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四年的初春，还在上高中的静秋被学校选中，参加编辑新教材，要到一个叫西村坪的地方去，住在贫下中农家里，采访当地村民，然后将西村坪的村史写成教材，供她所在的K市八中学生使用。
学校领导的野心当然还不止这些，如果教材编得好，说不定整个K市教育系统都会使用，又说不定一炮打响，整个L省，甚至全中国的初高中都会使用。到那时，K市八中的这一伟大创举就会因为具有历史意义而 被写进中国教育史了。
这个在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举动，在当时就只算“创新”了，因为“教育要改革”嘛。文化革命前使用的那些教材，都是封、资、修的一套，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被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们统治着”。
文化革命开始后，虽然教材一再改写，但也是赶不上形式的飞速变化。你今天才写了“林彪大战平型关”，歌颂林副主席英勇善战，过几天就传来林彪叛逃，座机坠毁温都尔汗的消息，你那教材就又得变了。
至于让学生去编教材，那正是教育改革的标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总而言之，就是贵在创新哪。
跟静秋一起被选中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是平时作文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这行人被称为“K市八中教改小组”，带队的是工宣队的邓师傅，三十多岁，人比较活跃，会唱点歌，拉点二胡，据说是因为身体不大好，在工厂也干不了什么活，就被派到学校来当工宣队员了。
学校的陈副校长算是队副，再加上一位教高中语文的董老师，这一行七人，就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向着西村坪出发了。
从K市到西村坪，要先乘长途汽车到K县县城，有三十多里地，但汽车往往要开个把小时，绕来绕去接人。K县县城离西村坪还有八、九里地，这段路就靠脚走了。
静秋他们一行人到了K县，就遇到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西村坪赵村长，说来也是个威威赫赫的人物，在K县K市都颇有名气，因为村子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又有辉煌的抗日历史，所以赵村长的名字也比较响亮。
不过在静秋看来，赵村长也就是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很瘦，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背也有点弓了，脸像也很一般，不符合当时对英雄人物的脸谱化描写：身材魁梧，脸庞黑红，浓眉大眼。静秋马上开始担心，这样一个人物，怎样才能写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形像呢？看来这教材真的靠“编”了。
话说这一行七人，个个把自己的行李打成个军人背包一样的东西，背包绳的捆法是标准的“三横压两竖”，每人手里还提着脸盆牙刷之类的小件日用品。
赵村长说：“我们翻山走吧，只有五里地，如果从河沟走，就多一倍路程。我看你们几个----，身体也不咋地，还有几个女的，恐怕----”
这七位好汉异口同声地说：“不怕，不怕，就是下来锻炼的，怎么样艰苦就怎么样走。”
赵村长说：“翻山路也是锻炼哪，走河沟还得趟几道水，我怕你们这几个女的---”
几个“女的”一听到别人叫她们“女的”，就浑身不自在，因为“女的”在当地话里，就是结了婚的女人。不过贫下中农这样称呼，几个“女的”也不好发作，反而在心里检讨自己对贫下中农纯朴的语言没有深刻认识，说明自己跟贫下中农在感情上还有一定距离，要努力改造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赵村长要帮几个“女的”背东西，几个“女的”一概拒绝，谁那么娇贵？不都是来锻炼的吗？怎么能一开始就要人照顾？赵村长也不勉强，只说：“待会背不动了，就吭一声。”
走出县城，就开始翻山了。应该说山也不算高，但因为背着背包，提着网兜，几个人也走得汗流浃背，赵村长手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背上也不空了。三个“女的”有两个的背包都不见了，光提着个脸盆等小件，还走得气喘吁吁的。
静秋是个好强的人，虽然也背得要死要活，但还是坚持要自己背。吃苦耐劳基本上成了她做人的标准，因为静秋的父母在文化革命中都被揪出来批斗了，爸爸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妈妈是“历史反革命的子女”。静秋能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享受“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的待遇，完全是因为她平时表现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时时处处不落人后。
赵村长见大家有点苟延残喘的样子，就一直许诺：“不远了，不远了，等走到山楂树那里，我们就歇一会。”
这个“山楂树”，就成了“望梅止渴”故事里的那个“梅”，激励着大家坚持走下去。
静秋听到这个山楂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不是一颗树，而是一首歌，就叫<<山楂树>>，是首苏联歌曲。她最早听到这首歌，是从一个L师大俄语系到K市八中来实习的老师那里听到的。
分在静秋那个班实习的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女生，叫柳盈，人长得高大结实，皮肤很白，五官端正，鼻梁又高又直，如果眼睛凹一点的话，简直就象个外国人了。不过柳盈的眼睛不凹，但大大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的眼皮不是双层，而是三、四层，这让班上的单眼皮女生羡慕得要死。
