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终于，雅典人将征服的矛头指向了提洛同盟中的盟邦。从纳克索斯到塔索斯，一个又一个提洛同盟成员国倒在了雅典的淫威之下。曾经的雅典同盟渐渐地蜕变为雅典人主宰下的雅典帝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厄运降临在雅典的盟邦纳克索斯身上。公元前466年[1]，提洛同盟的创始成员纳克索斯退出同盟。修昔底德写道：“紧接着就是一场战争，经过围攻，纳克索斯人不得不归顺于雅典。”他还说，雅典人是在奴役同盟城邦，这是违反先前订立的盟约的。并且他知道，纳克索斯是第一个被奴役的城邦，但绝不是最后一个。修昔底德没有告诉读者纳克索斯为什么要退出提洛同盟，但是他在总结提洛同盟成员反抗雅典——他称之为“叛乱”——的原因时写道：“在引发叛乱的各种原因中，主要原因都是缴纳贡金或提供舰船的数目不足，或是拒绝服役。因为雅典人非常严厉，他们横征暴敛，对于那些不习惯于而且事实上也不愿意为雅典人不断地效力的人们施以必要的暴力，因而丧失人心。”
上方引用的修昔底德的原文来自徐松岩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从“施以必要的暴力”这个短语来看，修昔底德似乎想要把雅典人对盟邦的高压举措淡化为“必要的暴力”，这倒不令人意外，毕竟修昔底德是雅典人。不过在谢德风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给出的译文并不一样，在这本书里，“施以必要的暴力”被翻译为“进行严重的压榨”，如果谢德风的译文是对的，那么修昔底德是在毫不避讳地揭露雅典人的严酷。不过，如前所述，即便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也说雅典人“横征暴敛”。
修昔底德还在下文中解释了雅典人镇压那些反抗的城邦的原因，他写道：“在其他方面，雅典人作为统治者，已经不再像起初那样得人心了；一旦雅典人所承担的兵役额度超过其应有的份额，相应地就容易使他们强迫任何想脱离同盟的盟邦回到同盟中来。”
不过，这位古希腊史学家在叙述纳克索斯被奴役一事时，并没有详述这个盟邦受到了怎样的奴役。唐纳德·卡根对此做了推测：“看起来可能的情况是，纳克索斯的海军被解散，因此将不能再提供船只与人员，只能缴纳贡赋。纳克索斯也许还得接受雅典驻军，船只与部分土地也许被雅典人没收，并且，雅典人有可能还在没收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殖民地。”
可能令人不解的是，明明雅典人对纳克索斯进行了奴役，但是唐纳德·卡根却还是认为也许雅典人的做法得到了提洛同盟的许可，他表示：“我们或许仍然肯定，雅典的这次行动得到了同盟的许可。退出同盟这种事情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否则同盟很快就会分崩离析。”而在紧接着的下一句话中，他也注意到，尽管雅典的做法可能没有违反提洛同盟的意志，但雅典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通过再一次使用武力来镇压希腊同胞，雅典正在变得更加强大。”
雅典没有停手。从纳克索斯开始，在公元前466年到公元前455年间，雅典征服了多个不甘俯首听命的城邦。被征服者通常需要交出武装，定期纳贡，于是完全丧失主权，沦为雅典的附庸。甚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中在介绍纳克索斯被奴役一事时称：“这是雅典违背原先订立的盟约而奴役同盟城邦的第一例，之后同盟的其他城邦就这样逐个地遭到了奴役。”
从此看来，整个提洛同盟最终都没有逃出雅典的手掌心。不过，在谢德风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修昔底德此言的翻译有所不同，他的译文是：“这是原来的同盟宪法遭到破坏的第一个例子，一个同盟国丧失了它的独立。”但是，徐松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的译者注中认为谢德风的这句译文属于误译。笔者不敢轻易断言两位译者的是非，希望将这个问题交予读者判断。
不过，无论修昔底德的这句话应该如何翻译，雅典的盟邦纷纷脱离提洛同盟都是不争的事实。
