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洋行在上海

1816年 John Swire（1793-1847）在英国利物浦创立太古洋行。创办人J.S.斯怀尔早年是英国利物浦的出口商。来华设行初期，以推销英国纺织品和采购中国茶、丝为主要业务。

1861年太古集团开始通过代理Augustine Heard & Co.与中国进行贸易。

1866年 与R.S. Butterfield在上海合伙建立Butterfield & Swire（B&S）。1866 年 10 月，老施怀雅远赴上海，筹组自己的公司，同行者还有熟悉棉织品贸易的威廉朗（William Lang）。同年 12 月，老施怀雅邀请纺织商人巴特菲尔德（Richard Shackleton Butterfield, 1806-1869）在上海合组Butterfield& Swire，中文取名太古洋行，1866年12月3日正式开业，同时在英国及美国设立分公司。

1867年 上海办事处开始营业。1870年 B&S在香港开业。

1872年斯怀尔在英国集资36万镑，在上海设太古轮船公司，1883年资本增至50万镑。1882年在香港筹设太古车糖公司，1884年投产。其子嗣1900年在香港创办太古造船所，1904年设天津驳船公司，1934年在上海与英商品清洋行合设永光油漆公司。这些企业名义上各自独立，实际上购销业务均由太古洋行办理。由此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资本集团。

左图：约翰.斯怀尔（John Swire） 右图 : 约翰.萨缪尔.斯怀尔（John Samuel Swire）

太古在上海开业时秉承实而不华的作风，使用位于上海外滩（福州路与四川路交界）的前吠礼查洋行（Fletcher & Co.）办事处，连家俬用品也是普莱斯顿与布鲁尔洋行的二手货，并由威廉朗留驻上海当公司经理。

刊于《字林西报》的太古洋行开业启事

太古洋行主要从事商品贸易。但是除此之外,太古洋行还担任一家新的英国远洋航运企业——蓝烟囱公司(Blue Funnel Line)驻上海的代理人,这家公司是斯怀尔在利物浦的朋友阿尔弗雷德·霍尔特 (Alfred Holt) 1866年创设的 。事实上,约翰·塞缪尔·斯怀尔是在与蓝烟囱公司的业务交住中才开始产生在长江上经营航运的想法的。斯怀尔预见到上海通过黄金水道——长江，将成为广袤的长江流域腹地产品和世界各地产品的集散地，遂把投资从商业转向航运业。这一转变，使它从单一商行发展成为以太古洋行、太古轮船公司（The China Navigation Company）为核心的太古集团。

《蓝烟囱传奇》讲述太古轮船公司历史的书。红烟囱、蓝烟囱之争，红烟囱是怡和洋行的蓝烟囱是太古轮船公司

据资料显示，当时斯怀尔一到上海就立刻对中国内河运输的前景留下深刻的印象。 1867年他就向霍尔特建议“可以建立一家长江公司，作为蓝烟囱公司的分公司，开辟一条航运支线。” 然而，霍尔特不愿意自己的船只远离他个人的管辖范围营业，于是这个建议便被搁置起来。过了不到4年,斯怀尔仍旧没有放弃这个念头,他成功地以36万英镑资本组建太古轮船公司 , 这笔款项是霍尔特蓝烟囱公司创办资本的两倍以上，与此同时，三艘新轮船（分别是：PS Pekin、PS Shanghai、PS Ichang）的订单也送到格拉斯哥的船舶制造商英格利斯公司（A. & J. Inglis）。

停泊在上海外滩的 PS Pekin 轮

由于英格利斯船厂工人罢工，太古订购的3艘新船未能按时交货，所以这艘Pekin号并不是太古的第一艘轮船。太古最早的两艘轮船是从公正轮船公司（UnionSteamNavigationCo.）买来的惇信号轮（Tunsin）和忌连加号轮（Glengyle），正是靠着这两艘二手货，太古成功地启动航运业务。

