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杜甫草堂不仅是蜚声海内外的诗歌文化圣地，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其系统收藏有宋、元、明、清历代杜诗刻本、抄本以及近代的各种印本，英、法、意大利、德语等多种外文译本和朝鲜、日本汉文刻本约六百六十余部，四千三百余册，是国内外杜集版本收藏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
在众多馆藏杜集版本中尤以三部宋刻引人瞩目，据统计，目前所知海内外现存宋刻杜集仅有十九部，成都草堂独占其三，仅次于国图，其中一部南宋刊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更是“海内孤本”，为世所重。目前对于这三部杜集的研究成果多见于版本校勘和杜集目录学著作，而对其递藏情况关注较少。本文拟利用鉴藏印和草堂所藏未公开档案资料对三部宋刻杜集各代递藏，尤其是入藏草堂的情况进行逐一考述。
一、《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残存六卷。
是书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细黑口，左右双边，双对鱼尾，版心中刻有卷次、页数，版心下方间有刻工字数，白文无注。关于此书的流传，李一氓跋云：“书名不载公私纪录，为极罕见之本，或传清内库所藏，曾有人收得零页云……藏印有叶罗两姓，非关重要，二十卷末有明人'孙氏家藏’白文印，亦不知为淦何也？”李氏所谓“或传清内库所藏”仅是一种猜测，并且说“叶罗两姓，非关重要”，恐有失矣。
1．白文方形“孙氏家藏”印。李一氓认为这是“明人'孙氏家藏’白文印，亦不知为淦何也”。笔者有幸请教了当代篆刻家韩天衡老师，他认同李一氓的看法，并从这枚印章的风格上大致判定当属明人，但究竟属于何人尚不能遽下定论，姑且存疑。
2．白文方形“郋园秘籍”印。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郋园老人，吴县（今属江苏）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与蔡元培、张元济同年。曾授吏部主事，后辞官归乡以读书、刻书为业。著有《书林清话》《郋园读书志》。他酷爱藏书，广为搜集各种图籍，袁氏卧雪庐、宋氏纬萧草堂、孔氏红榈书屋等旧藏皆为其所得，至清末已达二十余万卷，成为近代最为著名的藏书家之一。其藏书印有“德辉”“子孙保之”等。
4．朱文方形“一氓精鉴”印、朱文长方形“一氓过眼”印、白文长方形“一氓六十”印、朱文长方形“蚕丛鱼凫之印”、朱文长方形“毄揖词翰”印。
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书法家、目录版本学家。早年求学于成都、上海等地，后积极投身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著有《一氓题跋》《存在集》《李一氓回忆录》等。他对草堂十分热爱，为成都杜甫草堂的杜集收藏提供了极大帮助。
1964年5、6月间，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的李一氓偶然在北京中国书店见到《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便想为草堂收购这个本子。随后时任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也得知这一消息，六月五日，赵万里亲笔写信给李一氓，希望将该书留在北京。据赵万里致李一氓信函：