据说柳盈的父亲是炮二司的什么头头，因为林彪的事情，被整下去了，所以柳盈的日子曾经过得很惨。后来邓小平上台，她父亲又走运了，于是就把她从农村招回来，塞进了L师大。至于她为什么进了俄语系，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那时俄语早已不吃香了。
听说解放初期，曾经有过一个学俄语的高潮，很多英语老师都改教俄语去了。后来中苏交恶，苏联被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居然想“修正”一下马列主义。先前教俄语的那些老师，又有不少改教英语了。
静秋就读的K市八中，跟整个市区隔着一道小河，交通不太方便。不知道市教委怎么想的，就把硕果仅存的几个俄语老师全调到K市八中来了，所以K市八中差不多就成了K市唯一开俄语的中学，几乎年年都有L师大俄语系的学生来实习，因为除了K市八中，就只有下面几个县里有开俄语的中学了。
柳盈因为老头子有点硬，所以没分到下面县里的中学去。柳盈挺喜欢静秋，没事的时候，总找她玩，教她唱那些俄语歌曲，<<山楂树>>就是其中一首。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只能偷偷干的，因为苏联的东西在中国早就成了禁忌，更何况文化革命中把凡是沾一点“爱情”的东西都当作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东西给禁了。
按当时的观点，<<山楂树>>不仅是“黄色歌曲”，甚至算得上“腐朽没落”“作风不正”，因为歌词大意是说两个青年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也觉得他们俩都很好，不知道该选择谁，于是去问山楂树。歌曲最后唱到：
“可爱的山楂树啊，白花开满枝头，
亲爱的山楂树啊，你为何发愁？
。。。
最勇敢最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
亲爱的山楂树啊，请你告诉我。”
柳盈嗓子很好，是所谓“洋嗓子”，自称“意大利美声唱法”，比较适合唱这类歌曲。星期天休息的时候，柳盈就跑到静秋家，让静秋用手风琴为她伴奏，尽情高歌一阵。柳盈最喜欢的歌，就是<<山楂树>>，她到底是因为觉得这歌好听，还是因为也同时爱着两个人，不知如何取舍，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静秋听赵村长提到“山楂树”，还真吃了一惊，以为他也知道这首歌。不过她很快就明白过来，是真有这么一棵树，而且现在已经成了他们几个人的奋斗目标了。
背包压在背上，又重又热，静秋觉得自己背上早就汗湿透了，手里提的那个装满了小东西的网兜，那些细细的绳子也似乎早就勒进手心里去了，只好不停地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
正在她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忽听赵村长说：“到了山楂树了，我们歇一脚吧。”
几个人一听，如同死囚们听到了大赦令一样，出一口长气，连背包也来不及取下，就歪倒在地上。
歇了一阵，几个人才缓过气来。邓师傅问：“山楂树在哪里？”
赵村长指指不远处的一棵大树：“那就是。”
静秋顺着赵村长的手望过去，看见一颗六、七米高的树，没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可能因为天还挺冷的，不光没有满树白花，连树叶也还没泛青。静秋有点失望，因为她从<<山楂树>>歌曲里提炼出来的山楂树形像比这诗情画意多了。
她每次听到<<山楂树>>这首歌，眼前就浮现出一个画面：两个年青英俊的小伙子，正站在树下，等待他们心爱的姑娘。而那位姑娘，则穿着苏联姑娘们爱穿的连衣裙，姗姗地从暮色中走来。不过当她走到一定距离的时候，她就站住了，躲在一个小伙子们看不见的地方，忧伤地询问山楂树，到底她应该爱哪一个。
静秋好奇地问赵村长：“这树是开白花吗？”
这个问题仿佛触动了赵村长，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棵树呀，本来是开白花的，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无数的抗日志士被日本鬼子枪杀在这棵树下，他们的鲜血灌溉了树下的土地。从第一个抗日英雄被杀害这里开始，这棵树的花色就慢慢变了，越变越红，到最后，这棵树就开红花了。”
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邓师傅提醒几个学生：“还不快记下？”
几个人恍然大悟，看来这次的采访现在就开始了，于是纷纷找出笔记本，刷刷地记了起来。
看来赵村长是见过了大世面的，对这四、五杆笔刷刷地记录他说的话好像司空见惯一样，继续着他的演说。等他讲完这棵见证了西村坪人民抗日历史的英雄树的故事，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一行人又启程了。
走出老远了，静秋还回过头看了看那棵山楂树，隐隐约约的，她觉得她看见那棵树下站着个人，但不是赵村长描绘过的那些被日本鬼子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而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她狠狠批判了一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决心要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把教材编好。
这棵树的故事，是肯定要写进教材的了，用个什么题目呢？也许就叫<<血染的山楂树>>？好像太血腥了一点，改成<<开红花的山楂树>>？或者<<红色山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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