太古轮船开业时从公正轮船购入两艘轮船，图为其中之一的“惇信号”。

光绪九年（1883年）1月，太古又兼并一支从光绪元年起航行于牛庄——汕头的英商船队，使其资本扩大到50万英镑。轮船增至20艘，总吨位达22.2万吨，规模仅次于当时轮船数最多的中国轮船招商局。而且在与另外一家外商航运业巨擘——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的竞争中渐处上风。太古的码头共有四处，即太古外滩码头，太古浦东码头，太古华通码头和蓝烟囱码头。其中蓝烟囱码头是上海最长的码头。

法租界外滩太古码头

1884年上海城厢租界全图中标注的法租界外滩太古码头，其位置靠近当时的Rue Colbert（科尔贝克路），也就是现今中山东二路新永安路位置。

停靠在法租界外滩太古码头的 PS Pekin 轮

位于浦东的太古码头，照片拍摄于1911年

民国二年（1913年）商务印书馆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地图中标注的浦江两岸三处太古码头

由于业务的不断扩张，太古船队航行遍及中国沿海及内河。因公司轮船较多， 岸上设施远不敷用， 浦西只有三座浮动码头。于是太古又在浦东扩建码头。至1882年，在对岸浦东建造了华通码头，加上原有的浦东老太古码头，以及“蓝烟囱”码头，太古洋行的太古轮船公司在浦江两岸共设三处码头， 包括座浮动码头。在1949年之后， 浦东华通码头划归上海港第一装卸区， 改名东昌路码头。

华通码头位置在现在的浦东东昌路渡口，曾是浦江东岸一个很出名的渡口，叫烂泥渡。太古公司（即现在的太古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Taikoo，于十九世纪初在英国利物浦成立，当时只是一家规模不大的进出口公司。而如今的太古公司乃香港主要上市公司之一）在渡口两侧江岸边占地设有货仓，公司栈和华通栈。1882-89年，太古公司在此处建造华通码头，停靠太古轮船公司往来长江的内河轮船和沿海轮船。

当时的华通码头总长1450英尺，渡口的北侧称老太古码头、太古浦东码头，南侧称太古华通栈码头，其规模居当时黄浦江上各码头之首。

1906-07年浦东，华通码头。

1906-07年浦东，华通码头。钢质浮码头专门停靠太古轮船公司的长江和沿海轮船。

1906-07年浦东，华通码头。

1911-12年浦东，华通码头。泊靠在码头的海轮和内河轮。

1911-12年浦东，华通码头。码头上的仓库。

1919-20年浦东，华通码头，仓库靠近江岸处出现塌陷。

1919-20年浦东，华通码头，这一块就是鼎鼎大名的陆家嘴了。

1923-24年，浦东，华通码头

1923-24年，浦东，华通码头

1923-24年，浦东，华通码头

1928年12月-1929年6月浦东，华通码头

1928年12月-1929年6月浦东，华通码头J号仓库。

1933-34年浦东，华通码头东昌堆栈。

1933-34年浦东，华通码头东昌堆栈。

1933-34年浦东，华通码头，轮船靠岸。

1933-34年浦东，华通码头，工人和卸下来的原木。

码头岸堤的土基遭江水潮起潮落冲刷，被侵蚀后出现垮塌，1938年。

浦东自来水厂的水塔成了华通码头周围景观。

1940年靠泊在华通码头的轮船。

1902年，太古公司旗下的太古船务组建了蓝烟囱轮船公司，在现今浦东洋泾港与民生路之间的黄浦江江边购得土地，兴建码头。由于该公司船队的烟囱统一漆成蓝色，蓝烟囱不仅用作公司的名称，也用作新建码头的名称。1908-10年，太古公司建造第一、第二号泊位，1920-24年续建第三、第四号泊位，码头全长2500英尺，可同时停靠4艘万吨级远洋轮，蓝烟囱码头是上海港当时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码头。太平洋战争后为日军所占领， 改名为“八洲码头”。1949年后， 该码头划归上海港务局第二装卸区， 改名为民生路码头。其中有一个泊位在20世纪70年代末被改建成散粮机械化专用泊位，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民生路码头大筒仓”，已经成功转型为文化产业演艺创意区。