唐纳德·卡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修昔底德用纳克索斯岛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同盟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纳克索斯不是唯一一个造反的城邦，而雅典对这些造反者的处置则越来越严厉。这已经成为了一个规律。”
这位学者认为，这些成员国之所以要退出同盟，是因为它们不愿意或者已经没有能力再缴纳贡赋、提供船只或者参加军事行动，而雅典在在征收贡赋、要求盟邦提供服务的时候又总是毫不留情。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应该是来自修昔底德对提洛同盟成员国“叛乱”原因的表述。
在此之外，就这些成员国不能忍受雅典领导的原因，这位学者还提出了修昔底德没有提出的观点。他声称，据说雅典之所以被推举为盟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客蒙等人的平易近人、圆通老练，而在成员国反抗雅典的时候，客蒙虽然还在，但雅典指挥官的表现却因为环境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唐纳德·卡根引用了一则史料论证自己的观点：“雅典人不再是受人爱戴的领袖。在战斗中，他们也不再把自己与其他人平等看待，并且他们发现，要镇压那些造反的城邦，简直易如反掌。”
有趣的是，这位学者声称这则史料来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99章第2节，但是笔者查阅了该书的这个部分后，却发现对应内容和他的上述引文并不一样。
不过，如果雅典人真的自认为比盟邦更高一等，那也不奇怪。他们确实有这个底气。因为盟邦对雅典的反抗与雅典对盟邦的镇压是一种恶性循环：被雅典成功镇压的盟邦都被迫解散舰队，改为缴纳贡赋，这样一来，它们就更加衰落了，而雅典则相应地增长了实力。
除开直接奴役盟邦，雅典人还挪用了提洛同盟的公款。徐松岩在论文《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在历史上，雅典人主要把本来属于提洛同盟的这笔公款用于支付五种花销：一是继续大力扩充雅典海军；二是控制和奴役提洛同盟成员国；三是发动新的攻势（如在埃及的军事行动），力图占领更多的波斯领土；四是与斯巴达及其同盟者作战，企图称雄全希腊；五是购买粮食，养活部分入居城市的雅典公民。徐松岩认为，这些花销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令提洛同盟中的各盟邦得以独立，而是为了雅典人自己的利益，从而把异邦人的公款当作侵略扩张、镇压异邦人反抗的军费，这与提洛同盟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如果说雅典同盟所进行的战争曾经在大体上代表了雅典和盟邦的共同利益，那么在提洛同盟逐步变质，成为雅典人的统治机器后，雅典同盟的战争则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体现了雅典统治集团的意志，提洛同盟渐渐变成被雅典掌握在手中，用以侵略扩张的工具了。
提洛同盟金库及其巨额存款在公元前454/453年被移至雅典，雅典人把它作为战利品，并按照惯例把其中的六十分之一移交给雅典娜神庙。徐松岩评价道：“这意味着雅典公开侵吞同盟者的公款 , 标志着雅典同盟在整体上发生质变。”
如果提洛同盟由雅典一手遮天，那么它的存在似乎违背了建立它的初衷。可能正因如此，攸里梅敦河之役的大捷引发了对提洛同盟继续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唐纳德·卡根对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中写道：“这次胜利的决定性意义如此鲜明，对波斯造成的打击如此重大，又募得了如此之多的战利，以致于一些人将认为，对抗波斯的同盟在经济军事方面实在令他们负担沉重，这个同盟不再有必要存在了。不过，雅典人的想法正好相反，因为波斯人依然没有放弃对爱琴海地区的野心。”[2]
雅典人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根据古希腊史学家狄奥多罗斯的说法，波斯对攸里梅敦河之役做出了反应，这的确值得顾忌。狄奥多罗斯写道：“波斯人在遭到如此重大的打击以后，害怕雅典人的实力坐大，又开始建造大量三层桨座战船。”这句话里的“如此重大的打击”指的便是攸里梅敦河之役。但是，雅典的盟邦们恐怕不再愿意与雅典站在一起。唐纳德·卡根写道：“也许雅典人的想法才是正确的，但盟邦却越来越躁动，迫使雅典人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强迫手段。”