一氓同志：前几天我在中国书店看到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两册，虽仅存四、五卷，但却是从未著录的罕见本。和影印的绍兴本，分卷和编次都不同。我意这部书在使用范围和保藏妥善方面来说，似以留在北京图书馆较为合适。如蒙同意，北京图书馆可摄制照片，赠给成都杜甫草堂。乞鼎力玉成其事。不胜感谢！如何之处，请惠予考虑赐覆。……此致敬礼！赵万里。六四年六月五日。
李一氓得知赵万里有意为北图收购此书后，于六月八日赶紧给成都草堂来函：
宋本杜诗价未定，速寄六百元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多退少补，考虑到手成还须稍加装修及加一书套。赵万里已看见此书，他想要，我未允，原信附上，若你们不要，亦望来信正式告知我。……李一氓。六月八日。
六月十五日，李一氓已经抢先从中国书店为杜甫草堂拿到了《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而此时赵万里似乎心有不甘，将李一氓告到了文化部。
……宋本杜诗已到手，北京图书馆非要不可，甚至提到文化部，我未理会。但原书有缺页、有错简，要重新装订，拟另换封面做书套，并略有说明，俟这一切完毕，再寄成都。另有一部钞本杜诗，中国书店已寄上，宋本四百元……李一氓。六月十五日。
在此期间，草堂的六百元汇款也已经汇到了北京，据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市中国书店致杜甫草堂函：
杜甫草堂：6月23日收到汇款120．12元，所购之《杜少陵集》发票#96018请查收。另日前汇来的600元，除《草堂先生杜工部诗》计价400元（书已交李一氓大使）另馀200元已由李一氓大使取走，特此说明，现账均已两清。此致敬礼。附两张发票。
由于“原书有缺页、有错简，要重新装订，拟另换封面做书套”。李一氓取得此书后便约请人重装，“（北京琉璃厂）隆福寺修绠堂有一个很会修书的老工人韩斯久，如明刊本的半部《三国志演义》，就是他经手修的，要一张张地补虫眼，加衬纸。四川杜甫草堂有几本好书，也是这个老工人动手修的。”这部珍贵杜集或许就是这名工人重修。大约到七月间便已经重装完毕。李一氓还“就近请了北京的名人和名四川同乡，长长短短写了不少题跋，成为很可炫耀的一件珍本。”
杜甫纪念馆：《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已装好，颇多题观款，较热闹，但郭老及陈总现均不在京，想等他们回京题好后再送成都，否则，没有此好机会了。《草堂诗笺》可即送成都，特此通知。一氓敬礼。李一氓。七月廿一日。
杜甫纪念馆：《草堂先生杜诗》仍在我处，现正请康生写观款年，容后寄出。你们有雍正刊范廷谋《杜工部诗直解》，写明“三卷”，此间现有一种题“五卷”—你们是写错了，还是少了两卷，望查覆。敬礼。李一氓，十二月七日。
从1964年7月到1965年5月间，李一氓为此书题跋多方奔走等候，最终为此书邀请到的北京名人包括何香凝、陈叔通、齐燕铭、阿英、李初梨、徐平羽、康生；四川同乡则有仪陇朱德、乐至陈毅和江津李初梨。
直到1965年8月16日，在李一氓同志的坚持和努力下，这部宋版孤本杜集最终到达了草堂。宋刻孤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在元明时期流传情况不明，清末为叶德辉所得，民国间罗振玉又获之，后为其孙罗继祖继藏，1964年由李一氓在北京中国书店偶然发现并为草堂代购，次年归成都杜甫草堂收藏至今。成都杜甫草堂自五代韦庄寻得旧址重结茅屋以来，已逾千年，几经毁建，至今仍然兴盛，《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自南宋刊刻时算起，已历八百年，数经沧桑，正所谓“草堂先生应重归草堂，以得其所。”
二、《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残存二十六至五十卷，外集一卷。
是书半页十一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五字，四周双边，间有左右双边，双鱼尾，白口，版心有卷次和页数，卷末间有“云衢俞成元德校正”牌记。