1935年英文版上海地图中标注的太古“蓝烟囱”码头

蓝烟囱码头

蓝烟囱码头

蓝烟囱码头

蓝烟囱码头的第一、第二号泊位建于1908-10年。

泊靠在蓝烟囱码头的轮船，轮船烟囱上漆有一圈十分醒目的蓝色，辨识特征明显。照片左侧为浦东洋泾港。

蓝烟囱码头西仓库。

蓝烟囱码头西仓库和办公楼。

太古公司办公楼视野，可以观察到轮船泊靠码头后的装卸作业情况。

蓝烟囱码头的太古公司办公楼。

在仓库楼顶上朝东北方向望向浦江下游，对岸杨树浦一带的码头、工厂绵延不绝，林立的烟囱吐着黑烟。

从浦江上看蓝烟囱码头。

从高处向北俯瞰蓝烟囱码头办公楼和黄浦江，轮船烟囱吐着浓浓黑烟，浦江两岸上空被黑雾笼罩着。

蓝烟囱码头的六号仓

从高处俯瞰蓝烟囱码头的六号仓。

蓝烟囱码头不仅安装了轨道移动式吊车，而且建有危险品仓库，用以储存军火，是上海港第一座危险品专用仓库，技术方面来说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蓝烟囱码头边上的洋泾港。

蓝烟囱码头一角。

在建的蓝烟囱码头，1920-24年太古公司续建了第三、第四号泊位。

在建的蓝烟囱码头仓库。

已建的蓝烟囱码头仓库和货栈。

蓝烟囱码头在建的区域。

洋房住宅，蓝烟囱码头的生活配套设施。

洋房住宅，蓝烟囱码头的生活配套设施。

浦东，蓝烟囱码头，按功能规划建设的生活住宅区和货场仓库区已形成规模。

浦东，蓝烟囱码头，码头全长750米，拥有4个泊位，可同时停靠万吨级远洋船4艘。

浦东，蓝烟囱码头，码头全长750米，拥有4个泊位，可同时停靠万吨级远洋船4艘。

浦东，蓝烟囱码头船来船往，异常繁忙。

1940年 浦东，蓝烟囱码头一角。

1940年 浦东，蓝烟囱码头上码堆着通用汽车销往中国的别克汽车装箱。

1940年 浦东，蓝烟囱码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蓝烟囱码头曾改名八洲码头。1953年后称民生路码头。

随着产业的不断扩大，太古洋行于1906年在其主要的码头——法租界外滩太古码头边兴建新的办公大楼，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山东二路22号大楼。大楼坐西朝东，从东面的办公室望出，可以对码头一览无余。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 平面正方形, 里面中部仿巨柱石构图。红色清水砖外墙, 层间窗洞为半圆券、平券。平顶屋面, 局部女儿墙上置弓形山墙, 有巴洛克韵味。窗裙和檐上有不同的古典小装饰, 立面线条比较粗犷。整幢建筑占地面积3836平方米, 建筑面积11565平方米。