雅典已经对自己的盟邦造成了威胁，如果盟邦等到自己被雅典的盘剥逼反，那恐怕是坐以待毙。但要是仅凭自己的力量反抗，又难以打败已然一家独大的雅典。因此，当身为盟邦之一的塔索斯于公元前465年揭竿而起时，就想到了借助斯巴达人的力量。
塔索斯是提洛同盟的创始成员之一，是一个富有而且强大的城邦，还拥有自己的舰队。它对雅典的反抗被唐纳德·卡根称为“叛乱”。唐纳德·卡根声称：“塔索斯叛乱的原因与纳克索斯人完全不同。”他还写道：“塔索斯叛乱，是因为她与雅典在一些贸易集散地以及一处矿藏的控制上产生了冲突。”引文中的“她”应该是指塔索斯。这位学者的这一说法应该来自修昔底德。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中记载道：“由于对塔索斯岛对面色雷斯海岸的市场和他们的矿产的所有权发生争执，塔索斯人发动暴动。”修昔底德似乎没写清楚是什么人和塔索斯人发生了争执，不过笔者认为应该是雅典人。在前面提到的这本书的译者注中，译者徐松岩提及“塔索斯人在色雷斯海岸地区拥有一金矿，每年从那里获得巨额收入”，他提供的这一信息来自希罗多德的《历史》。
不难看出，雅典人动了塔索斯人的蛋糕。唐纳德·卡根如此描述塔索斯人的这些经济来源：“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经济来源，一旦落入雅典的控制，对塔索斯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塔索斯人不惜与雅典一战。
战争爆发了。雅典人率领一支舰队前往塔索斯，在海上击败塔索斯人后，他们在该岛登陆。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约与此同时，雅典人另有动作：雅典人派遣公民和同盟者一万人，移居到一个名叫“恩尼亚·荷多伊”或“九路”的地方，即后来叫作安菲波里斯的地方。这些人成功击败了九路原来的居民爱多尼亚人，夺取了此地。但当他们深入到色雷斯内陆时，在爱多尼亚人的城镇德拉卑斯库斯被集结起来的色雷斯人分割围歼。色雷斯人认为雅典人在恩尼亚·荷多伊建立殖民地是对他们的一种敌对行为。
雅典的这一做法和塔索斯的反抗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唐纳德·卡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中写道：“九路靠近色雷斯海岸，与塔索斯隔海相望，对同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作为对付马其顿人的根据地。在九路殖民应该是提洛同盟的行动，不过，也许正是因为建立九路殖民地、雅典影响力深入塔索斯周边，令塔索斯不安，所以引起了这次叛乱。”
这位学者声称雅典人建立九路殖民地，因而引发了塔索斯的“叛乱”。这似乎有点奇怪。因为如前所述，雅典人是在塔索斯“叛乱”以后才建立九路殖民地的，所以这个观点看起来并不合理。不过，也许雅典人在塔索斯“叛乱”前就打算建立这个殖民地，而他们要建立九路殖民地的风声让塔索斯选择了揭竿而起。
如果唐纳德·卡根的推测没错，塔索斯人就是因为雅典人建立九路殖民地、雅典影响力深入塔索斯周边，因而不安，选择了“叛乱”，那么这大概足以说明，即便盟邦没有因为雅典的盘剥而反抗，仅仅雅典的扩张活动，也足以把它们逼上梁山。
按照《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的说法，雅典人派出的殖民九路的殖民者在被当地人打败之后，就放弃了这个殖民点。而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来看，书中没有提到雅典人事后对色雷斯人发动反击。笔者个人认为，这么看雅典人似乎确实可能放弃了九路这个殖民地，最起码他们在色雷斯人面前受挫了。尽管如此，雅典人对塔索斯的讨伐却仍在继续。
塔索斯人在陆战中被击败，城市被围攻。于是，他们向斯巴达求援，要求斯巴达人出兵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斯巴达人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告知雅典，就答应了塔索斯人的请求，并准备出兵阿提卡。