从书中所钤印记，我们可以对其历代递藏进行大致考略：
1．白文方形“戴鹖甫印”、白文方形“邃谷子”印。戴冠（1485—1525？），字仲鹖，号邃谷，信阳（今属河南）人。明正德三年（1508）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山东提学副使等，工诗善文，与李梦阳、何景明相交游，著有《戴氏集》。其集中有《送湛少防入京集杜句五首》《读杜子美长贫任妇》《秋兴八首》等诗，可见他对杜甫十分推崇，或许因此促成了他收藏此书。
2．白文方形“玉兰堂”印。文徵明（1470—1559），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长洲（今属江苏）人。明代著名书画家和收藏家。据《天禄琳琅书目》及《续编》等著录，其藏宋元善本达四十余种。其藏书印有“玉兰堂”“停云”“辛夷馆印”“梅溪精舍”等。
3．白文方形“顾九锡印”。顾九锡，一为明人，一为清人。明顾九锡又名顾天赐（锡），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嘉靖、万历间。明代收藏大家顾从义之侄，顾从礼之子。曾重建顾瑛南溪草堂，隆庆三年（1569）文徵明之侄文伯仁曾为其作《南溪草堂图》（今藏北京故宫）；清顾九锡，生卒年不详，字一卣，号临邗，江都（今江苏）人。曾官儒林郎、盐运司运判、翰林院编修。著有《经济类考约编》《春江草堂文集》等。
今传米芾《蜀素帖》中便有一方朱文“顾九锡印”，经过比对，二印一朱一白，篆法也不同。但是，从《蜀素帖》中顾从义题跋来看：“……余自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得见于长安友人家，倾囊以之……又为沈石田、祝枝山、文衡山三先生所赏鉴，尤为可宝。……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闰五月，研山居士顾从义北上，舟南阳闸，展卷谨识。”帖中又见文徵明题款“嘉靖丁巳（1557）十月三日，长洲文徵明观”。九锡是顾从义之侄，他很有可能得到《蜀素帖》展玩并在上面钤印。同时，九锡与文伯仁相善，也很有机会得到文徵明所藏之本书。故由此推断，此顾九锡当为明人。
4．朱文长方形“明大夫南峤任及干家藏”印。据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明大夫，明知县别称。明璩昆玉《新刊古今类书纂要》卷五《仕宦部·外县知县》：“知县，正七品。令尹：知县也，又曰明大夫。”明黄一正《事物绀珠》卷八《称谓部》中《郡邑（府县）称谓类》：“邑大夫，又明大夫、良大夫……大冠，以上称知县。”由此可知任及干当为明代知县，其余不详。
5．朱文方形“季启”印、朱文长方形“季苍苇图书记”印、朱文方形“季振宜印”、朱文方形“苍苇”印。
季振宜（1630—1674），宇诜兮，号沧苇，泰兴（今属江苏）人。清初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顺治四年（1647）进士，历官兰溪知县、刑部主事、户部郎中等。其人好藏书，多搜购畜藏宋元善本。著有《静思堂诗稿》《季沧苇藏书目》，校刻有钱谦益《杜工部集》等。其藏书印有“御史之章”“振宜”“沧苇”“季振宜藏书”等。《季沧苇藏书目·延令宋板书目》著录“草堂诗笺二十本”当即此书。
6．朱文方形“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印”。富察昌龄，生卒年不详，字敷槎，一字堇斋、晋衡，满洲镶白旗人，刑部尚书富察傅鼐子，约活动于康熙乾隆间。清代著名藏书家，有藏书楼谦益堂，其所藏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曹寅。收藏印有“昌龄之印”“昌龄”“堇斋图书”等。
7．白文长方形“汪士钟字春霆号朖园书画印”、朱文方形“汪振勋印”、朱文方形“梅泉”印、朱文长方形“修汲轩”印。
