就成了K市唯一开俄语的中学,几乎年年都有L师大俄语系的学生来实习,因为除了K市八中,就只有下面几个县里有开俄语的中学了。
柳盈因为老头子有点硬,所以没分到下面县里的中学去。柳盈挺喜欢静秋,没事的时候,总找她玩,教她唱那些俄语歌曲,<<山楂树>>就是其中一首。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只能偷偷干的,因为苏联的东西在中国早就成了禁忌,更何况文化革命中把凡是沾一点“爱情”的东西都当作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东西给禁了。
按当时的观点,<<山楂树>>不仅是“黄色歌曲”,甚至算得上“腐朽没落”“作风不正”,因为歌词大意是说两个青年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也觉得他们俩都很好,不知道该选择谁,于是去问山楂树。歌曲最后唱到:
“可爱的山楂树啊,白花开满枝头,
亲爱的山楂树啊,你为何发愁?
。。。
最勇敢最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
亲爱的山楂树啊,请你告诉我。”
柳盈嗓子很好,是所谓“洋嗓子”,自称“意大利美声唱法”,比较适合唱这类歌曲。星期天休息的时候,柳盈就跑到静秋家,让静秋用手风琴为她伴奏,尽情高歌一阵。柳盈最喜欢的歌,就是<<山楂树>>,她到底是因为觉得这歌好听,还是因为也同时爱着两个人,不知如何取舍,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静秋听赵村长提到“山楂树”,还真吃了一惊,以为他也知道这首歌。不过她很快就明白过来,是真有这么一棵树,而且现在已经成了他们几个人的奋斗目标了。
背包压在背上,又重又热,静秋觉得自己背上早就汗湿透了,手里提的那个装满了小东西的网兜,那些细细的绳子也似乎早就勒进手心里去了,只好不停地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
正在她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忽听赵村长说:“到了山楂树了,我们歇一脚吧。”
几个人一听,如同死囚们听到了大赦令一样,出一口长气,连背包也来不及取下,就歪倒在地上。
歇了一阵,几个人才缓过气来。邓师傅问:“山楂树在哪里?”
赵村长指指不远处的一棵大树:“那就是。”
静秋顺着赵村长的手望过去,看见一颗六、七米高的树,没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可能因为天还挺冷的,不光没有满树白花,连树叶也还没泛青。静秋有点失望,因为她从<<山楂树>>歌曲里提炼出来的山楂树形像比这诗情画意多了。
她每次听到<<山楂树>>这首歌,眼前就浮现出一个画面:两个年青英俊的小伙子,正站在树下,等待他们心爱的姑娘。而那位姑娘,则穿着苏联姑娘们爱穿的连衣裙,姗姗地从暮色中走来。不过当她走到一定距离的时候,她就站住了,躲在一个小伙子们看不见的地方,忧伤地询问山楂树,到底她应该爱哪一个。
静秋好奇地问赵村长:“这树是开白花吗?”
这个问题仿佛触动了赵村长,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棵树呀,本来是开白花的,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无数的抗日志士被日本鬼子枪杀在这棵树下,他们的鲜血灌溉了树下的土地。从第一个抗日英雄被杀害这里开始,这棵树的花色就慢慢变了,越变越红,到最后,这棵树就开红花了。”
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邓师傅提醒几个学生:“还不快记下?”
几个人恍然大悟,看来这次的采访现在就开始了,于是纷纷找出笔记本,刷刷地记了起来。
看来赵村长是见过了大世面的,对这四、五杆笔刷刷地记录他说的话好像司空见惯一样,继续着他的演说。等他讲完这棵见证了西村坪人民抗日历史的英雄树的故事,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一行人又启程了。
走出老远了,静秋还回过头看了看那棵山楂树,隐隐约约的,她觉得她看见那棵树下站着个人,但不是赵村长描绘过的那些被日本鬼子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而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她狠狠批判了一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决心要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把教材编好。
这棵树的故事,是肯定要写进教材的了,用个什么题目呢?也许就叫<<血染的山楂树>>?好像太血腥了一点,改成<<开红花的山楂树>>?或者<<红色山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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