但是，命运站在了雅典人这边。公元前465年，斯巴达发生地震。据记载，此次地震使斯巴达人损失惨重，完好的房屋仅剩下5间。屋漏偏逢连夜雨，同时，斯巴达的黑劳士（即“希洛人”）以及皮里奥西人中的图里阿人和埃萨亚人前往伊索麦，脱离斯巴达。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斯巴达无法出兵。于是，雅典人得以不受掣肘地继续对塔索斯展开围攻。公元前463年，塔索斯人接受了雅典人提出的条件，拆除了城墙，交出了舰队，立即按要求给付赔款，以后缴纳贡金，放弃包括矿产在内的大陆上的领土。唐纳德·卡根评论道：“这是雅典到那时为止作出的最严厉处罚。这显然给雅典带来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不过也让雅典更加不受欢迎。”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里，这位史学家还引用了一则来自狄奥多罗斯的《希腊史纲》的描述，他认为其中所描述的同盟的情况应该是在塔索斯被攻陷之后不久的事情，这则引文为：
“总地说来，雅典人的权势越来越强大，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盟邦以礼相待；相反，他们统治盟邦，骄横而粗暴。很多盟邦无法忍受他们的无礼，相约起义；有的甚至不把同盟大会放在眼里，自己想怎么行事就怎么行事。”
在这则引文后，唐纳德·卡根评论道：“此处最后一句描述中，狄奥多罗斯似乎暗示这些盟邦希望独立，公然挑战同盟。”
上述来自狄奥多罗斯的引文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的中译者曾德华翻译的，而在席代岳翻译的《希腊史纲》中文版里，读者可以找到席代岳对这一文段的翻译，席代岳的译文和曾德华的略有出入，席代岳是这样翻译的：
“一般来说，雅典人拥有的权势已经获得很大的进展，虽然他们过去对盟邦都很公正，但现在无法保持原有的态度，只是用粗暴和傲慢的方式加以统治。因此，大多数的盟邦无法长期忍受严苛的待遇，彼此讨论要高举反叛的义帜，还有一些城邦藐视泛希腊会议的权威，所有的作为如同独立的城邦。”
上文中的“泛希腊会议”应该是指提洛同盟的同盟大会。如果席代岳的译文比曾德华的译文更加符合原文本意的话，不难看从中出来，在当时，雅典的盟邦已经不再被视为独立的城邦了，以至于一些城邦的所作所为如同独立的城邦都被狄奥多罗斯视为反常。此外，笔者斗胆揣摩：可能唐纳德·卡根也把这一文段理解为那些城邦行事如同独立的城邦，所以才会说狄奥多罗斯似乎暗示这些盟邦希望独立。
不过，无论是曾德华的译文还是席代岳的，都显示出盟邦们普遍要反抗雅典的统治。只不过，唐纳德·卡根在揣摩狄奥多罗斯似乎暗示这些盟邦希望独立后，紧接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中写道：“但是，只要没有其他事情让雅典分心，这些盟邦就不可能得逞。”虽然这位学者贬义词“得逞”来指代这些盟邦对雅典的反抗似有不妥，但是这句话还是告诉了读者，雅典的桎梏没那么容易挣脱。现在，连斯巴达都无力支援雅典的盟邦，雅典更可以专心打造属于自己的帝国了。
（写到这里，笔者自认为已经将雅典一步步征服提洛同盟中的盟邦的过程较完整地梳理了一遍，限于笔者水平，笔者已无力再添加关于其它城邦被雅典征服的内容。同时，雅典在征服过程中的几个主要节点笔者都有提及，因此再谈其它城邦如何被征服这一话题也已意义不大了。笔者自认为颇为啰嗦，因而在此大胆地做一番揣摩：读到这里，想必读者也对雅典征服提洛同盟中的盟邦的背景和大致过程有了基本的了解，无须笔者再多言了。因此在下一章中，笔者将不再梳理雅典人征服这些盟邦的过程，而将对雅典帝国的性质等等及其是否统治了所有提洛同盟中的雅典盟邦这一问题做一些介绍。）
[1] 这个年份来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中，对雅典与纳克索斯的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给出的年份是“大约在公元前470年”。
[2] 笔者个人认为，引文中的“将”字似乎应该删去，因为它使得这句话有点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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