汪士钟（1786—？），字春霆，号阆源、朗园，长洲（今属江苏人），清代著名藏书家。曾官至户部侍郎。其广搜宋元旧刻，建艺芸书舍以藏，著有《艺芸精舍宋元本书目》。藏书印有“汪士钟印”“阆源真赏”“汪士钟曾读”等。汪振勋，王重民先生认为：“余检振勋事迹，卒不可得，约当为士钟子侄辈。”林申清在《宋元书刻牌记图录》中有简要介绍：“振勋字绅之，号梅泉，清吴县人，藏书楼名'修汲轩’，殆为汪士钟族人，书林失载。”《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著录“杜工部草堂诗笺，存二十六之五十附录一卷”瑐瑠与此亦合。由是此书经由汪士钟和汪振勋递藏无疑。
8．白文长方形“铁琴铜剑楼”印、白文方形“瞿秉冲印”、白文方形“瞿启文印”。
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杜工部草堂诗笺二十六卷（宋刊残本）。……其二十七卷后有'云衢俞成元德校正’一行，他卷或有或无。每半叶十一行，每行大字十九，小字廿五……卷中有'玉兰堂’'季启’'季沧苇图书记’'长白敷槎氏谨斋昌龄图书印’诸朱记”。其所记与此书正合，可以确认瞿氏所藏正是此本。
瞿绍基（1772—1836），字厚培，号荫棠，常熟（今属江苏）人。清代著名藏书家。曾官阳湖县学训导。工诗文，喜藏书。所藏宋元善本至十余万卷。瞿镛（1794—1840），绍基子。贡生，曾为宝山县学训导。与其父志同道合，以藏书为乐。父子二人藏书处名为铁琴铜剑楼，是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瞿秉冲，字融之，铁琴铜剑楼第三代传人瞿秉清之弟。瞿启文，字斐卿，铁琴铜剑楼第四代传人瞿启甲之长兄。据《常熟市志》：“瞿启甲（1873—1940），字良士，常熟古里人。藏书家。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至启甲为四世。幼孤，随伯父秉渊及兄启文、启科读书。擅文学、书法，维护先代藏书尤谨。……建国后，其季子熙邦（凤起）商请两兄炽邦、耀邦，将全部珍本捐献于北京图书馆。”又《重修常昭合志》卷八《善举志》载：“继善堂，在罟里村……光绪十五年瞿启文、启科、启甲兄弟捐田二百四十亩，瞿植亦捐田助之，以租息为经费重建堂屋。”则瞿启文约光绪十五年（1889）前后在世。其在《杜工部草堂诗笺》钤印大约应在此间。
9．朱文方形“北京图书馆藏”印。北京图书馆，前身系一九○九年筹建的京师图书馆，一九二八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一九五一年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印为民国著名印人张樾丞所治。张樾丞（1883—1961），原名福荫，字樾丞，以字行，河北新河人。著有《士一居印存》。“二三十年代，张樾丞还为许多政府、文化机构治印，如为故宫博物院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章’，为北京图书馆治'北京图书馆藏’印等。”
五十年代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主要是继承了南宋缉熙殿，明代文渊阁，清内阁大库、翰林院，北海图书馆并入时旧藏，以及故宫博物院的拨交，图书购买、缴送和相当一部分著名社会人士的捐赠。而北图所得此本很有可能来自瞿氏所捐。
据《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第四章“瞿氏献书纪实”的考述，瞿氏数次捐赠北图藏书共计五百九十五种约四千册。但从相关捐赠目录来看，并无此书。经查民国二十二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也无此书。一九五九年《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第六册）则著录了此书：“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宋刻本，7册，存二十六卷。