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狄克时代”
“对中世纪文化起源的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给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历史以重要地位，因为，在古典文明的衰落到12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兴起这一长达700多年的整个时期内，修道院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
——克里斯托弗·道森
随着蛮族的铁骑踏遍西罗马帝国的土地，往日帝国中的世俗学校也同帝国一起衰落了。在中世纪早期那个崇尚武力，战火频仍的时代，教会组织成为了保存文化火种的重要机构，修士们肩负起了保存古典文化、创立基督教文化以及蛮族入侵者的教化三重使命。在基督教会的努力下，陆续出现了教理问答学校、修道院学校（Monastic School）、大主教学校（Cathedral School，又称教堂学校）和教区学校（Parish School）等形式的教育机构。而其中最为普及、最为持久、影响最大的则是修道院办的学校。修道院学校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精英。据统计，从圣本尼狄克修道院建院至1334年，各修道院共培养教皇24位、红衣大主教200位、大主教7000位、主教15000位，此外，还有20位帝王和10位皇后曾在修道院修行和学习。本尼狄克（Benedict，480~547年）于259年在罗马南面的蒙特卡西诺山上建立了一座修道院，并为这座修道院制定了“本尼狄克院规”，这是西欧修道院的第一座院规，也是中世纪西欧修道院整体架构的奠基性制度，主宰了数千所修道院的管理方式。本尼狄克教规于816~819年的亚琛三次宗教会议上，在虔诚者路易的支持下最终确立的其在众多修道院院规中的最高地位，形成了本尼狄克派修道院。因此介于查理大帝和11世纪的时段又被称为“本尼狄克时代”。这个词表明了它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即这是唯一的一个欧洲教育主要掌握在修道士手中的时代。
本尼狄克
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教育的代表之一即卡西奥多鲁斯建立的威瓦里姆修道院。《论神圣文献与世俗文献》作为他教导修士学习的手册，成为了解威瓦里姆修道院教育活动的重要依据。全书除了论述圣经、经解和基督教历史等宗教问题外，还涉及了世俗知识。这源于他对古典知识的态度，在他看来，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作品中包括了很多对基督教神学讨论的问题的精辟解答。他继承了古典时代的“七艺”传统，并且在传授这些学问时十分重视对原著的阅读理解。因此威瓦里姆修道院的图书室中收藏了众多拉丁作家作品和希腊作家的拉丁文译本，包括奥斯科里德、希波克拉底、盖伦、科里乌·奥勒列努、荷马、柏拉图、卢西安、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阿几米德、托勒米、恩尼乌斯、特伦斯、卢克莱修、瓦罗、西塞罗、萨卢斯特、维吉尔、贺拉斯、塞涅卡万老普林尼、昆体良、马科罗比乌、等作家的著作，在当时那个文化的荒漠化时代可谓是“知识的绿洲”。此外，为了书籍的抄写工作和修士们阅读原著，卡西奥多鲁斯还撰写了《拼字学》（De Orthographia）以提供正确规范的读写教育。
西欧精神生活的第一次复兴得益于查理大帝对知识和学问的热情，除了他个人向往文化以外，帝国庞大的国土和查理要求加强对国家的掌控，催生了对于掌握一定程度的知识能力的管理阶层的需要。修道院的修士们作为少数掌握一定读写能力的知识阶层，参与政府的政务就成为必然的趋势，政府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公文、法规、报告等文件大多出自修士的笔尖。查理大帝对于广阔国土的掌控自然也离不开掌握知识的修士们，在他的身边参与政府要务的两位重要的修士，一个是艾因哈德，另一个是阿尔琴（Alcuin，735~804年）。782年阿尔琴受邀来到查理曼的宫廷，协助查理大帝处理政务，并被任命为法兰克王国的教育大臣和查理大帝亲创的宫廷学校主持者，连查理曼本人也曾聆听他的教导，甚至查理曼自称为阿尔琴的门徒。在宫廷学校中，阿尔琴亲自传授以七艺为主的世俗课程，其中更是以文法、修辞和逻辑学为重。关于文法知识的学习，主要通过传授经典作家如维吉尔（Vergil）、奥维德（Ovid）等人的著作进行；在修辞学的名下，学生有机会大量阅读西塞罗的著作，如带有波伊提乌评注的《论题篇》（Topics）、《演说篇》（De Oratore）以及托名西塞罗的伪作《公共演讲论》（ad Herennium）等；辩证法的内容相比之下则最为丰富，波伊提乌引入的亚里士多德《解释篇》（De Interpretatione）、《范畴篇》（Categoriae）、波尔菲里（Porphyry）所作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Isagoge）、托名圣奥古斯丁的《范畴篇》缩略本以及波伊提乌的一些逻辑学著作等等，都是这一时期青年人启迪智慧的源泉。
查理大帝，法兰克帝国缔造者，扑克牌中红桃K的人物原型
中世纪修道院的文化在经过了加洛林时代的短暂复兴后，又因为维京人、阿拉伯人和马扎尔人的大肆劫掠而再次蒙受灾难。许多城市如科隆、波尔多、南特、伦敦等等都被攻克，刚刚经历的几个世纪缓慢恢复的城市生活再次中断。大量修道院惨遭屠杀和抢掠，在战火严重的地区，文化生活几乎绝迹，大量书籍的损毁在异族的铁蹄之下，使得刚刚迎来春天的西欧知识界再次遭受风雪摧残。但是在修道士们的顽强的精神力支持下，在最困难的时期仍然有部分修道院学校保存了文化火种，例如奥克斯勒的圣日耳曼学校、图尔奈附近的圣阿曼德学校和亚拉斯附近圣瓦斯特学校。依靠着奔波流离中仅存的部分书籍，再次复兴的修道院学校，为12世纪大学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储备，并将知识的接力棒传递到了中世纪大学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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