太古洋行

太古洋行

太古洋行于上海外滩的总部

太古洋行

法租界外滩上的太古公司大楼和货栈

停靠在法租界外滩太古码头的“ Ngankin(安庆) ”轮，背景右侧这栋就是太古洋行办公大楼。照片拍摄于1911年

1923年拍摄的太古洋行办公大楼正立面

现今的太古洋行办公大楼。20世纪70年代末加了一层

20世纪20年代繁忙的法租界外滩太古码头。太古洋行办公大楼和大型仓库已经颇具规模

1940年拍摄的法租界外滩。太古码头停泊着各式船只。画面右侧这栋高楼就是法国邮轮公司，现今为上海市档案局

1912年拍摄的上海太古洋行办公大楼内景

太古洋行办公楼，不管外国雇员、还是中国雇员，都从上海各个地方赶来此地。当年公司地址为法外滩21-22号。

1883年上海太古洋行职员合影。最右站立者就是晏尔吉 1883年上海太古洋行职员合影。最右站立者就是晏尔吉

斯怀尔的远见卓识以及公司职业经理人老谋深算的经营之道使得太古进入高速发展期。使它从单一商行发展成为以太古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为核心的太古集团。它的成员包括：太古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贸易、航运船舶代理）、太古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航运）、蓝烟囱轮船公司（航运）、太贸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贸易）、太古制糖股份有限公司（制糖）、永光油漆公司（制漆）、太古仓埠公司（仓储）、太古造船厂（造船）、中国三助公司（金融）。业务遍及中国内陆 、香港地区以及日本、泰国、澳洲等地。

1934年8月由英太古洋行在平凉路开办永光油漆股份有限公司（现上海新华树脂厂的前身），英国人麦士涛、兰德福分别任总经理、厂长。工厂有英制捏和机、三滚机、球磨机等设备，生产清漆、厚漆、调合漆等涂料，其各品牌的涂料曾占取大部分上海和东南亚市场。

永光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永光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永光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永光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永光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永光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1938年，平凉路2200号，永光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工厂，生产猴牌、狗牌、牛牌等品牌涂料。

1940年，永光油漆股份有限公司，此时工厂被日本涂料株式会社接管，生产呈停顿状态。

由于业务的不断延伸，太古洋行从长江沿岸到东北都有分号或者办事处。太古旗下的总资本也从开设时的36万英镑，发展到180万英镑。有地产614亩，占全部在沪英商地产的9％。1934年，太古洋行在位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处的雷上达路（RouteP.legendre，现今兴国路）和海格路（Avenue Haig，现今华山路）路口兴建被称为Hazelwood的大班（总裁）宅邸，由苏格兰建筑师Clough Williams Eeuis设计。有趣的是此人从未来过上海，只是将图纸画好后寄到上海，然后通过每月的汇报和照片遥控进度。

太古洋行名下一先一后两个同名房子：Hazelwood=榛木别墅或榛木府邸。

Hazelwood, Seymour Road, Shanghai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reference number: Sw01-020. Hazelwood was a Butterfield and Swire property, sold in the 1930s. The name and the furniture were transferred to a new house designed by Clough Williams-Ellis, which was opened in 1934. Nowadays, Seymour Road is Shaanxi Bei lu. 榛木府邸是太古洋行物产之一，1930年出售。其府邸名字和家具被运到由埃利斯设计的新屋，现在，西摩路改为陕西北路。

西摩路榛木府邸

西摩路榛木府邸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中国老照片项目有”太古洋行相册“，Hazelwood, Seymour Road, Shanghai，这两张照片里的大宅会在西摩路。这栋豪宅的第一位主人是当时的上海太古洋行总裁麦凯（E. F. Mackay），他1892年在伦敦加入太古洋行。曾分别在该洋行香港、天津及上海分行工作。后任该行上海分行大班， 来上海后又兼任英商上海商会主席五年。在1920—1924年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 其间还在1921年任副总董。还担任过数年上海仁济医院院长。1920年4月某个晴天，麦凯在榛木府邸旧宅与朋友聚会留影纪念，出席者中有一位J.K.Swire，施怀雅家族成员，未查到他上海史料。