二十六至五十，外集。”但是并未注明来源。由于“1933年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的著录只限于当年所谓甲库的收藏。”又“一九五九年的八卷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原则上只收录一九四九年以后新收的善本书……一九四九年以后，北京图书馆接收了大量个人藏书家之藏书，一九五九年八卷本北京目反映的是这批新收善本书。”因此可以大致推论这部《杜工部草堂诗笺》并非是来自于内阁大库及翰林院旧藏，而是来自建国后著名藏书家诸如“周叔弢、瞿济苍、刘少山、刑之襄、傅忠谟、赵元方、蔡瑛、吴良士等捐赠”。另外由于此本并没有其他藏书章，故很有可能是瞿氏直接捐赠给了北图。而由于某种原因并没有注名“瞿捐”。比如瞿氏1953年所捐赠之宋刻《门类增广十集注杜工部诗》，在1959年所编《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就没有注名“瞿捐”，且卷数记载有误。
直到1960年，文化部在北京图书馆将该书调拨给了杜甫草堂。据成都杜甫草堂档案资料：“《杜工部草堂诗笺》26卷，7册，南宋刻本。1960年8月由文化部向北京图书馆调拨给成都市文化局。1964年11月19日由成都市文化局交杜甫草堂收藏。”经手人为马子超和林延年。
要之，宋刻残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宋元时递藏情况不明，在明季由戴冠、文徵明、顾九锡等收藏，入清又经季振宜、富察昌龄、汪士钟、汪振勋等递藏，瞿氏铁琴铜剑楼为最后私人藏家，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1960年划拨成都市文化局，1964年交由成都杜甫草堂收藏。
三、《杜工部草堂诗笺》残存一至二十二卷。
该书是由两部宋刻残本拼凑而成。卷一至十三，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行二十六字，左右双边，间有书耳记卷次、页数；目录、卷十四至二十二，半页十一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五字，四周双边，间有左右双边。
1．朱文方形“顾仁效收藏图书”印。顾仁效，生卒年不详，长洲（今属江苏）人。约正德、嘉靖间前后在世，筑有阳山草堂以居。明王鏊有《阳山草堂记》，祝允明有《顾秀才阳山草堂》诗。其人好音乐，工绘画，富藏书。南京图书馆藏宋刻《字苑类编》即有此印。藏印有“长洲顾仁效水东馆收藏图籍私印”“南京兵马指挥司副指挥堂关防”“静学文房之印””等。其收藏过《资治通鉴纲目》《春秋经传集解》等书。
2．朱文方形“古虞毛氏奉叔图书记”、朱文长方形“汲古阁图书记”印、朱文方形“海虞毛表奉叔图书记”印、白文方形“毛表之印”、白文方形“毛表奉叔”、朱文方形“奉叔”印、朱白文方形“毛表之印”、朱文方形“字奉叔”、白文方形“字奉叔”、白文方形“汲古后人”、朱文方形“毛表”、朱文方形“虞山毛氏汲古阁收藏”、朱白文方形“奉叔父”印、白文方形“毛表私印”、朱文方形“毛表之印”。
毛晋（1599—1659），原名凤苞，晚年改名晋，字子晋，号隐湖、汲古阁主人等，常熟（今属江苏）人。少为诸生，曾从钱谦益游，好古博览，喜藏书，曾刻《十三经》《十七史》等书六百多种。其藏书、读书、校书之处有汲古阁、绿君亭、目耕楼等，尤其以汲古阁为著名。
毛表（1638—1700），字奉叔，号正庵。毛晋第四子。继承父志刻书，所藏书有“毛奉叔氏”“中吴毛奏叔收藏书画记”“毛姓秘玩”等钤记。曾藏有《荀子》《文选》《张子语录》等书。
3．白文方形“稻香草堂印”、朱文方形“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印”、白文方形“昌龄之印”、朱文方形“昌龄”印、朱文方形“堇斋图书”印、朱文长方形“谨斋”印、白文方形“昌龄”印、白文方形“谨斋”印、朱文方形“昌龄之印”、朱文方形“晋衡”印、朱文长方形“墨香堂”、朱文方形“墨香堂书画”印。
