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图镇楼)
2021年,一共买书27种、97册。其中,历史类11种,儒家类10种;中华书局17种,上海古籍2种;2021年出版的新书7种。
今年买书较前几年大幅减少,是几年来控制得最好的一年。希望明年继续严控买书,并处理一部分藏书。
去年在总结中说,今年希望收入一套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一套福建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两套书都已经入手。
(今年很期待收入的《朱熹文集编年评注》)
除此之外,收入新出版:
(收入的宋学书三种)
收入今年以前出版的:
今年大概买书的情况大概如上,没有太多可总结的。
(今年读过和在读的书)
关于读书。2021年读书较少,一共不过二、三种,总计10册多一点:
陈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因为给朋友一个项目撰稿,因此只是粗略闲翻,略为标记,以免写出来的稿件错误百出贻笑大方。所以,不算真正的阅读。
(为撰稿翻了一遍《柳传》)
今年读书虽然不多,收获却比以往更多。
主要是因为:用将近三个月精读《二程集》上册后,自我感觉对道学理解大为进步。由此而明显感受到内心更沉稳,看待问题也能稍微抽身旁观,不再全部由情绪主宰了。
对《二程集》的阅读,感受到了什么?从个人体认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体会到了“克己复礼”的快乐——这话听上去十分古板好笑,其实在二程和朱子的讲论中,“克己复礼”也只有颜渊这样刚劲积极的人才能做到,像我这种性格懦弱的人,只能从“常惺惺”“求放心”入门。
但不管是“提撕”“常惺惺”“求放心”还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克己复礼”,总归都指向了一点:一旦意识到不合理,就赶紧让自己合理。所以程朱才说道学简易,不要“强生事”。
正因为细读了《二程集》,才终于明白:儒家,始终要落到实践中,体现在日用举止之间;只是空谈义理,再天花乱坠、发明胜义,都意义不大,反倒不如一句“哎呀,这样不对!”
这种理解,也许很浅薄,却是此时此刻的“诚意”。为此我还整理了30篇《二程集》笔记,一方面对二程苦口婆心的道学阐释有了更多体会,另一方面,也对二程及其亲朋好友、时代环境有了具体认知。
比如,伊川教育哲宗的公案。以前以为伊川所以失败,是方法有问题,过于谨严,不知变通,导致哲宗逆反。
读完《二程集》后发现,伊川的失败,并非因为其个人性情和方法,主要在于道学培养皇帝这种模式过于新颖,不为世人理解,并处处设置障碍。这种大环境导致最终成绩惨淡。
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哲宗不喜欢伊川,不如说元祐大臣们多数更不喜欢伊川。而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当时这些风云人物,不管是高太后、司马光、吕公著,还是顾临、孔文仲、苏轼、苏辙,对于伊川的“道学”恐怕都没有真正了解。此时,若是程明道还活着,伊川的“经筵”之学未必会如此灰头土脸。
(今年从孔网入手的旧书《程书分类》)
精读《二程集》的所得,还反馈到了接下来读《资治通鉴》和《近思录》的过程中。
逐渐有一点用义理体会古人著述的影子。这与在《二程集》中看到伊川、横渠常用义理理解历史,明道用义理理解经典和圣贤处境有关。比如,今年在读《通鉴》过程中,对司马光和胡三省的很多说法都能产生契会;对司马光的一些取材标准有了之前没有的理解;甚至能感受到胡三省在写下一些批注时的心境,有种冥会神通的愉悦。这是之前少有的。
反过来再读《近思录》,于周、二程、张,四子的很多说法,也不再是游走在外围只看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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