台阶坐E.F.Mackay，中文名叫麥開，他太太坐同一层台阶，1924年介绍也顺便强调了一下他太太家庭背景。

由埃利斯爵士设计的是”榛木府邸“新屋，如今的兴国宾馆一号楼。

由埃利斯爵士设计的是”榛木府邸“新屋，如今的兴国宾馆一号楼。

这幢独立式花园住宅建筑风格是英国帕拉第奥式,为2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为1647平方米,该宅建筑平面由主楼与辅楼平行组合而成。主楼平面与立面呼应,强调轴线对称｡辅楼与主楼东侧餐厅备餐间连接,不影响主楼的造型和光线,进深北面突出部分与主楼连接处作一个弧形处理，既与北大口弧形车道相呼应,又达到建筑立面主从区分的效果。主楼立面简洁、典雅。正面南立面分左、中、右对称的纵三段。底层是外廊式,采用双并列的科林斯柱式,柱廊后为落地钢质玻璃统长门窗,处理简洁典雅。二楼有宽敞的爱奥尼克双柱柱廊,并以宝瓶式栏杆围护。平坡屋面用铜皮铺制,故此屋俗称“铜房子”。据说，N.S.布朗是入住榛木府邸新屋第一人。

1939年，杨梅南卸任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一职，在东亚饭店设宴庆祝，出席者有太古洋行大班Neilage Sharp Brown

1939年，杨梅南卸任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一职，在东亚饭店设宴庆祝，出席者有太古洋行大班Neilage Sharp Brown

1939年，杨梅南卸任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一职，在东亚饭店设宴庆祝，出席者有太古洋行大班Neilage Sharp Brown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起初，太古仍能因英资身份免受战火波及，但到了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那刻起，太古在华建立了近七十年的基业就几乎毁于一旦。1937年11月，上海华界全部陷落，由于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侨、使节和商人，日军暂未敢在租界内轻举妄动，但形势正危如累卵，华洋企业的生存空间也岌岌可危。雪上加霜的是国军撤退时，为阻慢日军追击，特意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的长江水道上，凿沉了数十艘船只做障碍物，以此拖慢日军以水路前进的速度，长江航道因此变得更窄更险。但太古轮船没有撤退自保之意，并坚持派出拖船和驳艇维持服务，来往于长江沿岸与上海租界，尽力保持战时中国的水上运输网。太古轮船分别以两组船队运作，在障碍物前后两端航行，每当船只驶近障碍前，即靠近岸边卸下货物与乘客，转以陆上交通转驳，在陆路绕过障碍水域后，再转上另一组船队继续前行，虽然耗时费力，但太古仍以此折中方法，与其他外资航企一起支撑着长江下游作战期间的航运。

1938年，黄浦江边沉没的船只

1937年12月，日军终于兵临南京城下，大批中外难民涌上太古轮船撤退，其中“黄浦号”相信是最后一批协助华洋人员撤离南京的船只之一，船上不单挤满了大批逃避战火的难民，更接载了一批刚从英国参展返国、价值连城的中国艺术品，最终成功撤至汉口。在抗日战火中，太古轮船依然以上海租界和香港为中心，尽量保持着南北沿海及长江和华南的内河航线服务正常运作，穿梭各地维持平民和物资的来往。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连环突袭珍珠港和香港等地区，不宣而战，再迅速进驻上海和天津等地多个租界。最后，香港于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沦陷，太古也走进了它在华历史中一段最黑暗的年代。

战争期间，部分太古船只被日军击毁，幸存的船队四散，火速撤离战区，在没有航海图和足够准备下逃到东南亚海域，再辗转南下澳洲；一些不幸的船只和船员就只好束手就擒。例如在日军突击香港和上海租界那天早上，上海的“浙江号”就在海上被日军追截，成为首艘被日军俘获的太古船只，船上的华籍船员被解散，而6名欧籍船员则被送进上海的集中营囚禁。

中国抗战期间，太古洋行只剩下重庆分行坚持营运，处理仅余的零星业务，与太古在印度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分行保持联系，而斯怀尔公司的伦敦总部也在德军的空袭中焚毁。

20世纪30年代，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太古轮船公司货轮舰桥望去，两岸码头、工厂尽收眼底，船头的太古旗一直是这个商贸航运帝国扩张的象征。1949年之后，旗帜缓缓降下，退出历史舞台，上海迎来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