富察傅鼐（1675—1736），字阁峰，满洲镶白旗人。官至兵部、刑部尚书。“所居稻香草堂，有白雁峰、鳌峰、东皋、南庄诸胜，积书万卷。”因此“稻香草堂印”可能是其父所收图籍，也可能是其沿用父亲斋号。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著录“旧写本吴郡乐圃朱先生余稿”钤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印”“墨香堂图书印”“栋亭曹氏藏书”“栋亭”印。又卷十五著录“旧写本《滦京杂咏》”钤有“栋亭曹氏藏书”“栋亭”“墨香堂图书印”“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印”。从这两部书的用印来看，只有曹寅和富察昌龄二人。
另外，在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中有一段题跋云：“何物宁馨讶济师，浓存董意淡存倪。须知有法归无法，丘壑心胸手取之。庚戌上巳题石涛长卷一绝。墨香堂。”瑑瑥庚戌当为雍正八年（1730）。这也与富察昌龄所生活年代相吻合，因而“墨香堂”印极有可能是富察昌龄所有。
4．朱文方形“吴氏筠清馆所藏书画”印、白文方形“粤人吴荣光印”、朱文长方形“荷屋所得古刻善本”印。
吴荣光（1773—1843），字伯荣，号荷屋，斋名筠清馆，广东南海（今佛山）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历官监察御史、刑部郎中、湖广总督等。“酷嗜金石，精鉴赏”，工书画，富藏书，其藏书楼名为赐书楼。著有《筠清馆金石记》《辛丑销夏记》等。
5．朱文方形“方氏碧琳琅馆藏书印”、朱文方形“柳桥鉴赏”印、朱文长方形“曾在巴陵方氏碧琳琅馆藏过”印、白文方形“方惠藏印”。
方功惠（1829—1897），字庆龄，号柳桥，巴陵（今湖南岳阳）人。清末著名藏书家。曾任番禺、南海知县等。自幼嗜书，喜藏书刻书。有藏书楼“碧琳琅馆”，储书数十万卷，所藏宋元精椠秘本尤多。藏书印有“方功惠印”“巴陵方氏玉笥山房”“巴陵方氏所得古刻善本”等。
清光绪初，方氏曾据此本进行翻刻。陈澧序云：“近者方柳桥太守得《诗笺》元刻本于南海吴荷屋中丞家。”陈氏谓此书为“元刻本”当误，但是说明方氏此书得自于吴荣光。方功惠殁后，其孙湘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将其书尽售于京。据李希圣《雁影斋题跋自序》：“余以辛卯乡试与湘宾为旧交，又值戊戌八月，余方持妇服，……时余寓北半截胡同，湘宾赁屋沙土园，颇宏敞，而无车马之喧。乃请予馆其家，为定书目。……迨庚子夏五，红巾难作，湘宾仓卒南归，书亦稍稍为人售去。……癸卯十一月……时湘宾已死，……公私涂炭，书籍散亡。”瑑瑧刘承干、董康、吴昌受、缪荃孙等人都买到一些。其时缪荃孙在京也见到了方功惠藏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在上海看到了蒋凤藻的藏书，在北京看到了方功惠的藏书，他购买两家藏书费去千金。”瑑瑨由此推测，可能此书大约在光绪二十四（1898）至二十九年（1903）间从方氏散佚。
6．朱文方形“大兴孙达字少春号再羹鉴藏金石书画经史图籍心赏之印章”印、白文方形“光绪十年以后所藏书”印。
此印李一氓认为是“大兴孙迟”，误。当为“大兴孙达”。孙达，生卒年不详，字少春，号再羹、籀庵。约清末民初在世。其父孙汝梅（1835—1889），初名燕诒，后改汝梅，字问羹，号春山。光绪六年（1880）进士。服官驾部，己丑六月中暑一病不起而卒瑑瑩。著有《读雪斋金石题跋》《古泉汇考诗文集印存》等。
孙壮（1879―？）字伯恒，号雪圆，孙达侄。著名书法家、收藏家，对青铜器研究颇深，曾任商务印书馆馆长、河南省博物馆馆长。
据民国十三年上海涵芬楼影印《读雪斋印谱》卷首孙壮序：“先叔祖考春山公收藏秦汉鉥印三百余方，庚子（1906年）兵燹散失殆尽……丁巳（1917）秋，陈君叔通自滬来札见有《古泉鉥印》二册，首列先叔父少春公序文，审为吾家故物……壬戌（1922）二月北平孙壮谨识于京师。”
又《读雪斋藏清手拓古钱币拓本》有两则孙达题记：
1．此册汉魏六朝唐宋各种古泉计二百廿品之多。皆精奇罕见之泉。均系潘伯寅、鲍子年两世丈藏泉所赠精拓也。先驾部得之，视若至宝，达虽不才，亦有此癖，粗窥家学。……庚寅初冬雪融窗下。北平籀庵孙达藏。”
2．此册古泉，皆潘、鲍两先生收藏，罕见奇品无美不臻、无妙不备，……今日晴窗无事，检查金石书帖。重展此本，复题数字，后有得之者，幸勿以寻常文字视之也。辛卯春日再羹氏欣赏并书。”
又《孙君汝梅传》称：“评赏至确，收藏日富，一时鉴古家如吴县潘氏、顺德李氏、南皮张氏、福山王文敏公及吴君愙斋辈争相推重。”这与孙达称潘祖荫和鲍康为“两世丈”相吻合。而《读雪斋金文目手稿》目录署名“先驾部春山府君编录稿本”，钤有白文“金石癖”、朱文“大兴孙达字少春号再羹行十图书之章”两方印。这与孙达所谓“先驾部得之”也相契。因此可以肯定孙达是为孙汝梅之子，孙壮则为孙达之侄。从两则题记的落款时间来看，庚寅为光绪十六年（1890），辛卯年为光绪十七年（1891）。孙达约此时在世。那么根据此部《杜工部草堂诗笺》中钤印“光绪十年以后所藏书”来推测，很有可能是孙达所有。
7．白文方形“黄县丁氏藏书”、白文方形“菊甦审定善本”印、朱文方形“菊甦读过”印、白文方形“丁氏菊甦”印、朱文方形“丁氏菊甦”印、白文方形“书存徐乡丁氏”印、白文方形“藜青室”印、白文方形“悔庵”印、白文长方形“秋香阁寄藏印”、朱文方形“丁菊甦文学印”。
丁宪曾（1851—1892），字彝斋（一说毅斋），号捷生。丁树馨子。光绪元年（1875）副贡，官至刑部侍郎。善书，工篆隶，间亦搜罗图籍，考订金石，生平手校书十余种。著有《寄彝阁丛书》。另据《山东通志》，宪曾尚有《秋香阁诗存》。由此推断，秋香阁可能为宪曾斋号。因此在孙达之后，此书很有可能流入山东黄县丁宪曾秋香阁寄藏。
丁菊甦（1910—？），名绍浵，字心佛，号菊甦、悔庵等，别署黄山山长、黄山诗衲、还读盦主。丁宝珊孙、丁寿侨子。其人“好聚书，精鉴别”，建“还读盦”读书、著书为乐。藏书印有“还读盦主”“黄山山长”“菊甦翰墨”等。丁氏藏书，大半来自方功惠碧琳琅馆。
丁菊甦是黄县丁氏“西悦来”一枝的后人，“西悦来商号的古物收藏始于十四世丁宝珊，他在北京官居其间，结识了不少著名的金石学家，如王懿荣、鲍子年、盛昱等……他凭借丰厚的家资，广泛收购金石文物，其中尤以古籍善本、碑拓和砖瓦著称。其子丁寿侨（1884—1947年），字鲁臣，号铁生，“西悦来”六份的掌门人，也是知名的文物收藏者，他所收藏的图书，仅次于当时黄县王氏家族的“海蠡阁”。丁寿侨之子丁心佛承其父志，父子二人的收藏及著述现存山东省博物馆。”瑒瑢丁宪曾是黄县丁氏“丁百万”泰来一枝的后人，二人属同宗。因而在宪曾之后，该书又为丁菊甦所得。
另据山东省博物馆藏稿本有《藜青室札记》一卷，《悔庵丛纂》二卷，署名丁心佛瑒瑣。因此“藜青室”“悔庵”二印也当属于丁菊甦。
另外，此书还钤有朱文方形“松梦簃主人”印、白文长方形“玉雨轩主人珍藏”印、朱文长方形“香雪轩藏书”印、朱文方形“中禁词臣”等印，待考。
8．朱文方形“一氓精鉴”印、朱文长方形“蚕丛鱼凫之印”、朱文方形“成都李一氓”印、朱文方形“一氓读书”印、朱文长方形“毄揖词翰”印。
大约丁菊甦去世后，此书散落山东，1964年夏，李一氓为成都杜甫草堂代为收得，期间也颇费周折。1961年6月23日济南古旧书店给杜甫草堂的信函：
杜甫草堂负责同志：我店收到“杜工部草堂诗笺”一书，十册，系南宋刻本，此书存1—22卷。查草堂诗笺应为40卷或50卷本，没有一个22卷本，这是两种宋刻残本合起来的上半部。根据藏书印记鉴定，最初曾在明正德年间藏书家顾仁效处收藏过，以后又传到汲古阁后人手里，传到巴陵方功惠的碧琳琅馆时，方氏曾在光绪二年（1876年）以此书为底本重刻了一部二十卷本的“杜工部草堂诗笺”（据你处书目载藏有此刻本），以后又辗转至我省黄县丁佛言家，我店于最近始从民间购回。据莫友芝书目上载有此书。根据有关方面研究此书供应你处较为合理。特致函联系，是否需要请示知（疑）。致敬礼。
大概杜甫草堂想要收藏此书，但书价金额颇高，需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于是希望对方能够暂时保留此书。因此1960年1月21日，济南古旧书店给杜甫草堂发来电报一封：“杜甫草堂：宋版草堂诗笺价可研究，书暂留。”（此处草堂档案编年可能有误，应为1962年1月21日。）另据济南市古旧书店给杜甫草堂的信函：
杜甫草堂：来信收知，“草堂诗笺”一书原定价二千五百元。经请示上级，同意按八折售予您处，如需要请汇款即寄。此复。致敬礼。济南古旧书店6.8。
就在济南古旧书店与草堂就此书价格商谈过程中，山东省图书馆也得到了消息，并极力想要收藏此书。于是济南古旧书店紧急给草堂发来电报一封：“杜甫草堂：草堂诗笺一书省内欲留，详情后告。”随后，七月二十日，济南古旧书店致杜甫草堂函：
杜甫草堂管理处：先后来信及来电均收讫，“草堂诗笺”一书在我店与您处联系后，山东省图书馆也一定要坚持收藏此书，现该馆已向上请款购买，倘如经费不足即作罢，因此该书能否给您处寄上暂时还不能肯定，待以后确定后再与您处联系，请原谅。
我店原来研究意见认为您处专收藏杜甫及其有关著作的不同版本，并从您处寄来的藏书书目上了解到尚未收藏到宋刻本杜甫著作，因此认为将“草堂诗笺”一书分配给您处作用较大，故与您处去信联系（当时未与山东省图书馆商谈），后山东省图书馆知道此书后即积极设法收留此书，我地省市文化领导机关也指示先尽省图书馆收藏，因此我店不便先将此书与您处寄上。以上是该书分配计划的变更情况。如果您处能将需要此书的理由通过有关方面直接与我地文化领导机关联系也许可以协商解决。特此函复。再联系。致敬礼。
几天后，济南方面仍未收到成都草堂的回复于是又来函询问，据1962年7月29日，济南古旧书店给草堂来函：“杜甫草堂：“草堂诗笺”（宋刻）一书，遵嘱暂留，现已三月，未见出告，是否需要继续保留，请示□。致敬礼。济南古旧书店。”
另一方面，李一氓经由王原生同志也得知了济南有一部宋刻本杜集。王原生，其人不详。据成都杜甫草堂档案资料编号605：
王原生同志告我济南书店有一部宋本杜66诗，我已请康生同志写信去济南调来看看，再告诉你们。此致，敬礼。李一氓。六月八日。
又：
济南的宋本，俟收到后告诉你们是什么本子，多少钱。再做定夺。毛刻文集及日本书均已交邮。收到后告知。李一氓。六月十五日。
李一氓这两封信杜甫草堂档案资料编在1964年。最终可能是李一氓经康生给山东方面去函，才将此部宋刻杜集收归草堂。据《李一氓致草堂信函》：
杜甫纪念馆：宋本草堂诗笺十本已航空寄上，请查收。关于版本有关问题我附上了一个小跋……李一氓。六月四日。
李一氓跋云：
……杜甫纪念馆藏诗笺十一行本自二十五卷起，虽合以此本，仍差二十三、二十四两卷也。康生同志自济南回京，云见此书，急函济南，为成都草堂收得，因并志之。六四年夏，李一氓。
因此，几经波折，这部宋刻杜集终于收归草堂。宋刻残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宋元递藏情况不明，约正德、嘉靖间前后为苏州顾仁效所得；万历、崇祯间由虞山毛表继藏；清代则经由富察傅鼐、富察昌龄父子以及吴荣光、方功惠、孙达转相收藏；清末民初则归山东黄县丁宪曾、丁菊甦所有，1961年为山东济南古旧书店收得，1964年经李一氓为草堂购得，由成都杜甫草堂收藏至今。
成都杜甫纪念馆成立之初，便十分留意杜集版本的购藏，一是派人到全国各地实地寻访杜集版本，二是向有关国家博物馆、图书馆、古籍书店去函希望他们协助征集或杜集版本，三是接受社会捐赠，四是请人代购。正是由于国家有关单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才有了杜甫草堂系统收藏杜集版本的蔚为壮观，成都草堂所藏三部宋刻杜集虽为残秩，但是年代久远、版本珍贵，尤其历经各代著名藏书家和文化名人递藏，在杜集流传、杜集版本研究、杜甫文化传播等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